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足球小将成都站:论武士道的形成及其近代演变的原因

核心提示：从平安时代中期到江户时代末期，武士在日本历史舞台上活跃了1000余年，武士道作为武士阶层所遵循的道德规范，一直指导、制约着武士的思想和行为，并经历了行动、制度到理论的发展阶段。然而，到了近代，武士道不仅没有随着武士的解体而走向消亡，反倒演变成日本民族的信仰道德规范，并被军国主义操纵和利用，成为典型的“杀人之道”、“侵略之道”。

所谓“武士道”乃武士的道德及行为准则。从八、九世纪武士的产生到明治初期武士的解体，武士这个群体在日本社会上活跃了1000余年，而其在职业和生活中所必须遵守的道德规范——武士道也历经了若干个发展阶段，从最初平安时代的行动道德规范，经历中世、近世的制度、理论道德规范，最后发展成近代的信仰道德规范。

明治维新宣告了日本封建时代的终结和资本主义时代的开始，作为封建政权的统治阶级，武士也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解体的终途。然而，令人费解的是，武士道这一约束、规范武士阶层物质生活和精神世界的道德伦理体系，并未随着武士的解体而消逝，反倒焕发出前所未有的威力，影响甚至决定着日本之后的发展轨迹，这不得不令人深思。鉴于此，本文拟从武士道的产生和发展入手，探讨武士道在近代的演变，并揭示其演变的历史和社会原因。

武士道的产生和发展

(一)平安的“武者之习”

经济领域，班田制的解体和庄园经济的建立与发展，宣告了土地国有制的崩溃；政治领域，外戚政治、摄关政治、院厅政治的先后登场彻底瓦解了大化革新建立的中央集权制度。在这种经济与政治的双重背景下，武士作为日本社会武力争夺土地资源和政治权力的产物，于八、九世纪的平安时代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

最初以私人武装形式出现的武士，在九世纪中叶以后已经发展成为社会各方公认的军事力量，并在十世纪形成了以乡领主为核心的地区性军事集团——武士团。由于武士团内部是按宗族关系和主从关系结合在一起的，因此要求从者绝对服从主人，主人则保护从者的财产。这种建立在利益交换基础上的主从关系在武士团内部所有的社会关系中占据着支配地位，并成为维系武士集团的重要思想支柱。由此而产生的主从道德便成了平安时代武士道的主要内容。正如中村吉治在其著作《日本封建制の源流下-身分と封建》中所说的：“作为武士道雏形的平安主从道德是从武家主从内部发展起来的新道德，是作为武士道而产生的”。[1]

其实，平安时代尚无“武士道”这一称谓，武士道一词产生于战国时代末、江户时代初，此时的武士道常被称为“武者之习”、“弓矢之道”。

从“武者之习中，……以从者对主人的忘我献身精神为中心”、[2]“驱使于矢石之间，出入于生死之门”[3]等大量对平安武士道的描述中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武士道作为尚未被制度化、理论化的行动道德规范，由于武士及其所属武士团的分散、局限性，仅停留在具体的、非规范的小群体行动层次，其主要特点为：忠诚、尚武。

(二)中世的“重名轻死”

1192年，镰仓幕府的建立标志着武家政权在日本的确立。首代将军源赖朝为了巩固统治、有效地控制武士阶层，实行了“御家人”制度。这样，分散的武士团及其武士便都集中于幕府的统治之下，其行动也走上了公共化、规范化的道路。同时，随着武士阶级在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中主导地位的确立和强化，从其内部也产生了统一和规范武士行为、道德的要求。正如新渡户稻造所言：“当武士阶级具有崇高的荣誉和巨大的特权，以及伴之而来的重大责任时，他们很快就感觉到需要有一个共同的行为准则”。[4]于是，上自幕府下至各武士团，纷纷制定出一些“法典”、“家法”来规范、约束武士的思想和行为，如“贞永士目”、“武田信玄家法”等，使武士社会中的道德、习惯及先例以成文法规的形式被确定下来。

此外，当时由中国传入日本、并在日本迅速普及的禅宗，以其对现世“无常”、“空无”及“死生如一”的主观唯心主义认识，迎合了武士阶层的生活状态和心理需要，对武士道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此这一时期的武士道又被称为“死的觉悟”。而早期仅在贵族间传播的儒学以及随禅宗一起传入日本的新儒学——宋学，随着被武家政权的重视，也为武士道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它所提倡的“三纲五常”、“忠孝”的道德观和“大义名分论”等观点，不仅巩固了武士阶级内部的等级和秩序，也为武家政权提供了现世的世俗政治规范。

综上所述，中世武士道不仅继承和发展了平安主从道德中“忠诚”和“尚武”的观念，还加入了“重名轻死”、“美化死亡”的内容，并将武士道从行动的道德规范发展成了制度的道德规范。

(三)近世的“道的自觉”

