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情线有岛纹:哪件事让华国锋认为“四人帮要动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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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这一天，刊出了“梁效”的文章《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文中出现了这样的语言——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社会主义，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任何修正主义头子胆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是绝然没有好下场的。
王忠人：这篇稿子登出来之后，中央办公厅的同志送给华国锋，说是这篇稿子来路不凡，来路可疑呀，说是要提高警惕，华国锋研究了这篇稿子之后认为，四人帮要动手了，这篇稿子是个信号。
凤凰卫视2011年11月17日《凤凰大视野》，以下为文字实录：
陈晓楠：各位好，这里是《凤凰大视野》。
毛泽东的去世给1976年的中国带来了莫大的焦虑，伟大领袖走了，中国往何处去呢，这是当时很多中国人憋在心里的一个巨大的疑团，而且他们迫切地想要解开这个疑团，因为这不仅仅关乎一个国家的走向，也关乎每一个中国人的命运走向，杨正泉也很焦虑，不仅焦虑他还很困惑，很紧张，因为主席去世之后的这一个月的时间里，身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副台长，杨正泉接到一些莫名其妙的指示，也见到了一些从未见过的场景。
他很想知道这些指示，这些场景到底意味着什么，但上面的人始终没有把话说明白。10月6日的傍晚，吃过晚饭，杨正泉习惯性的来到广播大楼的院子里散布，其实呢这也是为随时加班做准备，因为这一年发生的大事实在是太多了，加夜班早已经不是新鲜事了。
不过这一天的晚上，散布当中杨正泉发现广播大楼的院子里很不对劲儿，一群陌生而神秘的人大摇大摆地走进了广播大院。
杨正泉：10月6日晚上，我们看到了十几个军人模样的人，不经打招呼就进入了广播大楼。
电台的大楼是控制很严格的，电台的要害单位啊，由北京卫戍区派人在这里边站岗，很严格的，我们平时的进出都有很严格的证件的审查的。
记者：管得很森严。
杨正泉：很森严的，怎么这回一些人突然地就进来了，也没打招呼，进来了就直接地奔到局长办公室的邓岗那儿去了。
解说：刘振英是杨正泉的同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高级记者，那天晚上他也在广播大楼的院子里散步，那群径直闯入电台的陌生人，刘振英也撞上了，其中的两位更是让他吓了一跳。
刘振英：散到大楼北门一个小花坛的地方，突然进来一个车，下来两个人，一看是耿飚跟邱巍高。
解说：耿飚，中联部部长，邱巍高，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两位如此的大人物，带着一队军人匆匆赶来，到底有些非同寻常。
刘振英：我说耿部长你到这儿来，他说你在这里办公，我说对，当时我就觉得有些异常，为什么呢，要按道理到这样广播事业局，像这样的高级领导人，他必须事先通过警卫保卫部门，老早就通知你，而且你这一把手都应该在门口接才对呢，那怎么领导人进来了，怎么还这个样子呢，那就不问太多吧，他说你知道邓岗同志在哪儿办公，我说知道，那我知道，我就把他两个人带到这个二楼，邓岗同志的办公室的门口，这边是总编室，这边是邓岗同志办公室，我就给他指指，我说这就是邓岗同志办公室，他俩就进去了，进去就没我的事儿，进去以后他们说的什么，当时那一概不知道。
解说：杨正泉是在好奇心的牵引下，自己走进广播大楼的，他发现从办公室到直播室，一路气氛森严，让人不由得敛息屏气。
杨正泉：沿途增加了岗哨，比原来岗哨多了，不仅增加了岗哨，而且是每一个执勤人员都带着枪，带着枪，配备枪。
