靳树鹏：陈独秀两次思想转变

   陈独秀从仇恨沙俄到拥护苏俄再到反对苏联，一生的思想变化意味深长。

   陈独秀是爱国者。他刻印的第一篇文章是用文言写的《扬子江形势论略》，最后写道：

   扬子江为东半球最大之水道，绵亘五省，便于商运，东京以后，兵争重地，洎咸同间，粤逆蜂生，蠹流江表，曾胡诸公初出山时，即以通靖长江为平荡东南之重计，卒不越其算中。近时敌鼾卧榻，谋堕神州，俄营蒙满，法伺黔滇，德人染指青齐，日本觊觎闽越，英据香澳，且急急欲垄断长江，以通川藏印度之道路，管辖东南七省之利权，万一不测，则工商裹足，漕运税饷在在艰难，上而天府之运输，下而小民之生计，何以措之。时事日非，不堪设想，爰采旧闻旅话暨白人所论，管蠡所及，集成一篇，略述沿江形势，举办诸端，是引领于我国政府也。（《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8页，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以下引此书只注卷数和页码）

   文中“东京以后”指刘秀建都洛阳以来，“粤逆蜂生”指洪秀全的太平军，“曾胡诸公”指曾国藩胡林翼诸人。此文洋洋七千言，是一个十八岁的青年将自己对长江江防的设想贡献给朝廷。他对何处水宽何处水窄，何处流急何处流缓，何处宜泊战船何处不便泊船，何处屯重兵何处宜避之，何处可成犄角之势何处是咽喉要塞，何处必设炮台何处不设炮台，具体到“此山炮台须设德国之起落旋转钢甲圆筒炮架”，“崇宝沙……非用德国格鲁森厂所制硬铁为台不可”。他已薄识中国历史并略知外洋，视野开阔又心细如发。自古英雄出少年，他第一篇面世之文足可当之。

   他二十四岁时说过狠话：“我国与俄战之仇固结不解，我国之人有一人不与俄死战者皆非丈夫！”（第一卷10页）当年有这样血性的中国人不少。因为1900年八国联军进北京之际，沙皇尼古拉二世御驾亲征，统十七万（一说十八万）大军分六路出兵我国东北，在两个月中就占领所有主要城市，还制造两起骇人听闻的惨案，江东六十四屯惨案和海兰泡惨案。清廷一再要求俄国撤兵，到1902年4月才达成协议，俄国答应分三次撤走，每次相隔六个月。在1903年4月应当第二次撤兵时，沙俄不但不撤兵，还提出“东三省置于俄国监督之下，不许他国干预”等七项新要求。消息传出，舆论哗然。

   1903年4月27日，上海十八省爱国志士集会张园，邹容在会上慷慨演说，钮永健倡议组织义勇队抗俄。4月29日中国留日学生大会在东京锦辉馆举行，汤槱演讲，五百多人参加，纷纷签名加入拒俄义勇队，其中有年仅十五岁的福建籍留学生方声煊，蓝天蔚为拒俄义勇队队长。5月13日江苏浙江两地同乡会和军国民教育会联合集会，为军国民教育会特派员钮永健和留学生代表汤槱赴天津敦请袁世凯出兵东北送行，他们的请愿也是竹篮打水一场空。5月17日安徽大学堂、武备学堂、怀宁桐城公学二百多人冒着滂沱大雨在安庆藏书楼前举行拒俄大会，陈独秀演说，前引他的话就是这次说的。5月24日沙俄重兵强占奉天（今沈阳），在那里升起沙俄国旗，限令东三省中国官员一个月内撤走。消息传到东京，中国留学生悲愤欲绝，陈天华当即咬破手指，写血书数十封，后邮寄回湖南各学堂，学生们读血书后上书湖南巡抚赵尔巽“请保疆土以全民命”。赵尔巽下令将血书全文刊载在官报上，并亲临各学堂宣读，令各府、州、县开设武备讲习所。蔡元培在上海办《俄事警闻》报，连续四天刊载《陈天华血书》等要闻和图说。此外尚有京师大学堂师范馆、仕学馆因东三省事开会拒俄并电各省督抚，武昌各学堂停课二百余人集于曾公祠表达拒俄要求，两江总督张之洞致电外务部拒绝沙俄占据东三省等等。

