明清民国顺德的基塘农业与经济转型

吴建新

　　【内容摘要】在顺德县基塘农业中，池塘以淡水养殖业为基础而兼有蓄水的生态功能，而基面上的作物应对市场而转换，由此形成不同的基塘类型。基面作物的转换与经济类型的变化有关。明代的果基鱼塘，促进了面对国內市场的果品加工业的形成。清代桑基鱼塘大发展，产生了面对国际市场的缫丝业；晚清民国初年机器缫丝业兴起，桑基鱼塘与外向型的缫丝业更紧密连接一起。30年代前期，面对国际经济危机，广东当局兴起机器糖业，带动了蔗基鱼塘的产生；并发起了蚕业复兴运动，对丝业发展模式做了一些修正，使桑基鱼塘在世界性经济危机的背景下得以延续。

　　【关 键 词】明清民国；顺德；基塘农业；经济转型

　　【作者简介】吴建新（1954—），华南农业大学农史研究室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华南农业史。

　　明清民国时期顺德是华南主要的蚕丝产区，30年代中期以后还是重要的蔗糖产区，基塘农业是当地农业史上的突出成就。在历史上主要有果基鱼塘、桑基鱼塘、蔗基鱼塘等3种主要的形式，其形成与当地的地理环境有非常密切的关系。顺德处于西北江三角洲的下游，经常受洪涝灾害，低洼田地多，修建水利工程是发展农业的首要条件。除了修筑堤坝，还要将低洼田地开挖成池塘蓄水以防涝，池塘与池塘之间、池塘与河涌之间，用闸窦相连贯通，整个基塘区就形成了一个有排灌作用的庞大水利系统。而基塘区内的农作制度就在这个水利系统的基础上进行。基塘农业分为基面和池塘，传统时代的池塘只养殖4大家鱼，其饲养的鱼类和鱼种的配比没有很大的变化。顺德农民主要以基面作物的变化、基与塘比例的转换来应对市场，从而配合经济的转型。以往对于顺德基塘农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桑基鱼塘，但是对于基塘农业与当地经济转型的关系尚未见[1]。本文主要论述的是这一点。

一、明代中叶的果基鱼塘与经济转型

　　顺德在明代景泰2年开县，是水域广阔、沙田广袤的水乡，农业以稻作为主。开县之后，人口增长很快。嘉靖年间顺德已经有人口增长率很高的记载，[2]但是耕地并没有很大的增幅。顺德境内的田土在嘉靖、万历年间已经达到饱满的程度。天顺6年顺德县的耕地为8475顷，嘉靖元年8566顷，万历10年8700顷[3]。为此顺德的宗族纷纷到香山占垦沙田[3]，但毕竟单纯扩展沙田并不能真正舒缓人口的压力。于是顺德人在人口、耕地的双重压力下，开始了经济的转型。对生态环境的改造给这一经济的转型提供了基础。基塘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出现的。基塘的雏形是“基田”，“四面为水圳，田高汲水，以润田。专种菜果之类。”[4]由此可见早期的基是园圃，为了排水，园圃的四面开挖为沟。但是在顺德，由于田地低洼，基面旁的沟，排水和蓄水功能显然不足，于是就将基旁的沟扩大为池塘。加上顺德邻近明清广东鱼花养殖的基地南海九江，4大家鱼鱼种来得方便，就形成了基面和池塘的结合。最早记载顺德基塘的是万历《顺德县志》卷10《杂志·第九》：“负郭之田为圃，名曰基．以树果木，荔枝最多，茶桑次之，柑橙次之，龙眼则树于宅。亦有树于基者。”这也是关于珠江三角洲基塘农业的最早记载。明代中叶以后是果基鱼塘大发展的时期：广州府各县“凡矶围堤岸，皆种荔支、龙眼，或有弃稻田以种者。”[5]

