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想长大 she简谱:道家老子，上善若水

   老子，诸子百家中最具神秘色彩的大家。他崇尚水一般柔弱而坚韧的力量，他坚信柔弱可战胜刚强。他希望人们都像婴儿般纯真质朴，希望那个乱世再次回归自然之道。本专题将从其人，其言，其思想等诸多维度分析、展现完整的老子形象。重读老子，用心领悟那份豁达与谦下。 

察其人：史书中的老子

 

综述：老子，我国古代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道家学派创始人。世界文化名人，世界百位历史名人之一。其著作《道德经》（又称《老子》），主张无为而治和朴素辩证法的哲学思想。老子的学说对中国哲学发展具有深刻影响，在道教中老子被尊为道祖。

　　

老子标准像

　　概论：老子，原名李耳[1]（约前575～？），字伯阳，又称老聃，是我国古代最伟大的哲学家和思老子标准像想家之一，是道家学派创始人，世界文化名人。后人称其为“老子”（古时“老”字的读音和“李”字相同），楚国苦县厉乡曲仁里（今河南鹿邑，一说今安徽涡阳）人。

　　参见史书：《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第三》：“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伯阳，谥曰聃。周守藏室之史也。”

　　相传他母亲怀了九九八十一年身孕，从腋下将他产出，老子一生下来就是白眉毛白胡子，所以被称为老子；老子生活在春秋时期，曾在周国都洛邑任藏室史（相当于国家图书馆馆长）。他博学多才，孔子周游列国时向老子问礼。老子晚年乘青牛西去，在函谷关（位于今河南灵宝）写成了五千言的《道德经》（又称《道德真经》，或直称《老子》、或《老子五千文》）。在道教中,老子是太上老君的第十八个化身。

　　《道德经》含有丰富的辩证法思想，老子哲学与古希腊哲学一起构成了人类哲学的两个源头，老子也因其深邃的哲学思想而被尊为“中国哲学之父”。老子的思想被庄子所传承，并与儒家和后来的佛家思想一起构成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内核。道教出现后，老子被尊为“太上老君”；从《列仙传》开始，老子就被尊为神仙。《道德经》的国外版本有一千多种，是被翻译语言最多的中国书籍。

　　老子的思想主张"无为"，老子的理想政治境界是“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老子》以“道”解释宇宙万物的演变，“道”为客观自然规律，同时又具有“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的永恒意义。《老子》书中包括大量朴素辩证法观点，如以为一切事物均具有正反两面，“反者道之动”，并能由对立而转化，“正复为奇，善复为妖”，“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又以为世间事物均为“有”与“无”之统一，“有、无相生”，而“无”为基础，“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馀”；“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其学说对中国哲学发展具有深刻影响，其内容主要见《老子》这本书。他的哲学思想和由他创立的道家学派，不但对我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且对我国2000多年来思想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察其人：身世之迷 

老子是谁？是先秦时期著名思想，是道家的代表人物，是道家的创始人。我们对老子的学习源于史书的记载。但若深层次研究，问题接踵而至。众所周知，老子是先秦时代著名的思想家，但要更具体的讲是什么时候，哪个时代的人物，他活了多久，我们还真说不清。莫说我们不清楚，就是汉代著名的史学家司马迁也不是很清楚。他在《史记》中写老子，其实是好几个人的影子重叠而成的。一会儿说老子姓李，名耳，字聃，一会儿又怀疑老子跟楚人老莱子有某种联系，之后又说他跟秦献公时期周朝的太史儋可能是同一个人。总之，司马迁那个时代的老子也是传说中的“老子”了。最后，他到底有没有“西入流沙”那就更说不准了。　　虽然史书没有准确的告诉我们，老子的具体的情况，但一些细节仍具有非常高的参考价值。有助于我们认清这重叠的影像。《史记》说老子是“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又说他是“周守藏室之史也”。守藏室之史就是掌管国家档案卷宗的，相当于太史，所以后人也称老子为“柱下史”。一般人都觉得这两条信息比较可靠，但这两条有可能不能同时成立。因为春秋时期史官有可能是世袭的，他们是朝廷中最有文化的官僚。因此，如果说老子是楚地的一个普通知识分子的话，他是不太可能成为周朝的史官的。更何况这里还存在周、楚之别呢？这跟“楚才晋用”是有区别的，所以说如果他真的是周朝的史官，那么他就不太可能是楚国人了。
 

　　老子跟道教有天然的联系，但老子不是道教的创教始祖。道教的形成要比老子所处时代要晚很多，一般认为是在东汉后期，即太平道和五斗米道形成和确立之时。在道教形成的过程中，老子则被追认为道教的教祖。道教源自于秦汉时期的方术，这是类似于巫术的一种活动，他们求仙，希望长生不死，后来又跟秦汉之交流行的哲学流派如黄老之学、阴阳五行之学结合合流，逐渐将“道”定位某种起源性的神，这样老子就渐渐地重要起来了。再加上传说老子活了一百六十多岁，甚至两百多岁，人们就更相信老子之“道”了。不仅有大批普通民众追随，就是帝王，也加以敬礼和祭祀，像东汉桓帝就专门派人去苦县祭祀过老子。当道教形成的时候，老子由一个哲人变成一个具有神性的人，被称为“太上老君”。后来老子就成了“道”的化身，具有了神秘的宗教色彩。于是这一时期就出现一本《老子变化经》的书，宣称老子具有任意变化和无所不能的能力。太平道和五斗米道又都宣称他们的道是从老子那里来的，于是老子自然就成为教主了。于此同时《道德经》也被这些宗教人士改编阐释，变成道教的经典著作，以指导人们修炼活动。

　　随着时间的变化，时代越后，老子在道教的造神运动中的地位越来越高，他所传授的徒弟也越来越古，最终他便成为开天辟地以前的神灵，成为道教神仙谱系中最高神“三清”的一员，即太清道德天尊。（另外两位是玉清元始天尊和上清灵宝天尊。）以前由于道教徒受佛教的影响，他们也把老子说成是类同于佛祖神，在不同的时期变成不同的人下到人间来指导人们的信仰和生活。当老子被尊为最高神之后，他的形象也就变得稳定多了。后来随着唐、宋两朝帝王的加封，其地位有增无减，老子便成了中华文明史上影响力最大的人物之一。恐怕除了孔子和佛祖之外就没人能比得上了。

　　但不管怎么说，不管他是什么地方的人，他都是一个非常智慧的人。孔子还曾向老子请教过礼的知识！老子对当时的社会历史有独特的研究和看法，这些都凝结在他的一本薄薄的著作中，即《道德经》或称“老子”，或曰“老子五千言”。

（李俊 中国人民大学）
 问其道：无为而治——学说之精华 

“无为而治”是老子思想学说精华所在，其本意是顺应自然，遵循民意，天人合一，对当政者而言，要避免极端、奢侈、过度的做法，要以民心为心。这与今天我们所提倡的“以人为本，建立和谐社会”思想不谋而合。

