弯弯的月亮 乐谱:(转载）笑蜀：爱荷华，那忧郁的夕阳——聂华苓访问记

一
“有一天，PAUL突然问我：‘听说毛的诗写的不错？’”
PAUL是指聂华苓丈夫、美国著名作家安格尔。每次提到PAUL，她的语调都格外柔和。
“我就给他说，毛有些篇章的确很棒。他马上又问：那你为什么不试着译几首呢？”
聂华苓动了心。牛刀小试，居然大见成功，初译的几首毛诗在华人文学圈很快流行起来。一个偶然的即兴建议从此发展成了一个正式的事业，聂华苓、安格尔合作的英译毛诗分别于1972年和1974年在美国和法国出版发行。
为了译毛诗，聂华苓不得不恶补了一把中国政治史，尤其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每首毛诗都有特定的政治背景，不懂中国政治史，你就根本无从下手。”聂华苓告诉笔者。
长征的故事，延安的故事，整个红色中国的故事，就这样一步步走进聂华苓的视野，新鲜而朦胧。
“接着我就挨骂了。台湾报刊骂我不忠不孝。”聂华苓父亲死于红军的枪下，所以在台湾看来，聂华苓翻译毛诗就等于认同毛诗，就等于背叛父亲的亡灵。而海峡另一端，则抱以惊喜和期待。
“其实两边都对我想象过度了，把一个文学事件政治化了。”回忆这段风浪，聂化苓满脸的无奈。
但无论如何，毛诗英译无意间为聂华苓开启了人生的一个通道——梦萦魂系的故园向她张开了双臂。“四人帮”垮台不久，即1978年，聂华苓重返阔别三十年的祖国。受到的礼遇之高，超乎她的想象。
相遇聂华苓，多少有些意外。刚到爱荷华就问陪同官员，有没有机会拜会聂华苓？陪同官员说，他们早已知会聂华苓，但她住在山上，刚下过大雪，路上尚有积冰，开车下山怕有危险，所以没安排。我也就不指望了。2号上午造访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坊，陪同官员突然提示说，中午聂华苓请我们吃饭。跟写作坊负责人谈到11点，一个老太太推门而入，所有人一齐站了起来——我跟着站了起来，我想，这就是大名鼎鼎的聂华苓了吧。
果然不差。风尘仆仆的聂华苓显得瘦小而又精干，两只眼睛炯炯有神。握手，寒暄，然后一群人围着靠墙的安格尔铜像合影。身为写作坊教父的安格尔，微笑着，静静地坐在人群中间。对面墙上挂着他的画像，会客桌的玻板下，压满了他当年创办的原版杂志。房间里到处是他的气息。
“他特别强壮。”聂华苓骄傲地回忆说：“八十年代我们买了个很大很大的微波炉，重量超过一百公斤。他从车库直接抱到二楼厨房，途中根本不停下来歇口气。”
证明安格尔力大无比的另一个故事，发生在1980年。这一年聂华苓夫妇第二次回国访问。安格尔坐火车上铺。上百公斤重的行李箱，他弯腰一拎就拎了起来，转身就塞进了头顶的行李仓。陪同官员看的直咋舌，说安格尔那双手真厉害，“那是一双劳动人民的手！”
尽管有一双劳动人民的手，安格尔还是抗不住命运的闸门，而在1991年溘然西去。那年聂华苓才66岁。
“从此我再也不记日记了。PAUL走了，我还有什么可记的呢？”聂华苓神色黯然地说。
两部心爱的相机也都送了人。“我很喜欢摄影。PAUL的合影照，只要没有我，一般都是我拍的。但他走了之后，我再没什么照片可拍了。”
