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揭批“四人帮”运动的开展和“两个凡是”错误方针的提出

  2011年05月25日05:41

　　稳定全国局势的措施
　　“四人帮”在党内经营多年，形成了一个根基较深的帮派集团。“四人帮”被粉碎后，一部分党组织和国家机关的权力仍掌握在其帮派分子手中，有些地方帮派势力盘根错节，一部分地区的动乱尚未停止。为此，党中央在对“四人帮”进行断然处置后，立即采取了一系列稳定局势的措施。
　　为了迅速摧毁“四人帮”的残余势力，稳定全国局势，1976年10月12日，中央政治局决定:撤销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上海市的党内外一切职务；派中央工作组赴上海，改组上海市的领导班子。同时，中央军委在上海等地部署军队，对“四人帮”余党进行破坏活动的企图作了有效防范。“四人帮”在上海的骨干分子策动武装叛乱的阴谋被瓦解后，新的上海市委根据中央指示，广泛发动群众，反复宣讲中央精神。10月27日，上海市委召开全市干部大会，在公布“四人帮”余党妄图发动武装叛乱阴谋的同时，强调要把上海这座城市同全国、同中央紧密地联在一起，把上海广大干部和人民同“四人帮”严格地分开，把以产业工人为主体的上海民兵同“四人帮”余党搞武装叛乱的阴谋严格地分开。这一政策，使曾参与“四人帮”帮派活动的绝大多数人从被蒙蔽中解脱出来。会后，中央工作组和上海市委开始着手揭露“四人帮”的罪行，清查其帮派体系，并采取果断措施，对追随“四人帮”的骨干分子实行监护审查，对打砸抢分子进行惩办和处理，对一度被“四人帮”把持的公安机关和民兵组织进行整顿，恢复群众性的治保组织，使上海的社会秩序迅速得到稳定。
　　鉴于河北省保定地区长期以来武斗不止的情况，中央专门派出工作组前往制止。11月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联合发出布告，要求各派群众组织立即无条件停止武斗。从16日起，在中央工作组领导下，党、政、军、民配合行动，在保定23个县、市的城镇和农村，广泛宣传中央布告，使党中央的声音传遍千家万户。同时，采取果断措施制止武斗，共拆除192个武斗据点，逮捕了21名民愤极大的打砸抢首恶分子，使长期枪声不息、武斗不止的保定终于恢复正常的社会秩序。12月3日，中共中央将关于解决保定地区武斗问题的情况通报各地，使盼望社会安定的人民群众受到鼓舞，使仍坚持打“派仗”的人受到震慑，有力地促进了全国社会秩序的稳定。
　　在解决上海、保定问题之后，对其他仍处于动乱中的地区，党中央也通过派工作组等措施，加强领导，制止“派仗”，平息武斗，恢复正常的生产和社会秩序。与此同时，按照中央的部署，各地对“四人帮”的帮派体系以及与他们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开展普遍的清查和处理；对证据确凿的“四人帮”余党和有严重罪行的帮派骨干分子，由公安部门逮捕归案；对于同“四人帮”虽然有牵连、做过错事，但没有参加篡党夺权活动的人给予批评教育。从1977年1月起，中央陆续对受“四人帮”影响较深、问题较多的云南、辽宁、甘肃、安徽等省和郑州、兰州铁路局等部门的领导班子加以改组，先后调整和加强了十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的领导班子。
　　对一些党政军重要领导机构及主要负责人，中央也进行了调整。1976年10月8日，党中央成立由耿飚牵头的中央宣传口领导小组，作为协助中央管理全国宣传的工作机构(与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宣传部门不发生直接的指导关系)。1977年3月3日，中央政治局决定由胡耀邦担任中央党校副校长，主持日常工作。3月7日，中央发出通知，宣布由叶剑英重新主持中央军委工作。
　　党中央采取的这一系列措施，摧毁了“四人帮”的帮派势力，夺回了被他们篡夺的那部分领导权，使许多地区的长时期社会动乱得到平息，出现了人民群众渴望已久的社会安定局面。同时，党政军机构领导班子的调整和配备，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各部、委、局和各省、市、自治区的领导力量，对于稳定局面，进一步开展揭发批判“四人帮”斗争起了保证作用。
　　揭批“四人帮”运动的开展及其历史局限
　　粉碎“四人帮”后，中央政治局立即对揭发批判“四人帮”的斗争作了部署。1976年11月15日至19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全国宣传工作座谈会，提出要揭发批判“四人帮”的罪行，把他们的一切谬论收集起来，一个一个地批深批透。12月10日，中共中央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批转全党，系统地公布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和罪行。
　　12月25日，华国锋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发表讲话，宣布要经过“三个战役”开展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即揭发批判“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揭发批判“四人帮”的反革命面目和罪恶历史，揭发批判“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及其在各方面的表现”。按照这一部署，中央和地方的报刊登载了大量文章，声讨和控诉“四人帮”的罪行。随后,“四人帮”罪证材料之二即《“四人帮”的反革命面目及其罪恶历史》和材料之三即《“四人帮”在各个领域散布的反动谬论》也相继下发。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投入对“四人帮”的揭发和批判，全国上下迅速形成群众性的批判高潮。许多地区和部门在揭批“四人帮”时还进一步批判了林彪的罪行。