　　基面作物以果树为主，与顺德人精于园艺业有关。万历《顺德县志》上记载的基塘主要是以陈村为中心的果基鱼塘区。明代陈村人的果木园艺技术在珠三角是首屈一指的，陈村人的场师嫁接技艺最高，对果树的接枝和驳接等技术最为精湛，垄断了珠三角的果苗供应。[6]陈村也是龙眼、荔枝的著名产地，果基鱼塘最多。《广东新语》记载陈村：“居人多以种龙眼为业，弥望无际，约有数十万株。荔支、柑、橙诸果，居其三四。”[7]清初屈大均将广东荔枝分类为水枝和山枝两种，顺德是水枝的重要产地，也是著名的黑叶品种产地。龙眼是仅次次于荔枝的果木，《广东新语》卷25《木语》记载：“顺德多龙眼”，其产地以“顺德之陈村、北溜为上。”

　　果木业的发展给果品的加工业提供了基础。广府商人将荔枝、龙眼焙干，称为“焙家”。“焙家”在荔枝、龙眼还在开花的时候就预订果园的产品，称为“买焙”。[8]顺德县果木种植多，也由于果木加工业发达，是珠三角荔枝、龙眼的集散地之一，尤其是珠三角龙眼的交易中心。《广东新语》卷25《木语》：“顺德之锦鲤海，诸邑龙眼于此贸易，谓之龙眼市。”锦鲤海的龙眼市直到清代乾隆十五年仍存在[9]。龙眼市就是“随买随焙”[10]的交易和加工结合的场所。果木加工业主要是面向国内市场的经济类型：“每岁估人鬻者，水枝七之，山枝三四之，载以栲箱，束以黄白藤，与诸瑰货向台关而北，腊岭而西北者，舟船弗绝也。然率以荔枝、龙眼为正货”[11]。

　　以果基鱼塘为特色的商品性农业的兴起，是顺德开县以来的第一次经济转型。在以稻米种植业为主的农业结构中，既不能解决多余劳动力的出路，也使稻农的经济状况保持在比较低下的水平。明代中叶以前的广东与江西、湖南等省同被描述为“米贱田多”，万历初年谢肇湖的《五杂俎》记载：“独有岭南物饶而人稀，田多而米贱。”粮食的大量剩余，使米价保持在很低的水平。“谷太贵则病民，太贱则病农”。[12]米价太贱，使农民在缴纳税收和地租之后，没有太多的剩余则难以维持再生产。而果基鱼塘为特色的商品性农业，使农民解决了多余劳动力的出路，又获得较高的经济效益，是时代的进步。到万历年间，顺德已被称为岭以南的“壮县”，明代顺德商人的经商能力也是广府帮商人的佼佼者，“木石之工遍于邻郡。会城居肆，皆邑人也。”[13]陈村人“比屋皆焙取荔支、龙眼为货，以致末富。又尝担负诸种花木分贩之，近者数十里，远者二三百里。”[14]顺德人善于经商，也是基面果木业兴起的一个重要条件。

二、清代的桑基鱼塘与经济转型

　　明末清初是广东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广州的丝织业，以湖丝和粤丝搭配，织造出来的丝绸产品深受洋商欢迎，为此对本地蚕丝的需求扩大。清初屈大均在《广东新语》卷15《货语》中说：“广之线纱与牛郎绸、五丝、八丝、云缎、光缎，皆为岭外、京华、东、西二洋所贵。”蚕丝业的发展刺激了明末清初顺德等地的果基鱼塘向桑基鱼塘的过渡。

　　从果基鱼塘向桑基鱼塘的过渡是顺德经济的另一次转型。农民在基面作物种植桑树，桑树喂养的蚕吐出的丝，直接将生丝卖给洋行，或者将生丝织造为丝缎出口，这就将顺德的桑基鱼塘与国际市场紧密联结起来。

