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风流

　　魏晋风流也称作「魏晋风度」为文化史上的专有名词，「风度」原是魏晋时用来品评人物的词语。魏晋时期，人们对人物的品评由道德风范转向人物外貌，进而发展到人物的精神气质。魏晋名士有一种不同於流俗、甚至不同於任何历史时期的言谈举止。风度不仅仅是个人文化素质与精神状态在言谈与仪表上的反应，对於一定的社会阶层来说，风度集中体现了他们的人生观和世界观，集中塑造了他们的社会形象。它不仅是一种政治和文化现象，而且深深影响著人们的心理与行为，从而构成了这一时代所特有的社会现象。建安七子、正始名士、竹林七贤等人，正好反映了魏晋名士的时代精神。　　魏晋风流是魏晋士人所追求的一种具有魅力和影响力的人格美，或者说是他们所追切的艺术化的人生，用自己的言行、诗文、艺术使自己的人生艺术化。这是在魏晋玄学的大背景下出现的，魏晋玄学的形成改变着士大夫的人生追求和生活时尚、价值观念。构成魏晋风流的条件是：玄心、洞见、妙赏、深情，其外在特点是：颖悟、旷达、真率，代表人物是：陶渊明，王羲之，以及竹林七贤等。

一． 迷惘的年代

　　三国和两晋是一个统一王朝消失的时代。汉末到魏晋，阶级矛盾、社会矛盾不断恶化，统治阶级内部相互倾轧，致使社会动荡不安，政局变幻不定。东汉末年的政治败坏引发了黄巾起义，随后军阀割据，出现三国鼎立的局面。到了西晋，虽然实现了统一，但不久爆发了“八王之乱”，北方游牧民族趁机入侵，西晋的统治也随之结束，中原成了诸族争斗的战场。晋室南渡后，建立了东晋王朝，偏安半壁，但由于统治集团内部的争斗不断，农民起义的高涨，最后刘裕取代了司马氏政权，建立了刘宋王朝。　　这些混乱而痛苦的历史事实，让当时的名士们思治而不得，苟全性命于乱世，对文化、思想和社会风气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那些循规蹈矩，那些道貌岸然，似乎都成了一个个玩笑，传统的力量在无形里消失，越来越多的名士在无望的明天面前选择了叛逆。有些人，佯狂而避世，在清醒与沉醉里优游，在痛苦和癫狂里迷失。于是就有了所谓的“魏晋风流”。看《世说新语》，感受到的就是与整个封建统治时期格格不入的豪迈与不羁。书中有载：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禈衣，诸君何为入我禈中！”如此放浪形骸，逐渐成了一种风气，“故去巾帻，脱衣服，露丑恶，同禽兽”。在名士中甚至有男人追求外貌女性化，涂脂抹粉，“服妇人之服”的畸形的社会现象。

二． 桃花源

　　“竹林七贤”的酣饮醉谈,陶渊明的田园生活和梦里那个桃花源……　　是什么支撑着他们的精神世界？是什么携领着他们飞蛾扑火般的旅程？　　魏晋的名士都注重精神世界的纯净，无视功名利禄和富贵，内心旷达，形迹放浪，这就反映了整个时代对传统礼教的挑战，对腐朽文化的不满。老庄思想就是最锐利的武器。　　魏晋最为特殊的意识形态就是玄学了。老庄思想可以让人们摆脱现实的纷争回归自然，回归自我。而儒家思想陷入了矛盾：它在这个动乱的年代已经实在无法成为社会的规范和主流，可也不能完全从人们的思想里消失，于是就有了“援道入儒，儒道合流”的玄学。　　“魏晋名士好老庄，何晏有《无为论》，王弼有《老庄注》，阮籍有《达庄论》，郭象有《庄子注》，嵇康则标榜‘老子、庄周吾之师也’”（《国史概要》）　　而真正反映“魏晋风流”的精神特质的，是不为外物所累，率性而为的言行风范：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斟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 （《世说新语》）　　庄子自然纯朴的审美观，为我们展现了一种恬淡纯朴的自然意境，它要求人们去掉人为造作，提倡回归自然，持守自身质朴的本性。在他看来，符合自然本性的才是美的，自然而然就是美。陶渊明描写他的恬淡纯朴的生活，写出了生活的脱俗超然，正应和了道家的艺术境界：“少无失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田园。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间。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归园田居》其一）”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饮酒》其五）”　　这样的逃避现实的方式是很多名士所选择和追求的，这是他们洁身自好的最好途径：既表露了自己对当权者的不满，又比较安全，也符合老庄思想反对功利的价值观。他们也向往着乌托邦式的“桃花源”：无君无臣，自耕自织，无忧无虑。　　可现实生硬地刺痛着梦想：曹操为消除异己，就杀死了孔融、杨修等名士；到了魏晋政权交替，曹氏和司马氏殊死斗争，被害的就有何晏、嵇康、夏侯玄等人，到了两晋，政治环境不断恶化，以至于“名士少有全者”（晋书·阮籍传）。评论政治是不敢的，为了填补精神空白，专谈玄理的清谈风行，而清谈的内容，主要就是《周易》、《老子》、《庄子》这“三玄”，突破了“独尊儒术”，又结合了儒家思想和佛教思想，达到了哲学上的一个高峰。

