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亦铭影视:敦煌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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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圆箓王道士:（1849——1931）
湖北麻城人。本名圆箓，一作元录，又作圆禄。家贫，为衣食计，逃生四方。清光绪初，入肃州巡防营为兵勇。奉道教、后离军、受戒为道士，道号法真，远游新疆。约光绪二十三年（1897）至敦煌莫高窟。在窟南区北段，清理沙石，供奉香火，收受布施，兼四出布道募化，小有积蓄，乃于莫高窟第16窟东侧建太清宫道观，即今“下寺”。雇敦煌贫士杨某为文案，冬春间抄写道经，以供发售，夏秋间，朝山进香者络绎而至，合杨于今第16窟甬道内设案，接待香客，代写醮章，兼收布施，登记入帐。 光绪二十六年（一说二十五年）初夏，杨某坐此窟甬道内，返身于北壁磕烟锅头，觉有空洞回音，疑有秘室，以告圆禄。于是年五月二十五日半夜，相与破壁探察，果见复室，积满写卷、印本、画幡、铜佛等，即后来蜚声中外之莫高窟藏经洞。乃取部分写卷、佛画等，分赠肃州兵备道廷栋及本县官员乡绅，是为藏经洞文物流出之始。二十八年，甘肃学政叶昌炽闻讯，次年十一月及三十年四月和八月，先后得敦煌县令汪宗翰所赠经卷、画像、中氏建议藩台将此宝物运省妥藏。以运费银五六千两无着而罢，三十年三月甘肃布政司命汪守翰就地封存。汪氏责令王道士妥加保管，不许外流。三十二年，他于藏经洞所在之大窟前修建三层楼阁，有《重修千佛洞三层楼功德记》记其事。三十三年三至五月，斯坦因至莫高窟，以四块马蹄银（共重二百两）骗买写卷印本古籍二十四箱，佛画、织绣品等五箱。三十四年三至五月，伯希和踵至，以白银五百两骗买写本、印本、经卷、文书、佛画等六千卷，并拍摄莫高窟照片三百七十六帧。宣统二年（1910）清廷学部获悉敦煌石窟文物流散消息后，电令甘肃藩司将剩余经卷运京保管，王道士又私藏若干。同年前后，于数十洞窟凿通道，使各洞相通连，大量壁画遭破坏。修“古汉桥”，以便利朝山拜佛者上下。又搬出各窟残塑，造“千相塔”瘗之，有廷栋撰文并书丹之《敦煌千佛洞千相塔》碑记其事。民国元年（1912）十月，日本吉川小一郎等至莫高窟，用白银三百五十两骗买写经四百卷。1914年，斯坦因又来莫高窟用银五百两骗买经卷五百七十余件。王道士在外人诱引下，监守自盗，非法出卖国家文物，计大宗者四起，得银一千五百五十两，更加历年募化所得，遂成敦煌巨富。曾拟重修第96窟大佛殿九层楼，事未竟。殁后即葬于莫高窟窟前大泉河东岸，同年七月三日，其徒赵玉明、徒孙方至福就其墓起塔立碑。其碑，不著撰人，木质、阴刻，今仍嵌于原塔南侧龛内（李正宇 赵和平）
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1862-1943）
英国人。原籍匈牙利。早年在维也纳、莱比锡等大学学习，后游学牛津大学和伦敦大学。1887年至英属印度，任拉合尔东方学院校长、加尔各答大学校长等职。在英国和印度政府的支持下，先后进行三次中亚探险。第一次中亚探险（1900-1901）主要发掘和田地区和尼雅的古代遗址，其旅行记为《沙埋和田废址记》（sand-buried Ruins of khotan，London，1903），正式考古报告是《古代和田》（Ancient Khotan，全二卷，1907）。第二次探险（1906-1908）除重访和田和尼雅遗址外，还发掘古楼兰遗址，并深入河西走廊，在敦煌附近长城沿线掘得大量汉简，又走访莫高窟，拍摄洞窟壁画，并利用王道士的无知，谦价骗购藏经洞出土敦煌写本二十四箱、绢画和丝织品等五箱。其旅行记为《沙漠契丹废址记》（1912），其中有敦煌骗宝经过的详细记录；其正式考古报告为《西域考古记》（1921），全五卷。