德川氏统一日本后，日本结束了长期战乱的局面，进入了长达200多年的和平时期。幕藩统治者为巩固统治，实行严格的“兵农分离”和“士农工商”四民等级制度。武士作为最高等级的“士”，其主要职能从战斗者转变成了行政官僚，生活来源也由土地转化为禄米。由于武士社会职能和生活方式的变化，以往在战争实践中受禅宗影响而形成的“死的觉悟”的武士道已不适用。另一方面，在室町时代末期抬头的新儒学，进入江户时代后，彻底摆脱了对禅宗的依附，并以其富于思辩性的精致理论形态和对现世封建秩序的合理论证博得了德川幕府的青睐，成为了江户时代的“官学”。

武士职能的转变以及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变化无不对武士的行为、思想及伦理道德提出了新的要求。为适应这一要求，幕府的首代将军德川家康和中江藤村、熊泽蕃山等儒学家都曾致力于创立新的武士道理论，但在这方面贡献最大的人还是古学派儒者山鹿素行。

“山鹿素行以儒家思想改造原有的武士道理论，提出了具有新体系与新内容的‘士道’论，使儒家思想成为江户时代武士的最主要的生活指导原理”，[5]武士道也由此从“死的觉悟”过渡到了“道的自觉”。在《山鹿语类》中的“士道篇”里，他指出武士要知己知职分，即一如既往地对主君尽忠、自觉地实践“人伦之道”(即儒家的封建道德)并成为指导农工商三民实践“人伦之道”的楷模。为完成武士的职分，山鹿素行还主张要“明心术”、“自省”、“详威仪”、“慎日用”等，为武士制定了一系列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此外，“士道篇”还提倡儒家的“五常”(仁、义、礼、智、信)，利用朱子学的道学原理，为武士阶级注入了“安天命”、“报恩”、“克己”等新的观念，并根据儒家为君主“死守善道”、“舍生取义”和“杀身成仁”的精神，鼓吹所谓全死节思想。

就这样，德川时期的武士道在继承、发展和改造平安、中世武士道的基础上被进一步理论化、系统化、权威化，不仅成为武士阶级的生活伦理和思想信仰，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开始广泛地向其他社会阶级渗透。自此，武士道作为一种理论的、系统的道德规范深深地植根于日本的国民性中。

近代的“献身之道”、“侵略之道”

明治维新宣告了日本封建时代的终结和近代资本主义时代的到来。武士作为封建社会的统治阶级，在经过明治维新的一系列改革后，也不可避免地走向了末路。然而，武士道这一原本为武士所必需遵守的道德伦理体系并未随着武家政治的终止而终结，相反却以全民信仰道德规范的形式进一步渗透到日本民族的血液之中，并产生了新的发展和变异。其具体表现可以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忠诚”的对象由多元转为一元

“武士道”以“忠诚”为核心和灵魂，强调从者对主君的绝对忠诚。在任何一个时代的武士道中，“忠诚”都是武士所必需遵守的首要道德规范。近世及其以前的武士，由于经济收入、政治权力直接掌握在各自的主君手中，武士各有其主，因此，效忠为多元效忠，“忠诚”也只意味着对各自主君的忠诚。然而，明治维新的一系列改革，使以天皇为顶点的中央集权制得到确立。手握神权并操纵政权的天皇，君临万民之上，成为国家的象征和举国上下唯一的效忠对象。

(二)适用的范围由武士发展至全民

近代以前的武士作为社会的统治阶层，在各个领域享有绝对的特权，其遵奉的行为道德规范武士道，虽然是其它社会阶层竞相模仿的对象，但只为武士所专有。然而到了近代，经过明治政府一系列法令法规的强制颁行，武士道迅速地渗透到全社会各个阶层之中。武士的精神成为日本近代精神的主要特征，并从初期的军人精神信条上升为全民的道德。

(三)由“重义轻利”转变为“义利两全”

江户时代，由于“兵农分离”和“士农工商”四民等级制的实行，武士被剥夺了土地和经济领域的一切特权，只占有政治和军事领域。作为幕藩的各级行政官僚，武士被禁止从事一切生产经营活动，平时只能专心致志修文练武。此外，由于深受儒学“士大夫”观念的影响，江户时代的武士以“君子”自居，将“忠义乃武士道之根本”、“重义轻利”作为最高的精神信条。明治维新后，为谋求日本经济的快速发展，明治政府在武士道精神中融入西方资本主义的功利观念，强调“义利两全”，制定了“士魂商才”的经济发展方针。“士魂”指以“奉公效忠”、“忠君爱国”为核心的武士道精神，“商才”则指经营、管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能力和才干。被誉为“日本近代企业之父”的涩泽荣一将这种“义利两全”的主张概括为“论语加算盘”，强调在武士道“忠君爱国”的精神指导下，用经营管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才干发展日本经济。