   全国这么多热血青年对东三省紧急态势义愤填膺，居多的都是从报章上知道消息。陈独秀有所不同，因嗣父陈衍庶在东北作官多年，他十九岁就到沈阳在其身边办些文书事务。他在这次雨中演说中还说道：“俄人虐待我中国人已非一日。仆游东三省时，曾目睹此情形。中国人坐火车者，虽已买票，常于黑夜风雨中无故被俄兵乘醉逐下，或打死于车中，华官不敢过问。沿铁道居民时被淫虐者更言不胜言。前年金州有俄兵奸淫妇女而且杀之，地方老绅率村民二百人向俄官理论，非徒置之不理，且用兵将二百人全行击毙。俄官设验疫所于牛庄，纳多金者则免，否则虽无病者亦置黑狱中，非纳贿不放。其无钱而囚死狱中者，时有所闻。”这种亲身感知和仅从新闻知道是很不相同的。他最后说：“我等在全国中虽居少数之少数，亦必尽力将国事担任起来，庶使后世读中国亡国史者，勿谓此时中国无一人也。”（第一卷10-11页）

   十多年后陈独秀从仇恨沙俄转变到拥护苏俄，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大清朝已腐败昏庸，外不能御侮内不能安民，使他大失所望，甚至说出“恶国家甚于无国家”这样激愤的话，走上反清革命之路。1917年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夺得政权，陈独秀以为俄国的劳苦大众从此得到解放，十月革命成了他想像中的革命榜样。再比如俄国革命是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的，这个主义以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为核心价值，与陈独秀倡导的民主与科学背道而驰，他却没有看出来，投向马列主义怀抱，崇信马列和拥护苏俄本来是同一件事。他这次思想激变使新文化阵营分裂，思想启蒙运动夭折。许良英才说：“‘五四’的民主启蒙，被启蒙的倡导者亲手扼杀了。”（《科学?民主?理性—许良英文集（1977-1999）》386页，明镜出版社2001年）。

   还有两个直接些的原因。一是受了苏俄对华宣言的欺蒙。《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南北政府的宣言》1919年7月25日发出，说得非常动听：“苏维埃政府把沙皇政府独自从中国人民那里掠夺的或与日本人、协约国共同掠夺的一切交还中国人民”等等。这个宣言第二年四月传到中国时引起各界强烈反响。陈独秀在《新青年》第7卷第6号译载了这个宣言和中国社会各界的反应，全国报界联合会、全国学生联合会、全国各界联合会、中华实业协会、国会议员、中华劳动公会等，纷纷致电苏俄政府，对宣言表示感谢和赞赏。全国学生联合会在电文中说：“你们这一次的大举动，足为世界革命史开一新纪元……”全国各界联合会在电文中说：“从此旧式政治家、资本家之迷梦无由实现，……各国人民群起打破国家的、种族的、阶级的差别之期不远矣。”中华实业协会在电文中说：“此项伟大壮举，非仅为世界七千年历史第一次创见，抑且足以扫清旧世界国际间一般罪恶，开辟现世界全体民族互助宏基。”当时赞美苏俄对华宣言的这些人可能谁也没有想到，尚未及十年因中东路事件，苏联红军又开进我国东北部地区打了一仗，攻占了黑龙江和吉林的一些地方及内蒙古重镇海拉尔和门户满洲里。奚金芳认为对华宣言是列宁东方战略的组成部分。她说：“中国人民奔走欢呼的列宁和平外交方针和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无偿归还中东铁路、恢复中国在外蒙古的主权等具文，均系苏俄在1919年夏西伯利亚三股反苏维埃白匪势力蜂起的当时，为摆脱困境、争取中国人心的姿态而已！”（奚金芳主编《陈独秀与20世纪中国》50页，中国戏剧出版社2006年）二是在苏俄的策划和帮助下，陈独秀组建中国共产党，使用俄国人提供的经费并加入第三国际成为它的一个支部，就只能听命于苏俄的指挥棒了。