　　1977年3月24日，中央军委召开座谈会。针对林彪、“四人帮”破坏军队建设的罪行，叶剑英在讲话中明确提出了应该不应该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应该不应该继承和发扬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应该不应该整顿军队、应该不应该严格遵守革命纪律和规章制度、应该不应该强调军队要稳定等十个必须澄清的是非问题，要求军队首先抓好组织整顿。随后，全军普遍开展了十个“应该不应该”的教育。《解放军报》陆续发表十篇评论员文章，提出要把被“四人帮”颠倒的路线是非纠正过来。
　　揭批“四人帮”运动开展后，广大干部群众的普遍要求是:尽快消除“文化大革命”带来的严重后果，使遭到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迅速得到恢复，同时纠正在“文化大革命”中造成的冤假错案。当时，纠正冤假错案，首先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是要求澄清“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是非，尽快让邓小平出来工作；一是要求为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平反。
　　对于人民群众的这些愿望，在“四人帮”刚被粉碎时，党内一批老同志就向中央作了明确的表达。1976年10月12日，胡耀邦托人给叶剑英和华国锋带去口信:现在我们的事业面临着中兴，中兴伟业，人心为上。什么是人心?停止批邓，人心大顺；冤案一理，人心大喜；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10月18日，陈云通过李先念向党中央转达了他对今后各项工作的几点意见，并写成书面材料。其中提到:要“恢复党的好作风。因为毛主席倡导的许多党的好作风被‘四人帮’破坏干扰了”；“要再查一查今年四月天安门事件的真相；当时绝大多数人是为悼念总理，尤其担心接班人是谁?混在人群中的坏人是极少数；‘四人帮’对这件事有没有诡计?”[1]粉碎“四人帮”后，叶剑英、李先念等老一辈革命家在不同场合呼吁，要求邓小平早日出来工作。许多人在各级组织的会议上也向党提出了同样的要求。人民日报社的同志还很快将姚文元指使人歪曲事实，炮制关于天安门事件的虚假报道的经过整理成材料，于12月10日报送中央，说明这一事件的真相。
　　然而，要解决这些重大问题，不能不涉及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涉及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由于一些长期形成的严重思想禁锢，这些重大问题一时成为难以触动的禁区。
　　在粉碎“四人帮”之初中央召开的打招呼会议上，华国锋要求人们“对文化大革命要肯定”，要“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还要求“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强调这是“毛主席亲自发动的”。1976年10月26日，华国锋对中央宣传部门负责人明确指示:要集中力量揭批“四人帮”，连带“批邓”；避开天安门事件；凡是毛主席讲过的，点过头的，不要去批。根据这一指示，《人民日报》在粉碎“四人帮”后，还四次整版刊登“批邓”的文章。11月中旬召开的全国宣传工作座谈会，也提出要“继续批邓”和不能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并规定当前宣传工作的任务主要是批判“四人帮”和集中宣传华国锋，把群众的注意力引导到这方面来。在部署批判“四人帮”时，沿袭“批林整风”后期认定林彪路线不是极左而是“极右”的说法，强调要批判林彪、“四人帮”的“极右实质”，而不提批极左，即便提也限制在批“形左实右”。在一段时间里，报刊登载的批判文章仍继续使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语言，把“四人帮”说成是“党内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粉碎“四人帮”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2]，等等。
　　但是，随着揭批“四人帮”运动的开展和对其罪行的逐步揭露，人们不能不触及“文化大革命”中的极左错误。1977年1月，理论界提出要对张春桥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和姚文元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两篇文章进行点名批判。这两篇文章的核心是论证“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文化大革命”后期对“左”倾理论观点进行系统阐述的代表作，其影响极其恶劣。但是，由于这两篇文章都经毛泽东看过，因而也一时成为难以触及的禁区。
　　在指导思想未能摆脱“左”倾错误影响的情况下，对“四人帮”的揭发和批判被局限在对“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全部肯定的范围内，人民群众提出的许多合理要求也未能得到解决。
　　“两个凡是”的推行和对这一方针的抵制
　　1977年1月周恩来逝世一周年前后，全国人民又一次自发地举行各种形式的纪念活动，并强烈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和让邓小平出来工作。北京等一些大城市出现了表达这种要求的大标语。有的单位还将1976年四五运动中流传的诗词搜集起来，编辑成册，广为散发。
　　党中央注意到广大群众的要求，开始着手解决关于天安门事件和让邓小平出来工作的问题，同时又突出强调要稳定局势和维护毛泽东的旗帜。从1976年11月到1977年7月，北京市已将天安门事件中被拘捕的300多人全部予以释放，但并未宣布为这一事件平反。在粉碎“四人帮”时，党中央也认为邓小平的问题应当正确地解决，但不能离开维护毛主席伟大旗帜这个根本立足点，因而在改善邓小平处境的同时，又继续提“批邓”的口号。然而，上述做法并没有满足广大干部群众的要求，人民群众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和让邓小平出来工作的呼声日益强烈。
