噜一噜天天噜:汪子嵩：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的一件个案

汪子嵩：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的一件个案

发布时间:2011-11-18 09:48 作者:汪子嵩 字号：大 中 小 点击:133次

——忆人大、北大两校“人民公社”调查组

 　　1959年庐山会议上，由于彭老总提了一些批评意见，原定是一次“反左”的会突然变为“反右”，将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定为“反党集团”，随即在全国掀起一场规模巨大的“反右倾”运动。据官方统计，在这次运动中被批判和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党员和干部在全国有三百几十万人，这个数字是1957年所划“右派分子”的六倍。不过在“反右”时许多右派的“反动言行”以及对他们的批判都是在报纸上大张旗鼓地刊登的，这次“反右倾”却有点暗箱操作的味道，不公开发表(大概因为其中都是“反对三面红旗”的言行)，往往只有同单位工作的人才知道某人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至于他们有什么“反对三面红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那就只有当时参加批斗会的人才能知道。 　　由于这场运动延续时间不长，很快出现饿死千百万人的三年困难时期，在“七千人大会”上承认“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证明原来提出的批评意见是对的，在1962年初便不得不为受到批判的干部甄别平反。因此，在这场运动中无论是挨整的还是整人的，后来对这段经历往往不愿提及。李锐同志发表了《庐山会议实录》和《大跃进亲历记》，使我们看到了当时上层领导的各种表现，给我们提供了对这场运动以至对我们的政治生活的深刻反思。我想：以我当时亲身见闻、亲身遭遇的事情，介绍一点当时基层干部是怎样参加这场运动、怎样表现的，大概也不是毫无意义的。 　　【指导调杳工作组的思想】 　　1958年秋，正当“三面红旗”——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轰轰烈烈开展的时候，由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大学两校党委组织的“人民公社调查组”成立，决定到河南、河北两省三个先进县的人民公社进行调查。调查组成员由两校的法律、经济财贸和哲学、政治等系中抽调部分教师和学生组成。当时我在北大哲学系工作，1958年暑期开始，哲学系师生在北京大兴县黄村“开门办学”，我报名参加了调查组。 　　调查组出发之前，由两校党委召开大会，两校的党委书记胡锡奎、陆平出席，由负责指导调查组工作的人大原副校长、刚调任北大副校长的邹鲁风同志讲话。他主要说明：当前人民公社的建立，给社会科学尤其是科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哲学等各方面都提出许多新的问题，需要进行研究。这次调查组下去，就是要在实际工作中探讨这些问题。他提了许多新问题，我现在记得他着重讲的是有关于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是否可以消灭的问题。我对政治经济学没有研究，对当时经济学界的理论争论也没有很好注意，所以对他的讲话并没有真正理解。现在经过40多年，当年的是非功过，可以说已经清楚了。我引用薄一波同志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书中的论述说明： 　　——“轻率地发动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是我们党在50年代后期工作中的又一个重大失误。” 　　——“1958年8月6日毛主席到过河南新乡县七里营公社。在公社办公室门口，看到公社牌子，点点头说：‘人民公社名字好’……报纸发表消息后，全国迅速掀起了办人民公社的热潮……8月17日在北戴河会议上，毛主席谈了对有关人民公社问题的看法：人民公社的特点，一曰大，二曰公……人民公社实行供给制与工资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粮食多了可以搞供给制，吃饭不要钱……人民公社的建立，标志着对资产阶级法权的进一步破坏。” 　　——“9月初，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回到上海后，将毛主席的见解告诉了当时的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张春桥。张立即写了一篇题为《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的文章……文章不承认社会主义阶段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而主张立即加以破除。