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新作文素材:学者屡爆粗口

        近日，北大教授孔庆东在网上大爆粗口，用三个“你妈的”回应想采访他的记者，结果引来一片争议。作为一位知名学者、知识分子，为何会爆粗口？是不文明，还是真性情？

       实际上，学者、教授乃至知名的主持人等在网络上爆粗口已不是个案，孔庆东本人也非首次，类似的事情层出不穷。

       有人认为，中国文化一向讲究知识分子的个人修养，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首先从修身开始，不过另外也有人认为，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古往今来，骂暴君、骂奸臣、骂小人的故事也多不胜举，那么，究竟哪一个才是知识分子应该具备的修养呢？对此，中南财经学院教授乔新生说：“温良恭俭让是美好的品德，但是批判精神同样也是传统知识分子的美德，当然这种批判也要注意批判的方式，至少不要引起坏的效仿。”

【修身是诸德之本】

        传统的中国社会，个人修养的训练被列为知识分子首要的功课，《中庸》中说“一切皆以修身为本”，《大学》里说“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然而，儒家的修身，正如孟子说的，是要养浩然正气，并非一味地“温良恭俭让”，乔新生说：“人们常说‘以德报怨’，其实孔子的原话是‘以直报怨’。传统社会中，知识分子为人处世，确实要求有优良的道德操守，然而同时也要有批判精神，孔孟也有小人之论，与人交往，应该温文尔雅，所以孔子说‘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不过在另一方面，当遇到社会丑恶现象的时候，也需要勇于批评，甚至与之斗争，所谓‘当仁不让’。唐朝的韩愈说‘诛奸谀于既死’，面对丑恶，自然不能视而不见。”

        当然，批判需要方式，乔新生说：“不管是古代，还是近代，知识分子中都有很多以尖锐批判闻名的，比如鲁迅、陈独秀。但这种批判应该是有技巧的，也应该是真的指向丑恶现象的，而不是随意的，粗俗的。”

【教授不全是知识分子】

       学者、知识分子，特别是大学教授屡屡骂人，爆粗口，已经引起了许多争议，这也让教授这个词在当今社会的信誉度直线下降，甚至于在某些时候成为骂人的话。

        对此，乔新生说：“我不太认同把教授当作知识分子的说法。我觉得教授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知道分子，他对本专业了然于胸，知道这个专业领域内的大部分情况，类似于孔乙己知道回的四种写法。第二类是知识分子，他们善于理论联系实际，解剖现实问题，并且提出合理的解决方法，他们不是书斋里的，而是现实中的，可以为现实提供方向的。第三种是公共知识分子，他们在知识分子的基础上，又具有比较高的知名度，有能力感召他人，他们的意见，被更多人所关注，他们的行为，也被更多人所效仿。”

         乔新生认为，真正的知识分子其实是凤毛麟角的，他说：“在大学里，95%是知道分子，教授是他们的职业，吃饭的本事，而真正的知识分子太少了。现在很多人把大学教授等同于知识分子，教授们出各种问题，抄袭、骂人等，就觉得知识分子沦落了，其实不然，因为大部分都不是知识分子。”

【教授的素质远不如前】

       为什么知识分子这么少？又为什么教授们总是曝出种种负面新闻？

       乔新生说：“当今的教授，其实有种种不好的发展倾向。第一是商业化，他们把知识当作商品来贩卖。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见了房地产商，就说房价应该涨，见了官员，就说经济一片好，出现问题不知道该怎么办，就说胡话。第二种是粗鄙化，教授在社会中的地位大不如前，这使得很多教授处于生活的焦虑中，为房子，为孩子，为钱奔波。第三，人格的缺陷化，教授一方面在社会中的地位评价仍旧不低，另一方面实际的境遇远不如意，所以利用话语权骂骂咧咧。第四，学术视野狭窄化，博士本应该是视野宽阔的，但如今考博的，只是注重导师关注的课题，导师关注什么，他们就拼命关注什么，以此来讨好导师。过去的博士，追求的是经世致用，而今天的博士，大多已经混同于一般人，甚至视野还不如一般人。”

        如何改变教授的沦落，乔新生说：“这涉及到整个社会环境的问题，并不仅仅是大学和教授的原因，至少，在目前，很难有解决的办法。”

【批判也需要技巧】

        不管是学者之间爆粗口，还是对网友、对媒体爆粗口，许多时候并非学者单方面的问题，争端起于双方，解决之道，同样也在双方。

         乔新生说：“很多时候爆粗口是有一定的社会背景的。当年华南虎事件之后，一位教授在网上骂骂咧咧，当时我觉得不可思议，教授怎么能这么说话。可之后，我逐渐有更多的思考。比如网络上的环境大家都知道，批评建议不少，各种脏话也同样不少。再比如，曾经有媒体采访我，他们预先设立一个观点，然后向我求证，这样的直接拒绝就行了。但是有些媒体他们会诱导你，然后又断章取义，报道出来和你原本的意思大相径庭，让人很难受。我想有类似经历的不只我一个，有的人因此勃然大怒也难免。”