　　“无为而治”，是老子提出并崇尚的治国安邦方针政策。“无为”本意是什么呢？人们历来就对其有不同的理解。大概是因为“无为”这个词表面上太容易给人一种消极、无所作为的错觉，从20世纪开始，它就常常受到误解和批评。

　　 在老子的政治哲学中，“无为”是一个涵盖着深刻意义和博大智慧的哲学词汇。无为，既不是中国某些哲学史专家认为的“什么也不做”，也不是西方学者理解的“没有行动”。世界著名科学史专家李约瑟认为，“无为”的真正含意应该是“避免反自然的行为”。

　　其实，老子讲得很清楚：“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夫亦将无欲。”意思是说：道，常常是不去刻意做什么，但事情却因为顺应自然去做而无不成功。王侯若能遵守这个原则，万物就会自然成长。自然成长而至欲望萌发时，我就用道的真朴来教育它。道的真朴能使它不会起贪欲。

　　 老子还明确提出“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的思想，即用光明正大的方法治理国家，用诡奇的方法用兵打仗，用顺应自然不搅扰人民的方法安邦。他认为，天下的禁令越多，人民就越贫困；人民的利器越多，国家就越昏乱；人民思想越乱，邪恶的事情就越容易滋生；法令越多越森严，盗贼就会越多。

　　 综合《老子》“无为”的思想阐述来看，作为政治哲学上的“无为”名词，老子完全把它作为治国安邦的方针政策而提出来的。”无为”，主要是针对并要求统治者限制和约束权力的滥用，反对实行违背人民群众意愿的行为；动辄随意颁布这个法令、那个制度；或朝令夕改，不讲政策的连续性。老子提倡，一切法令、政策的颁布都要“以百姓心为心”、 “任百姓的自化(即自然)”。

　　 《老子·二十九章》中说：“是以圣人去甚，去奢，去泰。”意思是说，德才优秀的领导者要去除极端、奢侈、过度的行为做法。很明显，这就是老子“ 无为而治”的本意和实质。所以，司马迁评价道家学术时说，道家宣传无为，实际乃无不为，道家的文辞使人难理解，但其主张是容易施行的，其方法是以顺应自然为原则，顺天应人是国君治国理民的纲领，能做到它，其思想和事业就可以不可磨灭。

　　 这种充分尊重民意，相信群众和依靠群众的政治智慧，与我们今天提出的“以人为本，建立和谐社会”的主张不谋而合。“无为”的政治智慧产生在2000多年以前的中国，老子的思想的确是伟大的，超前的。

　　无为而治，以百姓之心为心

　　怎样才能达到“无为而治”呢？老子提出了一套有效的办法和措施。当政者要“以百姓之心为心”，保持自身清静、不为物化。

　　老子提出，最理想的当政者，也就是德才最好的当政者要“圣人恒无心，以百姓之心为心。……”意思是说，最好的当政者，是没有私心的，是以百姓的心为自己的心。当政者心怀天下，小心谨慎，浑厚质朴。百姓都非常关注当政者的一言一行，所以，当政者应该把百姓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来看待。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不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吗？不就是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吗？不就是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吗？当官的能把老百姓当作自己的孩子，这就是好“父母官”啊！

　　老子认为，德才最好的当政者(即圣人)就是实行“无为之治”的方针。为此，首先要没有私心，根绝私欲，这样当政者的心才能宁静、冷静，天下就会自然安定太平。

　　作为“全国县衙惟一的历史标本”的河南内乡县，有许多“爱民”的对联，其内涵比较突出地体现了老子的“以百姓之心为心”的爱民思想。内乡县衙内最有名的一副对联是悬挂在三堂的楹联：

　　得一官不荣，失一官不辱，勿说一官无用，地方全靠一官；

　　吃百姓之饭，穿百姓之衣，莫道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

　　这副对联深刻地阐述了官与民的辩证关系。经考证，这副对联是清康熙年间高以永(浙江嘉兴人)在内乡任职九年期间所撰写。据《内乡通考》记载，高以永在内乡任职时，县内地多荒芜，饥民甚多，高以永即问民疾苦，并令其广开垦，开地40余顷，植农桑，流民四处返回耕种，数年间解决了内乡县老百姓的温饱问题。高以永离任后，当地老百姓立“德政”碑于仪门前。

　　老子把当政者分为四类：一、最高明的当政者，人民感觉不到他的存在；二、比较好的当政者，人民亲近赞美他；三、差的当政者，人民畏惧他；四、最差的当政者，人民侮骂他。所以，诚信不足，就会有不信任的心理。这主要源于老子把人看作与道、天、地一样重要，并提出要建立天人合一，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他说：“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当政者提倡什么，反对什么；表扬什么，批评什么，不但是个人的爱好问题，而且势必会影响整个社会风气。因而，老子提出：君王应该效法“道”的无为，从自身做起，不要崇尚财富，使民众不去拼命争夺；不珍爱难得的贵重物品，使民众不去偷盗；不显耀可贪的欲望，使民众不被搅乱。所以圣人治理民众，要想办法和措施净化人们的思想，生活安饱，体魄强壮，意志柔弱。

　　君王要“谦下”，先民后己，不要欺压百姓。老子认为，江海之所以能成为众多河流归往的地方，是因为它处在下流的位置。高明的君王，必须对人民谦下。要领导好人民，必须把自己的利益放在人民的利益之后，天下人民乐于拥戴他而不厌恶他。因为他不与人相争，所以天下没有人能和他争。
   问其道：道可道，非常道 

诸子百家，乃至所有的中国古代思想家都喜欢讲道这个字。以至于道成了中国思想史上最为重要的一个字。然而，由于各家所说的道，其意义不尽相同，这也使得道这个概念最难摸透。老子所说的道是最接近宇宙本源的。他的道似乎既是万物的起始，又是万物的归宿。老子与诸子百家的学者一样，注视着春秋战国的乱世，注视着人性与历史。最终他发现，无为，谦下，这些才能让人们从自身的困境中走出来。于是有了老子返璞归真的理想，还有那水一般的柔弱者的智慧。

　　《道德经》，文字言简意赅，篇幅虽然不大，但各种概念的关系依然相当复杂。人们的很多不同解释往往是在解释各种概念之间的关系中产生的。但若说到概念的本身的重要程度，“道”是最重要的，大家对此都有比较认同，这一点在书中老子自己说的非常明确。如此，那么“道”就是我们认识和理解老子思想的基石，所有其他的概念都由此生发，或者都与此有关。

