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锷将军

位于大栅栏西街的青云阁

棉花胡同66号蔡锷故居

　　但知蔡锷将军乃跃马持剑、威风凛凛的护国名将，未想他宽阔胸怀间跳动千古文心。在文化底蕴厚重的古都行走，你总会有一些新奇的发现，不由得怦然心动。即便是一座古老的建筑遗存，也可以从多个角度取景，更何况是鲜活的生命？

　　当然，蔡锷将军与小凤仙的传奇故事也不能错过。没有人说过北京是一座浪漫的城市，毕竟庄重北京不是香艳巴黎。但是胡同中确有最浪漫的爱情故事发生，英俊的蔡锷将军与侠义名媛小凤仙的相遇相知，至今仍然令人称颂，并在影视剧中不断演绎。

　　再过一周（11月8日），将是蔡锷将军逝世95周年纪念日。这位维护、巩固了辛亥革命成果的云南将军，作为袁世凯执政时的参政院参政，曾于1913年10月至1915年11月，在京居住两年有余。正是：“勉从虎穴暂栖身，说破英雄惊煞人。”然而，还是总想弄清：蔡锷将军为什么反感皇帝？为什么是他而不是别人首先举起讨袁义旗？为什么在他去世时国人给予他国葬的礼遇？

　　棉花胡同66号蔡锷故居，酝酿“为四万万人争人格”

　　一座城市中的名人故居，就像一本书中的绝妙警句，你读它还嫌不够，还要把它认真地抄写下来，铭记在心。

　　新街口南大街东侧，有一东西走向的胡同，叫做航空胡同。在它与三不老胡同的衔接处，你会看到一条南北走向的棉花胡同。

　　见参天古木而得遇名人故居，在这座800年古都显得很平常。经常在胡同中行走的人，屡试不爽。棉花胡同66号门前，就矗立着两棵苍翠遒劲的国槐。其中一棵，直径足足一米，阅世颇深。

　　蔡锷故居与一般民居院落无异，保存尚好。在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日前后，慕名来访者渐多。迎头撞见两位苍颜老者，相互搀扶着趑趄而行，指着院内门廊、房屋、过道、柿子树和洋槐树感叹不已：“当年，蔡锷将军就住在这里。他和小凤仙的故事流传到今天。这一晃也快一百年了。真是的。”

　　这时，一位姓闫的住户走出，很热情地尽地主之谊，主动向来访者介绍：

　　“这里是单位宿舍，十几户人家。分前院、后院。老房子架构没变，只是陈旧些。早年，院子门前有两只石狮子，马棚还有拴马的铁环呢。蔡锷和小凤仙的故事，我是从报纸上抄下来的，现在还保存着。电影《知音》，就是在我们这里拍的，拍了一段时间。”

　　蔡锷将军在此入住时，不过是31岁的青年。但他在两年前的辛亥革命中，已经在昆明成功地组织武装起义，并被拥戴为云南军政督府都督。

　　中国古代不乏能征善战的名将，但驰骋沙场的名将能够写妙文者不多；自辛亥革命以降各地将军、都督无数，能够亲撰讨逆檄文者更是寥寥。惟有蔡锷将军一手执笔，一手挥剑。除了军事家的天才以外，他还是文章高手，创办过报刊，文笔雄健，遗著《蔡松坡集》颇可赏读。

　　显然，世人谈论他文章、见解的时候很少，这就很难深刻地理解“再造共和第一人”的处事与为人。

　　蔡将军谈及创立共和国体大义时，思虑清醒不让文坛巨擘：

　　“诸君知吾辈倡言革命，必推倒专制，改建共和，其目的之所在乎。缘专制国，以君主为神圣不可侵犯，土地视为私产，人民视为奴隶，故挥霍财产有如泥沙，草菅人命有如牛马，恣睢暴戾，听其自为，人民不得而干涉之、抗拒之，以此人民无国家之观念……

　　共和国则不然，人民即一国之主人翁，凡制定宪法，推举总统，票选议员，皆出自一般人民之公意，故人们对于国家，立于最高无上之地位，即对于国家，人人负无穷之义务，担无限之责任，上下一体，万众一心，乃能共济艰难，匡扶时局。法、美今日之所以擅雄世界，职此之由。

　　吾国自武昌倡义以来，不数月而掀翻满清，得与法、美列强相见于廿十世纪之大舞台，何幸如之。”

