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安丢火车乐队总谱:张公绪--中国质量人

张公绪小传： 1932年3月生，江苏江都人。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现任北京科技大学管理科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质量协会副会长、中国医药质协高级顾问、香港品质管理协会名誉顾问、英国全面质量管理杂志 (TQM Magazine, UK) 国际编委、印度国家科技发展研究院评审委员会委员、丹麦奥胡斯工商管理研究生院全面质量管理系客座教授、韩国汉城国立大学计算机与统计系客座教授。国家科技进步奖获得者，国家级专家。1981年张公绪等提出了通用控制图，1986年我国颁布了国标GB 6381通用控制图，这是张公绪等在1981年所创造的，也是迄今为止，全世界在控制图方面唯一由国人提出的国标。
　　1982年张公绪提出两种质量诊断理论，将SPC上升为SPD，为此1987年个人获国家科技进步奖，1993年7月世界SPC权威学术刊物美国《质量技术杂志》刊载了著名统计质量控制专家 (W. H. Woodall) 和威德 (M. R. Wade) 博士的专文肯定了张公绪的两种质量诊断理论的先进性。从90年代起张公绪及其学生将上述理论向多元化、小批量化、模糊化以及接近零不合格过程拓展，取得了多项国际水平的成果并研制了世界上迄今唯一的多元诊断软件DTTQ 2000。1998年张公绪主编并出版了《新编质量管理学》，被作为面向21世纪教材，也是普通高等教育“九五”国家级重点教材，获得2000年北京市高校教材一等奖与2001年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二等奖。1999年与清华大学孙静博士共同主编出版了《现代质量管理学》一书，受到许多高校与工厂的好评。2001年出版了专著《两种质量诊断理论及其应用》。2002年与孙静博士共同主编与出版了《质量工程师手册》。张公绪教授孜孜不倦，刻苦钻研质量科学，数十年如一日，所创造的成果累累，至今仍积极活跃在质量战线上。

张公绪教授的代表性论著如下：
[1]论文：“允许有异常因素的一类新型控制图 —— 选控控制图”，电子学报，1980年第2期。本文提出选控控制图。
[2]论文：“控制图诊”，中国质量管理协会第二届年会论文，桂林，1982。1983年宇航学报全文转载。本文提出两种质量诊断理论。
[3]专著《选控图理论与实践》，人民邮电出版社，1984。本书总结了一元情形的两种质量诊断理论。
[4]英文专著：《Cause-Selecting Control Chart and Diagnosis (选控图与诊断) 》, 丹麦奥胡斯工商管理学院出版，1992。
论文“质量控制与诊断七十年”，中国质量，1998年第5期。


从五十年代以来，张公绪在质量科学方面取得下列多项重要科技成果：
   
    1.1980年提出新型控制图——选控图系列。大大缩小搜索异常因素的范围。
    2.1981年提出通用图，解决了计数值休哈特控制图（简称休图）难于作图，难于判断异常的困难。1986年发布为国家标准GB6381。
    3.1982年提出世界上第一个统计质量诊断理论——两种质量诊断理论，突破了传统的美国休哈特质量控制理论（SPC），开辟了统计质量诊断理论（SPCD）的新方向。两种质量诊断理论已在制药、化工等20个领域获得应用，效益显著。为此，张公绪于1987年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通过两种质量诊断理论获得下列具体成果：
    （1）克服了传统的美国休图的局限性。可以证明，如果在各道工序只应用休图进行工序控制，则在上下工序有联系的场合将发生虚报和漏报异常的现象。而本理论通过应用所创造的新型控制图——选控图则解决了此问题。1993年7月世界质量控制权威学术刊物美国质量技术 发表美国著名质量控制专家屋道尔（W.H.Woodall）的专文“对选控图的评论与分析”肯定了张公绪的理论。
    （2）通过选控图提出一种新型评估理论——选控评估理论，可用以对不同单位进行评估和评比，对评估为异常的单位还可诊断其造成异常的原因。
    （3）提出一类新型工序能力指数Cp分，通过它可以诊断出生产线的关键工序。而传统的工序能力指数Cp总（即Cp），由于与上工序有关，故应用它对上下工序有联系的生产线进行诊断，所得结论往往是错误的。
    （4）利用Cp分与Cp总的差值可进行质量预测，这是以前所未曾有过的。
    4.1994年提出多元逐步诊断理论，克服了西方国家统计诊断理论第一种错误概率大的缺点。
    5.1996年将两种质量诊断理论多元化，提出两种质量多元诊断理论解决了工厂普遍存在的多工序、多指标生产线的控制与诊断问题，居世界领先水平。
    此外，张公绪从教42年，学风一贯严谨，科研中强调理论联系实际，教学中大力宣传祖国建设的成就，除本人科研成果累累外，共培养与在培养硕士生12人，博士生5人，建立了一支老中青结合的学术梯队，为创造具有中国特色的质量管理与质量控制学派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中国企业太需要SPC了” ——访著名质量管理学家张公绪教授