　　确定“道”是老子思想的根基，那么老子之“道”的内涵是什么呢？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意思很清楚，“道”是玄之又玄的东西。这个东西不可言说，若能被言说，那么这个被言说的东西就不是“道”了。他还再次说过“道隐无名”的话。既然“道”不能被言说，那么干吗还要给它取个名字呢？老子说，这是他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的“下策”。但为了便于讨论其他的问题，所以把那个玄之又玄的东西勉强叫做“道”。如此看来，“道”竟像个形容词，形容一种混沌难明的状态。解释到这里，我们应该很清楚老子的意图了吧！简而言之，老子在这里是想表明，在他这部书中，他要讨论的不是作为终极意义的“道”本身，而是想讨论由这个终极意义引申而来的其他东西。很多人想得头破血流的给这个“终极”意义的“道”下定义，实在有些惘然。

　　不过，事情也并不是这么简单，在《老子》一书中，“道”字出现了七十三次，但并非每一次出现都是作为终极意义的“道”来用的。如“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这样的话。既然如此，那么我们该如何区分呢？在古代，有时候概念是相当含混的，那种含混的概念早已经不太适合今人的思维习惯了。我们现在需要比较清晰的信息，而信息的准确则有待于分类的发达。既然如此，我们似乎可以将内涵丰富，或者说指意不清的“道”作一定程度的切分，让指涉不同意义的各部分不致于混淆扯皮。于是，有的学者就把道首先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指终极的“道”，非常抽象，另一部分则指比较具体的人间之道，人间之道再分为君道、权道、兵道、为人处事之道等等。这种分法是非常好的，比较清晰。在这种前提下，我们再回过头来说“道可道，非常道”的那个“道”，我们就可以简单地认为，这是老子规定的一个东西，至于是什么东西，谁也说不清，反正一些人间之道都是由此而来的。这有点类似于西方的“存在”那个概念啊！但却是不同的。

　　为什么说“道”不同于西方哲学里的“存在”呢？“存在”就是对那种实有的状态的描述，不能生出什么东西来。前面我们说，“道”是老子规定的，是不可言说的，但这并不是说“道”是个空概念。前面我们还说了，这个终极意义上的“道”是基石，所有的东西都是由此生发的，那么它就不能是空的，它必须有某种特性。这个特性必须能看作是终极和具体之间的桥梁。于是有了“无”和“自然”两个生发出来的概念。

　　道的概念，并不是虚构的，而是老子直觉思维和理性思维相结合的产物。道作为最基本物质，是宇宙万物之母；作为最一般规律，它贯穿于宇宙、社会和人生的方方面面。老子对道的法则的论述，用今天的科学来评判，也不能不叹服其远见卓识。“道”的法则所反映的就是万事万物的最大共性、普遍本质，是宇宙间的基本规律。所以，它对一切具体事物都具有统摄和解释功能。圣人最显著的品格，就是对自然万物与人类社会基本规律的掌握与运用，老子所有的处事之道、治身之道和治国之道，都是运用道的理论指导实践的具体化。所以，我们如能真正理解和把握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基本法则，在修身养性、待物处事、齐家治国中“活学活用”，则将无往而不利。

（李俊 人民大学国学院）

  述其言：解读老子  《道德经》又名《老子》。这恐怕是中国最短的一本书了，只有五千字。然而这本书留下的智慧，却可以让几代人受益。他的智慧是独特的，以至于如果您不能抛开从小到大被灌输的竞争进取的观念，您将无法理解他。《老子》与其所代表的道家一直以来被认定是一种消极的哲学，然而它决不只是消极那样简单，这里面蕴含着寻常人所忽略的另一个真理。著名作家王蒙曾经说过，《老子》是一帖良药。面对这个飞速发展时代的种种困惑，也许老子这位“消极”隐士的话语，恰恰就是对症的良方。

　　天长地久。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是以圣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

　　——《老子·第七章》

　　“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第七章）这句话的意思是，“所以有道的人把自己放在后面，反而能赢得爱戴；把自己置于度外，反而能保全生命。”（陈鼓应）在现代社会，我们当然不必标榜自己，要求做成圣人，但这种舒张胸怀的态度还是值得学习的。有时候泥于一得一失，看起来像是很务实很真实地活着，实际上却让自己的生活失去了弹性。失去了弹性的生活怎么能持续很久？

　　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取之，必固与之。是谓微明。柔弱胜刚强。鱼不可脱於渊，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老子·三十六章》

　　“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举之；将欲取之，必固与之。是谓微明。”一种解释是，“将要收敛的，必先扩张；将要削弱的，必先强盛；将要废弃的，必先兴举；将要取去的，必先给与。这就是几先的征兆。”（陈鼓应）另外一种解释是，“将要收敛它，必须暂且扩张它；将要削弱它，必须暂且强化它；将要废弃它，必须暂且抬举它；将要夺取它，必须暂且给予它。这叫做微妙的启明。”（傅佩荣）他们之间的区别在于是否把老子的这句话看成是“权谋术”。前者以一种自然的心情静观事态的起落，后者以一种积极的心态去参与。也许这两个之间的差别已经给了我们很多积极的启示……

　　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故建言有之。明道若昧。进道若退。夷道若纇。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广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质真若渝。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道隐无名。夫唯道善贷且成。

　　——《老子·四十一章》

　　“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道隐无名。”（第四十一章） “最方正的反而没有棱角，贵重的器物总是最后完成，最大的音乐反而听来无音响，最大的形象反而看不见形迹，‘道’幽隐而没有名称。”（陈鼓应）这几个词最为人们所喜欢所熟知，原因可能各种各样，但有一种可能大概是因为他告诉我们有些事情在“数量”的层次上聚合是没有意义的，从“小”超脱到“大”的境界总是要等到一定的时候才能悟到。相信这一点，我们可以坦然面对很多挫折。

　　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泫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老子·五十七章》 　　“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以清静之道治国，以诡奇的方法用兵，以不搅扰人民来治理天下。”（陈鼓应）这不仅是治国的道理，也是作为为人处世的借鉴。遇到难题，我们可以用智慧，出“奇招”来解决，但正常的时候，或者要作正大之事的时候，事业也保持一种正常的常态，就像老子曾经说过的“企者不立”一样，归于自然之道，方是天下归仁之时。
 述其言：人生中的大道理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谋。其脆易泮，其微易散。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乱。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层之台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为者败之，执者失之。是以圣人无为故无败，无执故无失。民之从事常於几成而败之。慎终如始则无败事。是以圣人欲不欲，不贵难得之货。学不学，复众人之所过，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

　　——《老子·六十四章》

　　“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这几句话没有任何难以理解的字眼，说明的道理也非常明了。荀子就曾经说过，“不积跬步，无以致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他的学生李斯也说，“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虽然学问的家数不尽相同，但同样的重视程度正了表明这句话内涵的延展性和智慧性。小可以喻大，近可以明远。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辩。辩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

　　——《老子·八十一章》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实在的话不动听，动听的话不实在。”（傅佩荣）这种情况是存在的，可能还相当普遍的，但未必尽然。“信而美”仍是一个值得追求的目标！

　　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

　　其政闷闷，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孰知其极，其无正。正复为奇，善复为妖。人之迷其日固久。是以圣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刿。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老子·五十八章》