对PAUL的记忆那样刻骨铭心，以致后来一个通灵大师主动要给她预言未来时，她竟毫无兴致：“最美好的我经历过了，就是跟PAUL相爱；最坏的我也经历过了，就是PAUL的离去。还有什么值得我期待的，还有什么值得我恐惧的呢？”
二
 
在写作坊办公室象征性地停留了几分钟，聂华苓就招呼我和翻译随她出门。门外白雪皑皑。
“那是我的车。”她指着不远处一辆银灰色的两厢车说。那车的档次，估计跟国内几万块钱一辆的小车差不太多。
说着，抬腿就朝自己的坐驾走去：“我带你们找个地方吃饭。”
雪地挺滑溜的，摔一跤肯定不轻。我赶紧一把把她拉住：“聂老师咱们就在这等，叫司机把车开过来嘛。”
老太太乐了：“咳，我哪来什么司机。”
翻译也笑了：“你以为是在国内呀，这里的老人都很独立，都是自己开车。”
可再怎么独立，毕竟已经80多岁的人了。真难以置信。
轰隆一声就上了路。老实说，这开车水平真不咋的，车子跑的歪歪拐拐。嘿嘿，也就是在美国。要是在咱伟大祖国，那复杂的路况，这车不知道要撞多少个鼻青脸肿。
“美国人工贵，我请不起司机。”聂华苓一边开车一边解释；“而且，在美国开车不只图个交通方便。你要会开车才有自由。一个人要是连车都不会开，他基本上就完蛋了，他就被束缚在一个地方，哪都不能去，活着也没啥意思了。”
难怪她不愿丢掉方向盘。对驾驶的热爱，原来是对自由的热爱。
一排排小别墅从车窗两边哗啦啦地整齐地后退。爱荷华实在太小，转眼间就一片一片空旷的农田扑面而来，车子出城了。很快，一条河流出现在眼前。
“这就是爱荷华河。我们到了。”聂华苓说。
车子在河边一栋砖楼前停下来。走进去才发现，那栋楼整个就一层，结构奇特而壮观。室内净高竟达十米以上，有如教堂般令人仰视。又粗又长的红色暖气管，在屋顶蜿蜒穿行。巨大的吊车抓钩悬停在半空中。暖气管和吊车抓钩俯视之下，一张张圆桌错落有致，人们围桌而座，热烈地交谈着。
我们拣了一张靠窗的圆桌坐下。窗外是蔚蓝的爱荷华河。河水在冰雪拥抱下一动不动。一群肥硕的野鸭子正在水中央觅食，偶尔起飞时溅起一串串白色的浪花。河的两岸是茂密而辽阔的森林，森林上面是同样蔚蓝的天空，一朵朵白云那样温顺，又那样的安静。
这简直就是一幅十九世纪的俄罗斯油画。
“风光怎么样？”刚刚落座，老太太就带着几分骄傲这么问。答案不言而喻。
她很满意，说：“这儿原来是工厂的一个车间。后来工厂没了，就改成了餐厅。我最喜欢来这里吃饭。不仅风光好，而且它的牛排特别地道。”
正这么说着，一个服务生赶了过来，见到老太太就眉飞色舞。显然，他们是老熟人了。服务生给我和翻译各自上了一杯水。给她的却是一个空杯。他用英语给她说了几句悄悄话。老太太听了，快活地大笑起来。
“这小子跟我打趣。”老太太给我解释说：“他说本来也给我斟了满满一杯水。但那杯水温度太高，以致刚端到我面前就全部蒸发了。”
她向服务生要了三份牛排。然后一边吃一边如数家珍：某某，某某某，还有某某某都来过这个餐厅。那些名字，在我当然是如雷贯耳。
“这大概是来爱荷华的中国作家，到的最多的餐厅之一，如果不是惟一的话。”
接着就给我讲这家餐厅的中国记忆，讲她跟中国作家的那些悠远的交往。“这不是普通的餐厅，这是有历史的餐厅，到处都是故事。”
说到这里，她突然话锋一转，问我：“但这还不是到爱荷华的中国作家去的最多的地方。他们去的最多的地方你知道是那里吗？”
我当然只好摇头。她叹口气：
“这你都不知道呀，答案其实好简单，他们去的最多的地方就是我家呀。”