对于行内人士来说，提起张公绪教授，人们自然就会想起他致力推行的SPC (英文Statistical Process Control的简称，即统计过程控制)，就会想到他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SPD (英文Statistical Process Diagnosis的简称，即统计过程诊断)。当记者登门造访时，张教授更是语出惊人：“我们的过程管理与国外的先进水平 (六西格玛) 的差距是多少？对于国内的三西格玛企业而言是差2万倍，而对于国内的二西格玛企业而言则是差9万倍！如不迅速赶上，差距可能还会拉大。”

      水平相差2万倍至9万倍并非危言耸听！两万倍乃至九万倍的差距是怎样算出来的？张教授说，这是经过严格地科学比较得出的结论。他介绍说，世界著名的质量管理奖有三个：美国的波得里奇奖、日本的戴明奖和欧洲质量管理奖，这三个奖可以代表质量管理的国际先进水平。前不久中国质量协会借鉴上述奖项的评审办法也设立了全国质量管理奖评奖。可以以此作为我国质量管理总体现状的一个体现。而比较的指标则是四个奖项中均涵盖的内容项：领导和经营策略、资源管理、过程管理、信息、经营结果。把每个奖中的内容项放在天平上一一比较，这个天平就是六西格玛。经过比较，领导和经营策略、资源管理、信息、经营结果这四项，我国企业和国际水平虽有差距但相去不远，而过程管理却是造成国际水平和我国企业之间天壤之别局面的重要因素。如说国际水平是六西格玛的话，我国企业的管理大致只处于三西格玛的水平，而六西格玛企业的质量水平较之三西格玛企业要高两万倍，较之二西格玛水平则要高九万倍！这主要是由我国企业过程管理缺乏科学方法、统计技术造成的。

      那么，是我国在这方面的研究水平落后于人吗？张教授说，非也，相反，我们在这方面的部分研究，例如SPD (统计过程诊断)，还处于国际领先地位。“SPC对我们并不陌生，只是没有引起重视” 说到过程管理，就得说到早在20世纪中期就广泛应用于发达国家的SPC (统计过程控制)。SPC于20世纪20年代首先由美国休哈特 (W. A. Shewhart) 提出，今天的SPC与当年的休哈特的过程控制方法并无根本的区别。SPC就是应用统计方法对过程中的各个阶段进行监控，从而达到改进与保证质量的目的。它强调通过过程的预防来减少或避免出废品、次品，就像医生给人们注射防疫针使其不得病一样。它着眼于全系统、全过程，要求全员参加，人人有责；它要求用科学方法 (主要是统计技术，尤其是控制图理论) 来保证全过程的预防，不仅用于生产过程，而且可用于服务过程和一切管理过程。今天所说的六西格玛与SPC与SPD一脉相承并且是SPC与SPD的全面深化。休哈特的SPC理论开始并没有得到他的同胞的重视，相反，二战后经济遭受严重破坏的日本在1950年刚接触SPC便十分敏感，立刻引进并大力推广。经过30年的努力，日本终于跃居世界质量与生产率的领先地位。美国著名质量管理专家伯格 (Roger W. Berger)教授指出，日本成功的基石之一就是SPC。在日本强有力竞争的威胁下，从80年代起，西方工业国家纷纷开展“SPC复兴”运动，美国从1980年开始大力推行SPC，经过15年的努力，才于1995年在民用品的质量方面和日本扯平。我国从60年代起就开始引进了SPC，当时由于生产发展的水平以及政治环境的制约，未能在企业中打下基础。但学术界一直没有停止沿着SPC探索的脚步。SPC虽然能对过程的异常进行告警，但对于诊断出造成异常的原因和发生的地点却无能为力。