　　顺德的蚕丝业有悠久的历史。在明初尚属于南海县的龙江、龙山乡，丝绸业一直很发达。嘉靖年间广东著名的布品有绸、葛、象眼、蒸纱、兼丝等，其中象眼布中的品种“玉阶”、“柳叶”，“出顺德龙江。”[15]万历10年顺德丈田，县官将税负杂项中的丝税和夏税米，归之于丝业最发达的龙江。[16]但是明代顺德的蚕丝业还不如果木业发达，所以桑基鱼塘在基塘农业占的地位不如果基鱼塘。清初，由于生丝需求的扩大，顺德的桑树种植面积增加了。康熙26年成书的《顺德县志》卷首《图经》记载：容奇堡，“女子争桑”；北水堡“今且桑而海矣”；马宁堡“海有桑田”；龙江堡“民务农桑，逐商贾之利”；白藤堡“白藤桑树有墟，百货所凑”；龙山堡“于生业，范铜丝织诸作比屋”。清初的桑基鱼塘包括了容奇堡、北水堡、马宁堡、龙江堡、白藤堡、龙山堡。顺德的这些基塘区与南海的九江、海洲、镇涌、金瓯、绿潭、沙头、大同等堡相连，都是“鱼桑为业”[17]。这样在康熙中期，历史上珠三角南、顺桑基鱼塘区分布的主要格局已经形成。清代后来的蚕区基本上是以这些地区为中心扩展的。而丝织业与国外市场的紧密联系使桑基鱼塘在清代中期的发展更快。

　　在18世纪中期以后，由于外洋商船抢购蚕丝，引起国内生丝价格陡涨。清朝统治者一度禁止生丝和绸缎出口。乾隆27年，准“粤省本港商船出洋，请照外洋夷商之便，准其配带丝斤”。29年，准“粤省外洋商船二十三只，除定例准带八千斤外，每船再行加带粗丝二千斤”，只是禁止带“头蚕湖丝缎匹”[18]。对湖丝的限制有利于粤丝的出口，各国商船对广州生丝需求迫切，加上生丝价格的急升，使珠三角掀起第一次废稻树桑的高潮。这一次高潮从l736延续到1840年，[19]时间长达百年。基塘区内的蚕桑业更进一步排挤蚕区内的稻田栽培。乾隆年间顺德县“享鱼塘蚕桑之利”[20]，除了清初的蚕区，还有江尾堡，“民务农桑，逐商贾之利”[21]，顺德蚕区明显扩大。乾隆年间南海县的主要蚕桑业分布地大致和康熙年间一样[22]。这时期南、顺基塘区内的稻田进一步被改造为桑基鱼塘。基塘区的进一步扩展还有生态环境的因素，原因是在香山、新会的沙田扩展，人工围垦使出海水道加长，基塘区内防涝更加迫切。嘉庆年间顺德龙山乡，“皆弃田筑塘……乡之塘倍于田，民舍外皆塘也。”[23]挖低洼地为塘可以大大提高蓄水防涝的能力。龙山乡也成为顺德蚕丝业的重镇：“乡之大墟，有蚕纸行，养蚕者皆取资焉。每岁计桑养蚕，有蚕多而桑少者则以钱诸市。桑市者，他乡之桑皆集于此也。所缫之丝，率不自织而易于肆。月之一四七为圩期，每期丝价辄以万计，故土丝之利为更倍云。”[24]当时象龙山这样的大镇还有龙江、容奇、大良、桂洲、陈村等，这些市镇的蚕丝业和其它手工业、商业活动非常频繁。清中叶顺德县的蚕桑业大有超过南海的势头。

　　从鸦片战争开始以后的珠三角蚕桑业，由于广州失去了外贸独占的地位，上海等商业口岸的开通使广州的生丝出口一度处于低潮，只是在19世纪60年代，广州的生丝贸易才开始恢复发展。尤其是在60年代的后期，生丝外贸有了明显的起色。[25]废稻树桑高潮再起。顺德的桑基鱼塘有了更大面积的扩展。这表现在：首先，传统蚕区内的残余稻作进一步被排挤。如龙山乡，“乡西海一带，咸丰以前尚有禾田，后悉变为桑基鱼塘。盖树桑养鱼，其利过于种禾数倍也。”[26]这是晚清顺德全县的普遍情况：“县属至光绪末年禾田多变基塘。莳禾之地不及十一，谷之登场亦罕矣。”[27]