　　打个比喻：

　　蔡将军滞留袁世凯大总统安排的这个寓所，颇有点儿像当年关云长勾留在曹操的虎穴。只不过关云长思念的是结义大哥刘备，而蔡将军则时时惦念着恩师梁启超。

　　早在袁世凯称帝的迹象暴露之时，在京的蔡锷将军就已经和居住天津的梁启超先生秘密商定：

　　一定要捍卫共和国体，一定为四万万人争人格！一旦袁世凯无视国人意愿而称帝登基，则由蔡锷将军回返云南组建护国军，宣布独立，并挺进中原与袁世凯军队决一死战。

　　果然，事态的发展不出梁、蔡师生所料。

　　1915年8月23日，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等联名发起的“筹安会”成立。它作为学术团体，主要宗旨是筹划一国治安，并从事“研究君主、民主国体何者适于中国”的工作。一时间，国体问题的讨论成为国内一桩大事。有颇能揣摩袁世凯大总统心思者，当然投其所好，打出“主张君主立宪”、“废民主而立君主”的旗号。此乃袁世凯蠢蠢欲动、黄袍加身的一个信号。

　　张自忠路3号总统府，“昭威将军”铁心向共和

　　今日东城区张自忠路，由铁狮子胡同演变而成。这条街道东端的3号院，承载着近现代中国一段段沉甸甸的历史。清末时期，清陆军部和海军部设立于此。辛亥革命后，它又先后成为袁世凯大总统府、段祺瑞执政府所在地。

　　当初，蔡锷将军从云南来到北京，来到袁世凯大总统府内任职，并非完全是消极被动而迁徙。这与他力主将国家首都定在北京，而不是定在南京的态度有关。他认为，在当时特定情况下，如若定都南京，则很容易导致北方内乱而外敌侵凌。直到近距离接触时，蔡锷将军才发现袁世凯大总统的复辟野心，最终决意与之刀兵相向。

　　其时，想当皇帝的袁世凯当然要笼络天下英才，特别是军事人才。他爱松坡（蔡锷原名艮寅，字松坡）之才毫无疑问，但松坡不给他坡下毫不含糊。对老谋深算的袁大总统来说，阻拦他金銮殿美梦成真的人、即他最危险的敌人在其府内而不在府外。被封为“昭威将军”的蔡锷，在袁世凯露出真容，一步步迈向金銮宝座时，便聪明地佯装病弱，且放浪形骸，一味地颓唐、堕落，不时从棉花胡同的宅院里走出，跑到城南妓女云集、灯红酒绿的八大胡同买醉。

　　谁也想不到，此时在京城风月场中缠绵不已的将军，少年时曾自费到日本陆军学校求学，并以“军事救国”为一生奋斗方向。他自改的名字“锷”，可以作“刀剑的刃”来解释。以兵器命名虽不吉利，但十二三岁时与国人共同经历的甲午战败，让这个已经考中秀才的湖南邵阳男孩儿暗自发誓，将来要做为国御侮的刀刃。他记得自己的同乡——晚清思想家魏源曾说“师夷长技以制夷”，于是他才漂洋过海，来到日本军校苦读不辍。而日本军队正是中国军队“对弈”的苦手。

　　自古英雄出少年。20岁的蔡锷，就在梁启超创办的《新民丛报》发表《军国民篇》一文，分析大清帝国“国力孱弱，生气消沉”的原因，在于国民蒙昧而体质羸弱，必须倡导、实行“军国民主义”方能重振华夏雄风。他常慨然叹息曰：“居今日而不以军国民主义普及四万万，则中国其真亡矣。”难能可贵的是，这位年值弱冠的书生，竟然能够提出“欲建造军国民，必先陶铸国魂”的睿智观点。10多年后，他自己身体力行其主张，因发动和领导护国战争而真正成为中国军界的国魂。

　　说到蔡锷将军的博学与对国家民族的忠诚，不能不提到他早年遇到的老师梁启超。一心为国育才、储才，乃为国师。梁公是也。在长沙梁启超主持的时务学堂里，蔡锷曾是班里年龄最小的学生——16岁。远见卓识的梁公，当时就对少年蔡锷寄予厚望，甚至想到让他多多深造，不必急于入仕，意在储此俊杰之才，以备国家不时之需。事后，证明梁公的苦心没有白费，共和名将拔剑，“袁军”望风披靡。这样说来，先有时务学堂，后有护国名将。

　　梁、蔡两位师生的对话大致如此：

　　“汝（蔡锷想改学军事）以文弱书生，似难当军事之重任。”

　　“只需先生为我想方法，学得陆军，将来不做一个有名之军人，不算先生之门生。”

　　正是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梁启超，锻造了蔡锷将军的一颗文心，那是自屈原、司马迁、杜甫、范仲淹、文天祥以降的千古爱国之心，使得蔡锷将军有别于许多带兵打仗的鲁莽将军……

　　望着曾有蔡锷将军出入的袁世凯大总统府旧址，一种出自文心的浩然之气迎面扑来，令本愿提三尺剑安天下者，想去找“梁公”那样的老师，读书。

　　大栅栏西街33号青云阁，谁知“公忠爱国之伟怀”