第三次探险（1913-1915）又重访和田、尼雅、楼兰等遗址，并再次到敦煌，从王道士手中获得五百七十余件敦煌写本，还发掘黑城子和吐鲁番等地遗址，其正式考古报告为《亚洲腹地考古记》（1928），全四卷。还著有《在中亚的古道上》（1933），对三次探险做了简要的记述。1930年，拟进行第四次中亚探险，被南京政府拒绝，其所获少量文物，下落不明。三次中亚探险所获敦煌等地出土文物和文献，主要入藏伦敦煌的英国博物馆、英国图书馆和印度事务部图书馆，以及印度德里中亚古物博物馆（今在新德里的印度国立博物馆）。藏品由各科专家编目、研究，发表大量的研究成果。斯坦因本人除上述考古报告和施行记外，还编著有《千佛洞：中国西部边境敦煌石窟寺所获之古代佛教绘画》（1921）一书。其论著全目见（Jeannette Mirsky）著《考古探险家斯坦因爵士传》（1977）。（荣新江）
伯希和（Paul Pelliot，1978-1945）
法国人。早年在法国政治科学学院、东方语言学院等处学习，后往越南河内，学习并供职于印度支那考古学调查会，即法国远东学院，曾数次奉命往中国，为该学院购买中国古籍。1904年回法国。翌年，由“中亚与远东历史、考古、语言及人种学考察国际协会”法国分会会长塞纳（émile Senart）委任为法国中亚探险队队长，与测量师瓦扬（Louis Vaillant）和摄影师努瓦特（Charles Nouette）一起，于1906年至1908年间进入新疆丝绸之路北道发掘巴楚、库车等地的佛教遗址，并深入敦煌莫高窟，对全部洞窟编号，并抄录题记、摄制大量壁画照片。因伯希和能操汉语，并熟悉中国古典文献，在取得王道士的同意后，将藏经洞中的遗物全部翻阅一遍，重点在于选取佛教大藏经未收的文献、带有题记的文献和非汉语文献，廉价骗购走大量的藏经洞文献中的精品和为斯坦因所遗的绢画、丝织品。这些收集品运到巴黎，写本部分入藏法国国立图书馆东方写本部，绢画、丝织品等入藏集美博物馆。探险结束后，伯希和经中国内地回河内。1909年，为采购汉籍，携带部分敦煌写本精品，经南京、天津到北京，出示给在京的中国学者罗振玉、蒋斧、王仁俊、董康等人和日本文求堂书店主人田中庆太郎。伯希和在敦煌时，将重要的发现用书信的形式报告给塞纳，后编为《甘肃发现中世纪的文库》（Une bibliothèque mediévale retrouvee au Kan-su）一文，发表在《法国远东学院院刊》（BEFEO）第8卷3、4期（1908），陆翔的汉泽文题《敦煌石室访书记》（载《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9卷5期，1935）。伯希和回法国后，曾编制所获部分敦煌汉文写本的目录（Catalogue de la collection de Pelliot，manuscrits de Touen-houang，罗福苌泽载《国学季刊》第1卷4期、第3卷4期；陆翔译载《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7卷6期、第8卷1期），将所报敦煌壁画照片，编为《敦煌石窟图录》全六册（1920-1924）；并和高梯奥（R.Gauthiot）合作，刊布粟特文《佛说善恶因果经》（1920-1928）；与羽田亨合作，刊布汉文《敦煌遗书》（1926）。并且在其所主编的《通报》杂志等书刊中发表大量的研究论文。此外，各科专家研究他带回来的敦煌文献的成果，形成《伯希和中亚探险队丛刊》。伯希和去世后，法国学者编辑《国立图书馆藏伯希和探险队所获文献资料丛刊》和《伯希和探险队考古资料丛刊》，整理伯希和带回的敦煌和中亚资料，其中包括《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伯希和的遗稿，由其弟子编缉为《伯希和遗稿丛刊》（Oeuvres Posthumes de Paul Pelliot），已出版的有《元朝秘史》（Histoire secrète des Mongols .Restitution du texte mongol et traduction francaise des chapitres I à