　　老子说，“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孰知其极？”这是广为流传的一句明言。与之相类似的我们还有一句通俗的成语，“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相近而不相同，相异而相得益彰。前者质问“福祸”间转化的可能性是在什么时候。众所周知，盛极必衰，物极必反，但到底什么时候是盛的极限呢？（我们一般不会质问什么时候是衰的极限，而时常追寻盛的极限，这是个极为有意思的思维偏向。《周易》里有“驳极必复”和“否极泰来”的话，都是期望向好的方面转化。）这个问题恐怕不是一般人所能把握的，因此，老子又说，“功遂身退，天之道也。”也许在其他学派的生活哲学里有那种超越“往复”的思维，也许事实上我们确实可以超越一个较为低级的“极限”进入一个更为高级的竞争模式中，但若模糊的看一个人的人生经历，总有些高高低低，起起落落，如意与失落交错正像是个连绵不断的潮流，互相推助着前进。这一点历史中的英雄们已经有过非常充分的演绎。也许这一观世哲学给人的感觉过于沉重，那么“塞翁失马”则是一个幽默的变量，去掉了那份沉重，给人一种意外的幸运感。但愿人们在看到老子这句话时变得更为矜持谨慎，而在看到这句成语的时候，则有获得智慧的喜悦。

　　

心如止水

万物并作，吾以观复

　　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是谓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全，全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

　　——《老子·十六章》 　　老子说，“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对于忙碌，大家似乎都不陌生。在生活中，我们都曾感到某些忙不过来的时候特别烦。此时此刻，我们似乎感到自己的心力已经到了憔悴的边缘了。我们想跳出来，我们想推掉眼前一切的琐事，再也不管什么最后的期限，或者这时只想好好睡睡觉，我们的愿望似乎也不是很奢侈，我们并不期望几周或者几个月的无工作状态，我们只是想有个片刻的解脱。可是到了那“关键”的时刻，我们又觉得不得不为经济生活继续支撑着，像是个伤兵带着疲惫仍在上膛射击。片刻的休息都难以宁静。万物纷纷，众生芸芸，千变万化，似乎摸不着头绪，看着“天下熙熙，皆为利来”的人们，不由自主地紧张。这个时候的困苦该如何疏导？老子说很简单，“致虚极，守静笃”，即保持内心的镇定，就可以观察到人世间的道理。“复”就是循环的意思。也许世事并不一定循环往复地变化着，但这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我们可以具有一种俯视世事的心态。这不是狂妄，而是超然。这是一种难得的应该珍视的并值得体验境界。
 辨其理：儒与道的对话  

孔子画像

儒：人际关系是需要智慧和能力的。在这方面，儒家的特点及其贡献就显现出来了。

　　道：儒家有些学派太强调群体性，搞得人很紧张，人就会活得很累。

　　儒：不退缩，不回避，甚至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儒家这种积极进取的精神对个人对民族都很重要。

　　道：电影《卧虎藏龙》里有句话，紧握拳头什么都没有，松开你的手便拥有一切。

　　儒道关系有很长的历史。春秋末战国初，显学是儒墨，道家不是显学。原因是当时道家不游学诸侯，不聚徒讲学。孔子注重讲学。可以说讲学是孔子的首创。可到了汉初，道家是显学了，应该说甚至超过了儒家，成为主流意识形态了。

　　汉初，儒道对立的格局形成了，但后来的发展还是比较互补的。直到今天也还有人认为中国文化的代表只是孔子和儒学，忽视了道家思想的文化传统。其实一些学者早就看出，中国文化是阴阳之学。阴阳是一对基本矛盾。中国文化有儒有道，就是这个矛盾的两个方面。近代最早提出这个观点的是魏源。文化的发展是对立统一的。儒与道二者构成了一种阴阳互补。一阴一阳不仅是宇宙存在的规律，也是文化存在的规律。

　　道家所肯定的是返璞归真的自然主义，返回到璞、素、真。这是道家的基点。儒家则是伦理教化的人文主义。老子开创的“道”的根源很深。老子的思想可以追溯到母系氏族社会，或者说较多地保存了母系氏族文化的遗风，具有更多的平等性和古朴性。老子用“谷神”、“玄牝”等女性相关语汇来形容大道的母体性，表现出女性文化的鲜明特色。一些学者认为老子哲学是女性智慧的升华，而儒家文化是男性文化。

　　一种文化文明发展延续，推动力需要很多东西。我们中华文明靠什么发展到今天？很明显，儒家起了很大的作用。三代文明在哪里体现？在《六经》。三代文明传承的动力在哪里？在孔子。从孔子开始，以及孔子门人，他们有一种强烈的意识，就是把《六经》加以传承、总结、发展、提升。我们的中华文化有古有今，几千年未间断，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这不能不归功于儒家的文化自觉和文化传承及努力实践的强烈意识。否则，我们五千年的文明就没有了着落。对于“礼”，老子有很多批判。“礼”本身也有很多问题，在发展中有流弊。但不能说“礼”作为一种文化没有意义。老子主张文化批判，推崇自然状态。而儒家有进化意识，人不能停留在自然状态，不能说自然状态是最好的。儒家把“礼”看成一种文明的形式。比方说，喝生水就是自然状态，喝开水就是“礼”，放点茶，就是“礼”。礼从哪里开始？你摆脱了自然状态，就进入了“礼”，礼把文化的进步和发展凝结为一些具体的形式。儒家始终重视并强调这一点。所以儒家主导文明不断向前发展。

　　儒家的这种文化自觉，某种程度也是因为道家的存在。道家对于儒家，外部有批判和提醒；内部输送了很多营养。一个文化的发展，除了动力系统还要有调节制约系统。道家的批判是带有根本性的。因为道家站在外面。儒家也有批判意识，但比较温和。儒家的发展本身就有道家的作用，有道家的功劳。

　　儒家很重视群体性，注重社群的存在。中华民族在这么大的疆域里聚集这么多人口，延绵时间这么长，如果没有一套群体生活的智慧，那是不可能的，是很难实现的。儒家很重要的贡献，是致力于群体生活规则的研究，提出了很多积极的主张。调整和处理好人际关系是需要智慧和能力的，在这方面，儒家的特点及其贡献就显现出来了。同样，如果只有凝聚力，没有宽容性是不行的。在大群体里允许个人一定程度地自由发展，大家才愿意在这个共同体里生活。中国这么大，我的看法是，需要有儒家的核心，同时需要有道家的精神。中国文化是非常宽容的。中国的儒释道都有存在的空间。儒家有些学派太强调群体性。宋明理学提出的“存天理，去人欲”，把人的利益缩小了，搞得人很紧张，人就会活得很累。人在不妨碍别人的情况下，为什么不能有一个相对自由的空间，生活得更舒服更自在一些呢？宋儒太强调“公”，压抑“私”，压抑了人的创造性。礼教过分强调了社会秩序而约束了个体人性的发展。