   这与陈独秀的性格也有关。他的老友章士钊说他：“言语峻利，好为断制。性狷急不能容人，亦辄不见容于人。”陈铭枢认可这个评语，他为陈独秀拟的挽联中有“言皆断制，行绝诡随”。王森然也说他“个性过强，凡事均以大无畏不顾一切之精神处理之”。陈独秀自己后来说：“我不懂得什么理论，我决计不顾忌偏左偏右，绝对力求偏颇，绝对厌弃中庸之道，绝对不说人云亦云豆腐白菜不痛不痒的话，我愿意说极正确的话，也愿意说极错误的话，绝不愿说不错又不对的话。”（第五卷216页）作为一个政党领袖，他为本党辩护，为大本营党俄国党辩护，都是情理中的事，他却常常偏激武断，难免强词夺理。笔者没有统计过他一生批驳评论过多少人，从梁启超的研究系到自己的老友章士钊和张继，从共同发动新文化运动的胡适到党政军学各界名流，甚是不少，而且有时出言不逊，如他说章士钊和《甲寅》是放狗屁、狗放屁、放屁狗。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信仰，谁也不能强制别人跟自己同一个信仰。世界上学说不少，主义甚多，对之作出决断性评价，有时可能振聋发聩，有时也会谬之千里。他1927年作讽刺诗有句“三民主义，胡说道地”，1931年又撰文说“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根本是反动的”（第四卷355页和510页）。无论今天还是当时，有多少人会认同这种论断呢？

   耐人寻味的是，他以语言文字伤及许多人，有些人并未与之计较记恨他。记忆中章士钊好像从未说过对陈独秀不敬的话。胡适一直认为陈独秀是个心直口快的朋友，重新编辑出版陈独秀最后论文和书信一书并写了一篇长序，对其晚年思想给予极高评价。陈独秀也抨击过陈铭枢，陈铭枢却给他“横览九州，公真健者”的评价，虽然是挽词也是相当高的。他病危时与高语罕绝交，高语罕还是给他“彗星既陨，再生已是百年迟”的评定。这是因为许多人没有忘记他发动新文化运动的功劳，没有忘记他最早提出民主和科学这两个口号，他的学识、毅力、刻苦、无私，给人们留下某些英雄气象，也就是蔡元培所欣赏的他的人格之美。世界上出现过很多赫赫有名的看起来很革命的人物，不少都是娇妻美妾，腰缠万贯。陈独秀是万贯家产的继承人，他自己却从衣被爬满虱子的小书生熬成贫困潦倒的老书生。如果他也像某些所谓革命者一样，早就被骂得狗血喷头了。

   1929年中东路事件发生后，中共中央提出“保卫苏联”的口号，已下台的前总书记陈独秀反对这个口号。为此事他给中央写了两封信，反复申说自己并不反对保卫苏联，但作为口号提出来太脱离群众，也有碍民族感情，不利于提升中共的信誉，应当用反对国民党的误国政策代替保卫苏联。此时陈独秀等人已经在酝酿共产党内的反对派，几个月后即1929年12月15日就发表了反对派的纲领《我们的政治意见书》，开篇即说“自从列宁同志患病和逝世，在季诺维也夫史大林布哈林主持之下的共产国际及苏共领导机关，发生了机会主义的绝大危机”，使中国1925—1927的革命失败得最惨。继而又说“十月革命到现在，以列宁之病和死分为前后两个时期”。最后说“我们站在恢复列宁主义的国际，巩固苏联无产阶级专政，拥护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观点上，都应该起来根本反对史大林派机会主义的政治路线和官僚主义的组织路线，国际的苏联的中共的现行政策和党制，都需要根本改变”（第四卷430、443、452页）。他们拥护前期的苏联，否定后期斯大林的苏联，没有看出前期苏联和后期苏联在意识形态、党制和国家制度上的同质性。