vI.1949）、《金帐汗国历史注记》（Nontes sur l’histoire de la Horde d’Or,suivies de quelques noms turcs d’hommes et de peuples finissant en《ar》，1949）、《马可波罗游记诠释》全三卷（1959-1973）、《卡尔木克史批注》(Notes Critiques d’ histoire Kalmouke,全二卷,1960)、《西藏古代史》（1961）、《中亚及远东基督教徒研究》（Recherches sur les chrétiens d‘Asie Centrale et d’Extrême-Orient，全二册，1973、1984）等。但仍有许多遗稿未发表，其目录见日本《史学杂志》第89编10号（1980）。（荣新江）
常书鸿（1904～1994年）
1904年出生，浙江杭州人，满族，油画家，1927年赴法国留学，1932年毕业于法国里昂国立美术学校，1936年毕业于法国巴黎高等美术专科学校，获得里昂、巴黎美术家协会的金质奖章。回国后任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教授。
1943年2月，常书鸿到敦煌，以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身份筹建敦煌艺术研究所，在一无所有、异常艰苦的情况下，开始了保护、弘扬敦煌艺术的拓荒、创业之路。由此为起点，他以艺术家的热情与忠诚，锲而不舍地献身敦煌事业整整半个世纪。
1944年，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常书鸿任所长；1950年，研究所更名敦煌文物研究所，他继续担任所长；至1982年起，他担任名誉所长，1984年任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1994年在北京逝世。
张大千（1899-1983）
1899年生于四川内江，原名正权，九岁开始学习绘画，1916年与二兄张善孖同赴日本，入京都公平学校研习绘画，1919年回国，一度出家为僧，法号大千，不久还俗，以法名行。
1933年任中央大学教授。四五十岁时遍游祖国名山大川。1940年一度到敦煌巡礼石窟艺术，1941年再赴敦煌，临摹壁画。1942年，画家谢稚柳应邀前往敦煌协助他工作。1943年8月，张大千回到成都，在敦煌工作历时两年零七个月。当年出版画册《大风堂临摹敦煌壁画》，1944年1月在成都举办「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展览」，引起极大的轰动。5月，展览移至重庆，以后又到上海等地展出。
张大千在敦煌还为莫高窟、榆林窟、西千佛洞进行石窟编号，并著录各窟内容，写成《漠高窟记》一书，并参与敦煌艺术研究所的筹备。
1948年张大千移居香港，先后侨居印度、巴西等地。1983年在台北逝世。
绕宗颐
1917年生，广东潮安人，号选堂，又号固庵，1949年迁居香港，1952－1968年历任香港大学中文系讲师、高级讲师、教授，曾在法国国家科研中心研究敦煌遗书，并获法兰西学院儒莲奖。以后，饶宗颐先后在新加坡大学中文系、美国耶鲁大学研究院、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任教。1973－1978年任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讲座教授兼系主任，一度为法国远东学院院士。1978年退休以后继续在法国高等研究院宗教学部、日本京都大学文学部及人文科学研究所任教和从事研究，并任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艺术系、中文系的荣誉高级研究员和荣誉讲座教授。