　　儒家人生观强调有为积极，刚健有为，强调刚的一面。《周易》讲“刚健中正”;《象传》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是积极有为的精神。“自强不息”就是解释刚健的。刚健不息是积极有为的精神，这样就能积极主动克服困境，不退缩，不回避，甚至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没有这种精神就不能解决人类所面临的困难。儒家这种积极进取的精神对个人对民族都很重要。人类文明文化的发展要有所事事，有所作为。人类要生存，要发展，物质精神的满足等一定要通过儒家讲的“立功”去实现和取得。古人讲“立言”、“立德”、“立功”。儒家强调立德的同时，还要求通过积极有为建功立业，有所创造，克服困难，把人类的问题加以解决，人类才能不断前进。

　　古人讲过一句话，此所不能而彼所能，这就是讲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电影《卧虎藏龙》里有句话，紧握拳头什么都没有，松开你的手便拥有一切。这说的是无为而无不为。无为还有一层意思就是以柔克刚。柔是一种韧性。这种韧性使得生命有一种厚度，不容易夭折，不容易被困难和挫折所消解。这是一种与刚性相对应的柔性，是一种生命的弹性。所以不要把道家的无为简单化，我们要把它里面所包含的很深刻的智慧解释出来，并且如果解释得好的话，可以成为策略学的理论支持。

 

悟其魂：《老子》思想与做人做事做官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加强廉洁从政教育和领导干部廉洁自律。《老子》中有许多关于做人做事做官的精辟阐述，学习它，从中可以汲取有益的思想养料，从而提高自己的人文素养和精神境界。

　　一、大气做人

　　1.立身淳厚，抛弃虚华。老子首先提出了要大气做人。“大丈夫：处其厚，不居其薄；处其实，不居其华”。(《老子·三十八章》)可以概括为：处厚不薄，处实不华，意为抱朴守拙。抱朴：保持自己纯真朴实的本性；守拙：坚守鲁直憨厚的本性。总之，做人要不世故，不圆滑。

　　2.“谦下”：学江海为“百谷之王”。老子认为，大气做人，就应该向“江海”学习。为什么呢？老子说，江海之所以能成为一切大小河流的总汇处，是因为它善于处在下游，所以成为百谷之王；圣人之所以成为天下人心所向，也是因为对民众卑下自处，“谦下”而不高高在上，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因此天下的人拥护他。正是因为圣人没有和人争，所以天下没有人能和他相争。（“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故能为百谷王。是以圣人欲上民，必以言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是以圣人处上而民不重，处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乐推而不厌。不与其无争与？故天下莫能与之争”。《老子·六十六章》）

　　3.上善若水。老子提倡，为人处世要向水的“柔弱”品质学习。他认为，最高尚的品德就像水一样：守柔、不争、处下。“柔弱胜刚强”是老子最为著名的一个哲学命题。“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老子·八章》）

　　4.曲则全，枉则正。老子还认为，大气做人，要受得住委曲，经得起冤枉。他说：受得住委曲，才能保全自己；经得起冤枉，事理才能得到伸直、纠正。（“曲则全，枉则正”。《老子·二十二章》）同时，还要以德报怨。“报德以怨”（《老子·六十三章》），“和大怨必有余怨，安可以为善？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老子·七十九章》）。这样才可以化干戈为玉帛，彻底消除嫌怨。事实上，以德报怨的思想已经深深地融入到中华民族的血液之中。

二、小细作事

　　相反相成，对立统一，是老子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老子认为，宇宙中一切大的事物无不从细小的事物发展而来。因此，干大事必须从细微的小事做起。“大小，多少。困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老子·六十三章》）

　　1.成就事业必须从小事做起。老子说：“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老子·六十四章》）在这里，老子形象地说明了大小这对矛盾的量变到质变关系，在认识论上充满对立统一、相反相成的唯物辩证法思维。

　　2.持之以恒，目标始终如一。老子说：慎终如始，则无败事。（《老子·六十四章》）我国明朝的李时珍是世界级水平的伟大药学家，他的名著《本草纲目》，先后被译成英、法、俄等十余种文字，成为国际一致推崇和引用的主要药典。这部巨著用了27年的时间，三次改写，才最后成书。

　　3.不自见、不自是、不自伐。老子认为，一个人要成就事业，一是要反对自见、自是、自伐、自矜；二是要力戒逞强、逞能、逞勇。不固执己见，就能把事物看得分明；不自以为是，就能把是非判断清楚；不自我夸耀，事业才能有成就；不自高自大，才能担当领导。(“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老子·二十二章》)谦虚谨慎，就能事业有成；自高自大，做事必败。因为，“勇于敢则杀，勇于不敢则活。”“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不召而自来。坦然而善谋”。（《老子·七十三章》）

　　4.“贵身”：生命高于一切。老子提出：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老子·十三章》）这是说，以爱护自己身体的态度来对待天下，就可以把天下的重任交给他；以爱护自己身体的信念来对待天下，就可以把天下托付给他。老子和庄子都认为：“重生者则轻利，重利者则轻生。”轻生的人必然追逐名利，弃身而殉物。这种身且不能安保的人，怎么能治理天下呢？

清正廉洁，脚踏实地

三、 廉洁为官

　　老子认为，从政做官必须与众不同，首先应着重提高品德修养这个做人的根本。

　　1.领导者自律——“不欲以静，天下自正”。老子认为，当官的根绝了私欲，社会就自然会风气良好。“不欲以静，天下自正”八个字精辟地道出了为官者节制个人欲望的社会意义。孙中山是民主革命的先驱。但他一生廉洁奉公，从未给自己和亲属置办过任何家产，私谋过任何特权，真正实现并承诺了“天下为公”的誓言。

　　2.“圣人不积”——“见素抱朴，少私寡欲”。“见素抱朴，少私寡欲”，是老子从德才兼备的优秀领导人、名士的人格高度，提出的理想人格要求。老子认为，缤纷的物欲世界使人目盲，糜糜的音乐使人思想麻木，鲜美的滋味使人每天想念，纵马打猎行乐使人心性浮躁发狂，稀有难得的货物使人行为不轨。所以，老子提倡，“圣人”不要多积蓄，自己的财富要用来济众，完全为人民；给予别人越多，自己越感富足充裕。（“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老子·八十一章》）

　　主编历史巨著《资治通鉴》的史学家司马光不光自己生活简朴，还教育后人崇尚俭约，提醒儿子警惕奢侈的祸害：“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希望他绝不可因奢侈而“败家丧身”。

　　3.私欲是罪恶之源——“罪莫大于多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老子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产物，所以，要顺其自然地“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老子·八十章》），他不主张去欲、无欲、绝欲。但是，对于自然之外的人为欲望，即人们常说的身外之物，如声色犬马、财物名利之欲，就必须减少到最低程度，根绝了私欲就可以得到安静的地步（“不欲以静”。《老子·三十七章》）。老子高度概括了人与财物名利的辩证关系：“罪莫大于多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老子·四十六章》）古往今来，多少贪夫殉财，不知足，不知止，栽进了罪恶的泥潭。

