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绪岚为何穿衣暴露:历史的误读——宋朝

大宋王朝（960—1279年）是中国历史上承五代十国、下启元朝的时代，根据首都及疆域的变迁，可再分为北宋（960—1127年）与南宋（1127—1279年），历十八帝三百二十年，合称两宋。

　　公元960年正月初三，当全国各族人民还沉浸在春节的喜庆日子里，后周大将、殿前都点检（相当于现在京戍部队司令）赵匡胤奉命率部北上御辽，到达陈桥驿站后，在其弟亦未来的宋太宗赵光义及亲信赵普的密谋下，策划了一场“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的闹剧，从而“稀里糊涂”的登上了九五之尊，兵不血刃的开创了大宋王朝的基业。他的这次改朝换代算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和平演变，朝代的取得都这么温柔，缺少暴力，那这个朝代的施政温和、开明也就不难理解了。
　　历古以来对宋朝的评价褒贬不一，褒的有说宋朝是中国历史上经济与文化教育最繁荣的时代之一，儒学复兴，兴学重教，政治上较开明廉洁，终宋一代没有严重的宦官乱政和地方割据，兵变、民乱次数与规模在中国历史上也相对较少。著名的史学家陈寅格曾如此评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而在西方与日本史学界中认为宋朝是中国历史上的文艺复兴与经济革命的大有人在。贬的方面有说宋朝是中国历史军事软弱的时代之一，经常被北方游牧民族的辽、金、夏侵犯，最终退守江南，建立了南宋，从而无法达到真正的统一。其实这些褒贬纯粹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而历史的本身就是留给后人评说，所以褒贬对于那个年代已经无关紧要。不过在这些褒贬里，我觉得有些现象值得我们去深究与反思。　　宋朝真的有我们想象中的弱吗？我看未必。就拿宋朝的军事战争来讲，根据《宋史》、《辽史》、《金史》、《宋会要辑稿》等史料记载，宋朝的对外战争（交战规模万人以上，不包括统一战争及国内战争）的胜率超过了70%。那为什么宋朝的对外战争一直给人软弱的印象呢，原因在于后晋儿皇帝石敬瑭把燕云十六州给丢了，而这块地段却是产马福地，宋朝士兵是在用血肉之躯抗击外族铁骑的冲击，所以宋朝的胜利一般是击溃战而不是歼灭战，如果在一段时期内宋朝对外胜率低于60%，那基本就意味着亡国了。岳飞的胜利很大程度是他训练出了一支骑兵，从而能对抗外族，收复部分失地。

　　宋朝士兵的平均作战负重是32公斤，训练负重还要高于这个数值，而当今美国最精锐的部队训练负重不到15公斤。

　　北宋神宗元丰年间（1078—1085年），城市化率达到了30%以上，在所谓的“康乾盛世”时代，这一比例也不过9%，而新中国在21世纪初才重新达到这一数值。

　　南宋时期，熟练的雇工工资高于知府工资。宋朝的知府一般是从三品或正四品，年薪在400贯以上，至少相当于今天的15万人民币，这个薪水就连当下的公务员也望尘莫及，当然了，不包括他们的灰色收入。 　　南宋中后期，宋朝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5%左右，经济总量却占到了全球的75%以上，比当今的美国还强盛。南宋开禧二年（1208年）中央财政收入达到了8000万贯钱，当时全国人口约7000万。清朝到1900年财政收入为8000万两，人口却有4亿。而南宋1贯钱购买力是清末一两白银的2倍。而宋朝的税率却远远低于清朝。这些数据足以证明宋朝并不弱，只是宋朝很不幸，处于被迫战争的年代，也就给人留个弱势的假象。
　　宋朝的文化主体地位非常突出，流传至今的宋词、书画等都是当时文化兴盛的产物。文化的兴盛必定带动了文人地位的提高，而综观中国历史，宋朝是中国文人地位最高、社会最开明的朝代之一，而在这期间大量的学者型官员纵横于政治文化之间，堪称一绝。随便列举几个，名字都是响亮的。
　　寇准（961—1023年），北宋政治家、诗人。淳化五年（994年）为参政知事（副总理级），宋真宗时，曾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景德元年(1004年)﹐辽军大举侵宋﹐寇准力主抵抗﹐并促使真宗渡河亲征﹐与辽立澶渊之盟，起了稳定局势的作用。而其所做诗句如“萧萧远树疏林外，一半秋山带夕阳”，“日暮长廊闻燕语，轻寒微雨麦秋时”也是值得玩索的佳句。
   　范仲淹（989—1052年），北宋政治家、文学家、军事家、教育家。庆历三年（1043年）升为枢密副使，参知政事（副总理级），提出了“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推恩信、重命令”等十项改革建议，就是史上著名的《答手诏条陈十事》，是当时所谓“庆历之治”的推动者之一，形成了宋代官僚的风范。而其文学素养又很高，著名的《岳阳楼记》，其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成为千古名句，乃至成为当今政坛一些高官经常引用标榜的名言。