      1982年张公绪教授提出了两种质量诊断理论，解决了SPC只能控制而不能诊断的问题，将SPC上升为SPD (统计过程诊断) 受到国内外同行的赞誉。此后张教授和他的学生继续耕耘，向诊断理论多元化、小批量化、模糊化以及接近零不合格过程的方向发展，取得了一系列国际水平的成果。目前，SPD已经进入实用性阶段，我国仍然居于领先地位。但是，SPC与SPD在我国企业中的实践却和在学术界取得的成就大相径庭。张教授说，SPC这个好东西在国外使用得很广泛，在我们这儿却很难推广。即使走在全国前列的广东，其SPC普及率大概也还不到5%。

      “中国企业不是不需要SPC与SPD，而是太需要它了”

　　 难道我们不需要SPC与SPD吗？事实并非如此。张教授对记者讲述了这样一次经历：不久前，国内一家大型元件厂通过认证拿到证书后，兴致勃勃地欢迎外商来采购。谁知对方考察完竟然出乎该厂意料之外地拒绝采购，外商说你们企业连SPC都没有推行，如何能保证产品质量？这时，中方企业才急着去了解SPC究竟是什么以及如何进行SPC，最后他们找到了张教授，请他给予指导。张教授感叹地对记者说，这就是一个“挨洋人打屁股不知痛就不去学”的典型。他继而分析道：SPC与SPD和企业的关系其实是非常密切的。现代化的生产，速度快、产品数量大，如果仅靠事后检验来管理生产会造成很大的浪费，应用SPC可以对生产的异常及时告警起到预防作用，而应用SPD则可以尽快诊断出异常并及时调整，这些当然可以保证产品质量、降低成本、增加利润。例如，有个大型化工企业，生产中发生的异常有五六成只凭他们的技术经验就可以诊断出来，但其余四五成的异常他们则判断不了。这时，如果应用张教授的多因素诊断理论及其软件DTTQ 2000则可把这部分异常也诊断出来，可以想象那会给企业增加多少利润！

　 “必须尽快补上质量管理科学化、定量化这一课”
　　 谈到企业对应用统计技术的忽视，张教授说，这有其历史的原因。质量管理对于国内来说是个舶来品，这个舶来品在国外有个循序渐进的发展过程。先是传统质量管理阶段，其特征是以事后检验为主；接着是统计质量管理阶段，在质量管理中引入了统计技术；然后是全面质量管理阶段。国外的统计质量管理阶段在我们开放前就完成了，我们跳过了这个阶段，没有打好基础，失去了一次严格训练的机会，这是客观原因。但是我们现在加入WTO以后还不好好补课，那就是企业自身的责任了。根据张教授的经验，他在企业中遇到过下列种种情况：
　　 ——企业高层领导对统计方法认识不足，不予支持。虽然下面中层和基层对统计方法有热情，也无可奈何。例如，上述大型化工厂就属于这种类型。
　　 ——企业搞质量管理流于形式，自然对统计方法不感兴趣。例如，有家大型电脑工厂，邀请张教授去讲课，在课间休息时，张教授看见许多学员都人手一张密密麻麻写满字的纸，口中念念有词，原来该企业正要开展ISO 9000认证复查，要求全体员工背熟那张纸以应付考核。张教授说这样的认证是搞形式主义，有什么用？到头来只会害了自己。　　 ——有些企业的员工认为，搞SPC又不增加我的工资，我何必自找麻烦？张教授说，搞质量必须对工作认真负责，一丝不苟，从一点一滴下手，来不得半点虚假，这种怕麻烦的思想是搞好质量的大敌，企业负责人应认真做好员工的思想工作，否则难以应付加入WTO后国际市场激烈竞争的挑战。
　　 张教授最后强调说，要搞好质量管理必须注意下列两点：1.贯彻预防原则是现代质量管理的核心与精髓。 2.质量管理学科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即对于质量管理所提出的原则、方针、目标都要有科学措施与科学方法来保证它们的实现。这体现了质量管理学科的科学性。保证预防原则实现的科学方法就是：SPC (统计过程控制) 与SPD (统计过程诊断)。上述第1点在ISO 9000中已有充分的反映，但上述第2点则远非广为人知，应大力加以宣传，因为不懂得这一点正是质量管理中形式主义泛滥的思想根源之一。

（转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