   陈独秀蹲国民党大狱的几年是他思想转变的酝酿期，1937年开始全面抗战，他也走出南京老虎桥监狱，在长城抗战、上海八一三抗战及逐渐形成的抗战大潮中，实现了自己的思想转变，是他人生境界的最后一次升华。“一个时代愈发展紧张生动，那时代少数警觉性深刻的人对过去的历史也愈发看得透彻。”（雷海宗著《伯伦史学集》213页，中华书局2002年）就是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紧张时代，陈独秀舍弃了十七八年来信奉的主义，深刻反思他曾接受的俄国思想，不仅批判斯大林主义，也告别列宁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既放弃了中共也放弃了托派，党派的岐见消泯了。他说：“我只注重我自己独立的思想，不迁就任何人的意见，我在此所发表的言论，已向人广泛声明过，只是我一个人的意见，不代表任何人，我已不隶属任何党派，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自作主张自负责任，将来谁是朋友，现在完全不知道。”（第五卷217页）

   陈独秀此时对许多问题的看法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他写有《告反对资本主义的人们》、《资本主义在中国》、《我们不要害怕资本主义》等文章和演讲词，为资本主义辩护而不是为社会主义张目。他认为近代中国落后挨打就是因为种种原因没有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这就是中国和欧洲、日本强弱盛衰之历史原因”，他认为“资本主义无论为功为罪，而毕竟是人类社会进化所必经的过程”（第五卷255和280页）。他说：“我们不要学唯名主义者，一听到社会主义便肃然起敬，一听资本主义便畏之如蛇蜴（应为蝎，可能原刊之误），厌之如粪蛆，如果人们不敢断言中国此时可以采用社会主义制发展工业，这必须毅然决然采用资本主义制来发展工业，只有工业发展，才能够清除旧社会的落后性，才能开辟新社会的道路。”（第五卷282页）他七十多年前的这些见解与三十多年前那些真诚主张改革的中共精英人物的见解相仿，只是表达得更直接明快。

   他原本是辛亥革命的参与者，曾起草《安徽独立宣言》并任安徽都督府秘书长，但他没有看到从帝王专制转变到民主共和的艰巨性和长期性，在党派意识的影响下曾攻击孙中山，此时也改变了。他说：“抗战就是建国事业之一，并且中国已建国数千年，即以民国而论，二十七年前的辛亥革命，就已经是建立一个近代国家之开端。”（第五卷244页）此时他已拥护三民主义并对孙中山有着亲切的回忆。

   真正认为革命尚未完成，并且前途还甚辽远的，只孙先生一人。民国八九年间，孙先生曾对我说：“袁世凯背叛了中华民族，可是救了革命党人！”孙先生见我完全了解他这句话的深刻意义，异常高兴，如是接着大发议论道：“我的三民主义，尤其是民生主义，一般党人都不感兴趣，甚至说我空想，多事，孙瑶卿在汉口公开的反对我提倡三民主义，他们以为革命就是排满，排满就是革命，现在满清已推倒，革命已成功，何必又来谈什么主义呢？他说的这些话，是代表许多党人心理的，像他们这些近视，还懂得什么是革命呢？”这一段话的声音，至今还在我脑中响亮着。我们在今日的抗日战争中，切切不可忘了孙先生的教训，我们要认识中国的革命还未完成，我们不要使政治工作落在军事后面，我们不要以为抗日就是革命，我们要深切的认识抗日战争之目的，是在必须首先排除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才能够建设民族独立的国家，以发展民族工业，以完成辛亥革命所未完成之任务！（第五卷181页）