　　这一时期，基塘农业固有的稻鱼轮作也被淘汰，基面作物中的桑芋间作被密植的专业化桑园所代替，以适应养蚕业扩大的需要。其次，在清代后期蚕桑业扩展到几乎顺德全境，南海的大部。顺德取代南海成为珠三角蚕丝业的头号重镇。基塘与堤围建设密切相关，有清一代顺德的堤围修建数量是珠三角地区中最多的，占全区清代堤围总数的50％以上[28]。顺德堤围数量的增加，表明基塘的面积也是扩大的。所以晚清时顺德的蚕桑业达到极盛。基塘农业在晚清时臻于成熟，桑基鱼塘发展为4水6基的形式，且猪鱼桑蚕四者齐养，是典型的循环式生产。

　　清代基鱼塘和缫丝业的大发展，使顺德的经济变为外向型模式。当时的蚕农，完全看着国际市场的丝价进行生产。有一首竹枝词很生动地记述：

　　“呼郎早趁大冈墟，妾理蚕缫已满车。记问洋船曾到几，近来丝价竟何如？”[29]

　　这种外向型经济，使顺德变为广东最富庶的地方，经济文化也最发达。晚清顺德人编的蚕书说：“顺德之为士，为商者，各皆仰仗于家人所种桑或养蚕，或养猪或养鱼，而为衣食之计，因其岁需家费，悉仗蚕桑猪鱼，而出入皆有此实业。”[30]按照晚清时人的计算：“照此猪桑鱼蚕四宗养齐，十口之家，少壮者多准可胜任裕如，此则一年之获，可供两年之需，如或幼弱者众，养得三宗，每岁除支家费之外，允有百余以备增置产业，即仅务两宗，十口之家，则亦食用有余，而卒岁无忧。”[31]晚清机器缫丝业兴起之后，顺德的机器缫丝厂数很快超过南海，在1911年，顺德机器缫丝厂在142家以上。[32]故晚清顺德当时有广东最发达的机器缫丝业。顺德丝业在外贸中如此重要，以致成为近代广东的经济的重要支柱；由于经营丝业资金庞大，顺德的商业资金流量是全省最大的，被称为广东的金融中心。[33]这些现象的出现，就是以本地桑基鱼塘的大发展为基础的．

三、民国时期（1935—1949）基塘农业的变革与经济转型

　　人民国，顺德的蚕丝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还有点起色。根据1924年的调查，桑基占全县耕地的7成，约6650余顷，而顺德约人口180万人，与蚕丝业相关的人口有144万人。[34]

　　但是到了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中，顺德的蚕丝业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击。本来整个珠江三角洲的蚕丝业就隐藏着深刻的危机，包括种桑养蚕环节的技术落后，机器缫丝业的不思变革，生丝贸易受制于洋行，人造丝的有力竞争，都是危机的原因。最严重的危机来自蚕丝业严重依赖外国市场。当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到来时，顺德的蚕丝业一蹶不振，一片凋零。当时，顺德丝厂工人失业约有36480人，因蚕造失收而失业58871人，其他连带失业的有12430人，如连农民计算，失业半失业的有数十万人。[35]单一的桑基鱼塘与外向型经济密切相关。这种情况在20世纪的30年代中期，随着顺德经济部分转型，从而引起了基塘形式的变化。政府在基塘农业的变革和经济的转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一）蔗糖业的兴起与蔗基鱼塘

