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铁四局沈尧兴:敦煌遗书中的《妙法莲华经》及有关文献（四）

    鸠摩罗什所译《妙法莲华经》之第二十五品为《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专门宣扬观音信仰。由于观音信仰在我国广泛流传，所以后来该《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别出单行，成为所谓《观世音经》。

　　《观世音经》，又名《观音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经》、《法华经普门品》、《观音普门品》、《普门品经》。一卷。敦煌遗书中这种别出单行的经卷，北图藏有重58 号等80号左右，英法等国亦有收藏。本经是我国观音信仰的主要经典。称凡一心敬礼、念诵观世音名号者，均可蒙彼大威力而得救助，拔除苦厄，满足意愿。观音以种种化身普济一切众生。敦煌壁画也多有以此经为题材者。敦煌别出本之首尾题，一般作：“观音经”及“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

　　该经不少写卷均有题记，颇有研究价值。现知最早的题记为日本书道博物馆藏本，谓：“盖至道玄凝，洪济有无之境；妙理寂廓，超拔群品于无垠之外。是以如来愍弱类昏迷，旃大悲于历劫。故众生无怙，唯福所恃。清信士佛弟子尹波，实由宿福不勤，触多屯难。扈从主人东阳王殿下，届临瓜土。瞩遭离乱，灾夭横发。长蛇竞炽，万里含毒。致使信表罕隔，以径纪年。寻幽寄矜，唯凭圣趣。辄兴微愿，写《观世音经》四十卷，施诸寺读诵。愿使二圣慈明，永延福祚；九域早清，兵车息钾。戎马散于茂苑，干戈辍为农用。文德盈朝，哲士溢阙。铿铿济济，隆于上日。君道清明，忠臣累叶。八表宇宙，终齐一轨。愿东阳王殿下，体质康休，洞略云表。年寿无穷，永齐竹柏。保境安蕃，更无虞寇。皇途寻开，早还京国。敷畅神讥（机），位登宰辅。所愿称心，事皆如意。合家眷大小，表亲内外，参佐家客，感（咸）同斯佑。又愿一切众生，皆离苦得乐。弟子私眷，沾蒙此福。愿愿从心，所求如意。大魏孝昌三年（527）岁次丁未四月癸巳朔八日庚子，佛弟子假冠军将军乐城县［开国伯］尹波敬写。”

　　该题记对研究北魏历史有一定的价值。题记中较多的还是为亡魂超度、为见在祈福的内容。如日本书道博物馆藏本题记谓：“天册万岁元年（695）正月一日，清信士张万福并妻吕，先从沙州行李至此，今于甘州并发心，为所生父母及七代父母及身并妻息等，减割资粮，抄写《观音经》一卷。愿成就以后，受持转读，灾影远离，恒值福因。见存者永寿清安，亡者托生静（净）土。乘此愿因，俱登正觉。”

　　又如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题记谓：“菩萨戒弟子令狐兰，知身非有，浅识苦空；知己非身，将知易尽。今有男孙女观音，早纵风烛，永绝爱流。恐溺三途，重染胞胎之像。遂发心敬写《观音经》一卷，庶使三途心苦，八难亭酸。亡者沐浴八池之水，常游净度之界。见在安乐，俱勉（免）盖缠。法界苍生，恒念观音，咸同离苦。天授二年（691）九月三十日写。写人上柱国子张晋朝，为阿娘敬礼常住三宝，故记之也。”

　　该题记中同时出现做功德人与写经人的愿文，分别祈愿，比较少见。

　　由于观音有救度的功能，因此，不少题记也有相应的内容。如北岗84号题记谓：“辛丑年（821）七月二十八日，学生童子唐文英为妹久患，写毕功记。”斯2992 号题记谓：“清信弟子女人贺三娘，为落异乡，愿平安。申年五月二十三日写。”斯4397号题记谓：“广明元年（880）肆月拾陆日，天平军凉州第五般防戌都右厢兵马使梁炬，缘身戌深蕃，发愿写此经。”北京图书馆藏有血书《观音经》一件，系新879号，题记谓：“天复贰年（902）壬戌岁七月二十五日，住持三危禅师愿会发心刺血敬写此《金刚经》一卷、《观音经》一卷，今已终毕，故记。以此写经功德，并将回施当真（今）圣主，保寿遐长。使主千秋，万人安乐。又愿四生九类，水陆飞空，一切有情，舍种类身，各获圣位。未离苦者，皆愿离苦；未得乐者，愿令得乐；未发心者，愿早发［心］；已发心者，愿证菩提。师僧父母，各保安宁；过往先亡，神生净［土］。囚徒禁闭，枷锁离身。凡是远行，早达乡井。怀胎母子，贤圣沥（？）威。五逆男女，各孝顺。自遭离乱，伤煞孤魂。六道三途，西方见佛。怨家欢喜，更莫相仇。诤讼推词，闻经善处。身无自在，愿得逍遥。热恼之苦，值遇清凉。裸露伤寒，得生衣服。土地龙神，何（呵）护所在。愿以此功德，溥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同生于佛会。”

