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7暴跌折射了怎样的经济溃败？

时间：2010-05-18 | 来源：侯宁-凤凰博客 | 评论共6条

核心提示: 2007有5.30暴跌，2008有1.14血色，2009有7.29崩溃，如今2010了，股市又等来了5.17惨案。但这次，和2008年5500开始的血色浪漫的一年一样，你别指望股市还能来个“绝地反击”!

2007有5.30暴跌，2008有1.14血色，2009有7.29崩溃，如今2010了，股市又等来了5.17惨案。但这次，和2008年5500开始的血色浪漫的一年一样，你别指望股市还能来个“绝地反击”!

当然，反弹总会有的，从笔者4月9日明确示警“信宁哥，得安生”以来，一个多月的跌了，有反弹再正常不过，但“发从今日白，花是去年红”，反弹，不过是给徒增的白发染点黑而已。

有人当然不同意我的观点，他们认为中国经济还能维持高增长格局，所以还将有结构性行情。比如我的老朋友、北大证券研究所所长吕随启先生便认为，“2010年中国经济势必是高通胀、高增长状态，对股市上扬仍然构成支撑，只不过支撑力度较弱，从而中国股票市场尽管趋势上扬，但表现势必相对较弱。”事实上，5月3日晚上的饭局中，我还和吕教授来了个“一餐赌”，见证人有著名影视文学评论家谢玺璋、青年企业家庄力可、心理学家王利群等等。这是我喜欢的“对赌”，07年以来，我赢过许多大餐了，感觉很好。

然而，吕教授等都是绝对高智商且对经济研究训练有素之人，为何与我对经济、股市的判断几乎完全相反呢?这其中自有人家的理由，我只是想问反对者一个问题：谁见过经济形势总体不算却宣布自己国家的国际贸易定价权“几乎完全崩溃”的怪事呢?商务部发言人姚坚举的是铁矿石的例子，但他也表示，不仅是铁矿石，石油、铜、粮食等大宗商品的进口也面临类似局面。这样完全丧失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原则的经济，还能让人说一个“好”么?

定价权崩溃了，列强说什么价就什么价，这样的“中国因素”难道还敢恬称“中国经验”么?缺特矿石，我们大力发展钢铁业，缺石油，我们大力发展汽车业，缺粮食，我们大力发展地产业……这样不顾国情、只顾GDP的发展模式能不崩溃么?这样的改革能不走入死胡同么?痛定思痛，痛何如哉!

因此，近一个月来股市的崩溃走势以及今年跌幅超5%的大跌背后并非简单的机构出货、庄家断档，而是中国经济面临崩溃的岌岌可危的残酷现实。试想，铁矿石等大宗商品定价权崩溃了，处于下游的中国房地产如果不崩溃，除了能发挥敲骨吸髓的破坏性财富转移功能和粉碎国内中下阶层对公平正义的期盼的功能，还能干什么正事?可以说，如今房价的高位坚挺，不过是为后市的崩溃性走势积累势能罢了，不会有别的结局。

为什么?因为即便房地产商能顶个一年半载，银行业也顶不住了，他们要吸血，要抽血，要换血。当股市一些人眼巴巴地瞪着银行股、房地产股，盼他们来当解放军时可曾想过，他们还需要股市、股民、基民、储户来拯救。

当然，欧盟7500亿欧元紧急救市的效果仅带来昙花一现的事实也表明，这次救市不仅救不了冰岛、葡萄牙，而且还将欧盟的软肋尽显于世人面前，7500亿欧元似已成为全球经济复苏的挽歌绝唱。当此之时，我们还不该直面惨淡的现实，“发出最后的吼声”以倾力固本自救么?

人算不如天算，天算不如大蒜，大蒜不如瞎算，瞎算不如清算!与其让统计局报一些“非8即9”的“吉祥如意”，倒不如真真正正清算一下中国的发展模式了。因为在这一点上，把炮口对准高盛、巴菲特的奥巴马政府似乎又走到了我们前面。薄熙来说，“让农民兄弟富起来对全球都有重要意义”;我则要说，“更准确地说，应该是让以农民为代表的中下层百姓富裕起来，这场改革才可以算初步成功，这个国家才有真正崛起的希望!”