记者：荷枪实弹。
杨正泉：荷枪实弹的，不仅是荷枪实弹的，而且增加了流动岗哨，有人来回地流动。
记者：像战备状况一样。
杨正泉：等我走到直播室门前的时候，直播室门前一边站着一个警卫战士，持着枪，上着刺刀，这种阵势从来没有见过。
解说：此番阵势，杨正泉料想一定是出大事了。正猜想着到底发生了什么，突然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把他带到了直播室。
杨正泉：等我到了直播室去以后，发现直播室的前面的沙发上坐着两位副部长，一位是中联部的张香山，另一位是中联部的冯铉，两位副部长坐到直播室的门口，打电话把我叫去以后说，你把直播室的钥匙交出来。
解说：直播室其实已经闲置了很久，文化大革命中曾经的中央政治局常委陈伯达提出，阶级斗争复杂，直播容易出问题，于是文革期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所有节目都是事先录制好，经过严格审核后才允许播出。
杨正泉：直播室的钥匙在哪里，我还不知道呢，我就赶紧去找，找了有半个小时左右，才把钥匙找到，交给他们。
进去以后一看，那个桌子上、话筒上都布满了灰尘，好多年都没用过了，布满了灰尘，他们说直播室是这样的，然后锁了。
解说：十一点，夜色已深，心绪不宁的杨正泉睡意全无，忽然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把他带到了中央广播事业局。局长邓岗在他的办公室里开了一个神秘的紧急会议。
杨正泉：十一点五分，邓岗出来就讲，告诉大家一件事情，今天晚上停播“按既定方针办”，能停的一率停掉，如果来不及停播的，明天早晨开始播音的时候，完全停掉，绝对不允许再出现，不讲理由，邓岗是平时很爱说话的，不多说话，不讲理由。
解说：毛泽东去世后不久，“按既定方针办”这六个字频频出现在各大报纸的显要位置，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许多节目也都会出现这六个字，至于这六个字来历如何，意义又何在，杨正泉和许多人一样，只有猜测。
10月6日的深夜，广播事业局的局长突然要求撤掉这六个字，其中的玄机杨正泉和他的同事们同样只能暗自揣度。
杨正泉：所以当天晚上把播出的节目是发动大家赶紧检查，发动大家一定要向大家布置，向大家布置的时候你也按照刚才的布置，要必须停播按既定方针本，什么理由不做解释，电台形成了这个传统习惯了，一旦中央作出决定以后，毫无条件地去执行，当天晚上除了一个节目，已经是开始播出以外，播出了一句话，其他的全部停止，全部清除掉。
他们要审查播出，审查播出的时候已经凌晨的两点左右了，再过两个小时以后，中央台就开始播音了，第二天就开始播音了，七八十个小时的节目，你全天听才能听二十四个小时，你怎么能听得过来，但是他们说要审查，要审查你也不好说不审查。
记者：您在旁边负责？
杨正泉：我在旁边呢，因为他要调换节目，要从各个地方调节目呢，要提出修改意见拿去修改，通过我来协调，他就咬耳朵，后来发现听这个节目当中，主要卡的是“按既定方针办”。
陈晓楠：1976年的9月16号，也就是毛泽东去世之后的一个星期，《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联合发表社论，《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就是在这篇社论当中第一次出现了“按既定方针办”这六个字，关于这六个字的含义社论是这么说的，毛主席嘱咐我们按既定方针办，当前要把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继续深入地开展下去，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只要我们按照毛主席的路线办，我们就无往而不胜。
9月15号，也就是社论《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公开发表的前一天，杨正泉就已经拿到了这篇社论的广播稿，姚文元在那天亲自打来电话，把这一篇社论的播出时间安排在了第二天凌晨六点半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这个栏目，在当时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这是最受欢迎，也是收听人数最多的王牌栏目。