　　1932年，主政广东的军阀陈济棠向西南政务委员会提出了他的《广东省三年施政计划》，后来又接受广东农林局局长、私立岭南大学农学院教授冯锐的建议，实行“糖业复兴运动”，将蔗糖业定为发展广东实业的重中之重。糖业复兴运动是一个在糖业经济领域牵涉到糖工业加工、甘蔗栽培、商业流通、金融、政府作用的庞大计划[36]。广东当局建立了6个大型糖厂。其中一个建在顺德霞村海滨，厂址位于顺德容奇水道北岸的沙头依滩涂而筑，水陆通畅，南海、顺德的甘蔗都可以运到此地。顺德糖厂在1935年建成，月产糖约1千吨．广东的机器蔗糖业产品面向国内市场，这影响了顺德基塘农业的走向。

　　当时的顺德糖厂拥有全国最先进的制糖机器，附设大型的甘蔗繁育场培育甘蔗良种。当时珠三角设有四个甘蔗繁育场，其中一个在顺德陈村，面积四百亩。[37]后来糖厂又决定租用邻近顺德的南海九江河清地段2900余亩为甘蔗繁殖场，以适应南海、顺德蔗区的需要。甘蔗繁育场除向农民出售蔗种之外，还指导蔗农种植技术，糖厂以贷款形式向农民赊销优良蔗种和化肥，甘蔗收成时农民向糖厂交蔗时结算。农民采用新蔗种、新的栽培技术，比用传统方法种植竹蔗，亩产量提高2—3倍。糖厂生产的蔗糖是面向国内市场的，产品优良而不愁销路。农民将甘蔗卖给糖厂，产品不愁销路，也减少了流通环节的交易成本。

　　种植甘蔗，意味着将桑基改造为蔗基。这对于陷入困境的蚕农来说，是一次难得的转机。由于1929年开始的经济危机的影响，很多蚕农已经在基面上改种杂粮，或将鱼塘改造为水稻田，但收人大大减少。这使基塘农业也面临着危机。而顺德糖厂建成之后，顺德农民很快适应了这一变化。他们将桑基鱼塘改为蔗基鱼塘。基面甘蔗的叶子切碎喂鱼，而鱼塘的泥土可以壅蔗，形成一种新的人工生态系统。

　　顺德糖厂在1935年试产，但投产之后，由于优良蔗源不足，一度停产。后来改收购土糖用来精制白糖，就提高了机器的利用率。这就造成了大型糖厂和土榨小糖寮并存的局面，蔗农从甘蔗繁育场买优良蔗种，优良蔗种来源不足时，继续种植传统的竹蔗。蔗基鱼塘在顺德很快普及。

　　甘蔗业的兴起，也是农业生产组织和农业金融发生变化的时期。顺德糖厂向农民推广贷款种蔗。为了打击豪绅转贷牟利，广东省合作事业委员会为堵截中间剥削，饬令中小农民组织合作社，直接向糖厂贷款。暂定办法2项：1．中小农民零星蔗地接近于糖蔗生产合作社农场5里以内者，一律加入该合作社。2．耕地附近5里内，无糖厂生产合作社者，即另行组织合作社。[38]这有利于甘蔗栽培业和蔗基鱼塘的发展。

　　抗战开始以后，广东的6间机器糖厂中，只有顺德糖厂没有受到大的破坏而在抗战期间能继续生产。这使顺德的蔗农在战乱中继续探索蔗基鱼塘的生产形式。顺德的机器缫丝厂在生丝出口不景气的时候，就转而利用缫丝厂的动力生产蔗糖，此外还有不少专门榨蔗的小糖厂，在1950年小型糖厂74家，大部分使用小型加工机械[39]。到抗战结束后，省营顺德糖厂最先恢复生产，到1946年至1949年，顺德蔗区是珠三角最重要的蔗区之一。1949年l2月20 日，是顺德糖厂第16个榨季开始，这个1949—1950年的榨季，共生产117天，榨蔗12．35万吨，平均日榨量达到1087吨，首次达到了该厂日榨蔗千吨的原设计生产能力。[40]30年代中期在顺德的糖业建设，减少了桑园的面积，缓解了蚕丝业的危机。糖业的兴起，培养了一大批制糖工业人才，也使顺德农民获得实践蔗基鱼塘的机会，积累起甘蔗栽培的经验。在解放以后的很长一段时期，蔗糖业与蚕丝业一样同是顺德的经济支柱。