三． 轻声和唱

　　它们的意义也在于它们的存在和影响，魏晋有了玄学，让儒、道、佛合一。　　在今天看来，魏晋风流似乎成了中国古代史中抽象的一个部分，但细细体味，当今人们也总向往着回归自然、超然洒脱的生活方式，那么这段历史也随着那些诗篇和故事留在我们的记忆里。　　魏晋风度，在很多人看来，是一种真正的名士风范，所谓是真名士自风流，由正始才俊何晏、王弼到竹林名士嵇康、阮籍，中朝隽秀王衍、乐广至于江左领袖王导、谢安，莫不是清峻通脱，表现出的那一派“烟云水气”而又“风流自赏”的气度，几追仙姿，为后世景仰。　　魏晋风度，它作为当时的士族意识形态的一种人格表现，并成为当时的审美理想。风流名士们崇尚自然、超然物外，率真任诞而风流自赏。晋朝屡以历部尚书请官王右军，但遭屡拒绝。我想，正是因为精神的超俗，“托杯玄胜，远咏庄老”、“以清淡为经济”，喜好饮酒，不务世事，以隐逸为高等这样的人事哲学观，才能造就那传奇的《兰亭序》。　　然而，魏晋风度为什么在历代每每遭贬，究其原因，大略是这帮名士们饮酒过度，醉生梦死；再就是放达出格，有悖常理，另就是清谈误国。据传说“竹林七贤”之一的刘伶，纵酒佯狂，经常是抬棺狂饮，且身上一丝不挂于屋中，人见均嗤之，他却反唇相讥：“我以天地为房屋，以房屋为衣裤，你们干吗要钻到我裤裆里来呢？这些名士们为求长生而炼丹服药，穿衣喜宽袍大袖且经久不洗，故而多虱，因而“扪虱而谈”，在当时是件很高雅的举动。　　其实以魏晋风度为开端的儒道互补的士大夫精神，从根本上奠定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基础，影响的相当深远。可是，魏晋风度的所及，也带来了弊端，许多人赶时髦，心情也并非嵇康、阮籍似的沉重，却也学他们的放达。其实现在年轻人作为对人生的爱恋，自我的发现与肯定，与东汉末以魏晋风度的价值观念四一脉相承的。而现在年轻人在追求行止姿容的漂亮俊逸上个性上，又和魏晋风度的美学关相辅相成。　　——————　　魏晋风度　　“孔融死而士气灰，嵇康死而清议绝”，王夫之说这话时，一眼就看出曹操为儿子曹丕、司马昭为儿子司马炎在知识分子中各杀了一只骇“猴”的“鸡”。魏晋文坛，便没有了文人的噪音；魏晋风度，第一眼便是血染的风采。　　争势篡位，司马氏父子杀“鸡”要来得更为爽利，司马懿宰了何晏，司马师宰了夏侯玄，使正始之音断了两根弦。至于前前后后而遭殒命的其他著名文人，李泽厚、余秋雨都曾列过清单加以追悼。原来篡位者竟是这么振振有词，原来杀人者真是这般有恃无恐！信仰失落的痛苦和官方压抑的恐怖，致使魏晋文人一边精心避祸，一边强行理解，仓猝之间行为乖张，出现了种种独特的风度。　　魏晋风度究竟是什么？是春秋战国后第一个分裂期知识分子被迫依附某个政治集团的散漫心境；是独尊儒术后儒术又不值钱因而“援老入儒”的尴尬处境；是哲学讨论日常化的大众情境。清谈、吃药和喝酒，组成了风度中的风度。　　清谈高手分五期：建安七子、正始名士、竹林七贤、王谢世家、桃源陶令。“同志”一词最初使用于东汉末年，可见当时的文人对著名的东汉宦祸是何等的同仇敌忾，这种传统也使魏晋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不文人相轻的时代。可是，政治是不甘仁慈的，建安七子的头把交椅孔融就是死于多嘴，于是正始名士转而清谈不涉及时事的老庄哲学，何晏、王弼还以“无”字对宇宙的追问开辟了本体论的哲学天地。但何晏是不该带头吃“五石散”的，越吃越精神，越精神越多嘴，随后竹林七贤接班清谈，且一齐喝酒，嵇康还独个儿坚决吃药，结果被鲁迅先生一语道破了天机：加夏侯玄在内吃药的三个都被杀，只喝酒的阮籍混过去了。　　窃想，药使人死，酒使人活，无非因为药越吃越笔挺，酒越喝越摇晃，正的都得杀，歪的才留下。嵇康的白纸黑字是《与山巨源绝交书》，阮籍不与司马氏谈婚论嫁是因为连续醉了两个月：正的杀以示严厉，歪的留以示宽宏，司马昭的两手，不亚于曹阿瞒的两手。精通文史哲、会耕地施肥、开处方、打铁的嵇康，就这样弹完了人世间最后一曲《广陵散》。第四代清谈核心是谢安。倘若说，起初阮籍们是为了避政治而清谈，那么清谈爱好者发展到晋简文帝后，清谈反而相当于现代的文凭吃香了，成了晋人攀升的依据，著名的王导谢安就是因为清谈而成名而当官的。　　当然，满肚子淝水战略的谢安是一贯抵制“清谈误国”的说法的，那些真正的清谈名士本质上是更为务实的。魏晋风度的极至，是陶渊明提出桃花源的设想。知识分子是社会上信仰最为虔诚的一群，即使政治逼迫他们放浪形骸，他们骨子里也不敢忘掉忧国，陶渊明“归去来兮”最后还是充满政治热情地留下了桃源情结。　　魏晋风度其实是一种人格范式，清谈巩固其志气，药与酒陶冶其趣味，而名人效应之下，清谈、药与酒渐渐在魏晋社会流行起来了。但是，流行性正是纯品格的终结，千秋而下，高谈阔论不绝，觥筹交错不止，风度却只能是魏晋的风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