解说：1976年9月16号，毛主席追悼大会召开的前两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著名的“两报一刊”接到四人帮的指令，第一次公开了毛主席的所谓临终遗嘱“按既定方针办”，就在公开后不久，江青当即给张春桥打了个电话，询问社论发表后影响如何，并且强调今后的宣传工作要以宣传毛主席的“按既定方针办”为中心，要反复宣传。
杨正泉：这个播出以后啊，他们要求反复地广播，反复地广播不是一天之内反复广播，连续要广播许多天，张春桥、姚文元多次开会说，各地的反映、各地的悼念文章，如果有“按既定方针办”这句话的，你们一定要保留，如果没有的，你们给它加上，这就违背了新闻的真实性原则了。你们给它加上，多次地讲，多次地讲，所以那时候各种反映文章当中，都有坚决贯彻、坚决执行、坚决按照毛主席的按既定方针办。
而且你注意一个时间，这个时间恰恰是在追悼会的前两天，前两天播出，这个时机是选择的非常之好的。
解说：《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把“按既定方针办”做了通栏大标题，《光明日报》在报眼的毛主席语录中连续九天刊登“按既定方针办”，从9月17号到9月30号，两个星期的时间，京沪的主要报刊出现了两百多篇宣传，“按既定方针办”的罅隙和文章，甚至连一些专刊专页的文章和诗歌散文也被强加上“按既定方针办”的话，如此连篇累牍地宣扬按既定方针办，作为中央喉舌一名工作人员的杨正泉，虽然只能从命，但是他心中一直很困惑，“既定方针”到底应该如何理解。“按既定方针办”又会不会是毛主席的遗嘱呢？
杨正泉：当时候大家看了以后，就一方面想到这件事情很重要，可能就是毛主席的遗嘱，另外呢对这句话呢有疑问，为什么有疑问，不是很理解，就是“按既定方针办”，如果按照毛主席的哲学思想，是辩证唯物主义，怎么可能今后多少年就按照已经定好了的方针去办呢，社会是在发展的，形势是在变化的，应该按照社会的发展，按照形势的变化来决定方针政策，怎么可能就是一直按既定的方针去做呢，认为这不符合毛主席的一贯的这种辩证思维，是不是。
解说：让我们把时间拉回到1976年4月30号，也就是毛泽东逝世前的五个月，那天晚上身体已经十分虚弱的毛泽东，会见了新西兰总理马尔登，当时身为国务院总理的华国锋陪同在场，会见完毕，华国锋向毛泽东汇报工作。
天安门事件后，四人帮想致邓小平于死地，中国的局势非常不稳，在谈到全国形势时，华国锋对此深表担忧，毛泽东为了鼓励华国锋，给他写了三句话，慢慢来，不要着急，照过去方针办，你办事，我放心。
王忠人：其中有个“照过去方针办”，四人帮就抓住这句话，他给伪造一个“按既定方针办”。
解说：王忠人，当时的《光明日报》国内部主任。和杨正泉一样，王忠人对于铺天盖地宣传“按既定方针办”疑窦丛生，尤其是将这六个字当做主席的临终遗言。
王忠人：既然是毛主席指示，你四人帮要知道的话，你为什么早不提啊，你在9月16号社论里头说按既定方针办，你没有和华国锋商量啊，毛主席去世一开始有个稿子，《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那里头很长一篇文章，你四人帮并没提出来毛主席有个遗嘱，如果说有遗嘱应该在这个《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里头应该写出来，应该向全国人民交代，四人帮并没说，没有，毛主席没有遗嘱，华国锋在大会上致悼词的时候，在这之前悼词稿，这个也是经过政治局讨论的，在讨论这个悼词稿的时候，四人帮也没提出来，也没提出来有个毛主席既定方针办，没有这个遗嘱。那么忽然他自己利用他掌握宣传大权，在两报一刊上就塞上这么一个东西，硬说这是毛主席的遗嘱。