　　4.推功揽过——领导干部应有的品格：“能受国之垢，乃天下王”。如前所说，老子认为最高尚品德的人应该像水一样，永远处下，有时处在人们最不愿意去的地方——最脏污的地方。推及领导者呢？就应该能够承担国家遭受屈辱和灾祸的责任，这才是社稷的主人，这才叫国家的君王。（“能受国之垢，是谓社稷主；能受国之不详，是谓天下王”。《老子·七十八章》）这也就是人们所说的推功揽过。西汉名将李广随大将军卫青出兵北击匈奴，参加漠北战役。由于李广指挥的东路军没有向导迷了路而未能如期参加漠北会战。战后，责令李广的部下来对质受审。李广挺身而出，为部下揽过自责，他说：“诸校尉无罪，乃我自失道。”东汉名将冯异的品德更是在中国历史上传为佳话。冯异驰骋沙场十几年，战功累累，但每次战役结束后，诸将并坐论功时，他为了避功，常常一个人独自坐在大树底下读书思过，他为牺牲的战友、士兵深感难过。因而，军中称他为“大树将军”。
  悟其魂：“道教之真精神”，理解生活道教  

时光的流逝在不知不觉中又跨进了新的千年，生命在继续，生活在继续。回首过去一千年的人类历史，越接近于今天，越觉得人类生活仿佛处于不断加速前进的过程中，令人目不暇接。特别是最近几百年，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在剧烈的生存竞争中，有的成为昨日黄花，由辉煌走向沉沦，一蹶不振；有的由过去的弱势，成为今天世界文化的主流；也有的经过自新，重新赢得了生存发展的机会，并逐步汇入新时代的文化大潮，继续作出自己的贡献。“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这正是一百多年来中国人的命运，但西方文化的剧烈冲击，使我们早已失去了文化价值观上的自信，重新确立民族的自信心自豪感，只有在不断地向其他民族文化的学习比较中，才能实现。因此，对历史的回顾，不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通过反思保持了几千年来文化发展持续性的中华民族，曾经成功的经验，经受过的严重教训。衰落意味着创造力的减退，发展正是创造力的攀升，在民族文化发展中曾起过巨大作用的道教，如果还能够继续为人类提供精神成长的动力，那它一定具有现代价值转化的可能，从理论上说这是勿庸置疑的。而学者的使命，就是要将潜在于道教教义体系中的合理的精神资源，释放出来，以期先哲殚精竭虑的深刻认识，重新光显于世界。

　　宗教的意义和价值，在现代社会似乎迷失了。从工业革命以来，科学以其巨大的能量改变了人们的观念，理性主义哲学与科学精神互为表里，将宗教视为人们的精神生活中无足轻重的东西，仿佛一夜之间，人类经过长期不懈努力创立的精神空间，被遗忘和唾弃。实际上，这种偏见或错误认识，严重混淆了科学、哲学与宗教的不同文化功能。就最基本的价值观念来说，科学、哲学、宗教以及艺术等，在人类的精神生活中，承担着不同的职责。如果说人类真正的本质是什么，不论古今中外，举凡同一地球上的人们，都是以不同的方式，自己对真善美的追求。作为人类最早的文明成果的宗教，在人类文化发展的初期，宗教包容了科学、哲学、艺术等等所以的文化创造。生产力水平的进步，虽然将各学科从宗教中先后分化出来，建立自己的知识体系和认知对象，但它依然不过是人类精神生活物质生活的具体表现形式而已，并没有本质的变化。自由是人类永恒的追求，而对自由的追求就不可能将宗教从人的精神深处剔除出去，自由不在人类自身之外，只在人的内心，在这种精神的渴望里，宗教所昭示的人格的完善，同样是人类精神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人类不可能通过理性活动，尤其是科学与哲学，完全满足人类精神成长的需求。这就需求我们进一步有反省的必要，仔细地考虑宗教在人类的不同发展阶段所作出的成绩，以及宗教在今天可能发挥的积极作用。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今天人类几大文明古国，或几种不同的文化类型，试想，离开了宗教在其中的作用，我们不知道还能有别的因素，让我们更加明确地认识到彼此之间的差别。这不是否认宗教在历史曾经起着某种对社会进步的滞后因素，但是，新的文化形式突破旧有范式前进，从来没有一种新型的思想学说，不是从旧的文化成果中，汲取精神成长的合理资源，使文化传统得以延续并光大发扬。抛弃的只有不再适合生活需求的不合理的形式，那些真正代表了人类永恒向往的内核，经过思想家的解释和发掘，又获得了新的生命力，如此总是被各民族珍视如生命而永远流传。

　　道教在汉末的创立，是中华民族发展史的重大历史事件。稍有对历史了解的人，都不能不承认，道教整合了前代和当时流传的各种文化因素，并以长生不死肉身成仙的中心追求加以贯通。道教之形成，诚佛教所谓以一大因缘出现于世间者也。而中国文化中尤其是先秦以来诸子百家的精神成果，特别是汉代人的宗教追求，由于道教出现，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升华和提高，它以一种高度制度化组织化的形式，多方面的内容和鲜明特色，打破了日渐僵化的儒学对人的桎梏，为广大下层群众，贡献了一种富有生活理想和永恒情怀的终极境界，并随之渗透到社会各阶层成员中。从它诞生之日起，就从未像其他宗教那样，仅是将自己定位于心灵的解脱，而是把人世的幸福，与人体的不朽统一，将精气神合一与君臣民混一定位于自己最基本的价值理念，打通世间与出世间的界限，提出了重生积德服务人群及存思守一的实践主张，以期气化三清，实现自我。别的宗教都是在许诺人死后如何，道教则反其道而行，问如何才能不死。这一独树一帜的理想，表现了中国人的务实态度，但更重要的是，它成为推动科学进步的无可估量的力量。与那些投身庙堂的知识精英不同，张道陵创教之始，就将目光指向广大的下层群众，从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两方面，将不同时期不同民族长期流行的各种方术仪规，重新编排，建立了一整套可以满足不同阶层人士生活需要的规范，极大地增强了民族的凝聚力。正因为它是面向大众的，适应了时代的需求和民族心理的内在向往，与精英文化有所不同，才能广泛流行于中国社会。不论那些自为标榜 正统的上层阶层如何诋毁，还是不能消除百姓对它的热爱。