我们不禁一齐大笑起来。
笑完了，老太太很郑重地向我发出了邀请：
“我不知道你下午的行程怎么安排的，但我家你是一定要去看看的。”
这时翻译显出几分难色：“聂老师，我们下午真还排满了。”
“那你们下午要见谁呀？”老太太紧追不舍。
“下午三点要见一个基金会。现在已经一点多了。”
“哦”。她似乎想起来了什么，“是那个家族基金会吧？”
翻译说，正是。老太太一挥手：“咳，这种会见，礼节而已，不见也罢，不如省出时间去我家坐坐。”
翻译举棋不定。我也拿不定主意。我试着问：“如果我们推掉下午的会见，能不能借用聂老师你的名义，就说你要召见我们，你让我们推掉下午的会见的？”
老太太不假思索地回答：“好啊。就这么给他们说。他们知道我的。”
翻译马上用手机跟当地的接待官员联系，但接待官员否决了我们的提议，理由是这么做不礼貌。会见不能推掉，但接待官员说，会见多长时间，我们完全可以自由裁量，完全可以压缩会见时间，腾出时间重访聂华苓。
这是皆大欢喜的安排。但聂华苓仍感遗憾，固执地劝告我们：
“去见他们之前，你们最好先到我家看看。”
她似乎看出了我们的犹豫，马上解释说：“到我家看看，我就开车直接送你们去基金会，保证不耽误你们时间。”
“因为，”她说：“我不知道你们去基金会到底谈多久。要是你们谈的太久，最后没时间去我家看看，那会是你们很大很大的遗憾。”
其实我们是有把握尽早结束下午的会见，尽快去她家拜会的。但为了让老太太安心，我们还是答应先绕道去她家。
聂华苓家掩映在半山腰上的丛林中，背后是一片开阔的山坡，积雪像一尘不染的洁白的毛毯，丰腴而松软。山下也是一望无际的丛林，蔚蓝的爱荷华河在丛林中若隐若现，充满诱惑。
我只在楼上停留了不到一分钟，但我马上就明白了，什么叫诗意的栖居。
三
1964年，29岁的聂华苓从台北飞到了爱荷华。
“飞机飞上天空，我心里才一块石头落了地。”聂华苓回忆说。“直到起飞前的最后一刻，我都有被国民党宪兵抓走的可能。”
这么说不是空穴来风。1949年刚逃到台湾，聂华苓的名字就跟《自由中国》杂志连在了一起，跟雷震、殷海光、胡适这一个个政治敏感词连在了一起。当她飞向爱荷华时，杂志早已被封，社长和其他三个同仁都身陷囹圄。
台湾15年，聂华苓经历了太多恐惧，跟踪、抄家、隔离如影随形，一个不喜欢参与现实政治的弱女子，却承担了太多本不该她承担的风险。也就因此，台湾岛那个泪珠般的小岛，在她意味着太多的伤感，太多的梦魇。
是PAUL把她从台湾召唤到爱荷华的。她的人生从此转轨，从一个青年作家变成了一个政治流亡者。
在爱荷华她找到了自由，更遭遇了爱情。1970年，她与PAUL缔结白首之盟，有了一个美满的家庭。但她仍不免常常怅惘，常常若有所失。
她到底缺什么呢？她还要找什么呢？
爱荷华可以给她自由，可以给她爱情，却并不能给她全部。那些南腔北调，越剧昆曲，粤菜川酒，却是爱荷华无法给她的。“我在台湾时，正是国民党一党专政时期。因为《自由中国》所受的迫害，我是反国民党的。他们对台湾人的迫害，我也很了解。”逃离台湾整整四十多年后，她仍这样告诉笔者。对国民党的失望，使她只能把寻根的目光投向祖国大陆。云雾缭绕的祖国大陆，给了她广阔的想象空间，她以文学家独有的方式慰藉自己无尽的乡愁，着手翻译毛诗。翻译毛诗因此何止是一个文学事件，何尝不是她叩问精神故园的一个最初的尝试？