饶先生治学严谨，涉猎广泛，多具开创性，尤其在敦煌学领域，硕果累累，为推动敦煌学研究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多年来这方面的主要论著有《老子想尔注校证》、《敦煌曲》、《敦煌琵琶谱读记》、《敦煌白画》、《法藏敦煌书苑菁华》等。
湖北麻城人。本名圆箓，一作元录，又作圆禄。家贫，为衣食计，逃生四方。清光绪初，入肃州巡防营为兵勇。奉道教、后离军、受戒为道士，道号法真，远游新疆。约光绪二十三年（1897）至敦煌莫高窟。在窟南区北段，清理沙石，供奉香火，收受布施，兼四出布道募化，小有积蓄，乃于莫高窟第16窟东侧建太清宫道观，即今“下寺”。雇敦煌贫士杨某为文案，冬春间抄写道经，以供发售，夏秋间，朝山进香者络绎而至，合杨于今第16窟甬道内设案，接待香客，代写醮章，兼收布施，登记入帐。 光绪二十六年（一说二十五年）初夏，杨某坐此窟甬道内，返身于北壁磕烟锅头，觉有空洞回音，疑有秘室，以告圆禄。于是年五月二十五日半夜，相与破壁探察，果见复室，积满写卷、印本、画幡、铜佛等，即后来蜚声中外之莫高窟藏经洞。乃取部分写卷、佛画等，分赠肃州兵备道廷栋及本县官员乡绅，是为藏经洞文物流出之始。二十八年，甘肃学政叶昌炽闻讯，次年十一月及三十年四月和八月，先后得敦煌县令汪宗翰所赠经卷、画像、中氏建议藩台将此宝物运省妥藏。以运费银五六千两无着而罢，三十年三月甘肃布政司命汪守翰就地封存。汪氏责令王道士妥加保管，不许外流。三十二年，他于藏经洞所在之大窟前修建三层楼阁，有《重修千佛洞三层楼功德记》记其事。三十三年三至五月，斯坦因至莫高窟，以四块马蹄银（共重二百两）骗买写卷印本古籍二十四箱，佛画、织绣品等五箱。三十四年三至五月，伯希和踵至，以白银五百两骗买写本、印本、经卷、文书、佛画等六千卷，并拍摄莫高窟照片三百七十六帧。宣统二年（1910）清廷学部获悉敦煌石窟文物流散消息后，电令甘肃藩司将剩余经卷运京保管，王道士又私藏若干。同年前后，于数十洞窟凿通道，使各洞相通连，大量壁画遭破坏。修“古汉桥”，以便利朝山拜佛者上下。又搬出各窟残塑，造“千相塔”瘗之，有廷栋撰文并书丹之《敦煌千佛洞千相塔》碑记其事。民国元年（1912）十月，日本吉川小一郎等至莫高窟，用白银三百五十两骗买写经四百卷。1914年，斯坦因又来莫高窟用银五百两骗买经卷五百七十余件。王道士在外人诱引下，监守自盗，非法出卖国家文物，计大宗者四起，得银一千五百五十两，更加历年募化所得，遂成敦煌巨富。曾拟重修第96窟大佛殿九层楼，事未竟。殁后即葬于莫高窟窟前大泉河东岸，同年七月三日，其徒赵玉明、徒孙方至福就其墓起塔立碑。其碑，不著撰人，木质、阴刻，今仍嵌于原塔南侧龛内（李正宇 赵和平）
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1862-1943）
英国人。原籍匈牙利。早年在维也纳、莱比锡等大学学习，后游学牛津大学和伦敦大学。1887年至英属印度，任拉合尔东方学院校长、加尔各答大学校长等职。在英国和印度政府的支持下，先后进行三次中亚探险。第一次中亚探险（1900-1901）主要发掘和田地区和尼雅的古代遗址，其旅行记为《沙埋和田废址记》（sand-buried Ruins of khotan，London，1903），正式考古报告是《古代和田》（Ancient Khotan，全二卷，1907）。第二次探险（1906-1908）除重访和田和尼雅遗址外，还发掘古楼兰遗址，并深入河西走廊，在敦煌附近长城沿线掘得大量汉简，又走访莫高窟，拍摄洞窟壁画，并利用王道士的无知，谦价骗购藏经洞出土敦煌写本二十四箱、绢画和丝织品等五箱。其旅行记为《沙漠契丹废址记》（1912），其中有敦煌骗宝经过的详细记录；其正式考古报告为《西域考古记》（1921），全五卷。第三次探险（1913-1915）又重访和田、尼雅、楼兰等遗址，并再次到敦煌，从王道士手中获得五百七十余件敦煌写本，还发掘黑城子和吐鲁番等地遗址，其正式考古报告为《亚洲腹地考古记》（1928），全四卷。还著有《在中亚的古道上》（1933），对三次探险做了简要的记述。1930年，拟进行第四次中亚探险，被南京政府拒绝，其所获少量文物，下落不明。三次中亚探险所获敦煌等地出土文物和文献，主要入藏伦敦煌的英国博物馆、英国图书馆和印度事务部图书馆，以及印度德里中亚古物博物馆（今在新德里的印度国立博物馆）。藏品由各科专家编目、研究，发表大量的研究成果。斯坦因本人除上述考古报告和施行记外，还编著有《千佛洞：中国西部边境敦煌石窟寺所获之古代佛教绘画》（1921）一书。其论著全目见（Jeannette Mirsky）著《考古探险家斯坦因爵士传》（1977）。（荣新江）