(四)演变为军国主义侵略扩张的精神支柱和战争工具

江户时代，由于长达200多年的长治久安，武士的职能已由前期的“战斗者”彻底转换成了幕藩的行政官僚，其作为“文官”、“道德楷模”的侧面也日益加强。当时的武士道与其说是指导武士在战场上的行为规范，不如说是约束武士的思想、行为，即用于自诫内省的道学手段，其中并不包含“杀人之道”、“侵略之道”的观念。然而进入近代，随着明治政府走向侵略、掠夺其它国家的军国主义发展道路，传统武士道的战争之道被卷入叫嚣着“国权扩张、国威高扬”的军国主义狂澜中，开始充满强烈的侵略扩张性质，成为军国主义的精神支柱和战争工具。

近代武士道演变的原因

“道德的继承性与共同性是客观存在，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6]后世的道德总是对前期道德的继承和发展。武士道作为武士阶级1000多年间一直遵守的道德规范也充分地体现了这一点。江户时代，武士阶层处于社会的统治者地位，在政治、军事及文化教育上拥有无与伦比的特权，这都决定着其道德性质的等级和价值。武士超凡脱俗的人生观、价值观和言行举止无不对社会其他阶层产生着深厚的影响，成为农、工、商三民学习、效仿的对象。因此，江户时代尤其是江户末期，武士道已不再局限于武士一个阶层所有，而是广泛地渗透到了社会的其它各个阶层。这也是明治维新后武士虽然解体，但武士道得以保留的重要原因。

经过明治维新的一系列改革，武士解体，“四民平等”的身份制度得以确立。但解体后的武士并未真正地退出历史舞台，又以“士族”的身份重新进入明治政府，并占据了其中的重要位置。明治政府的核心领导人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伊藤博文等都是旧武士出身，大政时代的首相原敬、加藤高明以及昭和时代的军部法西斯头子东条英机、宇垣一成等均出身于士族。“结果，整个国家机关之中都渗透着武士的势力”。[7]由这些人组成的明治政府把持国家政权，通过对武士道的精心改装、大肆渲染牢牢地控制着民族思想，并使之恶性膨胀。

首先，为确立以天皇为顶点的中央集权制度，把天皇塑造成国家的象征和全民效忠的唯一对象，以士族为核心的明治政府积极吸收西方的国家主义思想，将儒家传统的“忠君”思想和从西方引进的“国家”观念巧妙地集中在天皇一个人身上，把天皇塑造成“现人神”，并鼓吹天皇即国家、忠君即爱国，使近代武士道披着“爱国主义”的外衣，渗透着强烈的封建色彩和宗教意识。

从1871年和1878年山县有朋发布军人守则《读法》七章、《军人训诫》开始，到1882年和1890年以天皇的名义颁布《军人敕谕》、《教育敕语》，明治政府通过全民义务兵役制以及一系列法令、法规的强制颁行，首先在军人精神的外衣下复活武士道，进而将其确定为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乃至家庭教育中必须严格贯彻的道德准则，使之成为日本近代居于绝对主导地位的核心价值理念。就这样，经过1000多年历史积淀的武士道，终于在明治政府的强制推行下，演变成了日本国民共同遵循的信仰道德规范。

为适应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明治政府在发展国民经济时，将道德教化与经济活动相结合，打破传统武士道“重义轻利”、蔑视经济活动的观念，将资本主义的功利观引入武士道，制定“和魂洋才、东西结合”的近代化发展方针，在经济领域对武士道进行了新的发展和改造。

产生于武士阶级，发展于武家统治下的武士道，从一诞生便带着浓厚的军事色彩，但在奉行儒学的江户时代，其“尚武”、“以武勇为本”的精神被掩盖在“士道”的封建伦理体系之中，并未显现出“杀人”、“侵略”的一面。然而到了近代，由于以军事立国的明治政府选择了侵略、掠夺其它国家的近代化发展道路，武士道作为昔日武士的精神信仰和战争实践之道，在近代首先成了军人的精神信条，并凭借其“好战”、“尚武”的本性被纳入军国主义的轨道。从此，近代的武士道便循着“与万国对峙”的路线，在军国主义乃至法西斯主义的大肆渲染和极力鼓吹下，演变成嗜杀成性、穷兵黩武的“侵略之道”和“杀人之道”。

结语

综上所述，武士道在进入近代以后之所以出现如此大的变异，除了其自身固有的道德传承性和时代性因素之外，与明治政府的精心改造、强制推行和极力鼓吹渲染有着直接的、密不可分的关系。

可以说日本的近代武士道是明治政府吸收西方国家主义思想，用西方伦理道德巧妙改造日本传统思想而形成的全民信仰道德规范。它具有强烈的两面性，即对天皇和日本民族利益来说，是献身之道；对被侵略国家和民族而言，却是战争和灾难之道。

参考文献

[1]中村吉治.日本封建制の源流-身分と封建[M].东京：刀水书房，1984.226

[2]河合正治.中世武家社会の研究[M].东京：吉川弘文馆，1973.26

[3]家永三郎.日本文化史[M].东京：岩波书店，1992.89

[4]新渡户稻造.武士道[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16

[5]王家骅.儒学思想与日本文化[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301

[6][7]娄贵书.武士道嬗递的历史轨迹[J].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