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见葫芦娃吉他谱:解放战争时期土地革命的实际意义

　　进行农村基层权力结构的调整和整顿乡村财政，是胜方实施的战时财政动员的第二步措施，是土改的延续运动，是进行土地改革这一切工作之本的最后一步，其诉求是为征集战争所需要的人力、物力资源而寻求一元化体制的支撑力量。

　　土地改革之所以能够在社会结构极为复杂的中国农村地区实施并取得成功，不仅需要有“耕者有其田”这样的精神作指导，还必须拥有一套完整有效的基层权力结构。胜方在苏维埃时期开展土地革命，曾经建立过一整套党、政、军三位一体的基层结构，正是借助这套结构，土地革命才得以深入和巩固。类似的结构在内战期间的土地改革开始之前，已经由根据地经过多年的经营，行之有效，抗战期间的反扫荡、减租减息、大生产、大选等运动，都是在这个结构的主导下进行的。但是这种长期形成的基层党和政权组织却难以成为战时财政动员的式的土改运动的政治依靠力量，很多干部是在抗战时期参加革命的，他们最初的动机是为了抵抗侵略者，保卫自己的家园，或至少是为个人捞点好处。这类干部中的许多人出身于landowner或富农，他们从未想到过要摧毁封建主义，更不用说把自己的土地交给农民了。他们还认为地主在抗战中曾帮助过共产党——提供情报、供应紧缺商品、隐藏和看护伤员等。结果是，他们并无真正的阶级enmity，相反，许多人还可怜landowner，设法保护landowner。所以，几乎在运动一开始，胜方就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抛弃既存的基层组织，另起炉灶，直接斥诸边缘群体，重建运动的权力架构?以贫农团为核心的农会取代原有的支部书记、村长、农会（旧）主任、武委会主任和治安员五位一体的乡村基层政权。

    土改在进入整顿组织（整党）阶段后的核心内容就是确立以贫农团的权威，而树立贫农团政治权威的目的是为确立党对乡村的一元化领导所做的一种体制性的铺垫。《中国土地法大纲》以解放区“大法”的形式规定：“乡村农民大会及其选出的委员会，乡村无地少地的农民所组织的贫农团大会及其选出的委员会，区、县、省等级农民代表大会及其选出的委员会为改革土地制度的合法执行机关。”而且，中共中央工委在给地方贯彻《土地法大纲》的指示中，同意了“一切权力归农会”的口号，这意味着贫农团大会选出的贫农委员会是农民代表会的核心。成立农民代表会，是使贫农团当家制度化、合法化，实际上，很多地方依然是贫农团包办一切，连农民代表会的形式都没有。事实上，并不是胜方有意抛弃自己的老班底，甚至也不是他们对边缘群体所有偏爱，主要是建立动员模式必须经过这种组织的阵痛。直到1947年底，土改运动进行战时财政动员的诉求已经基本达到，土地改革开始进入全面纠偏阶段，土改运动告一段落，才部分地恢复原来的基层组织成员的地位，通过吸收土改积极分子入党，结合一些前基层政权的干部，形成了新老结合的、由以贫农团为核心的农民代表会选出的代表委员会、村政府和党支部组成的新的基层权力结构。“那些最积极参加这场具有多种特点的控诉运动的农民，为中共提供了new党员，也提供了新的地方领导干部。那些得到了土地、财产的农民，成了农会和其他村组织的骨干。土改的层权力结构与从前的村民大会和村民代表会相比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原来根据地的基层政权是通过农民每年选举出来的，而土改运动产生的以贫农团为核心的农民代表会，形成了村政府、党支部和民兵构成三位一体的基层权力核心。乡村权力机构的基本职能围绕着征兵、征粮、支前来设置安排，是一种以军事财政动员为基本特征的权力结构，对上级组织的依赖非常强烈，实际上完成了党的一元化体制下的人力与物力任务完成机构的建立，使抗战期间即以形成的“村财政”的职能更加完备，由此，土地改不仅摧毁了landowner和富农阶层的经济特权，还破坏了支持地富并为他们所拥护的政权组织而代之于忠于胜方的政权组织

    三、 农民群众对人民解放战争的巨大支援

　　解放战争时期的土地改革，是一场独特的土地运动，事实上，这一时期的土改主要是一种战争动员的手段之一，一旦实现了占有区域的战争动员，土改运动随之停止，而之后开辟的新区一律维持原状，暂时不进行土改，因为新区土改易导致农民不安甚至社会动荡，恰恰不利于对资源的获取。只是在驱逐了败方势力，控制了整个中国大陆之后，胜方才开始全面推行以解决土地问题为诉求的改革.很明显，给农民以物质利益并不是土地改革的唯一目标。土改使胜方获得了战争动员的极大成功，在短时间内激起了阶级enmity，大大地加速了蒋从“抗战领袖”坠落到“人民公敌”的过程，特别是在战争最残酷的头两年有效地组织起战争后勤供给，编织起一张强大的农民支援网，使胜方军队获得了人力物力的强力补充，终于使胜方逐步克服了初期的困难，踏上了胜利的坦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