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歌行歌词:重走大兴安岭

曾经的塔河 
    

       7月16日中午我们的车子到了塔河。塔河也变了。那个大村落似的偏远小镇，已然发展成一座生机勃勃的边陲新城。1971年初至1972年末，我们铁三师机关及直属队曾经在塔河驻了一段时间。据说，当时迁到塔河是为了配合大兴安岭深度开发修建樟岭至漠河的铁路，便于靠前指挥。之所以在这里驻守了短短的不足两年又撤回加格达奇，是鉴于当时紧张的国际形势，中央军委规定师级指机关距离边境不得少于200公里。而塔河距离当时中苏发生军事冲突的黑龙江吴八老岛，直线距离不足100公里。
       在塔河驻扎的时间虽短，但是在那一时期发生的一起敌特活动事件却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记得是1971年冬季的一天，一个骇人听闻的消息弥漫了这个小城。一辆林场的“解放”牌汽车，载着在塔河银行领取的工资和几个搭车人，在驶往十八站方向20公里附近的路上发生了爆炸。当时我们连有从那个方向执行任务回来途经现场的，听他们说：真是太惨了。爆炸现场的衣服碎片，人的肠子，都挂到了公路两侧的树上。这起案件惊动了省地两级公安机关，派来大批警力进驻塔河。时隔不久的一天夜里，在塔南的一座山上又发现有人打信号弹。公安人员、武装民兵立即组织围堵，我们师的给水营也全部出动。还真逮住了一个，交给了塔河区革委会保卫组，相当于现在的公安局，谁知第二天早上却发现这个人割腕自杀了。时隔多年回顾，这两起事件是否有内在的联系，能否构成地地道道的敌特活动，我们没见过正式结论。但是客观地说，在当时那个年代，这类对抗性的事件，那时叫“阶级斗争动向”或“敌特活动”，确实是时有发生，我们很多人都曾有亲身经历。那时夜间站岗，时常可以看到突然升空而起的信号弹，有时就在附近。有一年当时的铁道兵司令员刘贤权到大兴安岭视察部队，专列从大杨树到加格达奇，一路都有来历不明的信号弹不时升起。
        在这样一种形势下，当时部队的紧张情况就可想而知了，一切为了战备，每天都是紧张的军事训练。我们所在的特务连担负着师司政后机关的通信、保卫任务，就在首长的眼皮子底下，训练抓得更紧。白天训，夜间练，饭前饭后间隙练，就连出早操都和训练科目结合起来，有一次还闹出个笑话来。那是我们刚分到连队不久，一天早操在后山的交通壕里练习行进间传递口令。行进间不知道是哪位看见前边有一堆粪便，就信口说了句“小心地雷！”后面的人以为是口令就依次传了下去。回到营区讲评的时候，连长问：“今天传了几道口令？”站在队尾的值班排长大声说：“报告连长，5个！”明明是4道口令怎么变成了5道，连长一愣，这时队列里有人悄悄地笑了。连长盯着严厉地追问：“怎么回事？”待说明了原委，连长也忍不住笑了，全连的人哄堂大笑。
        印象最深的是1970年夏天的一次紧急拉动。那天已经是午夜时分，外面下着雨，雨点打在帐篷顶上啪啪做响，劳累了一天的战士们却睡得正香。突然，夜空中响起了紧急集合的哨音。战士们火速全副武装冲出门外，只见操场中央站着两个陌生的干部。事后得知他们二位是从铁道兵兵部来的参谋，这次行动事先我们的连首长们都没得到一点儿消息。队伍整理完毕，下达了行动命令，全连在雨夜中向着加北方向急速行进。那时通往加北的路还是土路，下了半宿的雨十分泥泞，走在路上几乎是一步一滑。出了城区情况更糟糕，部队甩开公路钻进了山坡的桦树林。战士们大多是几十斤的负荷，身上背着步枪、子弹袋、电话单机、线拐子，在丛林中摸着黑，顶着雨，深一脚浅一脚，两眼紧盯着前面的人，一点儿也不敢放松。夜幕里不时传来有人摔倒的声音，总机班有个年龄不大的女兵一路不知摔了多少跤，把手也擦破了，帽子也搞丢了。刘方岚他们在架设通过加北公路的电话线时，按规定不允许用脚扣，只能搭人梯。雨后的线杆非常滑，摔了几次才算把线架过去。一个新兵还把心爱的“上海”表的蒙子摔丢了。部队经过几个小时的艰苦跋涉，艰难作业，直到天亮才到达指定集结地点，完成了预定的任务。这时的人们，不论是指挥员还是战斗员，男男女女一个个都像刚刚从水里捞出来的一样。然而在初升的太阳辉映下，却显得我们的军装更绿，帽微领章更红。
        在塔河还有一件记忆深刻的事情是我曾经在这里有过一段短暂的部队田园生活。那时部队为了改善伙食，给战士们增加营养，提倡各连队发扬南泥湾精神，动脑筋，想办法，开菜地，养猪羊。下面有的连队还组成了狩猎队，当然，那时人们对野生动物保护的认识还没有提到现今这种高度。我们连队在塔河镇南边的呼玛河边也开了一大片菜地。大兴安岭有的是地，谁开算谁的，那时也不用办什么手续。我们连队那片地大约有十几亩，临时从各班抽了我们五、六个人。那时连队抽调去炊事班、生产组的人都是有选择的，一般都是入党、提干前的煅练，当然也有例外。我就是后者，我可能是做为“种子选手”被临时抽调的，因为入伍的第一年我曾在加北五岔沟生产组有过几个月的经历。说起那段日子，对于一个城市入伍的年轻人来说，显得更刺激更有意思。这种刺激和有意思不仅是种地，主要是指之外的生活。雨后我们上山采木耳，山上的木耳真多，一会儿就可以采上一竹篓；黄昏我们去小河边钓鱼，河里的鱼真傻，用草叶做饵，扔到水里渔线就直了，一会儿就钓一串，不耽误晚饭下锅；野生动物也多，山鸡、野兔随处可见，大白天狍子曾经钻到我们的帐篷里。塔河生产组的生活除了和蚊子、瞎虻、小咬无休止的搏斗，相比之下显得有些平淡，但正是这些平淡无奇的日子给我们换来了在塔河期间唯一的一次蔬菜大丰收。这年秋天光是收获的土豆、大头菜，就够我们全连吃上一个冬天。