1978年，国门初开，她便迫不及待地回去了。作为最早向全世界译介毛诗的华人知名作家，当局对她的重视不难想象。即便如此，以一个作家特别是女作家的细腻心地，她仍隐隐地感到了弥漫在空气中的那种似曾相似的紧张和惶恐。她想为自己的祖国做点什么，但这时，她不知从何做起。
“我一回去就到处打听我熟悉的那些中国作家的下落，没人能告诉我。”
28年后，坐在安寓二楼宽敞的客厅里，聂华苓追述初回故园的那一幕幕，记忆犹新。
安寓是一座两层小楼。如果说分布着卧室和健身房的一楼主要是生活区，那么分布着餐厅和客厅的二楼则是主人最重要的社交区。
“现在太冷。你要是春天来，就不一样了。”老人推开通向阳台的玻璃门，指点着周遭说：“那些花啊，草啊，可美啦。还有好多好多的野生动物。”
老人这么说的时候，正好就有几个松鼠拖着长长的胖胖的尾巴，从阳台下跑过。笔者颇觉惊奇，老人却不以为然：
“这不算什么，呆会儿，你还可以看到梅花鹿呢。她们每天都来这儿散步，我们是好邻居。”
老人说，她的后院装了两大铁桶的鹿食。每天给梅花鹿喂食，是当年做客安寓的中国作家的保留节目。
“就这个阳台，那时常常举行烧烤晚会。几十个中国作家同时出席，可热闹了。”
拐角阳台又宽又长。靠墙放着一张张靠背长椅。夕阳西下。金色的夕阳洒在阳台红色的栏杆上，洒在长椅厚厚的积雪上，强烈的色彩对比，似乎折射着安寓当年的辉煌。当年那种人影幢幢、人声鼎沸的喧哗场景，仿佛就在眼前。
“看见那座公寓楼了吗？”老人指着山下一座方方正正的大楼说：“那叫五月花公寓。当年丁玲夫妇就住那里。他们常常晚饭后背着双手上山散步，散着散着，就突然出现在我家的楼梯上。”
丁玲是聂华苓过从最密、也是聂华苓最早请进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坊的中国作家之一。她在五月花公寓住了四个月。
“他们呵呵笑着走上二楼，这时PAUL会大叫一声：‘丁玲！’走上前握住她的双手。然后我们就在临河的长窗前坐下，一边磕着五香瓜子，一边谈天。”
他们谈的都是往事。那些让人伤心的往事。秦城岁月，牛棚风光，那一个个狂暴而血腥的日子，那些似乎没有尽头的苦难，是自认为经历过大风大浪的聂华苓，从来不敢想象的。
当然也有美好的碎片。丁玲记忆中最美好的碎片，就是早期的延安经历。“昨日文小姐，今天武将军。”毛泽东对丁玲的这些热情赞美，蕴藏着多么丰富的的历史密码啊。
“你常去看毛泽东吗？”聂华苓曾经这么好奇地问丁玲。
“毛结婚之前我经常去。”丁玲幽幽地回答说：“但是毛结婚之后我就不去了。他们结婚请客，我也没有去。”
毛泽东跟江青的婚姻，成了丁玲与毛泽东交往的根本转折点。聂华苓印象中，丁玲特别讨厌江青。谈到江青就撇嘴。“小家子气”、“三流演员”，是丁玲评价江青的口头禅。
笔者希望她谈谈跟丁玲交往的更多细节，但老人不答应：“说来话就长了，时间不够。我送你一本书吧。”
老人拿出一本《三生三世》：“这基本上是我的一本回忆录，我跟丁玲的交往上面写的有。”