　　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发表题为《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这篇社论在强调揭批“四人帮”是“当前的纲”，要“抓纲治国”的同时，公开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方针(后被称为“两个凡是”)。由于这一方针是以当时传达党中央声音的权威方式公布的，因而得到普遍宣传。这一方针的推行，既给揭批“四人帮”划定了界限，也使得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和邓小平恢复工作这两个问题的解决遇到了障碍。
　　3月10日至22日，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会议开始时，华国锋向各组召集人打招呼，希望大家在发言中不要触及邓小平出来工作和天安门事件这样敏感的问题。但是，这两个问题是当时人们最为关注的，也是一批老同志正准备提出的。3月13日，陈云在书面发言中谈了他对天安门事件的看法，并表示:“为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需要，听说中央有些同志提出让邓小平同志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完全必要的，我完全拥护。”[3]王震也在会上呼吁，要让邓小平出来工作，要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他们的发言得到许多同志的赞同。但由于同“两个凡是”的方针相抵触，结果未能在会议简报上刊登。
　　3月14日，华国锋在会上讲话时着重强调要捍卫毛泽东思想，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指出:“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一定要注意，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根据这一指导思想，他继续强调:“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决定的，批是必要的。‘四人帮’批邓另搞一套，对邓小平同志进行打击、诬陷，这是他们篡党夺权阴谋的重要组成部分”。“‘四人帮’对邓小平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都应当推倒。”同时又提出，“我们的方针是，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多做工作，在适当的时机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但是要有步骤，要有一个过程”，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中央政治局的意见是，经过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和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正式作出决定，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这样做比较适当。”对天安门事件，他仍然讲是“少数反革命分子制造的反革命事件”，但同时又说:“在‘四人帮’迫害敬爱的周总理，压制群众进行悼念活动的情况下，群众在清明节到天安门去表示自己对周恩来总理的悼念之情，是合乎情理的”；关于天安门事件的“实际问题已经解决了”，希望人们“不要在天安门事件这样一些问题上再争论了”。
　　4月15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出版发行。这部选集收入毛泽东从新中国成立到1957年的著作，其中有阐述正确和比较正确的思想的重要文章，但也有不少不符合事实的和带有“左”的错误内容的文章。华国锋于5月1日发表《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一文，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说成是贯穿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中的根本指导思想。中央在4月7日发出的关于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决定中也强调:“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主席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上最伟大的贡献，就是创立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于是，这个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被规定为学习和宣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重点内容。