　　到了40年代末，50年代初，顺德蔗基鱼塘的发展已经十分成熟了。据1950年的记载：当年顺德县龙清乡的农民郭炎在每亩鱼塘加入蔗叶以及用上泥的方法给蔗田施肥之外，往鱼塘投人的还有猪粪、蚕蛹、嫩草、水草、花生麸、蚕粪、米糠，总投入量为9620斤，每亩鱼塘的产量为470斤，而当时的一般鱼塘产量只有150斤。基面的甘蔗也获得了高产，有的农民还用螯蜞（蟹类）沤水给甘蔗施肥，用野生的凤眼莲给蔗地作绿肥。[41]这说明，当时的蔗基鱼塘不是一个孤立的生态系统，它也受着蚕桑业的滋润，同时系统内的物质循环加入了外系统物质的参与，甘蔗与鱼的产出特别高．这是顺德农民在发展基塘农业过程中的突出贡献。

　　（二）蚕丝业的复兴与桑基鱼塘

　　30年代中期在顺德兴起的蔗糖业，并没有完全排斥传统的蚕丝业。糖业兴起之后，农民总是看着市场的变化而转换基面作物。如国际丝价稍有上涨就种桑，蔗糖价高就种蔗。所以，顺德的桑基鱼塘总是在艰难曲折中生存。但是连同外贸体制在内的整个顺德蚕丝业都要转型，否则无法挽救桑基鱼塘。而只是靠农民的力量是无法达到这一目标的。为此，广东当局发起了“蚕丝复兴运动”，其目的在扶持蚕丝业和桑基鱼塘的延续，采取了以下措施：

　　1．通过蚕业改良，改善蚕种品质和丝的质量，增强顺德生丝的国际竞争力

　　1933年，蚕丝改良局调整了蚕业的推广计划，放弃了原定将蚕桑业北移的目标转移，转为扶持南海、顺德的传统产区。并且在顺德设立了蚕丝改良总区，从而建立了以这个机构为中心的蚕业推广体系．到了1936年，设在顺德县城大良的蚕丝改良总区已经是一个体系设置和职责都相当完备的机构了，其工作重点在顺德，辐射附近南海、中山、番禺等蚕区，后来分别根据珠三角蚕桑区的分布特点设立了10个分区，作为总区的派出机构。总区的育种体系是其一大特色。它在顺德设有2个原种繁殖场，3个蚕种制造场。培育出来的良种就通过总区及其分区推广。

　　碧交种是改良区向蚕农推广的一个优良蚕种，产茧质量好且产量高，普遍受到了蚕农的欢迎，并且饲养季节不受限制[42]。碧交种饲育数量不多，其推广只限于少数蚕区。蚕桑改良区仍然没有放弃在民间选育传统的优良蚕种。[43]

　　2．通过改良丝织产品工艺，将蚕丝业的终端产品导向国内市场，减轻蚕丝业对国外市场的依赖

　　蚕丝改良总区还试图将缫丝业和丝织业的产品从外国市场导向国内市场，同时设立示范性的新式缫丝厂改良生丝质量，以此促进产品质量，增强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陈济棠本人还在顺德伦教黎村一带设立了以他的字命名的“伯南中心示范蚕区”。这一示范区的蚕丝业示范实际上是改良区的翻版，只不过以陈济棠个人名义出现而已。[44]丝业不过度依赖国际市场，也有利于桑基鱼塘的延续。

