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丽宏散文精选读后感:《惟坚守能成不朽》之九：书生情结成就了汉武大帝

书生情结成就了汉武大帝

对汉武帝刘彻，班固和后代的许多历史学家都喜欢用“雄材（才）大略”这个成语去评价他。没错，汉武帝是中国历史上的超一流名帝，他的才能和成就是多方面的：政治、军事、经济方面，他都任用过若干杰出的人才，采取过一些有效的措施，取得过不少显著的效果。其中，著名将军卫青、霍去病、李广等抗击匈奴军队的故事，是人们津津乐道、耳熟能详的；历史教科书中，会说到他削藩、裁减相权、颁布“罪己诏”（轮台诏）等不同寻常的故事。但是，我认为，从历史的角度看，汉武帝的主要成就并非在军事、政治和经济方面，而在于文化学术方面。甚至可以这样说，中国历史上的所有帝王中，论对文化学术的重视和贡献，汉武帝堪称首屈一指。我认为，刘彻之所以能够重视文化学术，跻身超一流名帝行列，跟他内心的书生情结有很大关系。

《史记·孝武本纪》，有人认为是褚少孙根据《封禅书》补充的，并非司马迁原作。此篇基本上只关注汉武帝的封禅、祭祀之类迷信活动，对其文治武功，避而不谈。但是，仍然记载了这样的事情：登基第一年（公元前140），十六岁的少年刘彻就有了如下的举动：“…上向儒术，招贤良，赵绾、王臧等以文学为公卿，议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诸侯。”可见，刘彻从小就有推尊儒术、重视文化学术的思想和计划。可惜的是，当时实际掌握朝政大权的太皇太后窦氏，推崇的是黄老哲学，不喜欢儒术，看不起儒家“五经”，加上御史大夫赵绾建议刘彻有些事不必向窦氏报告，因此惹怒窦氏。窦氏派人调查赵绾等，罗织成罪，迫使赵绾、王臧自杀。刘彻推尊儒术、重视文化学术的思想遭到了扼杀，计划被迫取消。但是，一旦实权在握，刘彻又立即着手早就想好的计划。六年之后，窦太后死了，“其明年，上征文学之士公孙弘等。”《汉书·武帝纪》也有相关记载。建元元年冬十月，下令让丞相、御史、列侯等举荐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第二年，商议建立明堂，派遣官员携束帛、玉璧，用蒲轮车（车轮上缠蒲草以减少颠簸）把经学大师申公培接到长安。次年冬天，御史大夫赵绾、中郎令王臧在狱中自杀后，丞相窦婴、田蚡也被免了职。自然，研究《诗经》的著名学者申公培也被免职回了老家。有所不同的是，《汉书·武帝纪》有建元五年春“置五经博士”的记载。当时窦氏还没有死去。到了元光元年（前133）五月，窦氏死去的第二年五月，刘彻即下了一道征求贤良之士的诏书，董仲舒、公孙弘等儒家学者脱颖而出。

一般历史书上都说汉武帝是接受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独尊儒术）”的。但实际上，董仲舒的建议只是一个契机，一个形式。重要的是，刘彻本人早就认识到，文帝景帝时期推崇的黄老那一套，已经不符合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而儒家学说中追求天下一统、重视文艺学术、主张礼乐治国等思想正是他强国计划之所需。与此同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也不像后代有些人理解的那样极端。汉武帝并没有真正限制儒家以外各家思想的存在和发展，他提倡的是兼取儒法的理论，即所谓“儒表法里”。汉武帝擢拔重用的人才中，夏侯始昌精通儒学的同时，对阴阳五行也很有研究；丞相公孙弘，兼治儒法两家；主父偃早年学的是纵横术；汲黯和司马谈、司马迁父子，则是以黄老思想起家的。

汉代的学术，主要是经学。经学的昌盛，直接原因就是汉武帝的“表章六经”，置经学博士。诸子百家尤其是儒家的许多经典著作得以保存至今，应推汉武帝为首功。倘若景帝的继位者不是重视文化教育的刘彻，而是一个因循守旧的平庸皇帝，用不了几年，秦火之后硕果仅存的经学家就会悉数凋零，一些经典著作将无法重现人间，经学传承将出现断层。自然，也就很难出现日后以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为代表的文字学和以马融、郑玄为代表人物的训诂学的繁荣局面。虽然不能说，汉朝因此便成为文化的沙漠，至少可以肯定，它不可能享有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王朝的盛誉。