文章否定建国后改供给制为薪金制的必要性，认为这个改革‘保护了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打击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传统’。张文原载上海《解放》第6期。根据毛主席指示，《人民日报》在10月13日全文转载。毛主席代《人民日报》写的编者按语指出：‘这个问题需要讨论，因为它是当前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认为，张文基本上是正确的。’” 　　薄一波还分析了毛泽东为什么看中了人民公社模式的原因，认为其中“可能还有毛主席在青少年时代曾经受过的某些政治思想的影响问题。青少年时代的毛泽东，为了拯救中国，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博览群书，曾接受过多种政治学说的影响，包括日本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新青年》等杂志常有介绍)和康有为的《大同书》的影响。” 　　当然，这样深入的探讨，是上世纪50年代的人们连想也不敢想的。张春桥文章的发表，我是在1964年调到《人民日报》理论部工作后，听老同志说，才知道当年张春桥奉命来报社修改文章的情况。他的文章发表后，许多闻风紧跟的文章纷纷表示赞同，但是也有些经济学家却坚决地站出来反对，孙冶方同志是主要的代表。在社会主义阶段，是不是应该和可以取消资产阶级法权是当时那场理论争辩的核心。根据马克思主义原理，只有经过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阶段，社会产品极大丰富，人民觉悟极大提高，才能进入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理想社会。如果现在就要取消资产阶级法权，取消薪金制，甚至取消商品和货币，那便是要跨越商品生产、按劳分配，直接进入共产主义，这是可能的吗？因此，有关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现在是否还起作用的问题，便成为重要的理论问题。 　　这大约就是邹鲁风同志当时的思想，也是他用来指导调查组工作的思想。在调查组成员中，也许有些同志已经有比较系统的认识，我们大多数人却只是在以后的实践中逐渐有所体会的。 　　【我个人是如何逐渐认识“三面红旗”的】 　　我想比较具体地谈谈我个人是如何逐渐认识“三面红旗”的。 　　事情得从1957年的“反右”开始讲起。在这次运动中，北京大学可以说是一个重灾区。1957年4月，党中央决定在全党开展一次反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号召群众帮助党整风，要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党员干部则要耐心听取意见，“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当时的党委书记兼第一副校长江隆基同志严格按照中央指示精神，动员群众向党员干部提意见，要求党员干部必须耐心听取意见。由于江隆基同志认真执行中央团结知识分子的政策，注意尊重教授和爱护学生；各级干部又大多是由北大自身培养出来的，外面调来的不多，校内党群矛盾不十分尖锐；教授们历经三反五反、思想改造、反胡适反胡风等运动，发言比较谨慎，所以在大小各种鸣放会上，群众提出的大多是关于各级干部平时的工作作风问题。江隆基同志又注意“边整边改”，在鸣放进行一个段落后，他便代表党委在全校群众大会上就群众提出的重要意见作了诚恳的检讨。因为有人对他所住的燕南园宿舍提出意见，他在大会上宣布他立即搬出，将该宿舍让给冯友兰教授居住，很快就执行了。 　　正当我们想拆掉阻隔党群关系的墙，搞好关系的时候，风云突变，一场“反击右派进攻”的狂风暴雨降临了。在划定右派分子的问题上，江隆基同志坚持实事求是，必须分清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反对扩大化。所以当时在北大教授中，被打成右派的不多，有几位也多是在校外参加鸣放被定为右派的。这种情况却引起上级领导的不满，他们认为北大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池深王八多!”)，怎么在教授中只打出这么几个右派？认定是江隆基同志“右倾”，立即派来一位新的党委书记。他到校后先在党委内部批判，随即召开党员大会宣布撤销江隆基同志的职务。北京大学又重新掀起一场猛烈的反右运动，被打为“右派”的人数和比率迅速扩大。缺乏社会经验的青年学生仅仅因为说错一句话，也被补划为“右派”，全校“右派”竟达七八百人。几十年后重见其中一些学生，他们的大好年华已经在坎坷的生活中消逝掉了。 　　我自己当时是北大党委委员，行政上是哲学系副主任和辩证唯物主义教研室主任，在大、小鸣放会上是主持人或旁听者，听取群众的批评意见，没有发表自己的看法；对有些尖锐的批评，心里还感到有点委曲。但在讨论教研室几位年轻教师是否划为“右派”时，我发表意见，认为他们只是对我们这些干部提出批评，并没有反对党的方针政策，怎么能划为“右派”呢？最后在宣布将他们定为“右派”的支部会上，便要我检讨自己的右倾思想。 　　1958年底，我被指定参加第一批干部下乡劳动锻炼。在北京门头沟区斋堂清水，虽然是第一次参加农业劳动，学习得比较艰苦，但离开了斗争环境，心情是轻松的。