安寓的另一个中国常客，是诗人艾青。早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聂华苓就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图书馆，斯坦福大学图书馆，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狂读艾青的诗篇。1978年重返祖国大陆，她第一个要找的失踪名宿就是艾青。但她找得很苦。她见到了夏衍，见到了曹禺，见到了黄永玉。她最想见的艾青，却一直杳无音信。那时艾青还没平反，属于敏感人物。她问接待她的中国官员，他们三缄其口。她问夏衍，夏衍也无可奉告。
就在山重水复之际，聂华苓见到了以写散文诗著称的作家蔡其矫。蔡其矫透露，艾青正在北京，寄住在他的一个崇拜者提供的一间小房子里。喜出望外的聂华苓要求马上见面，托蔡其矫给艾青打电话，约次日在景山旁边碰头。但可能是考虑到聂华苓的海外背景，尽管聂华苓夫妇已经为此取消了次日的原定行程，专门等艾青，心有余悸的艾青还是谢绝了朋友们的这番好意。
不知道接下来发生了什么插曲。反正在聂华苓夫妇倍感失意，对拜访艾青已经不抱希望的时候，艾青的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突然一天晚上，聂华苓接到一个电话，“我是艾青。”聂华苓听了，简直不敢相信，如在梦中。但那确实就是艾青，那个饱经沧桑的艾青。艾青主动提出拜访他们。“不用你来，我们去看你，我们明天一早就过去你那里。”聂华苓用颤抖的声音说。
他们在艾青寄居的那个小房子如期相聚。一见面就有说不完的话。他们如饥似渴地谈了一个下午，然后一起吃饭，然后又谈到深夜。第二天一早，艾青夫妇回访聂华苓夫妇，又谈了整整一天，谈到星斗满天。那是聂华苓即将返美的前夜，分别时，艾青和PAUL倾情拥抱，两个大男人，这时禁不住热泪长流。
当安寓四周的树林一片火红的时候，艾青来到了爱荷华。便有了这样的诗行：
秋天了
爱荷华树叶红了
红得像桃花
红得像彩霞
红得像鲜血
红得像火焰
在阳光照耀下
整个爱荷华都燃烧起来了
与壮怀激烈、容易燃烧的艾青相比，萧乾沉静得多。1979年初秋的一个周末，聂华苓夫妇一手导演的“中国周末”在安寓隆重揭幕，来自两岸三地，包括美国、欧洲在内的三十多位著名华人作家，隔绝整整三十年后第一次坐在了一起。来自中国大陆的一位是毕朔望，另一位就是萧乾。
“那是一天早上，我们在阳台上吃早点。PAUL突然想起来，说：两岸一直不通，我们来把他们搞通好不好？”
那时中美刚刚建交，两国关系正在蜜月中。美国朝野对中国充满了好奇和关注。台海两岸动态是他们关注的一个重要内容。
“我说，我们不是政治家，怎么去搞通啊？PAUL说我们不是政治家，但我们是文学家呀，文学家有文学家的方式。”
PAUL雷厉风行，马上开始化缘。他在爱荷华极富声望，当地银行和企业都愿为他慷慨解囊，钱根本不是问题。“中国周末”，即以中国文学为主要议题，以沟通两岸中国作家为主旨的文学聚会，很快就完成了全部筹备。
9月14日夜，全体来宾在安寓二楼会合。来自中国大陆的两位作家，毕朔望和萧乾，立刻成了整个聚会的中心。聂华苓回忆当时情景说：
“那时大家好激动。大家都没去过大陆，来爱荷华都是为了见大陆作家，尤其是为了见萧乾。”
刚刚获得平反的萧乾，第一次重返国际舞台，举手投足无不儒雅风流，但也特别谨慎。会上其他作家都是即兴发言，即兴吟咏，萧乾发言则基本不脱稿，而且稿子写得很板正。显然，他并没有完全走出阴影。