　　欧阳修（1007—1072年），北宋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及诗人，为唐宋八大家之一。景祐二年（1057年），以翰林学士身份主持进士考试，录取了苏轼、曾巩等人，对宋朝文风的转变有很大影响。景祐三年（1058年），以翰林学士身份兼龙图阁学士权知开封府（相当于现在的北京市委书记），景祐五年（1060年）拜枢密副使，次年（1061年）任参知政事（副总理级），后又兼任刑部尚书（司法部长）、兵部尚书（国防部长）等职。

　　王安石（1021—1086年），北宋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也是唐宋八大家之一。1069年，出任参知政事，1070年升任宰相（总理级），以“天命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之精神推行变法革新，推出了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及募役法等新法，在大宋的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政治财富。而其“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成为千古佳句，流传至今。

　　司马光（1019—1086年），北宋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历仕四朝。元丰八年（1085年），入京主国政，1095年任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相当于代总理），主政一年半，尽废王安石新法，史称“元佑更化”。而其所主持编纂的《资治通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通史，史学地位不言而喻。而其人温良谦恭、刚正不阿，堪称儒学教化下的典范。
　　还有我们最熟悉的苏轼（1037—1101年），北宋大文豪，诗、词、赋、散文、书法、绘画均成就极高，是中国文学艺术史上罕见的全才，也是中国数千年历史上被公认为学艺术造诣最杰出的大家之一，北宋四大书法家之一，湖州画派创始人，唐宋八大家之一，而就是这样一个大文豪，仕途也是沉浮不断，大多在地方为官（相当于当今地级市书记），政绩口碑极佳。杭州西湖的苏堤就是实证。官至翰林学士，1091—1092年，先后挂职吏部尚书（组织部长）、兵部尚书（国防部长）、礼部尚书（教育部长），也算是部级干部。

　　列举以上史料是件让人很愉悦的事情。中国有两千多年的封建史，而文人作官并能做大官的也仅仅出现在了这个朝代，不得不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读来让人甚是欢喜。
　　这种现象仅仅出现于宋是有其本身的历史背景。宋太祖是通过和平演变的方式上台，能演变成功，是因为他手握兵权。所以他上台后总觉得没有安全感，认为如果任由武官执掌兵权，说不定今天的我就是明天的他，于是就想办法削弱武将的地位与权力，“杯酒释兵权”就是例证。但国家总是要治理，军事总是要裁决，那就用文人吧，文人性格柔弱，也比较容易控制，所谓的“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因此宋朝开创之初便立下了不杀文仕的规定。在这种大环境下，文化氛围逐渐浓郁，社会风尚也就随之大开。就连皇帝也被耳染目濡，宋太宗就附庸风雅，喜欢诗赋，喜好书法，善草、隶、行、篆、八分、飞白六种字体，尤其是飞白体。宋朝的货币淳化元宝上的字就是太宗亲题。 　　还有一位最不像皇帝的皇帝，那就是宋徽宗赵佶（1082—1135年），虽是皇帝，但艺术造诣相当之高，擅长楷、草书及山水、人物、花鸟、墨竹。擅长婉约词，独创的“瘦金体”书法独步天下，直到今天相信也没有人能够超越。这种瘦金体书法，挺拔秀丽、飘逸犀利，即便是完全不懂书法的人，看过后也会感觉极佳。堪称古今第一人，相比当下官员的字体真是不敢恭维，也许就签名最有艺术感了，更别说自创书法体了。同时这位皇帝在位时将画家的地位提到在中国历史上最高的位置，成立翰林书画院，即当时的宫廷画院。以画作为科举升官的一种考试方法。著名的《清明上河图》，就和这位书画皇帝有关。张择端完成这幅歌颂太平盛世历史长卷后，首先将它呈献给了宋徽宗。宋徽宗亲笔在图上题写了“清明上河图”五个字。如果他不是出身皇室，不登上皇位，也许他就是真正的艺术家，也许会成为“唐宋九大家”之一，只可惜，他生错了门庭，过高的艺术造诣未必就能拥有过高行政能力，做皇帝，他一塌糊涂，但政治上的失败不能抹杀其艺术的成功。不管怎么说，他也算是名垂千史了。如同南唐后主李煜，一句“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不知道徒增了多少人的思愁。对于他们不能单纯的用对与错来衡量，应该换个视角从美学的高度去评说，那他们就是艺术的巨人，因此说当皇帝都不务正业转行从事艺术了，那这个朝代的艺术造就就可想而知了，就连坏人有时候也坏得让人迷糊了。
　　比如蔡京（1047—1126年），北宋名臣，虽然在政治上是个典型的投机分子，但其艺术天赋不低。跻身北宋四大书法家，他的书法“冠绝一时”，“无人出其右者”。还有那个被人咒骂千年的秦桧（1090—1155年），是现在通用的“宋体字”的创始人，人们厌恶他，不愿意称这种字体为“秦体”，故名“宋体”。由此可见这个朝代就愈显滑稽，愈显可爱了。就连南宋丞相文天祥（1236—1283年）（总理级）也是吟着“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诗句而奔赴刑场，从此结束了一个时代。这个朝代始于文化，又终结于文化，文化的首尾呼应，也算是一种完满，一种天意。
     