　　反映了当时部分信徒的虔诚心理。伯3551号题记谓：“《多心经》一卷，开宝柒年戊寅（978）正月二十八日，金光明寺僧王会长、张僧奴、令狐富通、阎延定四人等，舍《观音》、《多心经》一卷。后有人见莫怪者。及是人来莫怪者。及怪者亡性，莫见佛面。舍经师兄僧奴记耳者（押）。王会长、延定麦一斗。……戊寅贰月拾柒日，金光明寺僧张僧奴，写《观音经》一卷（押）。”

　　反映了部分贫困信徒立会聚资写经的实际情况。英国并藏有图文兼备之本经写本，与敦煌壁画有何关系，值得研究。本经作为《妙法莲华经》之一品本来已为历代大藏经所收。敦煌遗书中并存有二种关于《观世音经》的注释：

　　一、《观音经注》，金藏刚菩萨注释，译者不详。一卷。北雨51号，首残尾全，存92行。原尾题“《观音经》一卷”，今题系据内容重拟。因首残，本注之科分不详。注释自观音以种种化身济度众生至结尾。文内将种种化身各与佛教教义相联系，将原文简单的信仰形态引申为深奥的佛教哲学，值得注意与研究。本注未为我国历代大藏经所收。

　　二、《注观音经》，道微注，一卷。伯3904号，首尾均全。原卷为册子装，抄写精美。有首尾题，前有序文。正文为大字，疏释为小字夹注。本注的特点是在注释每句经文时，均分内外两种意义。如解释“世”之内外两意：“外即三才之间，内即一身之内。”解释“无尽意”之内外两意：“外曰无尽意者，怜悯众生，不休不息；内曰无尽意者，智慧灯光，明明不止，无有间隔。”本注未为历代大藏经所收。敦煌遗书中还有一种从《观世音经》衍出之疑伪经《高王观世音经》，这儿就不赘述了。

　　梵文《法华经》现仍保留于世，各国都曾刊布。我国近年也刊布了民族文化宫所存梵文贝叶经《妙法莲华经》，并出版了蒋忠信先生的拉丁字转写本。梵文《法华经》只有二十七品，罗什译本由于后人将关于提婆达多的内容作为一品加入，成为二十八品。这本来已经不符合梵文原本了，所以才有《添品法华经》的出现。然而，在敦煌遗书中还存在《妙法莲华经》的第二十九品与第三十品。现介绍如下：

　　《妙法莲华经度量天地品第二十九》，又名《妙法莲华经度量天地经》、《妙法莲华度量天地经》、《度量天地经》。中国人假托佛说所撰经典。作者不详，约产生于南北朝后期或隋初。一卷。北图藏有9号：（一）裳49号、首尾均残，存63行。（二）生17号，首尾均全，存280行。（三）李71号，共抄二通，前者首残尾全，104行；后者首全尾残，58行。前者末有题记：“天宝三载（744）九月十七日，玉门行人在此襟禁，经二十余日，于狱写了。有人受持读诵，楚客除罪万万劫，记之。同襟禁人马希晏，其人是河东郡桑泉县，上柱国樊客记。”（四）丽25号，首残尾全，存60行。（五）闰18号，首残尾全，存250行。（六）成63号，首残尾全，存226号，（七）丽27号，首尾均残，存24行。（八）岗25号，首尾均残，存96行。（九）珠100号，首尾均残，存240行。尾题亦有径写作“《妙法莲华经》卷第九”者。英国藏有斯1298号一件，首全尾残，仅存29行。本经内容为佛向观世音叙述大地、须弥山之结构、大小。须弥山及向上直至三十三天的众生的寿命、身长、生活情况。四大部洲、铁围山之大小，日、月、星宿之状况及冬夏之形成。最后叙述四大部洲各自众生的寿命、身长及生活状况。卷末以偈颂将上述内容重新复述一遍。内容大抵摘自有关佛典，亦有任意编造者。据研究，《道藏》中《太上中道妙法莲华经》中《天地物像品第十五》颇类此经，则此经曾影响《道藏》。本经为我国历代经录斥为“伪经”，亦为我国历代大藏经所不收。敦煌出土后，被收入日本《大正藏》第85卷。惜所收为斯1298号，该号存文仅为全经之十分之一。可根据其他诸号补充。