萧乾在爱荷华大学逗留了四个月。继萧乾之后，中国作家联袂而来。1980年艾青，1981年丁玲，1982年王蒙、刘宾雁，1983年王安忆、茹志娟，以及陈白尘，汪曾祺，余光中，杨牧，王文兴，白先勇，吴祖光，张贤亮，邵燕祥，冯骥才，谌容，白桦，阿城，北岛，余华，刘索拉，苏童，刘恒，李锐，迟子建……，但凡有影响的中国当代作家，大多有一段爱荷华经历。他们来这里写作，旅行。爱荷华大学还会给他们配英文助手，把他们的作品译成英文在国外出版。
1967年国际写作坊问世以来，接待了来自36个国家的一千多名作家，其中，台海两岸的中国作家就多达100多名。国际写作坊既是世界了解中国文学的一个窗口，也成了中国作家走向世界的一个港口。
安寓是写作坊的产房，也是写作坊的护生站。但时间无情，曾经车马喧嚣、风云一时的安寓，终于不可避免地沉寂了。
“没钱了，请不起作家了。”聂华苓不无遗憾地告诉笔者。“但我们没有放弃，我们还在想办法。”2001年，已经中止一段时间的写作坊重新启动，资金来源主要是聂华苓等人的个人捐款。这当然很有限，写作坊因此只能勉强维持。
“但无论如何，我们要保证每年至少请一个中国作家来爱荷华。”聂华苓说。这时的聂华苓，满身夕照，看上去仿若一尊铜像。
四
快乐的时光总是跑得很快，那轮铜锣一样圆鼓鼓的夕阳转眼就不知躲哪里去了，暮色暗暗地包围了安寓。负责接送的陪同官员这时站了起来，说他要赶紧回去安排第二天的行程。
分手的时辰到了，但聂华苓显然谈兴未尽。
“安排行程需要你参加吗？”聂华苓把问询的目光投向了我。
我摇摇头。聂华苓马上高兴起来，告诉接待官员：
“那就让笑蜀留下，你们先回去做你们的事。”
接待官员颇感意外，“可是，他怎么回去呢？”
他的犹豫是有道理的。因为他必须对我的安全负责。
“你放心，没事！”聂华苓坚决地说：
“我带他去参加一个晚宴，完了保证把他原璧奉还给你们。”
聂华苓的坚决让接待官员无话可说。但这时轮到翻译不放心了：
“你的朋友打算怎么安排晚餐呢？”
“吃牛排啊。他们是做牛排的高手。”
“可他不喜欢吃牛排。中午那份牛排他就基本没动。一路上他只要我给他找中餐馆。”
这个问题倒是出乎聂华苓的意料。她想了想，回头又问我：“你吃泡菜吗？”
我说当然，我是四川人嘛。
聂华苓又高兴起来：“咳，这不就解决了。我让他们给你做香肠炒饭，外加一盘泡菜。我那个朋友做泡菜也是高手。”
聂华苓马上拿起电话，如此这般地给她的朋友做了部署。然后一拍手：
“好了，我们坐下继续谈。让他们先走。”
在美国这样的清教徒国家，晚上往往是寂寥的。一般晚饭之后，大街上就没多少人了，许多店铺也都打烊了。这种背景下，如果晚上能有一帮文友小聚，倒不失为一件快事。我便理所当然地选择了坐下。
坐下又谈了不到半个小时，楼下响起汽笛声。接聂华苓出席晚宴的车到了。
见到聂华苓之前，有朋友断断续续跟我谈到过她。大致的意思是说，现在海外知识界对她偶有一些批评。海外知识界对当代中国的印象，一定程度上得自两位中国女作家的介绍。一个是韩素音，一个就是聂华苓。但现在看来，这两位对当代中国的介绍未必十分准确。她们的介绍可能太理想化，往往误导了读者。
说实话，我在这方面并无研究，也就很难论断是非。但假设确有其事，那么我宁愿相信，那仅仅是因为当代中国过于纷繁复杂。聂华苓本来就是作家，容易幻想；更何况长期定居美国，很大程度上已经美国化了，人性比较简单，无法理解东方社会的莫测风云。