可是刚下去两个多月，又要我回校参加“红专辩论”。“红”就是政治，“专”是指业务；在二者的关系中，政治是“虚”，业务是“实”，但政治是精神，是灵魂，是统帅，必须是以虚带实，红统帅专，政治统帅业务；如果不由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而由资产阶级政治挂帅，便是“白专道路”。这次运动的重点便是批判我们这类走白专道路的人，主要是各系多少学了一点业务却被认为是不尊重党委领导的人，说我们是“以党内专家自居，瞧不起党的干部”。平时各系党、政干部在工作中出现的一些意见分歧，多被上纲成为批判内容。 　　1956年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向科学进军，要发挥专家教授作用时，我曾提出过一些设想，比如我认为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单学习抽象原理是不够的，学生应根据自己的爱好，选择一门其他科学，如社会科学的经济、历史或自然科学的数学、物理、生物等，学习它的一些基础课程，和哲学结合起来，才有具体内容。这便成为“只专不红”的典型了。当时的北大哲学系是1952年院系调整时将全国各大学原有的哲学系教授集中起来进行学习改造，其中许多是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和逻辑学的知名学者，我们长期不知如何发挥他们的专长。在讨论哲学系发展规划时，我提出：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面，我们的力量无论如何总不如中央党校和中国人民大学，是不是可以考虑将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和逻辑学定为北大哲学系发展的重点。现在将这条意见揭发出来，便成为“反对马克思主义指导”的铁证。揭发批判我的大字报贴满了哲学楼，我几次在全系大会上检讨自己的资产阶级白专道路。 　　这次红专辩论是发动总路线和大跃进的序幕。从1958年初南宁会议开始批评“反冒进”，很快形成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只要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便没有办不成的事情。“一天等于二十年”，“十五年内赶英超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小麦亩产成百上千斤地上升，“粮食多了怎么办？”；哲学系也开了轰轰烈烈的“跃进会”，一位老教授表态，他保证一天写五千字，一年完成几十万字的中国哲学巨著；一批刚学哲学的学生宣称，青年人要赶上老年人，他们要在两年内完成真正以马克思主义指导的中国哲学史。 　　那时候，中宣部在沙滩原北大孑民纪念堂定期开会，给理论界吹风，我也参加了。会上讨论比较自由，对当时小麦亩产几千斤有些议论。记得有一次传达一位著名科学家发表文章论证：按照太阳散发的能量，每亩地亩产万斤粮食是完全可能的。在回学校的车上，党委书记和我们一起议论：如果将一万斤粮食平铺在一亩大的室内地面上，将有多厚？ 　　那年暑假，哲学系奉命全系下放到北京大兴黄庄芦城乡，实行开门办学。当年农村正是一派丰收景象，那里是有名的京西稻米产区，下去时正好参加割稻劳动，虽然很辛苦，但感到丰收的喜悦。大家还热情地参加当时号召的人人做诗比赛。报纸经常介绍大跃进增产经验，说土地要深翻三尺，我们十几个人在地里用铁锨翻了半天，才挖了一道不到两米长的深沟；还到处打狗，说将死狗埋在田里是最好的肥料。不久便听说要建立人民公社，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农民的土地和地里的收获全部收为公有，对农民生活实行供给，办公共食堂吃大锅饭，并在许多方面实行包干。哲学系师生可以在公共食堂里和农民一起吃大米饭和白面馒头，过中秋节还放开肚子吃炸油饼。我看到刚从地里收到的花生堆在路边，问生产队长为什么不收到仓库去，他说“横竖是大家的，摆在哪里都一样”。晚上经常下地鏖战，干一会儿回来，已经煮好一大锅花生供大家畅吃。 　　那时，我的思想上有个负担：领导上交代哲学系下乡的任务是开门办学，一面劳动一面教学，现在劳动安排好了，如何进行教学呢？有一天，北京市委一些领导来哲学系视察工作，我向他们汇报时提到这个问题。一位同志狠狠地批评我，她说：“下乡向农民学习劳动，就是最好的学习。”我想：我的“白专思想”大概是改不掉了，感到蹩气。正好听说成立两校人民公社调查组，便积极报名参加。 　　我是在这样复杂的心情中参加调查组工作的。 　　【调查组的工作】 　　负责指导调查组工作的邹鲁风同志和河南、河北两省省委书记商量，确定我们去河南的信阳和鲁山、河北的藁城等三个先进县进行调查。因此将调查组成员分为三个大组，每组设大组长一人，副组长二人，由两校系级干部担任。在这九人中，人民大学六人，北大三人，人大有几位同志的名字现在我已经记不全了。信阳的大组长是人大一位同志，北大的马列主义教研室总支副书记王向立同志和另一位人大的同志任副组长；鲁山的大组长是北大法律系总支书记马振明同志，两位人大的同志任副组长；藁城的大组长是人大法律系总支书记韩铭立同志，人大财政系主任方晓丘同志和我任副组长。每个大组有组员约50人，均是两校各系青年教师和高年级学生。 　　在调查组全体出发以前，韩铭立同志和我先去藁城联系和安排工作。