　　当然文人作官有弊端，比如说过于理想化，感性，意气用事，过于耿直，不善变通，但文人作官最能保持其独特的文化人格，能很好的引导社会之学风，净化社会之风气，这是纯粹官僚所不具备的。文人学者在为官的同时，他们还受着书香的熏陶，维护着良知的善恶，受中国传统仁义礼智信教化的影响，不但要做官，还要尽心去做好官、清官，为人民谋福祉。而纯粹的官僚目的很明确，就是要作官，做大官，为此可以不择手段，颠倒黑白，排斥异己，结党营私，好坏对于他们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自身的利益最大化。比较当下，所谓的学者型官员多少有些浮夸、做作之嫌，还不是想为自己博得一个儒雅亲民的头衔，好为以后的政治生涯渲染一个良好的环境，一旦原形毕露，却发现原来一切都是虚假。再如当下的学术界，造假、抄袭比比皆是，很少有人静下心做学人，高校也成了官场，名片之上侧重的却是处级、厅级、部级之头衔，等级之森严，往往少了高校的纯净，书生的影像，学问成了政治资本，成了政治花环。而能将这两者完美结合的莫过于宋朝的文官。


　　再进一步细想，宋朝延续了320年，是中国历史上朝代比较久远的，比如唐朝290年，元朝98年，明朝316年，清朝268年，而在人们的印象中，宋朝这个被挨打的朝代能延续这么久，不得不说是一个奇迹。盛唐是历史上人们津津乐道的一个朝代，在盛唐里文人地位又如何呢？虽然唐太宗曾发出“天下英雄，尽入我囊矣”的感言，但像李白、杜甫等大诗人要么漂泊不定，要么穷困潦倒，很少能被重用的，更谈不上居庙堂之高，施宏图之志。而象清朝“康乾盛世”不过是表面吹嘘的，纸糊的，那时候文字狱大兴其道，文人也成了统治者愚弄百姓的工具，更谈不上什么地位了，最终没多久就被西方列强的炮声轰开了大门，让中国承受了百年的耻辱。

　　由此可以联想，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文化的传承与发扬是何等之重要，宋朝弱而不弱，是因为这个朝代涌现了一大批优秀的有真才识学的学者型官员，他们亦官亦文，虽然政见不一，但文化人格上能互相尊重，甚至还彼此呼应。相比当下官场，浮躁，虚夸，腐败。为人民服务，人民的公仆成为了背影，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比比皆是，最后受苦的还是百姓。再看看现在的官员，比古代官僚还官僚，个个象大爷，不管职位多高，外出警车开道，前呼后涌，公费旅游、享乐，杯觥交错中忘记了自己是谁，试想还能有多少时间能静下心学习深造，深入基层，了解民情，反思施政呢？如果谁能在公众场合引用个一两句诗句，就显得很稀奇，便冠以儒雅、学者型官员等美誉，这真不知道是悲哀还是讽刺，是社会的悲哀，还是政治的悲哀，祖宗泉下有知，早已羞愧脸红并大声疾呼，怎么有这么多不肖子孙，玷污了他们诗词名句。在此笔者建议那些所谓的官员，慎用所谓的学者型来标榜自己，扪心自问，第一，你尽职了吗？第二，你够格了吗？
　　宋代已经远去，王朝不复存在，历史早已沉淀，文化依旧馨香。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这句话不但适用于每个人，更适用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