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月儿弯弯第11章:儒学只是传统一部分

    孔子的学说形成后，有一段时间成为“显学”，但是时间并不长。从孔门脱离的墨子很快建立了自己的墨家学说，甚至还有原先的孔门弟子投靠墨子。墨家在孔子儒学之后，成为另一个“显学”。墨家学说有一部分于儒家较为接近，但是，有一些很不一样。例如，孔子自认对于“甲兵”问题没什么研究，但是，墨家对此的研究却成果丰富。
    与儒家学说类似，老子学说在那个纷争的年代，也不能带来实际效益。战国七雄互相竞争，谁信奉老子，只有自取灭亡。虽然墨家学说曾经广受欢迎，但是，他们严重的自相矛盾，难以自圆其说的理论，只能解一时之需，而不能供长久治国安邦，最终没能成为社会主流。“东郭先生”、“农夫与蛇”的故事成为对墨家无原则“兼爱”的历史嘲笑。
    简单来说，墨家学说与儒家学说相比，最大的区别在功利性增加。虽然墨家主张“兼爱”、“非攻”，但是，他们对于战争技术的研究非常卓有成效，使得很多君王愿意接受墨家。比方说，墨子曾经说，君王要供养一些勇敢尚武的人士，即使没有战争的时候，也要给他们提供宽敞的住处，让他们的妻子父母居住，一旦发生战事，妻子父母便能成为君王的人质，让这些勇敢尚武之人全力以赴地为君王服务。这种观念在儒家看来是小人的行为，而非君子所为。但是，在那个纷争的年代，实用主义功利性较强的墨家，很快超过了儒家。
    墨家提出的两个范畴，也成为后世很多学派争论的话题和不同的价值取向，这就是“法”和“术”。“法”是指普遍原则，类似儒家和老子的“道”。“术”是指具体手段。与墨家相比，儒家一般只讲普遍原则，较少注重“术”之类的具体手段。这也是儒家越到战国后期越被边缘化的原因。对于墨家来说，注重“术”，并没有丢掉普遍原则（虽然墨家的普遍原则不太合理），但是，战国中后期的一些流派已经变成只讲究“术”而没有普遍原则的状态。其中显著代表就是所谓纵横家。
    战国时期，战事频繁，争权夺利，竞争霸主地位的局部利益之争是首要目标。儒家的“仁”，老子的“无为”等学说并不能达到息事宁人的目的，对于获得战争中的竞争优势帮助也不大。因此，战国时期，社会首先需要的是能够带来战争胜利的“术”。传说鬼谷子教出了几个著名的学生，其本质就是迎合当时的社会现实，提供最急需的产品。《孙子兵法》就是这种能立竿见影的成果。但是，一旦战争过后，《孙子兵法》的重要性就降低了。而且《孙子兵法》只能算是战争中的“术”，不能成为非战争状态下治理社会的手段。
    纵横家被称为最早的外交家，苏秦、张仪等人是其代表。他们毫无疑问都有丰富的知识，能够为君主出谋划策，可以称为最早的策划大师、谋略大师。因此，苏秦、张仪等人在各个国家之间纵横捭阖，靠自己的知识为自己谋取功名，谁接受他的意见就为谁服务，严重缺乏普遍原则。虽然苏秦、张仪等纵横家在身前都获得不少荣誉和地位，但是，他们被后人视为玩弄“权术”的祖师爷。
    儒学有“学而优则仕”一说，以至于现在很多人把死读书以求出人头地的不好习惯都归结于儒家。儒家“学而优则仕”的根源以后再说，但是儒家并非主张死读书的。孔子的教学方法灵活多变，因材施教是很有名的，学生的学习气氛也很宽松。注重道德修养的儒家往往从教师的身体力行给学生作榜样，学会做人才是关键。为出人头地而死读书的传统其实是来自于那些追求具体知识，也就是“术”的其他流派。例如，“头悬梁、锥刺股”的故事就发生在纵横家苏秦身上。当时社会，有很多非儒家的弟子，就是靠着极端刻苦的读书获得了在世俗社会的成功。
    同样作为老师的孔子和鬼谷子，孔子的学生数量很多，但是在当年声名显赫的并不多。鬼谷子的学生数量不多，但个个都光耀门庭。苏秦、张仪、庞涓、孙膑等，在现实社会中都成为权贵争抢的对象，相比之下，越到战国晚期，儒家弟子的境遇越差。这种状况实际是说明儒家学说的有限性，同时也是短期目标和长远目标的不同结果。
    在苏秦、张仪等纵横家声名显赫的同时，还有一个流派的地位，在当时也远远高于儒家，那就是“法家”。很多人经常说中国不注重法律，这种说法是不对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就是在那个年代的法家提出的。同时期的欧洲也有法制的概念，但是，由于奴隶制的存在，远没有达到“人人平等”的效果，只有双重标准的平等。相反，中国的法家特地强调了不同社会阶层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观念。
    纵横家与法家的短期效果很明显，秦国终于战胜其他国家，在法律体系的支撑下，建成了最早的大一统帝国。儒家历史上最大的劫难也是在那个时候出现的。文革时期，极左派的典型之一就是弘扬法家、批判儒家，同时表达了赞同“焚书坑儒”行为的观念。但是，秦朝完全依靠法律管理社会的方法，其结果是寿命也不长，其中详细原因以后有机会再说。简单来说是人们对生活的最终目的有不同的判断，单纯法制的社会管理，确实提高了社会效率，保障了秦国成为最后的胜利者，建立了大一统的帝国。但是，在单纯法律严酷无情的治理下，人难道都要成为机器？战争获胜的目标已经没有了，每个人仍然像机器一样地劳作，目的究竟是为什么？
    汉朝的建立既有偶然也有必然。实力超过刘邦的项羽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像秦始皇一样喜欢使用暴力。因此，中国老百姓抛弃了他。汉朝对于秦朝政策的重大修正之一是针对最高统治者的。秦朝借助严酷法律的暴政，在汉朝初期改为黄老之学的“无为而治”。然而，彻底的“无为”太消极，于是，儒家要求统治者“仁厚爱民”开始提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儒家学说在春秋战国几百年的实践之后，被认为是避免社会动荡、生灵涂炭的最好的办法，也是积极有效管理社会的手段，“独尊儒术”便成为一个必然。但是，这个选择有一个前提，就是大一统社会已经形成，竞争已经不是首要目标。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和背景下，不同的社会治理方式轮番登场。
    即使在“独尊儒术”的时代，儒家学说也没有一手遮天，而是融合和接纳了很多其他流派内容。例如，秦朝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完备的法律体系，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被汉朝继承，比方说我们今天经常提到的中央集权制、统一度量衡、统一文字等等。比较而言，同时期的欧洲远远没有达到这个成果，这也是欧洲后来长期比中国落后的原因之一。至于中央集权的源头，有人认为是墨家和法家共同构建的，而非儒家理论。
    总而言之，儒家学说只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而非全部。汉朝以后相当长时间，儒学的地位大为下降，直到宋朝才达到一个新高峰。但是到了元朝，“九儒十丐”的社会地位，显示出儒家只比乞丐好一点。虽然儒家学说并不能代表全部传统，但是，儒家学说确实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突出的一部分。因此，某些热衷批判传统的人，简单化地把传统不好的一面全部归在儒家头上，其实是不合适的。今天我们要继承传统，也不仅仅是继承儒家学说，例如《孙子兵法》当今在全球都受到广泛重视，它就不是儒家的理论。儒家学说不是万能的，但绝对是有现实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