伯希和（Paul Pelliot，1978-1945）
法国人。早年在法国政治科学学院、东方语言学院等处学习，后往越南河内，学习并供职于印度支那考古学调查会，即法国远东学院，曾数次奉命往中国，为该学院购买中国古籍。1904年回法国。翌年，由“中亚与远东历史、考古、语言及人种学考察国际协会”法国分会会长塞纳（émile Senart）委任为法国中亚探险队队长，与测量师瓦扬（Louis Vaillant）和摄影师努瓦特（Charles Nouette）一起，于1906年至1908年间进入新疆丝绸之路北道发掘巴楚、库车等地的佛教遗址，并深入敦煌莫高窟，对全部洞窟编号，并抄录题记、摄制大量壁画照片。因伯希和能操汉语，并熟悉中国古典文献，在取得王道士的同意后，将藏经洞中的遗物全部翻阅一遍，重点在于选取佛教大藏经未收的文献、带有题记的文献和非汉语文献，廉价骗购走大量的藏经洞文献中的精品和为斯坦因所遗的绢画、丝织品。这些收集品运到巴黎，写本部分入藏法国国立图书馆东方写本部，绢画、丝织品等入藏集美博物馆。探险结束后，伯希和经中国内地回河内。1909年，为采购汉籍，携带部分敦煌写本精品，经南京、天津到北京，出示给在京的中国学者罗振玉、蒋斧、王仁俊、董康等人和日本文求堂书店主人田中庆太郎。伯希和在敦煌时，将重要的发现用书信的形式报告给塞纳，后编为《甘肃发现中世纪的文库》（Une bibliothèque mediévale retrouvee au Kan-su）一文，发表在《法国远东学院院刊》（BEFEO）第8卷3、4期（1908），陆翔的汉泽文题《敦煌石室访书记》（载《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9卷5期，1935）。伯希和回法国后，曾编制所获部分敦煌汉文写本的目录（Catalogue de la collection de Pelliot，manuscrits de Touen-houang，罗福苌泽载《国学季刊》第1卷4期、第3卷4期；陆翔译载《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7卷6期、第8卷1期），将所报敦煌壁画照片，编为《敦煌石窟图录》全六册（1920-1924）；并和高梯奥（R.Gauthiot）合作，刊布粟特文《佛说善恶因果经》（1920-1928）；与羽田亨合作，刊布汉文《敦煌遗书》（1926）。并且在其所主编的《通报》杂志等书刊中发表大量的研究论文。此外，各科专家研究他带回来的敦煌文献的成果，形成《伯希和中亚探险队丛刊》。伯希和去世后，法国学者编辑《国立图书馆藏伯希和探险队所获文献资料丛刊》和《伯希和探险队考古资料丛刊》，整理伯希和带回的敦煌和中亚资料，其中包括《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伯希和的遗稿，由其弟子编缉为《伯希和遗稿丛刊》（Oeuvres Posthumes de Paul Pelliot），已出版的有《元朝秘史》（Histoire secrète des Mongols .Restitution du texte mongol et traduction francaise des chapitres I à vI.1949）、《金帐汗国历史注记》（Nontes sur l’histoire de la Horde d’Or,suivies de quelques noms turcs d’hommes et de peuples finissant en《ar》，1949）、《马可波罗游记诠释》全三卷（1959-1973）、《卡尔木克史批注》(Notes Critiques d’ histoire Kalmouke,全二卷,1960)、《西藏古代史》（1961）、《中亚及远东基督教徒研究》（Recherches sur les chrétiens d‘Asie Centrale et d’Extrême-Orient，全二册，1973、1984）等。但仍有许多遗稿未发表，其目录见日本《史学杂志》第89编10号（1980）。（荣新江）