在面对经济管理问题上，中央政府更像欧盟，而我们的一个个省穷的像希腊，富的像德国

一年半前中央政府为解决经济失速，刺激经济成长和就业而出台的“四万亿计划”，似乎正成为新问题的元凶和祸首

两周来，A股连续暴跌，10个交易日刚好跌去了10%。这一轮暴跌源于4月中下旬开始的对房地产业的严厉调控(说严厉有点轻了，说不择手段地打压也没有过到哪里去)。但是五一节过后，希腊的债务危机引起欧元危机，令中国的领导人联想到中国国内类似的问题，恐怕又传导到市场上令股指加速下跌。

两年前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没有完结，人们对走出危机的信心实际上还没有建立，即使有也相当脆弱。中国国内一度有一种看法，认为中国受危机冲击相对较小，抗冲击能力也相对较强。但中国资本市场近两年来的表现，却无法支持这个观点。

简单回顾一下我们曾经遭遇的各种经济问题。危机到来的第一个阶段，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强烈的“保八”目标的设定就是对“失速”担忧的体现。在这个阶段，中国的失业问题，特别是隐性失业被暴露出来，当局者甚至担心大量失去工作的农民工酿成严重的“盲流”，从而加剧社会动荡。

随后是贸易问题。伴随着全球贸易问题的萎缩，中国的出口下滑速度之快、幅度之大实在惊人。这让一度为中国经济成长增速贡献超过1/3的净出口变成了净缺口1/3，这个反差让当政者认识到中国经济如此依赖外贸的问题有多严重。要知道，中国国内一直被充斥着这样一种看法，外国人对中国出口的质疑“别有用心”——我们终于可以靠自己的劳动赚外国人的钱时，他们无法接受了。

直到危机出来时，我们才认识到“平衡”的价值，无论是经济学意义上的，还是我们的老祖宗告诉我们的盈亏转化并向平衡运动的道理。

在贸易问题上还有一个问题相当困扰，那就是人民币币值高还是低的问题。这中间有非常复杂的经济逻辑需要搞清楚，但是一个眼见的事实是，中国一度引以为荣的“成本优势”正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过低的劳动力成本致使中国国内的消费能力无法水涨船高。低工资带来的收益被外汇管制制度转换成了全球第一的外汇储备。

第三个大问题就是资产价格问题了。这其实是一个广义的问题，但现在似乎只把注意力集中到了“房地产价格”上。如果房地产价格是一个真实的问题的话，它本身只应该反映“货币和它所要标识的资产的价格关系”。也就是说，货币过多时，标识资产(当然通货膨胀问题也一定会反映到其他商品)的价格就会高;反之，货币减少，标识资产的价格自然会降低。

第四个问题，我们正在面对，那就是在中国经济中是不是也有“希腊问题”。其实这个疑问早在迪拜问题出来后就已经出来了，但对我们的当政者，恐怕希腊与欧盟更具惊吓意义。也许这个类比不十分恰当，但我坚信它是被领导人拿来运用了的，那就是在面对经济管理问题上，中央政府更像欧盟，而我们的一个个省穷的像希腊，富裕的像德国。

当欧盟不得不与世界其他经济体谈判一揽子万亿美元的救助机制时，我们的中央政府在想，如果中国的地方政府所属的“融资平台”也出现类似希腊的问题后，它会找谁商量解决这个问题。

上述问题不是当前中国经济问题的全部，但显然，它们决定了当前管理者在关键政策决策时仍然如此犹疑。比如，货币政策的加息选择。加息对经济增长以至于就业和出口的影响是显著的，我们的领导人仍然没有足够的信心认定中国经济进入上升期。但面对资产价格的升高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潜在的巨大债务，如果不以提高利息率加以控制的话，后果也是可怕的。因此，我们就会见到，无论是央行还是中央政府其他部门，采取了他们可以采取的所有“行政命令和管制式的”手段，这中间也自然包括央行运用的大量“数量工具”，来实现“调控目标”。但我以为，中国经济能看得见的问题还都是“标”，而不是“本”的问题。我有一个疑问想提出来，不知道它是否涉及到“本”的问题。那就是，一年半前中央政府为解决经济失速，刺激经济成长和就业而出台的“四万亿计划”，似乎正成为新问题的元凶和祸首。而当前解决这些问题的做法除了难以抹去的“作秀”的色彩，却看不出它真实要达到的目的。我们现在需要更深入的答案，为什么我们的问题总是无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