汉武帝刘彻的书生情结，还表现在对文艺创作的热情上。有两个故事，可以看出刘彻对文艺的热情，非一般人所能同日而语。故事之一：东方朔初入长安，公车上书，一共写了三千片竹（木？）简。结果，汉武帝一边读，一边在断句处画上记号，前后花了两个月的时间。请不要忘记，刘彻是皇帝，每天都会有许多军国大事等着他去处理。故事之二：司马相如写出《子虚赋》，汉武帝读后，非常喜欢，感慨道：“朕怎么就不能跟这样的作者生活在同一个时代呢！”（“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当狗监杨得意告诉他，作者司马相如是自己的同乡，汉武帝十分吃惊，立即召见司马相如，并且封了他一个郎官。后来司马相如为了劝谏武帝不要沉迷神仙之事，写了一篇《大人赋》，因为文采飞扬，武帝读后，十分喜爱，“飘飘有凌云之气，似游天地之间意”。司马相如晚年，因病辞去官职，住在茂陵。武帝担心司马相如死后，文章散失，遂派人到他家收集其所有著作。

汉武帝不但爱阅读文艺作品，也喜欢舞文弄墨。诗文可以润色鸿业的说法，是三国魏文帝曹丕提出来的。但实际上，刘彻已经清醒地认识到文章可以润色鸿业的道理了。元光元年五月颁布的一道征求贤良人才的诏书中，已经把“昭先帝之洪业休德，上参尧舜，下配三王”的重任，寄托在了解古今历史、会写文章的文士身上。认识到文艺重要性的刘彻，是一个身体力行的帝王，史书中记载了他多次逢盛事做诗文的情形。《汉书·武帝纪》就有不少此类记载：元狩五年，获白麟，作《白麟之歌》；元鼎四年六月，得宝鼎后土祠旁，秋，马生渥洼水中，作《宝鼎之歌》、《天马之歌》；元封二年冬在一处叫瓠子的堤坝（在今山东鄄城、河南濮阳之间）上遭遇黄河决口，作《瓠子之歌》；六月，甘泉宫里发现灵芝，作《芝房之歌》，等等。今天，我们可以在严可均《全文文》和逯钦立的《全汉诗》中看到汉武帝刘彻的多篇（首）诗文。当代巨人毛泽东词中，曾有“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之句。其实，汉武帝的文采一点也不差。他的代表作《秋风辞》，“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摇落兮雁南归。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泛楼船兮济河汾，横中流兮扬素波。箫鼓鸣兮发棹歌，欢乐极兮哀情多。少壮几时兮奈老何。”论情感之细腻准确，形象之丰富生动，音韵之婉转流畅，较之汉高祖刘邦的《大风歌》，有过之而无不及。相比之下，《秋风辞》更像是文人雅士的深情吟咏，明显受到《楚辞》的影响，跟享誉千古、东汉末年的《古诗十九首》几乎是一个水准的。刘彻虽然爱好诗歌文赋创作，但是，他并不因为自己政治地位的至高无上而自我膨胀，以为自己的文采也可以傲视古今。他做了诗文，曾经让淮南王给他指正。他曾经说，淮南王的文采学问都比自己强得多。

汉朝传至武帝，有六十余年的时间（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差不多）。在这六十余年里，跟其他所有王朝一样，汉王朝的最高执政集团，亦多由创业功臣及其第二三代（太子党、孙子党）构成。到了汉武帝这里，他开始大力改变这种“功臣政治”的局面，而向“贤臣政治”转型。刘彻的“贤臣政治”，基本就是重用文人学者。不管他们的身份、家境，只要有学问文采的，都可以得到破格录用。例如，主父偃，出身贫寒，因为学过百家之言，受到儒生们的排斥，游历燕、赵、中山等诸侯国，均遭到冷遇。后来上书武帝，当天便得到召见，并被封为郎官。不久，因为上奏《推恩令》等，一年之中得到四次升迁机会。会稽人朱买臣因为一心读书，不理生计，以至于年近五十依然贫穷潦倒，衣食无着。妻子不堪忍受，离他而去。因为得到严（庄）助的举荐，被封为中大夫，进身富贵阶层。不久又外放为会稽太守。接着，发生了民间传诵不衰的妻子请求复婚、朱买臣马前泼水以示决绝的故事。枚乘、扬雄、班固等人都有关于汉朝辞赋家地位低下乃至“类倡”“俳优蓄之”等的说法，但据我研究，这些说法，只是个别辞赋家的牢骚话，也是个别现象，并非实录和普遍现象。汉代包括武帝在内的好几位帝王，都是相当重视文人学者学识文采的。（参拙文《汉代帝王对文人并未“俳优蓄之”》，《文史知识》2004年第3期）

汉武帝晚年，“蛊惑之祸”造成太子刘据被冤死。冤情显现之后，汉武帝内心有所悔悟。征和四年（前89），颁布轮台诏，公开检讨了自己即位以后“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的过错，决定将行政重点从穷兵黩武、苛捐重税转变为养民、富民的轨道上，从而挽救了危局。可见，汉武帝还是一位知错能改的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