   陈独秀离开激流和狂飚，继续研究理论和历史，并跳出了马列主义藩篱。他认为中国历史上根本没有奴隶社会，氏族社会解体后是封建社会，而后长期徘徊停滞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对近代中国他说：“此次对日战争，乃六七十年来改革与革命的大运动之继续，第一次李鸿章改革，第二次戊戌维新，第三次辛亥革命，第四次北伐运动，今日的抗战乃是第五次，到了对帝国主义武装冲突阶段，也就是民族解放运动的最尖锐阶段。”（第五卷178页）这五次改革和革命，前三次固然与中共毫不相干，后两次中共也不占多少份额。他对蒋介石和国民党领导的抗日战争给以很高评价。全面抗战一周年时他说：“这一年是中国历史上最光荣最有价值的一年，一年战争中所给予我们的经验和教训，胜过一百年。”（第五卷283页）他坚决主张统一政权和军权。“民族垂危的今日，在野的党派应该心口如一的援助政府抗战，获得胜利。不应该有保存实力趁火打劫的企图。”“在野党倚外援以自重及利用外交来压迫政府，更是万分卑劣！”（第五卷284页）他嘲笑“山上的马克思主义”，指责“游而不击”。他说：“在此次抗日战争中，如果我们执迷不悟，过分的估计游击队和游击战术，无意识的帮助敌人更容易的占据了我们全国的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即使游击队布满了全国的农村和小城市，甚至避开敌人的势力在偏僻地方建立一些可怜的边区政府，仍然算是亡了国！”（第五卷258页）

   陈独秀晚年思考的重点还是早年提出的德先生，认为民主的政治制度是人类数百年来流血斗争才取得的，已为先进国家和民族普遍接受。他对极权主义深恶痛绝，认为没有什么无产阶级专政，有的是党的专政，结果只能是领袖独裁。他认为是独裁制产生了斯大林，并非创自斯大林，俄国布尔什维克也是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老师。他说：“试问史大林一切罪恶，那一样不是凭藉着苏联自十月以来秘密的政治警察大权，党外无党，党内无派，不容许思想、出版、罢工、选举之自由，这一大串反民主的独裁制而发生的呢？若不恢复这些民主制，继史大林而起的，谁也不免是一个‘专制魔王’……”他指出欧洲五强有三个是独裁：“第一个是莫斯科，第二个是柏林，第三个是罗马，这三个反动堡垒，把现代变成了新的中世纪，他们企图把有思想的人类变成无思想的机器牛马，随着独裁者的鞭子转动，人类若无力推翻这三大反动堡垒，只有变成机器牛马的命运。”（第五卷354和355页）他没有看到二战的结局，柏林、罗马、东京都败落，莫斯科却强大起来。但也确实如他所说，在后来斯大林主义势力范围内的人群都难免是机器牛马。

   他对苏联的认识是逐渐深化的。他带领中共跳上第三国际战车时，对苏联红军1920年进军波兰和1921年进军格鲁吉亚可能所知有限。这些军事征服都是打着革命和解放的旗号，但是对方一律把苏联红军当作侵略者、征服者，进行了顽强抵抗，特别是毕苏斯基指挥的波兰军队使被称为红色拿破仑的图哈切夫斯基兵败华沙，苏联红军四个军团基本上全军覆没。陈独秀1937年还说“只要中国政府始终联合苏联对日作战，仍然不会失掉革命的意义”（第五卷174页），仍然把苏联和革命相连。1939年8月23日斯大林在莫斯科与德国签定《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欧洲两个反动堡垒联姻，使他如醍醐灌顶，作五言古诗《告少年》。《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五卷334页对《告少年》的注释说：