　　《妙法莲华经马明菩萨品第三十》，中国人假托佛说所撰经典。作者不详。一卷。敦煌遗书存3号：（一）斯2734号中之一段，经文首尾完具，共214行。（二）北列11号，首残尾全，存134行。尾题：“妙法莲华经卷第八”。（三）上海图书馆藏一号，首尾完整。经中叙述天地由变坏而生成，人类的出现、地狱、须弥山及四大部洲的情况，四大天王及直至三十三天的情况，铁围山及诸地狱，劫运，最后叙述阎浮提洲诸国的情况，如西方晋国，北方月氏等等。内容大致取自《大楼炭经》、《起世经》等，亦有任意编造的成分。本经名我国历代经录未见著录，隋之后历代经录载有伪经《妙法莲华天地变异经》，一卷，或即是。本经为我国历代大藏经所不收。敦煌出土后，被收入日本《大正藏》第85卷。

结语

  　佛教东传二千年，译出经典数以千计，所谓浩如烟海、汗牛充栋。其实，真正引起中国人关注并产生巨大影响的经典不过十来部，《妙法莲华经》就是其中之一。南北朝至盛唐，它的影响更是如日中天。天台宗以此立宗开派，三阶教模仿其中的常不轻菩萨行。敦煌遗书中保存的唐高宗时期宫廷写经虽有四、五十号，实际只包括两部经：《妙法莲华经》与《金刚经》。其中仅《妙法莲华经》卷三就存有十号，也就是说，当时唐王朝颁赐到敦煌的《妙法莲华经》至少应有十部。这也说明该经在当时影响之大。

　　本世纪初敦煌藏经洞被发现之后，西方探险家乘虚而入，洞中遗书逐渐流散。此后，由于种种原因，人们对敦煌遗书在世界各地的收藏情况若明若暗，不甚清楚。不过，近十多年来，情况大有改观，各国收藏的敦煌遗书的透明度已大为增加，虽然还有一大批遗书还没有公布，但藏品的基本情况已经明了。根据笔者调查所得，敦煌遗书的总数大约为60000号左右。由于各收藏机构在编号时，采用凡是一个独立单位就编为一号的办法，所以上述敦煌遗书有的通卷长几米，甚至十几米；有的是只有巴掌大，甚至更小的残片。如果忽略这些残片不计，则较长的敦煌汉文遗书约为30000号左右。根据我的不完全统计，在这30000号敦煌遗书中，《妙法莲华经》的数量超出5000号，也就是要占六分之一强。这些《妙法莲华经》写卷大部分是南北朝及盛唐所写，这与前述该经在当时最为流行的情况也是一致的。

　　上面介绍了敦煌遗书中保存的35种与《法华经》有关的注疏等文献，其中只有2种有传世本。在其余的33种中，《大正藏》第85卷已收入5种，《藏外佛教文献》发表1种，其余27种均未整理。由于上述整理与统计都是极其粗略的，所以等对上述文献，以及现在尚未定名的其它敦煌遗书进一步整理完毕，上述数字可能会有变化。我们知道，《大正藏》（不包括第85卷）共保存唐以前《法华经》注疏13种；《B45A字续藏》保存唐以前《法华经》注疏16种。剔除重复的部分，两种藏经共保存25种左右。现在加上在敦煌遗书中保存的33种，则我们能够看到的唐以前《法华经》注疏已将近60种。这实在是一件值得欣喜的事。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注疏绝大部分也是南北朝与盛唐时期的作品，与前述《妙法莲华经》的流行情况一致。这些注疏的时代分布进一步说明了该经的确曾盛行于南北朝与盛唐。

    在此，我没有说盛唐以后《妙法莲华经》的信仰已经衰落的意思，这是另外一个问题，需要另行研究。但盛唐以前，尤其在南北朝时期，《妙法莲华经》对我国佛教影响之大是不容低估的。