　　“两个凡是”方针的提出在党内和全国人民中引发了一些议论，人们不能不思考这样的问题:到底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对待毛泽东思想，对待毛泽东的决策和指示?许多同志表示不能赞同“两个凡是”。邓小平也向一些同志表示了自己的看法。这年2月和4月，他同前来看望他的一些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明确指出:“‘两个凡是’不行”，这“不是马克思主义，不是毛泽东思想。”4月10日，他致信华国锋、叶剑英并转党中央，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5月3日，党中央转发这封信后,“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的提法很快得到党内许多干部的拥护，成为委婉地抵制“两个凡是”的思想武器。
　　5月24日，邓小平在同中央两位同志谈话时，又一次批评了“两个凡是”。针对3月中央工作会议上华国锋讲话中既肯定“批邓是必要的”，又同意让邓小平出来工作；既认定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又承认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举行悼念活动是“合乎情理”的这种矛盾状况，他指出:“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一九七六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毛泽东同志说，他自己也犯过错误。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情。”“毛泽东思想是个思想体系”，“我们要高举旗帜，就是要学习和运用这个思想体系。”
　　邓小平提出“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进一步鼓舞了许多干部和理论工作者，促使人们开始比较直接地批判某些主要的“左”倾理论观点。经济理论界从1977年2月开展的关于按劳分配和“资产阶级法权”等问题的讨论，在4月以后逐步扩大规模，集中讨论了按劳分配和“资产阶级法权”、政治和经济、革命和生产等问题。10月底至11月初举行的按劳分配问题讨论会，已有全国20多个省市区的800多人参加，100多人发言，集中批判了把按劳分配说成是“产生资产阶级法权的经济基础”、把发展生产说成是所谓“唯生产力论”等谬论。《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选载了一批讨论文章，把讨论推向了社会。
　　邓小平和华国锋都对这场讨论表示了明确的支持。8月3日，邓小平在同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人谈话时，肯定了他们组织撰写的《评“四人帮”对“唯生产力论”的批判》一书，认为“基本上是写得好的，站得住”。在谈到按劳分配问题时，他说:“应该有适当的物质鼓励，少劳少得，多劳多得”，“说按劳分配产生资产阶级。这根本不行。”华国锋的态度也很明朗。他在11月9日听取冶金部汇报时说:“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按劳分配没有错”。“我们战争时期是靠觉悟，但不能根据这一点就否定按劳分配的原则，而采取平均分配的办法”。
　　在此之前，1977年3月3日至16日，国务院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还明确肯定，1975年邓小平主持全面整顿期间有关部门起草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和《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是三篇好文稿，并揭露了“四人帮”把它们诬蔑成“三株大毒草”的阴谋[4]。6月至7月，中国科学院理论组、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国家计委相继发表文章，对三篇文稿在1976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时受到的诬蔑逐一进行了驳斥。
　　1977年9月前后，为纪念毛泽东逝世一周年，一些老革命家纷纷发表讲话或撰写纪念文章，宣传毛泽东倡导的党的优良传统和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实质。陈云发表《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徐向前发表《永远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聂荣臻发表《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等文章，都重点论述了坚持实事求是的必要性，呼吁恢复党的优良传统。
　　中央党校在胡耀邦主持工作后，立即出现了对一些根本性的理论问题敢于探讨的风气。胡耀邦明确提出，要把被林彪、“四人帮”搞颠倒了的思想是非、理论是非、路线是非再颠倒过来。1977年7月，他精心指导和创办了一份供省、军级以上领导干部和理论工作部门参阅的内部刊物《理论动态》。该刊创刊第一期发表的文章，就以《“继续革命”问题的探讨》为题，对仍被视为不容置疑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提出了不同意见。之后，《理论动态》继续就一些重大问题组织文章，为澄清多年来存在的理论混乱，新辟了一个活跃的阵地。
　　思想理论界的上述努力，不同程度地抵制了“两个凡是”方针。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尽管遇到严重障碍，但毕竟迈出了前进的步伐。
　　注:
　　[1]陈云给李先念的信所附的他对当前工作的意见和应注意的事项，1976年10月18日。
　　[2]《彻底揭发批判“四人帮”》，《人民日报》1976年11月28日社论。
　　[3]陈云:《粉碎“四人帮”后面临的两件大事》(1977年3月13日)，《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0页。
　　[4]国家计委:《关于一九七七年国民经济计划几个问题的汇报提纲》，1977年3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