　　即便不是节假日，前门大栅栏依然热闹。

　　寻找蔡锷将军与小凤仙相聚的青云阁不难，大栅栏西街33号已经赫然在目。这是一座较为奇特的三层楼建筑，建于1905年，整体像一个轿子，只是没有人扛得动。但文人可以用青石拱门两侧的楹联来将其描述：

　　“闹市寻幽处我辈儒雅后辈英雄忘返其间，深巷藏福地一代文豪一代风流流连于此”。

　　青云阁，作为明末清初北京的四大商场之首，与当时的劝业场、东安市场、首善第一楼并称。阁内的普珍园菜馆、玉壶春茶楼、步云斋鞋店、富晋书社等名噪一时，客人中多是举国翘首的文人雅士，如鲁迅、周作人、梁实秋、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马幼渔等。最为后人津津乐道的，还是蔡锷将军与小凤仙的邂逅。一说他们初次相识于陕西巷的青楼。

　　望着不少从门前走过的、东张西望、目光无处聚焦的游人，真想拉住他们，为他们讲解，这里就是当年蔡锷将军与小凤仙的约会之处。寻觅这一对护国恋人的胡同足迹，眼前浮现“庭院深深深几许”的词章，才知即便在这暮秋时节的北方，依然有温婉中的惆怅深埋岁月，刚烈中的缠绵托付黄叶……古老京城因为有过这样一对“护国”情侣徘徊，平添了几分暖人的诗意。

　　蔡锷将军与小凤仙，两人的爱意如此单纯而热烈，为拯救国家甘愿牺牲自己，不辞天各一方，甚至肝脑涂地。一个国家和民族能有如此深明大义、国是为重的一对多情恋人，对于当时和后代国人来说，实在是值得庆幸与珍惜。

　　其实，两个人在哪里相识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两颗心的相遇相知。

　　这边，袁世凯大总统登基筹备步骤加快；那边，蔡锷将军与小凤仙约会次数增多。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称帝，国号“洪宪”。

　　此前不久，蔡锷将军在小凤仙的掩护下，已经金蝉脱壳，不辞而别，去天津，赴日本，经香港，回昆明。他宣布云南独立，并率领士气高昂的护国军北上讨袁，势如破竹，山河色变。

　　倒霉的袁世凯大总统，偏偏遇到蔡锷将军这样难缠的敌手，也就只能做个83天皇帝被天下人耻笑了。正像中华民国护国军总司令蔡锷1916年1月《告全国同胞书》中所书：“袁为不道，窃号自娱。”但窃国自娱者，不免自取其侮。

　　“83天皇帝”作为典型案例警示后人，在中国再要做皇帝就是如此滑稽下场。

　　与之相反，蔡锷将军“公忠爱国之伟怀”，却被四万万国人所景仰，并成为后辈中国人的心仪楷模。

　　百年光阴，倏忽而过。

　　蔡锷将军的讨袁檄文中所表露的心迹，却依然如剑刃闪光、铿锵有声：

　　“全国的人民，拼了多少的头颅，多少的血肉，才换得这个中华民国。各国也承认了，总统也举起了，竟把我们国家作成公共的国家，人人都有国家的责任。若是大家同负这个责任，才能够保存我们国家生存于列强竞争的世界上。”

　　问我行走、追寻蔡锷将军人生踪迹的起点在哪里，在上世纪90年代随中国歌舞团赴云南巡回演出时，初次与将军“谋面”的昆明市街头蔡锷将军高大的塑像前；在21世纪初到长沙参加中国文联文艺评论颁奖会时，再次“拜谒”将军的岳麓山蔡锷将军陵墓前……

　　惟愿一生一世就这样步将军后尘……

　　而令人甚异之而惊叹者，蔡锷将军竟然有耿介文士或曰公正的政府公务员之情怀：

　　“夫共和国以人民为主体，譬之一家之主人翁也，为公家服务者，则为公仆，仆从而有负主人之委托，不克称职，是为不忠，从此家道衰微，不陷主人翁于流离失所之惨境不止，仆之罪不胜诛矣。公仆之对于国家，何以异是？和衷共济，为共和国真精神，譬之肩舆然，前者唱许，后者唱呀，则进步自促，无中途竭蹶之虞。”

　　于是乎，蓦然顿悟，眼前的这座青灰色的青云阁，在古都众多的屋宇楼阁中气质非同一般。它默然而立，凛然无语，却蕴藏着一股平步青云的豪迈之气，只不过这冲天豪气以十分内敛的方式隐遁于无形罢了。

　　若不是明眼人，恐怕无缘洞见。

　　本版图片均为彭俐拍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