如果说在出席晚宴之前，我的这种判断还只是一种推断。经过了那次晚宴，我就不能不承认我的那种推断简直就是先见之明了。
那次晚宴，也可以说是一次小规模的两岸三地作家的聚会。聂华苓的朋友，即另外两位女作家，一个来自台湾，另一个来自香港。我则来自中国大陆。大家都是素昧平生，但因为聂华苓，大家一见如故。
一场女人做主角的聚会，免不了家长里短。
聂华苓谈到了我对松鼠的惊奇。台湾作家Y君听了颇为不屑：“我不懂你们为什么那样喜欢松鼠。松鼠就是老鼠，不过比老鼠多了个漂亮的尾巴而已。但它比老鼠还可恶。”
大家都感到意外，一齐向她要理由。
“因为它咬我的木头房子呀。”Y君气愤地叫起来。
“可是”，女主人A君说，“如果你涂上油漆，松鼠不就不咬木头了吗？”
但这并不能说服Y君：“我为什么要涂油漆呢？我就喜欢原木的味道。”
A君无奈地耸耸肩：“那就没办法啦。其实松鼠也常常啃我种的蔬菜，但我无所谓。反正我们就夫妻两人，种那么多菜自己也吃不完，松鼠多啃一点也不是坏事。”
“你应该看看她种的菜。”聂华苓提醒我说：“很有意思。”
我以为去外面的菜地看呢。哪知道女主人只把我往卧室带。
一间卧室的床头摆满了鲜花，另一间卧室的床头则摆满了蔬菜。都栽在花盆里。
“委屈你们了，真对不住了。”女主人对着鲜花念念有词，对着蔬菜也念念有词，好像它们都通人性似的。“大冷的天，只好让你们在室内躲一躲啦。等太阳一出来，我就让你们出去，让你们自由。”
松鼠谈完了，蔬菜看完了，晚宴也开场了。
一边吃，一边海阔天空地继续说啊，笑啊，闹啊。
“你们知道PAUL去世时最担心我什么吗？”
聂华苓突然神秘地问道，马上又自问自答：
“他最担心的是我不懂钱。所以去世前他专门指定了一个银行官员，给我的私人财产把关。我要多用一点钱，都要那个官员批准才行。”
Y君连连点头：“好，好。像你这种没心眼的人啊，是得有人为你把关，要不你太容易上当了。”
“是啊。他在的时候，我几乎从来不摸钱。等他走了，钱不能不经我的手了，我还真不习惯。有一次，我差点就丢掉了12万美金。”
“啊？”所有人一齐睁大了眼睛。
“那是好多好多年以前的事了。有天早上，我突然接到一张单据，还以为是哪个商家的广告单呢，没多看就扔进了垃圾筒。到了中午我想起来这事，觉得好像不对劲，又把那张单据从垃圾筒里拣出来。但我怎么也看不明白，后来请教一个朋友，才知道那是银行寄来的12万美金支票。原来是PAUL的胞弟去世之前，从他自己的遗产中划了12万美金给我。”
“可他为什么要送12万美金给我呢？我始终没想明白。他在的时候，我跟他没什么交往啊。”
A君明察秋毫：“那还能有什么解释呢？估计他觉得你挺老实挺善良的，不愿你这种人吃亏呗。”
大家都说有理。聂华苓这时叹口气：
“不过呢，我好像还真丢了一次钱。我从来没对人讲过的。”
大家赶紧都怂恿她讲。
“就是那个通灵大师，有次求我，说她想在她家附近开个店，但本钱不够，能不能借钱给她？我问差多少？她说差三万。我就给了她3万。但这之后我再也找不到她了。我的银行官员一再写信催她还款，她也不回信。”
“天啊，你怎么这么傻啊。”Y君又气愤地大叫起来。
“我就知道你要责备我。”聂华苓后悔地说，憨憨的像个十来岁的小女生。