解说：“按既定方针办”，到底是不是毛泽东的临终遗言，这六个字到底有何深意，王忠人和杨正泉都只能在心中各自猜测，他们的工作还是始终不渝的执行上面的指示，社论《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公开发表后，《光明日报》的报社领导小组认真学习，并找到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大批判组，请这个著名的“梁效”写作班底，写一篇“按既定方针办”的文章，这篇文章最终定名为《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在文章的修改过程中，《光明日报》的报社领导小组成员曾经提到，毛主席生前多次强调，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这三要三不要，需不需要加进文章里，最终这一建议没有被采纳。
王忠人：我们在下边议论，为什么华国锋说这个话，致悼词里说这个话，但是我们平常宣传上都没宣传这个东西，不宣传这个，四人帮宣传“按既定方针办”，不宣传“三要三不要”，毛主席从九大、十大一直讲到1975年，老讲这个，常讲这个事情，三要三不要，应该说是遗嘱这是遗嘱。
解说：《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反复修改，即将定稿之时，10月2号华国锋在审批外交部部长乔冠华的联合国大会发言稿时发现，稿件中有这样一句话，我们中国人民遵照毛主席的嘱咐，按既定方针办，华国锋当即决定，删去“按既定方针办”这六个字，并且公开表示毛主席当时的原话是“照过去方针办”，现在写成“按既定方针办”，六个字就错了三个，华国锋的这一批示，在政治局里被传阅后，张春桥看到了，他在这个文件的空白处写下这样一段话。国峰同志的批注建议不下达，免得引起不必要的纠纷。
陈晓楠：10月2号，华国锋公开批示“按既定方针办”是个误传，第二天10月3号姚文元就找到《人民日报》的总编鲁瑛说，现在报纸上大量出现“按既定方针办”，这句话传得不准确，要采取措施，从明天起在报纸上逐渐减少“按既定方针办”这个提法。他还说呢，这是个很大的问题，你得有思想准备。最后姚文元要求鲁瑛把这个指示转告给新华社的负责人解力夫，和《光明日报》的负责人莫艾。
10月4号晚上，鲁瑛找到了莫艾，传达了姚文元的最新指示，莫艾说不好，《光明日报》今天发表了“梁效”的文章，大标题就是讲的“按既定方针办”。确实是在这一天，《光明日报》在第一版的头条位置，刊出了“梁效”的文章《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文中出现了这样的语言——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社会主义，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任何修正主义头子胆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是绝然没有好下场的。
王忠人：这篇稿子登出来之后，中央办公厅的同志送给华国锋，说是这篇稿子来路不凡，来路可疑呀，说是要提高警惕，华国锋研究了这篇稿子之后认为，四人帮要动手了，这篇稿子是个信号。
解说：让我们以《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这篇文章的刊登日期为一个原点，尝试着悄悄地时钟往回拨几圈，看看这些人在做些什么。
10月1号，江青在清华大学发表演讲，说邓小平迫害毛主席，要开除邓小平的党籍，并发誓一定要锻炼好身体，和他们斗下去，要提高警惕。
10月2号，王洪文拍摄标准相一百一十四张，并从二十一张八寸样片中选定标准相，指令按照周恩来标准相的样子进行七次修改。
10月3号，江青带着大小随行三十多人到景山公园摘苹果，摘完后在苹果树下穿上军装照相，并且甩下一句话，苹果留着吧，过盛大节日时再吃吧。
王忠人：中央怎么活动，报纸上都没有反映，那些领导人活动很少，这里头谁都能猜到，毛主席逝世以后谁来掌舵，这肯定知道四人帮，早就知道四人帮和那些老同志观点不一样，这里头肯定有斗争，看见表面很寂静，很平静，但是知道这里有斗争。
解说：10月6号，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被隔离审查，随后华国锋分派不同的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杨正泉在那天傍晚看到的一干人马，正是中联部部长耿飚，和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邱巍高带领的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组，他们找到的首先是中央广播事业局局长邓岗。