　　如果我们再进一步探究，则可以发现，年代较早的吐鲁番写经中，以竺法护的《正法华经》为多，而在年代略迟的敦煌写经中，则以罗什译《妙法莲华经》为主。在关于《法华经》的诸多注疏中，也以注《妙法莲华经》为主。竺法护在太康七年（286）译出《正法华经》后，曾对黑白弟子开讲该经深义，“竟日尽夜，无不咸欢。”（《出三藏记集》卷八，《正法华经后记第七》，304页，中华书局，北京，1995年11月）但据说《正法华经》“译者昧其虚津，灵关莫之或启；谈者乖其准格，幽踪罕得而履。徒复搜研皓首，并未有窥其门者。”（出三藏记集》卷八，《法华经后序第九》，307页）而其后罗什译出《妙法莲华经》时，在译场边译边讲，使听者有恍然大悟之感，慧观形容当时的感受称：“虽复霄云披翳，阳景俱辉，未足喻也。”（《出三藏记集》卷八，《法华宗要序第八》，306页）也就是说，《法华》信仰的出现自然以《正法华经》的译出为上限，但其高潮的形成，大概可以定在罗什译本出现以后。

　　这里有这样一个问题：在中国佛教的迅猛发展期，亦即从罗什入华到南北朝晚期中国佛教宗派天台宗形成这一段时期内（关于笔者对中国佛教分期的观点，请参见《佛教志》的有关章节，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12月），中国佛教思想的主流是什么？

　　汤用彤先生总结说：“晋宋之际佛学上有三大事。一曰《般若》，鸠摩罗什之所弘阐。一曰《毗昙》，僧伽提婆为其大师。一曰《涅槃》，则以昙无谶所译为基本经典。”（《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下卷，431页，中华书局，北京，1983年。）没有提及《法华》。吕澂先生的《中国佛学源流略讲》也基本没有涉及《法华》在当时的地位。任继愈先生主编《中国佛教史》则主张“《法华经》……同此前译出的《般若经》和稍后译就的《大般泥洹经》，鼎足三立，构成了东晋南北朝时期佛教思想的经典支柱。”（《中国佛教史》第二卷，41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85年11月）本文的统计数字在《法华经》的问题上显然支持了《中国佛教史》的观点。

　　如果说《法华经》确为当时的经典支柱与思想主流之一，则又涉及到一个《法华》思想的传承问题。亦即在罗什译出到智岂页创教这一时期，《法华经》思想主要通过那些派别或个人承继发扬的？

　　我们知道，罗什弟子慧观首倡“五时判教”，他虽将《法华》列入第四时“同归教”，但毕竟为非究竟。其后的诸种判教学说蜂起，有所谓“南三北七”的说法，但也没有把《法华经》视作究竟法门的。南北朝时期，涌现出许多佛教学派，但没有一个派别以《法华经》为主要研讲对象。也就是说，虽然《法华经》在这一时期影响很大，但与当时其他一些由诸学派传承的经典不同，它的传承渊源是模糊不清的，如何解释这一现象呢？

　　我以为，这是否因为《法华经》固然有其深刻的思想，但它更主要地反映为一种信仰形态。所以，所谓《法华经》影响巨大，首先体现在群众性的功德活动中。敦煌遗书中的大量《法华经》写卷及其功德题记的存在，就是这种功德活动兴盛的明证。群众性功德活动的兴盛自然也会促进对《法华》义理的研究，这也可以从现存的种种关于《法华》的注疏得到证实。不过，正因为《法华》具有的上述群众性、普及性特征，反而使对它的研究不易形成相对固定学术集团，即学派。所以，相对于那些由特定学派传承的经典而言，《法华经》的传承反而变得模糊起来。

　　另外，杜继文先生指出，《法华经》所包含的思想内容十分丰富，几乎涉及到大乘佛教的各个方面，从而与当时的各个学派的思想交涉互用，这也使得它难以成为一个独立的学派。我认为这个观点也是很有启发性的。

　　虽然方式有异，但《法华》思想毕竟也要通过某些特定的人物来传承。研究这种传承对我们理解佛教在南北朝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我想，通过对敦煌遗书写经题记、敦煌遗书与传世大藏经中关于《法华》注疏的研究，通过这些注疏与其他学派著作的比较研究，通过僧传等史料中有关资料的梳理，我们最终将能够理清这一段历史。

　　在佛教史上，如果说小乘偏重于以教团为中心传承与运作的话，大乘则偏重于以经典及其承载的思想为中心传承并运作。一部经典，能够象《法华经》这样历久不衰，则不仅仅因为它的思想的深邃与广大，也因为不同时代的研究者按照每个时代提出的新课题，不断对《法华经》进行研究与注释，并在研究与注释中不断发展了它的思想，从而使《法华经》历时弥久，与时俱新。从这个角度讲，敦煌遗书中大批《法华经》注释的被发现，为我们进一步研究《法华经》，研究《法华经》在各个时代的作用，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因此，如果我们把敦煌遗书中的有关资料全部汇集起来，编纂成《敦煌遗书中〈法华经〉注释集成》，一定可以为《法华经》研究开拓新的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