那里地处京汉路石家庄市西边的河北省中部大平原，滹沱河穿过其中，这片肥沃的土地是河北省主要的小麦和棉花产地。藁城当年小麦亩产据报已高达两三千斤，是河北省著名的先进县。我们先参观了“大跃进成绩展览馆”，里面陈列了各种高产数字、表格和各种产品实物，看了实在令人鼓舞。但是我们看到展览中有一张照片：中间是一个硕大无比的白薯，旁边倚着一张梯子，一个人站在梯子上还不到这个白薯的一半高。我不由得感到惊奇，便问真有这么大的白薯吗？陪同我们的人笑着说：这是照相馆拼起来的。我们在心里打了问号。韩铭立同志是富有实践经验、参加过多次运动的老干部，他以后再三交代调查组员：我们的调查工作必须实事求是，但在对县委干部接触时，说话必须十分谨慎小心。 　　我们选择了藁城县的两个先进公社——城关公社和滹沱河边的兴安公社作为调查点，将全组成员分为两组，分别对农业产量、农民收人、农民生活、财贸情况以及政法工作等方面进行调查。调查工作开始不久，我们便听到队员们反映的最普遍突出的情况是：当队员问农民亩产多少斤时，农民回答说：“你要我说虚的还是实的？如果说虚的，我说亩产两千斤；如果说实的，我说亩产两百斤。”(农民将政治与业务的关系具体化为“虚”与“实”的关系了。)随着队员和农民关系日益密切，我们了解到的情况也日益深入。拿粮食情况说，这里本来是小麦丰产区，每年小麦收割后，农民总可以吃一段时间的白面馒头，家里还可以储存一些小麦白面，供逢年过节享用。但今年成立公社吃公共食堂，所有收入的小麦全部归公社所有，农民只享有免费在食堂吃饭的权利，却失去了可供自己自由支配的小麦粮食。又因为今年小麦上报的产量高出往年许多倍，往上、往外调出的数量也增加了许多倍，因此小麦收割后不久，食堂里就已经吃不到白面，只能吃用高粱杂粮做的饼子了。 　　我还记得，早在1953年宣传“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即“一化、三改”——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时，中宣部组织大学政治课教师去农村参观学习，我和人民大学哲学系的徐琳同志一起到江苏扬州，那是我解放后第一次去农村生活，我们参加了村干部的工作会议，可以说是完全出于我们意外的是：村干部根本不是讨论如何向农民宣传合作化的重大意义，而是在对当地农户一家一家地计算：他家当年收获了多少粮食，已经交了多少公粮，被统购了多少，家里应该还存有多少，可以动员他再交售多少余粮。像我这样没有接触过实际的书呆子，不能理解当时干部的困难，只能心存疑惑。现在看到：干部不必再那么斤斤计数了，因为收到的粮食全部为国家所有，要调拨多少便可以调拨多少，农民已经不是这些产品的主人。原来几千年来，农民一直认为是自己“命根子”的土地和粮食产品，已经完全不归他们所有，农民已经变成单纯的雇佣劳动者，成为“无产阶级”了。(当然，当时我是再也不敢这样想的，这是后来逐渐才有的认识。) 　　与此有关的农民的许多意见也就陆续反映出来，比如农业合作化以来的劳动报酬——工分问题，一直不能做到公平合理，按劳取酬；现在因为干部权力更大了，如果不服从分配，甚至可以停止你的吃饭权。原来每到年终，农民总可以分到一些现金，供家庭消费；现在改为包干，不但“包”的钱数极低，而且连这点数目也不能兑现。在大炼钢铁和大办公共食堂时任意调用各家的锅盘碗碟、树木板材，连生活用具都被无偿取走了。干群关系日益紧张。领导上还在一味推行大跃进。我们看到刚种下的小麦，因为密植，撒的种籽过多，长出的麦苗软弱无力。我还看到一片领导干部的“试验田”，上面搭着架子装电灯电线，每晚用强烈的灯光照射，为的是可以促使作物茁壮成长。 　　我们听到了大量这类情况，却不能向县委、公社各级领导反映。调查组下来时，邹鲁风同志曾和省委商定：我们三个大组长在县委挂名兼职，韩铭立同志是县委副书记，参加县委常委会议；方晓丘同志在财贸办公室，我在县委宣传部，只是偶尔去参加部门的会议。老韩同志参加常委会回来，告诉我们：有人在会上提了一些问题或意见，往往遭到县委书记的批评，说他右倾保守。当时藁城正是全省大跃进的标兵，是学习的模范，省委决定将附近的栾城、无极两县，并入藁城，使它升为大县。 　　当时还有中央某工业部的一位部长也下放到藁城挂职，参加县委常委会。他是一位早期参加革命的老同志，五六十岁了，身体不大好，还是经常骑自行车往下面跑，和我们调查组员常有接触，组员将了解到的情况告诉他，互相交换讨论。他也和我们一样住在县委大院里，我们很快就相互熟识了，出于对当前局势的担心，我们有许多共同的语言。这位老同志敢于在常委会上发表自己的意见，经常受到县委书记的批评，被认为是“老右倾保守”。 　　1958年底前，邹鲁风同志召集我们三个大组的组长到河南郑州开会，听取汇报和讨论工作。我们到达郑州，首先也是参观河南省的“大跃进成绩展览会”。那年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大批前第一书记潘复生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轰轰烈烈地开展三面红旗运动，是全国闻名的。展览馆里展示的各项成就确实令人心动，如近一尺长的麦穗、硕大无比的棉桃等。但在我们这几个已经了解实际情况的人看来，却只是在心里感到无限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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