　　3．改良蚕业贸易的贸易体制

　　广东当局还试图通过改革蚕业贸易体制，来维持蚕业与桑基鱼塘的发展。广东蚕丝改良总区在1936年的计划中，在第1年以丝商为对象，施行生丝对外贸易统制，第2年以丝厂为统制对象，实行缫丝统制，第3年以蚕农以及制造家为统制对象，实行蚕种统制。生丝对外贸易统制是对整个生丝贸易体制的改革，建立直接对外贸易和严格的出口产品检验制度，特别是建立贸易公营；缫丝统制是促进缫丝业的技术改造和改善；蚕种统制是取缔蚕种的私人制造，强制实行良种统一制造和推广。[45]只有蚕业发展丁，桑基鱼塘才有生存的机会。

　　4．提倡桑田间种杂粮，降低桑农的经济压力，使桑基鱼塘能延续

　　30年代的蚕丝复兴运动，使顺德出现桑基鱼塘和蔗基鱼塘并存的状况，不但使基塘这一农业生态模式发生自清代以来的重大变化，同时使桑基上的耕作栽培制度从单一的桑树连作向桑蔗轮作过渡。同时蚕丝改良区在桑区大力推广种桑新技术，以及桑田间作豆类、番薯、马铃薯、蔬菜，甚至陆稻等作物。桑基鱼塘和蔗基鱼塘的交替使用，还使农民能根据国际和国内市场的需要，灵活地确定基面作物的选择。桑蔗轮作，有利于基面土壤的改良和用地养地，桑田间作其他作物，可以使农民在蚕丝业衰颓的经济环境中增加副业收入。即使甘蔗栽培能使农民带来暂时的经济利益，但农民还是喜欢种桑养蚕，因为蚕桑业能充分地利用家庭劳动力。而甘蔗种在基面上，一年后才有收获，使劳动力闲置，家庭副业收入减少。同时甘蔗高大，不利于间种杂粮、蔬菜。所以蚕农尤其是佃农，在蚕业稍有起色的时候，就立刻改种桑树。[46]顺德农民在当时的经济危机中维持蚕桑业的技术传统，使桑基鱼塘在艰难的环境中存续。

　　广东蚕丝复兴运动实行的时间很短，达不到挽救蚕丝业的最终目标。这主要是由于国际市场对生丝的需求问题，对土丝织业的改良也由于外国人造丝的低价倾销而陷入困境。[47]但蚕丝复兴运动的实行，给抗战前顺德桑基鱼塘和蚕丝业提供了一线生机。

四、余论

　　明清至民国时期基塘农业类型的转换，主要以基面作物来应对市场的变化，而塘以养殖4大家鱼为主，没有什么改变。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由于鱼塘的淡水养殖转向鳗鱼等高价值的鱼类，塘的价值则远远超过基面，人们则以扩大鱼塘的面积，缩小基的面积，甚至以停止蚕桑业和蔗糖业的生产，转换基面传统作物桑和蔗，代之以喂养鱼类的象草、有广阔市场的花卉、蔬菜等作物来应对市场。又由于工业和商业用地的价值超过养鱼，于是鱼塘又被填埋。基塘面积不断缩小，基塘农业的生产形式也大大改变，最大的变化是基面与鱼塘的物质交换和循环式链条中断，基塘农业由此而萎缩。当代顺德工业经济腾飞的代价是传统农业遗产的丧失。

注释及参考文献：

[1]相关研究见：谢天祯：《明清时期广东的农业经济与农业生态》，《明清广东社会经济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20～137页；杨晓棠：《珠江三角洲桑基鱼塘生态系统分析》，《农史研究》，第7辑，农业出版社，1988年；黄启臣：《明清珠江三角洲“桑基鱼塘”发展之缘由》；陈芬：《论珠江三角洲的农业生产形式——桑基鱼塘》，《2003年生物学史暨农学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赖作卿：《珠江三角洲基塘农业研究》，西北农业大学硕士论文；吴建新等：《明清以来广东的生态农业类型》，《中国农史》，2005，3期。