         当然，不管是批评也好，不满也好，都应该有技巧，乔新生说：“媒体拥有报道权，教授拥有话语权，两者都是该有批判精神，但同样也都有教育责任。要注意自己的形象。孔庆东是我所佩服的学者，不管是他的学问还是批判精神，都无可质疑，我希望他能够继续保持批判精神，继续和不好的现象斗争，不过也应该委婉一点，有技巧一点。”

晨报记者 周怀宗

经典诵读

●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中庸》

●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诗经》

●昔者君子比德于玉焉。温润而泽，仁也。……天下莫不贵者，道也。《礼记》

●君子有三变：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历。《论语》

●言行，君子之枢机。枢机之发， 荣辱之主也。《周易》

名士之根不在骂，而在良知与磊落

辜鸿铭：骂是文人的基本功

        在你看来，知识分子可以骂人吗？

        辜鸿铭：中国的知识分子素有一种名士情结，从魏晋开始，放浪形骸愤世嫉俗就成为文人名士的标准形象，而骂则是一个文人的基本功。

        祢衡骂曹操，方孝孺骂朱棣，章太炎骂袁世凯，马寅初骂蒋介石，李敖骂蒋经国……骂体现了一个基于良知的知识分子面对权力时的勇敢与正义，因此名士之根不在骂，而在良知与正义、勇敢与磊落。如果只是打鸡骂狗欺软怕硬，谄媚于权力，厉骂无权无力的民众，则与名士无关，只剩下骂。

        我在北大任教期间，被人称为“第一骂人高手”，有些学生总结出一个规矩，不能跟我提起“袁世凯”，否则一堂课当时就报废，我会一直骂到下课铃打响。

        究其原因，这袁世凯出身行伍，总喜欢强调自己没学问但是善于实干。他曾经向德国公使吹嘘说：“张中堂是讲学问的；我是不讲学问的，我是讲办事的。”袁世凯的幕僚将这件事得意地向我吹嘘，我不假思索地回答：“老妈子倒马桶，固用不着学问；除倒马桶外，我不知天下有何事是无学问的人可以办得好。”

        骂归骂，我骂人可不是胡骂，除了理念不同外，多数是因为正义感。有次，我在参加大型宴会时遇到外国记者，记者问：“怎么稳定中国政局？”我回答：“办法很简单，把现在座中的这些政客和官僚，统统拉出去枪毙掉，中国的政局就会安定些。”官员们听了敢怒而不敢言，因为没人能骂过我。

        追根结底，“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而孔庆东之流，却把观点交锋，当成了用粗俗的言语去恶心别人，架势摆得十足，却看不到任何思想的力量。

真正的知识分子应该是什么样的？

辜鸿铭：

        知识分子是以观念和思想的生产为职业的人，是民族精神和社会文化的综合者、表述者、传播者、延续者。其职责和使命是追求真理，促进社会的进步。知识分子之为社会的活力，不在位高爵显，不在财富倾城，在于他们见解深阔，勇气磅礴，而致一言兴邦的伟绩……上层知识分子，必须脱去沉默旁观态度，坚握当前的政治责任，发为声音，造成独立健全的舆论，方能与政治相辅相成，并轨前进。

        中国一直有“文死谏，武死战”的传统，许多知识分子也把“铁肩担道义”当作自己的责任，更把“独以天地精神而往来”当作自己的气质，做到“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

        具有独立人格、把正义看得比生命更重的知识分子在中国历代都可以找到许多人。如魏晋时代的嵇康，不苟同于司马昭集团，一篇《与山巨源之绝交书》写得酣畅淋漓，最后招致杀身之祸，“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一曲《广陵散》成为其千古悼音;明代的方孝儒，宁死不愿为篡位的明成祖写诏书，最后被诛十族，自己也惨遭腰斩;还有被明王朝视为异端的李贽，力排世人对孔教之迷信，倡言“童心说”，称儒家经典并非“万世之至论”，一生屡遭迫害而始终顽强不屈，最后在76岁高龄被朝廷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罪名逮捕入狱，自刎身死;还有清代的顾炎武，“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抗清失败后，以死来抗命清朝廷征召他赴博学鸿词和参修国史;近代，则有作为古文化煞尾者的王国维，因不忍心看到祖国被蹂躏列强的铁蹄下，身投昆明湖自尽。更有中国最硬脊梁的鲁迅先生，“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以笔为匕首，一生坚韧地与专制和反动做斗争。

