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庆 为什么拒绝江:李昌平：“三农”不能按照自己的逻辑发展才会有“问题”

“三农”并不复杂的，按照自身的规律发展，应该会和谐进步才是。很多的事情坏就坏在不能按照自身的发展逻辑走下去。不按照自己的逻辑发展下去，就会有“问题”。今天的“三农”最可怜了，完全不能按照自己的发展逻辑发展了。

我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扶贫的时候，城市的朋友要求给村民修厕所。厕所修了，城市的朋友很高兴，觉得特有成就感——村民终于有厕所可以上了，不必提着裤子跑到地里方便了，这样也雅观多了，文明多了。城市的朋友肯定不会觉得有什么问题了，但村民觉得有很大的问题了。譬如：好臭！好多的蛆，恶心死了；厕所里生长出了好多的蚊虫，上厕所成了一件很痛苦的事情；厕所的尿和粪便怎么送到山上的地里去呢？狗没有粪便吃了，狗也不得不改变吃屎的本性了，不仅如此，怎么解决狗的“粮食安全”问题呢？……最大的问题还不是这些，是村民不能废除这个厕所，因为，厕所代表了现代性、先进性、代表文明等等，废除了的话，村民会担心城市的朋友不高兴，再不给他们提供帮助了。

再有一个故事：有美国朋友去一个本来男女社会性别很和谐的拉祜族乡去扶贫，但他们很早就听说中国有严重的重男轻女传统，以为拉祜族地区重男轻女的问题更严重，如是设计了一个项目——将全乡小学毕业的女孩全部集中送到县上读书。这个项目感动过好多的人，没有人会怀疑这样的项目有什么问题。几年下来，不仅初中毕业的女孩子偷偷地跑到了相对发达的地区，初中还没有毕业的小女孩也有跟着偷跑的。引申的问题就更多了，譬如：十个男孩子追一个女孩子，绝大多数当婚的男孩子找不到媳妇了；婚姻没有了，拉祜族以婚姻为基础的伦理、文化和财产制度、权力结构都没有了根基；男人感觉不到尊严，喝酒、打架、不愿意劳动、乱性、不负责任、轻生厌世等等，原有的和谐秩序没有了；男人们不仅警惕和仇视每一个外来的人，也时时刻刻担心和防范再有女孩和妇女跑掉，传统的男女社会性别和谐关系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更为严重的问题是，那些“偷跑”的女孩的父母和家人，绝大多数并不知道这些孩子到底是自愿跑的还是被拐骗了，这些家庭不知要经历多少年的痛苦等待，才知道自己孩子的音信和命运，也许有很多的人会永远承受失去亲人的痛苦！

上述的两个故事，说明好心办好事，也会带来很多我们意想不到的问题。近代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十年来，城市人总觉得自己是农村人的救世主，出台了很多的与三农相关的政策和法规，城市人什么时候会觉得这些“政策和法规”会有问题呢？更可怕的是，城市人出台的绝大多数政策和法规，是为了保证工业化优先和城市化优先，怎么会不出问题呢？

例如：有大学者说：土地承包要50年不变，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当然，其出发点也是为了农民有权、农村稳定、农业发展！所以就出台了土地承包长期不变的政策和《土地承包法》。大学者们肯定不会觉得这样好的政策和法律有什么问题的，农民都会感激的。我发现，在贵州的好多贫困地区，有25%的人没有土地，靠佃进了城市的老师、干部、商人的地种，每亩要交纳300斤的租子，比万恶的旧社会的地主恶霸收的租都还高！这些地方，25%的人进城了，成为了干部、老师、商人，不是村民了，不是村集体的一员了，但他们是村里的地主，而村里的水系坏了，他们不参与修，村里要搞公益事业，建设用地大家分摊，他们不让搞，造成乡村社会越来越不和谐；有些交不起地主租子的人，不得不砍树开荒，在石头缝里刨食，导致生态破坏，水土流失，山清水秀的农村不再；更为严重的是，生态环境的恶化，使过去人造梯田及其水系受到破坏，结果是土地越来越贫瘠，农业生产力越来越低了。其实，城市人的生活逻辑仅仅只是在城市的生活逻辑，城市人的理性只是在城市生活的理性。城市人以自己生活的逻辑，去规范农村人的生活；城市人以自己城市生活的理性，去规范农村人的理性，不代表城市人的聪明，只代表城市人的蛮横和专制！

说句实在的话，类似于《土地承包法》这样的法规和政策，90年代以来，我们不知出台了多少，少说也有数十个。这些政策和法规，在解决一个问题的时候，到底带来了多少个新问题，城市里的人们，是否想过呢？那些以决策权威和专家学者自居的人们，是否回头检讨过呢？

三农的专家学者和决策权威们，都是学富五车的英才，学问也许比陈文胜高出很多车；陈文胜的观点也不一定正确，可能是片面的。但陈文胜的声音是不得不认真倾听的，因为他的声音中带有农村、农业、农民的真实气息；陈文胜的思考是不能忽略的，因为他的思考，是站在希望的田野上的客观反应。

2006-2-25

注：湖南省社科院新农村建设研究中心陈文胜的《中国乡镇里的真实三农》一书正在编辑出版，本文为该书的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