　　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使道教在思想内涵上复杂丰满，这一特点及优势，使道教具有博大的胸怀，能够一方面吸收外来输入的新成分，又能立足民族本位，不断成长。在道教的宗教生活中，人是中心，神是对能够顺应自然智慧明觉的人的奖赏，一种预期的可能达到的最终目标。真正的人的生活生命，当他领悟了宇宙的奧秘，世界向他洞开大门。勤勉地履行一个人在尘世的义务责任，充分地发挥自我能动的创造潜能，他将与宇宙万化同体而合一，不再有困惑烦恼，实现了真正的自由。因此，在面对自然、社会、自我的多重关系时，道教为大众提供了各种相互关联又富有弹性的解决之道，顺应自然虽然是最高的理想，然而顺应自然并不是在自然面前，仅是盲目被动地接受一切现成的秩序，无所作为，恰恰相反，而是要积极地认识自然，掌握宇宙的内在的机制，服务于人生。这样，人类将永远面对自然的挑战，在对自然挑战的回应中成就自己，这就将人类的终极命运和使命提升至永恒的无限的意义世界，超越了仅是关注现实的庸俗的领域，指明了人生的价值不是嘈杂的世俗的有限个体，不能因之而迷失自我。

　　挑战自然是人类能动力量的真切反映，从来没有一种宗教或哲学体系能够像道教那样，如此关注知识的价值问题在自身思想体系中的地位，不问人死后如何而苦苦寻问人如何不死的独特思考，使道教将一切知识部门都容纳到自己的关心的范围，在这世界文明史上是绝无仅有的特例。内丹学与医学、生理学、心理学等具有密切关系，外丹学与几乎所有的古典科学水乳交融。体现了道教精神价值的历代高道，几乎没有哪一个不是当时最博学的知识分子，他们往往是杰出的科学家、诗人、作家，为人景仰的哲人。离开了道教，我们不仅不能写出一部完整的中国化学史、物理学史、医学史、天文学史，而且也无法写出一部完整的文学史、音乐史、绘画史，等等。在中国古典文明的任何一个角落，我们将看到无所不正的道教的影子。否认了道教，其实是阉割了中国的文明成就，而道教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骄人的成就，其深层的原因依然在道教的在自然主义的旗帜下，长生不死肉身成仙气化三清的宗教向往上。

　　道教是切近人情的宗教，切近人情表现于它为社会大众提供解决人生困惑的手段和方法，从生产实践到人伦日用，都可看到道教具体的主张，它没有将生产与情感的需求脱离分割，而是完全融合为一。就拿科仪斋醮来说，以现代“科学”价值的马首是瞻的现代人，看到道教的法事仪规，往往视之为迷信，可他们忘记了，道教的法事仪规是宗教形式下的礼，所谓礼者，理也。从摇篮到墓地，人的自然存在体现着深刻的社会关怀，出生、成人、婚姻、死亡，前辈对后代，后人对前辈必然要借助一定的方法，来表达它们的向往，反映前辈对后人的希望，死亡虽然是不可抗拒的事情，然而正因为活着的人表达的哀思，将以血缘亲情为纽带联系起来的人，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将同一地域主要以自然村落为集团的人们，从生产到生活结合，互助互爱，调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满足人们情感的需求。“师不受钱，神不饮食”的清约，不仅是合理的，而且是超前的价值观念。人首先生产，物质资料的再生产和人口的再生产，然后才能从事科学、宗教、艺术、哲学的活动，问题是，我们面对的是永远无法全部可知的世界，人总是不能通过已有知识解决所面临的困难，当面对困难无法解决时，需要用一定的方法从苦恼中释放出来，包括生活中随时可见的不解茫然，如果没有一种可以从困惑中摆脱出来的方法以重新建立信心，人将举足不前，影响人们的现实创造，社会也不能继续进步。法事仪规正是在理性化的形式下，规范人们的生活，给社会大众以人性的温暖。道教将对神灵的敬畏，与日常的人伦日用结合，从而在世俗化方面，与儒沟通，在超越性方面，消化佛教，举凡中国社会的节庆、礼仪、庙会、贸易，从形式至其深层内容，道教的价值理想与行为规范都贯穿其中。历两千年而不衰的顽强生命力，反映了道教扎根于生活，且符合人性需求的合理性。这种合理性正是中国人心灵、情感、历史、文化任何一个方面须臾不离的表现形式。

　　生死之事，亦大矣，然在生生死死的链条中，道教在任何一个人们所能想像到的环节，都给了现实的人满足自己需要的手段，《易传》有曲成万物而不遗之说，揆之道教，若合符契。道教来自于民间，但从未将自己降低至日常生活的水平，与自己崇高理想混淆不分的境地，它理解人民生活的所思所想，但为他们增添了精神超越的不朽因素，引导大众的生产实践的精神生活的方方面面，既积极面对现实又不沉沦迷醉于仅仅是具体的感性表象。深刻的信仰自律与履行道德义务的他律要求完整统一于道教，因其广泛的人民性及生活实践的全方位的参与，使传统的中国人，对自然、生命的敬畏，突破了时空的限制，表现出无穷的创造力和进取精神，为今天的人们所叹服，而现代人已丧失了古典时代深沉的精神自觉。

信仰的价值和意义，最直接地反映于对文化传统的服从和继承，它绝非是理性的对立物，而是理性真实的具体的表现。无论如何，理性是信仰的基础，没有理性信仰无从谈起，可是理性的深度在不同的人身上表现得极不相同，但信仰却可以将知性的贫乏提高至人性的最高层，显示从人性的尊严与伟大，映证生命的不朽。在人类历史上，直到今天，不同的宗教信仰之间还存在着较大的矛盾分歧，出现这一问题的原因不在于信仰，而在于理性判断失去了怀疑的本性，只将自己的认识判断当作真理，而否认了别的认识判断的真理性，与之相反，道教 道教自身的历史发展过程早已证明，它本身从来是与社会生活息息相关，并积极推动社会进步的。汉末创教时期，西南少数民族与汉族共同参与了道教的成型，其后吸收借鉴佛教、儒学等已有精神成就的合理部分，为己所用，为我们保留了民族文化可贵的历史遗迹的变迁，这种尊重传统而又不为传统所囿的态度，如同深深扎根于大地的参天大树一样，吸收来自各方面的养分，也无所畏惧地抵御着风霜雨雪，它可能因雷击而遭损伤，但生机不息。因此我们说，继承传统而又不断吸收其他文化成果为我所用，胸怀博大不固步自封，随着时代的的进步发展，是道教的真精神；关注人伦日用，不论在精神生活还是物质生活方面，以一种规范性的制度化的方式，为社会大众提供合情合理又内涵丰富的生活方式，既关心现实又面向未来，既注重精神超越又强调物质生活的改善，是道教的真精神；将自我的价值实现与对自然、社会的认识实践相关联，精神觉悟心灵纯洁与生活实践相统一，追求人格的完善与现实幸福统一是道教的真精神。 从来都承认别的宗教自有其价值，容忍与自己不同甚至是严重对立的东西，承认其反映了生活的许多内容，以开放的胸怀态度，吸收别人所长，丰富自己。对佛教如此，对摩尼教亦如此。这不仅没有丧失其特质，相反使它更圆满。避免了因宗教信仰的差别造成的流血冲突，这是别的文化区域中，不可想象的事实。由此来说，信仰离开了理性，实质上这样的信仰是一个封闭的不足以与其他思想相交流的体系，而使自己处于要么牺牲理性要么取消信仰的两难境地。近代化的一个严重不足，在主流倾向上，把理性与信仰对立，当然在古代，尤其是西方曾有过理性屈从于信仰的所谓中世纪，可我们至今也不能说中国人信仰与理性处于严重的对立冲突。这得益于中国人把人理解为人是自然中的人，自然是人观照下的自然，自然与人彼此之间理应和谐共处的观念，这一认识，在中国古代当然是道家最先倡导而为道教继承光大的。在这一点上，中国的儒释道三教，向世界贡献了一种独具魅力的思想资源。是之故，信仰必须与盲从划清界限，而且从本真的意义来说，信仰从来都是盲从的直接敌人，就因为当理性在为信仰提供深沉的意义价值的底蕴时，是以怀疑为先决条件，不断用自身的知性能力证明自我的不足，又在价值的领域，厘定知情意的不同的作用，使人对自我的认识对世界的理解走向深入。其前提就在人从蒙昧进入文明时，先知己将人的价值摆在了世界的中心，对神的敬畏不过是一个高贵的可以逃避无知的巧妙借口。因此，在人生中，意义与价值存在着不同的层次，对这些不同层次问题及价值的相互关系的认识，是哲学家与那些堪称人类导师的先知、宗教领袖的贡献，能否贯彻于现实生活则主要是政治家的责任。历史上有过强调某一方面而贬低另一方面的时期，但没有愚蠢到把贬低的东西要彻底取消的程度。然而，只有理性、信仰、情感与现实政治环境及物质创造张驰有序，社会才是一个合乎理性化要求的社会。20世纪初期刚刚经受西方思想文化沐浴洗礼的中国优秀分子，在高扬民主科学理性的同时，却产生了一个严重的误解，道教几乎等同于迷信的代名词，由此表现出来的浅薄激愤，虽其情可原，但其流毒至深。

