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则天出生在哪里:李鸿章为曾国藩作的挽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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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为曾国藩作的挽联

    同治十一年(1872)二月,曾国藩病死,李鸿章曾作挽联哀悼:
  师事近三十年,薪尽火传,筑室忝为门生长;
  威名震九万里,内安外攘,旷世难逢天下才。
  李鸿章这副挽联对曾极尽褒扬,自是他政治立场所决定。因李在未入曾幕之前,曾先后追随团练大臣吕贤基及安徽巡抚福济,这二人都是庸才,对于领兵作战更是缺乏经验。李鸿章在他们手下带兵及处幕,自然没有本领可学。曾国藩所以能在举世滔滔之中发挥砥柱中流的作用,就是因为他能以子弟兵的方法训练湘军,使他们成为一支能征惯战的队伍;他自己所拟订的统筹全局,十道分进,对太平天国展开全面防堵围剿的战略方针又极为有效,因此方能使他在镇压太平天国的战争中心狠手辣,着着进逼,终于扼杀了太平天国的革命运动。假如曾国藩也像当时一班督抚大帅那样没有深谋远虑的手眼,那他不免也会像向荣、和春、胜保、福济等人一样的碌碌,李鸿章也决不能从曾国藩那里学到打仗本领。
  这副挽联的上半,充分道出了李鸿章师事曾国藩而尽得其军事政治手腕的事实。李鸿章入居曾幕,实可说是他一生事业的重要一步,拜相封侯,悉基于此。至于曾国藩之赏识李鸿章,除了曾国藩素知李鸿章才气过人这一因素之外,还有两件事,也是重要的原因。
  第一件事,据说李鸿章居曾幕时,尝为曾国藩起草奏疏严劾安徽巡抚翁同书,最得曾国藩的欣赏。当时曾国藩因为翁同书对练首苗沛的处置失当,以致激成大变,他本人又在定远失守时弃城逃走,有愧封疆大吏的守土之责,极为愤慨,意欲具疏奏劾而难于措辞。因为翁同书是大学士翁心存之子,翁心存在皇帝面前的圣眷甚隆,门生弟子布满朝列,究应如何措辞,才能使皇帝下决心破除情面,依法严惩,而朝中大臣又无法利用皇帝与翁心存之间的关系,来为翁同书说项,实在很费踌躇。他最初命一幕僚拟稿,觉得甚不惬意,不愿采用,而自己动手起草,怎么也说不妥当周匝。最后乃由李鸿章代拟一稿。李稿不但文意周密,其中更有一段极为警策的文字,说:“臣职分所在,例应纠参,不敢因翁同书之门第鼎盛,瞻顾迁就。”这段话的立场如此方刚严正,不但使皇帝无法徇情曲庇,也足使朝臣之袒翁者为之钳口夺气。所以曾国藩看了之后激赏,即以其稿入奏,而翁同书亦旋即奉旨革职拿问,充军新疆。就事论事,李鸿章此稿,深得奏议文字的“辣”字诀,使人无可置喙于其间,李鸿章有此吏才,自足以使曾国藩对他刮目相看。
  第二件事,则是李鸿章表现在力争李元度不应被奏劾时所表现出来的态度。此事见于薛福成的《庸庵笔记》:
  “既而文正(指曾国藩)进驻祁门。傅相(指李鸿章)谓祁门地形如在釜底,殆兵家之所谓绝地,不如及早退军,庶几进退裕如。文正不从,傅相复力争之。文正曰:‘诸君如胆怯,可各散去。’会皖南道李元度(次青)率师守徽州,违文正节度,出城与贼战而败,徽州失陷。始不知元度存亡,文乃出诣大营,又不留营听勘,迳自归去。文正将具疏劾之。傅相以元度尝与文正同患难,乃率一幕人往争,且曰:‘果必奏劾,门生不敢拟稿。’文正曰:‘我自属稿。’傅相曰:‘若此门生亦将告辞,不能留待矣。’文正曰:‘听君之便。’傅相乃辞往江西,闲居一年。适官军克复安庆,文正移军府焉。傅相驰书往贺,文正复书云:‘若在江西无事,可即前来。’傅相乃束装赴安庆,文正复延入幕,礼貌有加于前,军国要务,皆与筹商。”
  李元度之于曾国藩,不但是同时在湖南办团练的伙伴,而且曾处曾幕五年,后来又追随曾国藩转战赣东皖南各地,劳苦备尝。所以李鸿章以为曾国藩为了顾及二人之交谊,决不可以秉公奏劾。但曾国藩却以为“行法当自贵近始”,如果李元度违令失机之罪可以不究,将来人人效法,湘军的军纪如何还能维持?所以曾国藩站在法的立场,以为决不可以因私而害公。曾国藩虽然在这件事情上不曾对李鸿章让步,但对于李鸿章之能够以个人的进退坚持自己立场的刚毅性格,还是非常欣赏的。试看他在一年之后去信邀李鸿章再度入幕,又复“礼貌有加于前”,遇有“军国要务,皆与筹商”,就可知道李鸿章此时在曾国藩心目中的地位,较之一年以前又增进了不少。所以然之故,自然是由于他欣赏李鸿章的性格了。吴汝纶撰《李鸿章江苏建祠事略》中说:“曾国藩前后幕僚,多知名之士,其能争议是非者,李鸿章一人而已。”所指的也就是这件事。可知曾李相知之深,这件事的影响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