难忘的樟岭

        樟岭，是我们这次旧地重游计划中的重点寻访地。然而当车子驶至樟岭，我们完全被眼前的景物惊呆了，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难道这就是樟岭吗？樟岭在我们的记忆中再深刻不过了：自樟岭火车站到东面山坡的公路两侧，是一片大约一平方公里的开阔地。这里有樟古铁路前线指挥所、15团团部、师储备库、汽车营及各个团的转运站。还有地方的铁路工区、樟岭林场，每天人流车流奔涌不息。而眼前，这里除了我们脚下通往漠河的公路、左侧峡谷里的铁路以及铁路边的一小片几十户静静的平房以外，连个活动的人影都很难见到。满眼都是新生的漫山遍野遮云蔽日密不透风的林子。当年那个人来人往，车水马龙，一派红红火火会战气氛的樟岭哪里去了？
        1970年，根据上级的部署，我们铁三师开进大兴安岭的最北部，开工修建樟古铁路。即从樟岭向北，直至现在的漠河县城——西林吉，全长大约120公里。那时这一带还是有史以来从未有过人迹的原始森林。从当年的9月份开始，全师5个团，包括刚从襄渝铁路撤回来的11团，开始向这一线集结。樟岭是当时的一个重要中转站。塔樟铁路到这里到了尽头，部队指战员从这里下火车，改为徒步向森林深处开进；各类物资在这里下站，向山里转运。前指、15团也驻扎在这里。1970年9月1日，我们一行9人在通讯排长吕芳的率领下赶到了樟岭，任务是组建通信站，以保障前指与师部及下面各团之间的通讯联络。
        到樟岭的第一个任务是设营。我们是9月1日凌晨到达樟岭的，铁路东南侧有一排隶属于车站的泡沫砖工房，我们被临时安排在靠北头的第一间。房子也是新盖的，大约15、6平方米，9个人打地铺勉强排开，人们进出都得插空跳着走。
        通讯站选址在火车站对面山坡的一块平地上，与车站相隔大约百米左右。再往上就是通往山里的公路，过了公路就是茂密的原始森林。站址选在这里主要是出于两点考虑：一是通往塔河师部方向的电话线终端杆在樟岭车站附近，在这里对接，不论从安装作业还是通信质量以及日常维护，都应该是最佳点；再是便于文件报纸的交接。那时每天有一列晚上7点从塔河始发的火车，夜里1点左右到达樟岭。送往里面5个团的报纸、文件由师里的通讯员押来交给我们；下面团里发往外面的文件、战士的家书由我们移交给他们。因此这个位置是再好不过了。
        站址选定以后立即投入了紧张的设营施工。可以这样说，这段设营生活是我军旅生涯中最艰苦的时期之一。樟岭的九月已经开始穿绒衣绒裤了，赶上那年雨水偏多，从我们到樟岭的第二天起就开始下雨，后来变成了雪，连绵不断地下了半个多月。盖营房首先需要的是木材，我们分成两人一组上山伐木。顶着雨雪，踏着泥泞，自己放树、自己修剪、自己往山下运。虽然没有任务指标，但各个组之间也都暗暗较劲。你们起得早，我们中午不休息；你们今天多伐了一棵，我们明天贪晚也要超过你们。同组的两个人也互相抢着干，谁也不示弱。我那年刚刚16岁，每次扛木头都和同伴抢大头儿，晚上还争先恐后地给同志们烤被雨雪湿透了的军装。在这种艰苦的环境里，我的身体、思想都经受了煅练，在这里我加入了共青团，年终总评时光荣的被评为了“五好战士”。