   “1939年8月23日苏法协定签订，在此之前不久，法国吞并了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均将德国误印成法国，即便是校对差错也是重大失误，而吞并奥地利和捷克一句不仅是蛇足也是误导（注）。《告少年》中有句：“伯强今昼出，拍手市上行。旁行越郡国，势若吞舟鲸。食人及其类，勋旧一朝烹。黄金握在手，利剑腰间鸣。”陈独秀以他独到的书法将这首诗书赠几位朋友，各幅略有不同，写给濮清泉的有个批注：“伯强，古传说中的大疫厉鬼也，以此喻史大林。近日悲愤作此歌，知已者，可予一观。”大陆出版过陈独秀诗选、诗集、诗存三个版本，诗选是内部印行，诗集和诗存都是公开发行（诗集是鄙人主持编注的），这三个版本都引录陈独秀这个自注，该选编却没引录。此诗是为斯大林主义和一切极权主义者画像，入木三分。陈独秀看到了斯大林和希特勒联手瓜分波兰引发第二次世界大战，看到了苏联红军入侵芬兰，也知道芬兰出了个芬奸库西宁，还看到了苏联红军入侵罗马尼亚和占领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三个波罗的海国家。什么革命、解放、社会主义、国际主义、援助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在斯大林（也包括二十年前列宁）的武力征服中还有一点踪影吗？

   1940年11月12日苏联总理莫洛托夫访问柏林，希特勒下午与他单独会晤三个小时，晚上设盛宴款待莫洛托夫一行，二百多人出席宴会，其中纳粹高级官员就有一百人。如果不是希特勒撕毁苏德协定于1941年6月22日大举进攻苏联（连重庆都知道希特勒将进攻苏联，更不要说英美法诸国，斯大林根本不相信，毫无提防和准备，两个月就有几百万苏军成了德军俘虏），莫斯科与柏林的蜜月还将继续下去。半年后陈独秀痛切地指出，如果从中日战争一开始苏联就全力援助中国，“日本便没有那么容易占领上海和南京；至迟在张鼓峰事变发生时她不再和日本妥协，武汉也决不会陷落”（第五卷397页）。

   陈独秀给郑学稼的一封信中写道：“CP一向为第三国际（实际上是俄国当局）之命是听，俄国一向以各国党为其外交工具。故当日俄国助之政策不变（此句不解，查陈独秀此信手迹应是“故当日俄助国之政策不变”，是说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斯大林把大宗武器都给了国民党等—引者），中国党内尚（选编误作当）敢有何争论？目前也还是如此，惟政府健忘，尚容彼辈横行耳。”（第五卷290-291页）前面是对自己跳上第三国际战车的悔恨和无奈，后面是对中共仍然唯斯大林马首是瞻的指责。他与斯大林、托洛茨基及苏共其他头面人物和来中国执行命令的人员的争论纠葛、恩恩怨怨（如斯大林把陈独秀抛出来当替罪羊），外人是很难完全体察的，他也难免对斯大林有怨恨之气（如称之为死狗），但是他后来坚决反对苏联完全是理性的，是对苏联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他对苏联的经济体制尚无更多认识）极权主义性质理性分析估定的结果。他想写一册《俄国革命的教训》，把以前的见解彻底推翻，可惜没能成稿。

   他不想中国亡国，青年时忧心亡于俄，晚年时忧心亡于日。日本对重庆狂轰滥炸之际，他在离重庆百十里的山村还有写《宋末亡国史》的念头，自知已无力写成。他十八岁时指出的“俄营蒙满”，到他死时还是如此。斯大林主义极权体制竟然肆虐这么多年可能是他没有料到的。

   在苏共、中共及其他国家共产党的诸多领导人物中，陈独秀是最早指出斯大林主义的形成、性质、危害并坚决加以反对的第一人。

注：《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对陈独秀的刺激巨深，使他的思想发生根本变化，与他有亲切交往的托派人物也看得清楚。王凡西说：“在1938年下半年，陈其昌绕道香港，到四川江津去访问独秀，那时他对根本问题（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论点）仍未采取公开反对态度，照他后来自己的话说：尚在‘深思熟虑中’。故他托请其昌转寄给墨西哥托洛茨基的信上，所持态度仍与他1937年岁末与我所谈者一样……德苏协定使独秀思想在很大程度内作了最后的转变。”（《双山回忆录》增订本269页，士林图书服务社1994年）

2011年9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