常书鸿（1904～1994年）
1904年出生，浙江杭州人，满族，油画家，1927年赴法国留学，1932年毕业于法国里昂国立美术学校，1936年毕业于法国巴黎高等美术专科学校，获得里昂、巴黎美术家协会的金质奖章。回国后任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教授。
1943年2月，常书鸿到敦煌，以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身份筹建敦煌艺术研究所，在一无所有、异常艰苦的情况下，开始了保护、弘扬敦煌艺术的拓荒、创业之路。由此为起点，他以艺术家的热情与忠诚，锲而不舍地献身敦煌事业整整半个世纪。
1944年，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常书鸿任所长；1950年，研究所更名敦煌文物研究所，他继续担任所长；至1982年起，他担任名誉所长，1984年任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1994年在北京逝世。
张大千（1899-1983）
1899年生于四川内江，原名正权，九岁开始学习绘画，1916年与二兄张善孖同赴日本，入京都公平学校研习绘画，1919年回国，一度出家为僧，法号大千，不久还俗，以法名行。
1933年任中央大学教授。四五十岁时遍游祖国名山大川。1940年一度到敦煌巡礼石窟艺术，1941年再赴敦煌，临摹壁画。1942年，画家谢稚柳应邀前往敦煌协助他工作。1943年8月，张大千回到成都，在敦煌工作历时两年零七个月。当年出版画册《大风堂临摹敦煌壁画》，1944年1月在成都举办「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展览」，引起极大的轰动。5月，展览移至重庆，以后又到上海等地展出。
张大千在敦煌还为莫高窟、榆林窟、西千佛洞进行石窟编号，并著录各窟内容，写成《漠高窟记》一书，并参与敦煌艺术研究所的筹备。
1948年张大千移居香港，先后侨居印度、巴西等地。1983年在台北逝世。
绕宗颐
1917年生，广东潮安人，号选堂，又号固庵，1949年迁居香港，1952－1968年历任香港大学中文系讲师、高级讲师、教授，曾在法国国家科研中心研究敦煌遗书，并获法兰西学院儒莲奖。以后，饶宗颐先后在新加坡大学中文系、美国耶鲁大学研究院、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任教。1973－1978年任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讲座教授兼系主任，一度为法国远东学院院士。1978年退休以后继续在法国高等研究院宗教学部、日本京都大学文学部及人文科学研究所任教和从事研究，并任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艺术系、中文系的荣誉高级研究员和荣誉讲座教授。
饶先生治学严谨，涉猎广泛，多具开创性，尤其在敦煌学领域，硕果累累，为推动敦煌学研究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多年来这方面的主要论著有《老子想尔注校证》、《敦煌曲》、《敦煌琵琶谱读记》、《敦煌白画》、《法藏敦煌书苑菁华》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