        设营任务完成以后立即转入了正常运行，做为重要的通讯枢纽，樟岭通讯站在樟古铁路的建设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当时樟岭通讯站担负的任务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有线通讯，一是运动通信。我从事的是运动通信，主要负责报纸、文件及书信的传递。那个时候收音机在山里根本接收不到任何信号，里面部队对外部世界的了解全靠报纸，由此可见我们工作的重要性。我们除了每天夜里接火车，还负责往山里面送。在原始森林里100多公里的在建铁路线上排了5个团，由南向北依次为：樟岭是15团，16公里处是14团，11团在长缨，12团驻图强，13团在最北边的西林吉。这100多公里的路现在走也就两个小时，当年却要走上整整一天，遇上堵塞走到半夜也是常有的事情。主要是路况太差，那时的路是从原始森林中刚刚开出来简易的不能再简易的公路。当时修路的过程是这样：最前边的人拿着指北针，扛着水准仪放线；后面油锯手跟进，负责放树打开通道；再后面是推土机推出路床；最后是人工进行平整，坑洼的地方就用砂石垫，没有砂石就用圆木填。汽车走在上面多数路段只能用二、三档来回倒，而且由于大兴安岭雨雪多，几乎每天都有窝车，坐一天车下来浑身颠簸得像散了架一样。还记得第一次往山里送文件，那时公路刚通到长缨，30多公里的路解放牌汽车走了差不多4个小时。回来的时候没有顺路搭乘的车，我们只能背着冲锋枪带着文件徒步往回赶，沿途又是时常有野猪、熊瞎子出没的区域，两个人又累又饿还得把心提到嗓子眼儿，直到晚上十点多钟才踉踉跄跄赶回来，到了通讯站脚都肿了，还磨了不少血泡，鞋子费了好大劲才脱下来。
        在樟岭不值勤的日子是单调的。当时虽然驻地的单位不少，但除了机关就是连队。尽管隔一两周放一次电影，但就是那么几部片子，此外没有其它的娱乐活动。商业网点就是个15团的军人服务社，再有是樟岭林场的小商店，货架子上的商品也是屈指可数。年轻人都好动，但不甘寂寞也得甘于寂寞。通讯站每天都有值夜班的同志白天补觉，不能搞有响动的自娱自乐的文体活动，唯一可行的活动就是看书。在这种特定的情况下，通讯站形成了一股浓厚的读书风气。现在回想起来，还真得感谢那段时光。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得到了一本《中国文学发展简史》，那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不知翻来复去的把这部书看了多少遍，几乎都能把它背下来了。就是它使我爱上了文学，务上了写作，从事文字工作也就成了我这一生工作经历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司机的话把我从沉沉的思绪中拉了回来，他告诉我们，樟岭林场已经撤了，这里的人也大都分流到其它地方。这是地委行署实施的“天保工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大兴安岭林业科学发展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听了司机的介绍，尽管我对昨日樟岭做为一座城镇的消逝有些惋惜，但还是不由得为这一英明决策大声击节叫好。

 新生的图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