杨正泉：耿飚说，他看到邓岗以后，就把华国锋的信，亲笔信，手写亲笔信交给了邓岗。
刘振英：为了加强对广播电视的领导，现派耿飚、邱巍高二同志前往你处，以后有什么问题请示他们俩，华国锋签字，很简短。
杨正泉：把这个信往邓岗面前一摆，邓岗愣了，就在那儿思考是怎么回事，大概思考了有两三分钟。
刘振英：当时就问邓岗同志你认为还有必要跟你们原来的领导请示吗。
杨正泉：意思就是说，你还可以打电话给姚文元，因为姚文元控制着电台嘛，你还可以去请示。
刘振英：非常严重是一个政治问题，老同志还没有这个敏感，你要如果当时还拿起电话联系，马上就抓你，对，是这个问题。
杨正泉：邓岗想了一想说，不必了，这一句话，在关键时候的这一句话，短短的这么个时间，决定了一个人的政治立场、政治态度、政治命运。
解说：10月7号，也是在夜色朦胧中，另一队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领头的几个人径直走进了《人民日报》总编鲁瑛的办公室。
保育钧：三个人来了之后就给鲁瑛宣布，我奉中央华国锋华主席的指示到《人民日报》来主持工作，你有什么事情一切请示我，最后的大样我来看，一看鲁瑛他就软了，就紧张，就给人家搬椅子，搬桌子、凳子，我们就在旁边说行了，上面出大事了。
解说：保育钧，《人民日报》当时的一位编辑，10月7号的一整夜，他和他的同事们一直在议论着工作组的突然到来，他们兴奋莫名，一夜无眠。
保育钧：第二天早晨，好不容易挨到第二天早上，迟浩田的秘书、警卫到我办公室门口打水，我就问他，我说你们哪儿来的，他说北京军区的，我说哪个领导，他说副政委迟浩田，8号中午有几个老同志就告诉我了，来来来，上边解决问题了，说哪几个，三公一母全抓起来了，哪三公呢，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一母就是江青。
解说：杨正泉和他的同事们在10月6日那天夜晚也是一夜没合眼，他们一边紧张地删除广播稿中哪看似玄机重重的六个字，按既定方针办，一边则是互相传递着彼此的暗自欣喜。
杨正泉：如实地跟你说，大家有一种，用一个不很恰当的词，有点如释重负的一种感觉，什么叫如释重负呢，就觉得那个压力，政治的压力好像轻松了很多，一下子感到轻松了很多，所以大家到处在议论，在奔走相告，虽然谁都没点名，在奔走相告，议论的时候大家可以议论，但是正式场合的时候谁都没点名。
记者：当时工作情绪应该又跟之前又不一样，感觉到周围的同事的工作情绪。
杨正泉：所以整个的工作通宵，灯火通明的，情绪是非常的振奋。
解说：一直蒸腾在广播大楼的每一个工作间，而除了亢奋，工作间里的人们神经紧绷，工作繁忙，就连中央派下来的工作组领导也是直接把行军床搬到了他们的临时办公室。
杨正泉：耿飚和邱巍高两个人轮流去休息，躺在床上的时候耿飚说，我们谁都合不上眼，眼睛盯着那个天花板，老是想着该做的事做了没有，有没有漏洞，哪些问题没有想到，哪些问题可能发生，哪些问题如何如何的什么，我们都是穿着衣裳睡的，都不敢脱衣裳，谁都合不了眼的。
记者：那也是几天几夜没回家。
杨正泉：几天几夜，三天三夜都没回家，没脱衣裳睡觉，紧张到那种程度，他们就说我们不是对电台不信任，我们就怕是四人帮和四人帮的亲信走漏了风声，我们就怕是万一电台哪一个发出一种声音，造成了全国的混乱。
陈晓楠：从突然冒出来的毛主席临终嘱咐“按既定方针办”，到铺天盖地的对这六个字的密集宣传，再到突然宣布马上删除所有的“按既定方针办”，短短二十天的时间，历史发生了如此之大的转折，然而院墙内的那场不见硝烟的角斗，院墙外的人们完全不知道。就是那些中央喉舌里原本应该消息灵通的媒体人，也是在看到中央工作组突然闯入自己供职的报社或者电台之后，才约摸猜出了历史的确是发生了逆转。
然而即使四人帮被抓，对于这些媒体人早已是公开的秘密，但是中央派驻的工作组给出的指令依然是要谨慎报道，不要马上公开四人帮被抓这一事实，如此指令到底又是为了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