[2]嘉庆《龙山乡志》，卷4，《户口》；叶显恩：《明清珠江三角洲的人口问题》，《清史研究集》，第6辑，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

[3]《广东通志》，卷17，《广州府赋役》。

[4]“顺民多食香税”。咸丰《顺德县志》，卷3，《风俗》。

[5][8][11]（清）屈大均：《广东新语》，卷25，《木语》。

[6]万历《顺德县志》，卷10，《杂志·第九》。

[7]（清）屈大均：《广东新语》，卷2，《地语》。

[9][14]乾隆《顺德县志》，卷1，《图经》。

[10]（清）赵古农：《龙眼谱》。

[12]雍正《揭阳县志》，卷4，《祥异》。

[13]万历《顺德县志》，卷1，《地理志第一·风俗》。

[15]嘉靖《广东通志》，卷23，《民物志四》。

[16]万历《顺德县志》，卷3，《赋役志第三》。

[17]康熙《南海县志》，卷6，《风俗》。

[18]广东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等：《清实录广东史料》，第2册，241页，广东省地图出版社，1995年。

[19]佛山地区革命委员会编写组：《珠江三角洲农业志》，第6册，1976年，第9页。

[20]乾隆《顺德县志》，卷4，《户口》。

[21]乾隆《顺德县志》，卷1，《图经》。

[22]乾隆《南海县志》，卷12，《习尚》。

[23][24]嘉庆《龙山乡志》，卷4，《田塘》。

[25]刘永年：《近代广东对外丝绸贸易研究》，中华书局，2006年，第65页。

[26]民国《龙山乡志》，卷4，《物产》。

[27]民国《顺德县志》，卷1，《物产》。

[28]《珠江三角洲农业志》，第2册，第34页。

[29]嘉庆《龙山乡志》，卷12，《艺文》。

[30][31]（清）赖新侬：《岭南蚕桑要则·劝业刍言》。

[32]和耀明：《清末顺德机器缫丝业的产生、发展及其影响》，《明清广东社会经济形态研究》，250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

[33]相关研究见：区季鸾：《广州之银业》，广州1932年铅印本，第192页；吴振兴：《近代珠江三角洲机器缫丝业的发展机器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广东社会科学》，1991，5期。

[34]（美）考活著、黄泽普译：《南中国丝业调查报告书》，第10～11页。

[35]顺德市地方志办公室编纂委员会：《顺德县志》，中山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85页。

[36]吴建新：《试析近代工业与近代农业的关系——以近代广东的蔗糖业为例》，《华南农业大学学报》，2005，3期。

[37]（民国）冯锐：《广东糖业复兴之经过述略》，第6页。

[38]顺德县志办公室：《抗战胜利以前的顺德农业——据1936年〈循环日报〉、〈群声报〉》，《顺德修志》，59期，1990年。

[39]顺德糖厂业务课、广东糖叶公司业务室《珠江区顺德县甘蔗糖口典型调查报告书》，1950年。

[40]曾棣华等：《顺德糖厂今昔》，《顺德文史》，第18期，顺德县政协编，1989年。

[41]广东省人民政府农村厅编：《珠江区甘蔗丰产经验介绍》，华南人民出版社，1953年。

[42]《碧交蚕种将可全年饲育》，《广东蚕声》，1卷，10期，1935年。

[43]（民国）刘伯渊：《征集广东优良蚕种品评会意见书》，《广东蚕声》，1卷，12期，1935年。

[44]《伯南中心模范蚕村建设之经过与未来之计划》，《广东蚕声》，2卷，1期，1936年。

[45]《改良广东蚕丝第二期三年施政计划，蚕丝统制计划》，《广东蚕声》，2卷，2期，1936年。

[46]周子泉：《顺德蚕农之生计谈》，《广东蚕声》，2卷，11期，1936年。

[47]张晓辉：《民国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滑坡》，黄启臣主编《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史》，广东经济出版社，2003年，第713～7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