“我倒不认为聂老师做傻事。”这时A君出来打圆场了。“我对那个大师还算了解。她要开店是假话，但她急需用钱是真的。她的儿子摔残了，没保险，上医院要花二十多万美金。她一下子拿不出来这么多钱，就只好到处找钱了。”
“可也不能这么找钱呀。纯粹就是骗子，大骗子。”Y君犹愤愤不已。
“也不好说人家一定就是骗子。其实那个大师人挺好的。”A君说。为了证明那位大师的好，她讲了一则她亲历的故事：
一次，一个16岁少年找到那位大师，诉说自己跟母亲的冲突。他母亲总是酗酒，总是酗酒，他拿她一点办法没有。大师听了摇摇头：
“你母亲的问题恐怕不这么简单。她不止酗酒，而且吸毒。”
少年听了，一时语塞：他母亲确实吸毒。大师这时继续说下去：
“所以你厌恶你的母亲。但你知道不知道，你母亲其实很可怜，她最需要你的关心。你父亲早就去世了，你母亲一身病痛。她对自己绝望了。只能用酒，用毒品来抵挡自己的病痛和心底的悲伤。你却一点不理解你的母亲，你厌恶她，你冷落她，甚至经常冒犯她。”
少年听了，痛悔交加，嚎啕大哭。他听了那位大师的忠告，跟他母亲从此亲近起来。
“她说的那些事，我们跟那少年做了多少年的邻里，我们都不知道。但她刚见到那少年就都知道了。”A君说：“她不仅能看见很多事，而且总是要忍不住地说出来。说出来还要想法不伤对方的自尊，想法帮对方走出困境。她的心地真太善良了。”
聂华苓完全认同A君的判断。“她真挺好的。三万块钱给了就给了，就算是我捐助她。”
“是啊。只要用到该用的人身上，那三万块钱就不算冤枉。聂老师没白花钱。”A君马上接过话头。她跟聂华苓就这么彼此唱和，气得Y君直瞪眼。
话题就这样围着一个“钱”字打转。聂华苓突然想起来前两年的大陆之行。“大陆人好像正在富起来？”她回过头问我。我点点头：“部分人是这样的。”
“但是，好像人心也比以前乱多了。”我又点点头：“大致是这么个情况。”
聂华苓接着谈起她1980年的大陆之行，那次大陆之行给她留下了美好的回忆。“我跟PAUL跑了16个城市。每到一个城市我们就狂看地方剧，川剧，昆曲，秦腔，河南梆子，越剧，汉剧。真是大开眼界，好过瘾好过瘾。”
聂华苓印象最深的，是那时大陆同胞的精神状态，那种解放的感觉，那种畅快的感觉，那种青春的朝气，“真让人震撼！”聂华苓感慨地说，“那样子要能维持下去，中国真不得了！”
“但是80年代末我回去，就变了，越来越变了，现在更是完全不同了。现在当然也有好的一面。经济好了，总不是坏事。不过……”
说到这里，聂华苓显然有些犯难。这时所有人都停止了争论，等着聂华苓讲话。聂华苓想了半晌，终于还是决定说下去：
“不过，中国人传统中好的一面，尤其八十年代初纯真的那一面，理想的那一面，都丢掉了也好可惜的。现在人们好像只追求钱。人对人的信用，人对自己的要求，好像都下降了。传统中好的东西好像都在消失。把自己的生活搞好就行了，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国外读个好学校就行了，其他不用管了，国事天下事都不要管了。改善生活这当然很好很好……不过……我真的很着急的。”
聂华苓再说不下去了。席间一片静默，令人压抑的静默。过了好久好久，突然，响起一片掌声。

 （载《白纸黑字》第一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