　　道教的真实内容，我们今天知道的依然十分有限，就有限所知的方面，我们也不难发现其蕴藏的丰富的思想，它不仅在本质上不与现代生活对立，相反是我们由今天迈向未来的难能可贵的文化基因宝库。如果我们要真正了解中国文化的过去，或者说我们要创造未来新型的符合中国人精神需要，又能够为其他民族有所借鉴的新文化，必须面对道教，与它广泛交流对话。应当期待同时呼唤，以理性精神而不是科学至上，历史上客观地将道教摆在三教并行的位置，而不在对它冷漠仇视；以对祖先的尊重而不是健忘，倾听古典时代的睿智，续上我们文化与血脉之根；让我们发扬前人兼容并包而不失自我主宰的精神，积极创造，有足够的实力和能量，在世界文化争得一席之地，并最终统领潮流。只有解决了上述问题，我们才能比较容易看清楚道教究竟是什么，而眼前首要的任务。是要使学者和每一个人，从偏见和固执中解脱出来。

　　道教自身的历史发展过程早已证明，它本身从来是与社会生活息息相关，并积极推动社会进步的。汉末创教时期，西南少数民族与汉族共同参与了道教的成型，其后吸收借鉴佛教、儒学等已有精神成就的合理部分，为己所用，为我们保留了民族文化可贵的历史遗迹的变迁，这种尊重传统而又不为传统所囿的态度，如同深深扎根于大地的参天大树一样，吸收来自各方面的养分，也无所畏惧地抵御着风霜雨雪，它可能因雷击而遭损伤，但生机不息。因此我们说，继承传统而又不断吸收其他文化成果为我所用，胸怀博大不固步自封，随着时代的的进步发展，是道教的真精神；关注人伦日用，不论在精神生活还是物质生活方面，以一种规范性的制度化的方式，为社会大众提供合情合理又内涵丰富的生活方式，既关心现实又面向未来，既注重精神超越又强调物质生活的改善，是道教的真精神；将自我的价值实现与对自然、社会的认识实践相关联，精神觉悟心灵纯洁与生活实践相统一，追求人格的完善与现实幸福统一是道教的真精神。

　　无可否认，道教在今天的生活中的影响力已远不如从前，这既有社会历史原因，也有道教自身的原因，而道教自身的原因肯定是主要的。愚意以为，调整科仪戒律等不适合的因素，发扬道教积极參与社会生活的优良传统，在环境治理及社会公益事业方面，积极投入，重新树立自己服务人群的形象，增进社会大众对道教的亲和力，与信息时代的节奏同步。道教同人努力提高自己的文化素质，利用现代高科技手段，同各方面广泛交流对话，使道教从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化，扩大道教的影响力和参与社会事务的深度广度。教內外同人须加大对道教历史、经典、教义等研究的力度，以期将蕴藏在道教内部的至今尚有很大生命力的东西，充分地揭示出来，服务于社会。如以现代科学的观念和实验手段，对外丹学中科学思想的总结，看它是否还有继续服务于社会的能力；以生理学、心理学的方法对内丹修炼机制的挖掘，为人体科学生命科学的发展提供不同于西方医学的参照，推动科学的成长；利用现代精密的实验仪器，分析道教丹药的成分，将之市场化，让更多的人享受道教先知为后人的创造的成果带来的福泽；整理数量众多的道乐、绘画、雕塑等，出版推广，满足人们娱乐休闲的需要，为社会贡献精神生活的丰厚资源，如斯等等。这些都是道教的价值理想与社会大众联系的载体，离开了这些具体的文化形式，道教将脱离人民群众，使自己孤立于社会。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已经证明，当道教的价值理想既不失其时代性又具有其群众性时，总是道教的良性发展时期，反之，道教陷于困境。

　　今天，教内的朋友面对来自各方面的挑战，提出了生活道教的理念，可以说是在新的历史形势下，对道教的精神向往的合乎情理的把握，因为，道教从来都是生活化的，但它又体现了时代的鲜明特色，它是面对现代生活需要，以期更贴近现代生活的尝试。这种尝试反映了教内的朋友力图在全球意识下，立足传统而超越传统，进而回归传统，所以生活道教的理念又具有明显的时代性。所谓全球意识，正是一方面输入外来文化又不失民族文化为本位，不使自己游离于世界各民族之外，而坚持民族文化传统，这依然的道家的自然主义旗帜，只不过它在内涵上已不完全等同于传统；所谓现代意识，则是历史的发展无可避免地使世界各民族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任何一个人时时面对着来自如同爆炸了的信息的冲击，谁都无法逃避，是基于自己的生活需要及未来发展的思考与选择，早已不同于过去的旧有形式。所谓回归传统，恰恰是道家的自然主义具有的永恒真理性，经过新的解释在内涵上更加丰富深刻，为我们继承光大，从而为世界人民的未来，提供值得珍视的价值理想，以和平消除战争，对话取代对抗。有容乃大，无欲则刚，这不仅是中华文化所昭示于后人的宝贵财富，也是道教的不朽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