        只可惜，如今仍然身存浩然正气，不为权势所屈服的人越来越少。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丧失了骨气和气节，在强权面前偏安一隅，做着利益集团的宣传者和传话筒。有的知识分子甚至自欺欺人，明明没有了骨气和精神，却还要装出有气节的模样，什么都看不惯，却说不出道理来，张嘴就是爆粗口，这和泼妇骂街有何两样?如何敢自称教授自称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是应该有点痞性，可惜，如今有文化的痞子多，有痞性的文人少。痞子有了文化，那可是不得了，官升得快，弄不巧还要被名牌大学送个兼职教授，有文化的痞子吃得开。这些痞子是怎么弄到高学历、洋文凭的，无非是拿权换来的，花钱买来的，靠关系笼络到手的。

北大曾出过一位“国宝”熊十力，在蒋介石取得国民党的军政大权后，熊作为早年的革命党人，极为恼怒，他痛恨蒋篡夺革命成果，大骂蒋介石，并将有蒋介石字样的报纸撕下来，塞到裤裆里泄愤。日本侵华加剧，熊十力讲课时，常大骂蒋介石致使东北失陷，不抵抗，卖国投降的行为。

        然而，蒋介石对熊十力极为赏识，他曾让徐复观去看望熊十力，并将一张一百万元的支票转赠给熊。当时在场的阎秉华回忆，熊大声吼着对徐说：“你给我快走！蒋介石是狗子，是王八蛋！我怎么能用他的钱！你快拿着走！”声音之大，自后山一直传到院里。

        这番叫骂被人传为佳话，为什么？不是熊十力骂得狠毒，而是他坚守立场，不为“五斗米折腰”。

        知识分子是人民政府的监督者，是普通百姓的呐喊者，政府有不尽如人意之时，人民对当局决策或做法产生歧见时，特别是百姓权利遭遇侵扰甚至践踏时，知识分子不是要不假思索地选择争当政府的最佳辩手，而是敢于作出文人应有的温柔的抵抗，这种温柔的抵抗不是一味地否认、反对、拒绝政府本身，而是为其依法行政奉献智力贡献。所以，知识分子的痞性不能没有点资本的，否则就是纯粹的裸痞，并非真正的痞性。

        不管是谁，倘真要把自己看作知识分子，或者举着文人、学者或者知识分子的旗子，混迹于在文坛、学界和知识圈子，那么，就应责无旁贷地用真心、动真情、求真知、说真相、讲真话、爱真理、做真人，争当社会屋脊。

        要是没点痞性，指望知识分子站出来的时候，却把屋子锁得严实实的，躲在门后头、趴在床底下，原本极为岸然的道貌，一下成了软绵绵的草包，或者偷偷窜到痞性权贵那里，鞍前马后，当起了吹手、喊起了号，这样的知识分子，就不是缺钙而是缺骨头了。

蔡元培：孔庆东“粗口门”不是个例

        为何如今文人爆粗口的现象很普遍？

        蔡元培：学者、教授乃至知名的主持人等在网络上爆粗口已不是个案，特别在以王朔、张鸣为代表的一批“京骂”文人，把粗俗的市井俚语搬上大雅之堂之后，文人爆粗口已经成为一种见怪不怪的现象。

        在方舟子被打之后，作为主谋的堂堂“首席科学家”肖传国，竟在博客上宣称方舟子“报假案”，直至在机场被抓也气定神闲，公开声称其人生目标是“积德、赚钱、报仇、打兔子”，把自己混同为绿林游民，用武力解决纷争、用黑社会手段对付学术打假。

        这反映了当代部分知识分子的人格分裂和畸形心理，他们一方面承载着社会精神的重任，另一方面又抑制不住内心的冲动和狂热，在道德沦丧、师德低迷的现实环境下，滑向深渊，迷失自我。

        流氓往往是权力的伴生物，如果说权力是粪便，那么流氓就是屁。在一个权力控制一切的时代，流氓往往会大成气候，甚至成为一种时尚潮流和榜样，将审美改写为审丑。流氓消解了一切正经与严肃，从而抹杀了人的神性。知识分子的流氓化就是犬儒，大众的流氓就是市侩。

        中国历史上，传统士大夫的儒雅之风深入人心，他们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人生志向，以“忠孝仁义礼智信”为行为准则，表现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忧患意识。1915年以后的新一代知识分子，如鲁迅、胡适、陈独秀等，虽然有着迥然不同的风度、情趣和气质，却始终在道德操守上保持着中国传统士人的人格风范。

         可是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知识分子在转型时期的社会地位步步攀升，道德表现和操行标准却步步走低。面对滚滚而来的市场浪潮，以权钱为中心的社会风气，严重侵蚀了两袖清风的知识界。

          理想、正义、公平在弱肉强食的名利场上显得空洞而不切实际，每个人的价值取向也随利益分化而各有所求。特别在知识分子云集的大学内部，学术界的浮躁之风已经愈演愈烈。很多学者在盛名之下，其实难副。

         陈平原曾说：“一般人眼中的‘大学教授’，知书达理，清高廉洁，其人格与操守应当成为整个社会的楷模。可惜的是，如此‘美好的想象’正在逐渐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