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国语自拍:苏联解体二十周年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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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解读“王中宇：苏联解体二十周年祭”，苏联的历史未来

读“王中宇：苏联解体二十周年祭”。

一读再读。

根据对苏联历史、政治、文化构成的无序理解，根据对偶然性决定历史的认识，根据社会演进的“鸡生蛋蛋生鸡”拷问，根据社会和谐大同，我提出以下问题，希望我今后可以有空进一步认识，也希望引起更多朋友兴趣。

……苏联的民族构成、社会构成、宗教构成，民主化？社会发展中的偶来性的决定作用？偶来大于必然？或者偶然必然本身就是一种必然？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还是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后者的作用、地位恰是急速上升。社会质变时尤是。

……民主，专政？为了专政的民主，还是为了民主的专政？

……个人信仰带来的社会趋同（理念大同），还是群体信仰(政党)带来的社会变革?

……什么是最好的年代？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繁荣，未必如是，或者是体现最大社会阶层利益的政治带来的社会稳定？

王中宇：苏联解体二十周年祭

http://www.wyzxsx.com/zazhi/no.108.htm#_Toc256535393

1990年3月11日，立陶宛宣布独立，苏联解体过程进入倒计时。次年，格鲁吉亚、爱沙尼亚、拉脱维亚顺次宣布独立。这年的8.19政变是遏制解体进程的最后努力，然而政变显然得不到起码的支持，仅维持3天便宣告失败，当时的俄罗斯共和国总统叶利钦随即宣布苏共为非法组织。就在这个月，乌克兰、白俄罗斯、摩尔多瓦、阿塞拜疆、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宣布独立，苏联解体已不可逆。

1991年12月25日，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宣布辞职，将国家权力移交给俄罗斯总统。当天19时32分红旗从克里姆林宫上降落！第二天，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最后一项决议，宣布苏联停止存在。

若干个世纪后的史学家们，在写二十世纪史时，或许会用“苏维埃世纪”来表征它。这个世纪的开端是苏维埃政权的孕育与成立。在它的中期，“社会主义阵营”几乎扩展到半个地球，还有大量的不发达国家同情、向往社会主义道路，至于在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质疑资本主义制度的思潮一度成为思想界的主流，大量的青年则成为激进的抗议者。然而，在这个世界的末期，却看到了苏联的崩溃和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

如果说历史就是人类对自己集体生存方式的不断探索，那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就是探索中的一次巨大的实验。现在实验结束了，而对实验留给我们的“数据”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人民网曾发文总结了《关于苏联解体原因的十说》（http://theory.people.com.cn/GB/49157/49163/4264644.html）。至于讨论苏联解体的书籍更是汗牛充栋。

“横看成岭侧成峰”，分析这些议论，笔者注意到，它们大体可归为两类：其一，站在维护政权的立场上，总结经验教训；其二，视英美的历史演化轨迹为“标准弹道”、“参照系”，来观察俄罗斯的演化轨迹，并据以评价历史事件。

在视力相似的条件下，决定你能看见什么的是视角。笔者喜欢Google Earth，它虽然不能让我看清街上的香车宝马、靓女俊男，却能让我变换高度俯视大地，并可从不同的视角随意观察。

用类似Google Earth的视角观察历史，我们能看见什么？如果不囿于既有的理论和概念，直接观察被称为“现代化”的进程，我们能看到什么？

罗曼诺夫王朝

这片土地的统治者，原是成吉思汗留下的金帐汗国，金帐汗国分裂后是大帐汗国。1480年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击败大帐汗国，使得俄罗斯从大帐汗国独立出来。此后历任莫斯科大公对其它大公国发动一系列兼并战争，驱逐了鞑靼蒙古人。1613年1月，米哈伊尔·费多罗维奇·罗曼诺夫被推举为沙皇，开始了罗曼诺夫王朝在俄国的统治。1721年莫斯科大公国改称俄罗斯帝国。这是俄罗斯的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王朝。

中国的历代王朝被称为“家天下”，罗曼诺夫王朝在俄语中称被称为Дом Романовых，这里的дом的本意就是“家”，俄汉词典对дом的另一个解释是：“大家庭(指由共同利益或共同的生存条件联合在一起的人们所处的地方)”。

由此可见，人类的社会组织是从家庭发育出来的。基于血缘关系的家庭有天然的共同利益，其家长本能地为家族的整体利益着想。从家到王朝，社会结构复杂化了，社会成员间除年龄、性别、辈分之外更增加了身份的差异。从基层生产者到社会管理精英，社会分化出了明显的层级。它们之间必然出现利益的对立，这不可避免会导致相互的斗争。社会必须找到一种结构，调节这些矛盾，遏制内部的斗争，否这它将在内斗中崩溃。

观察中国历史，我们的先人在不断的试错过程中形成了意识形态的儒家正统、经济形态的自耕小农、和政治形态的中央集权郡县制。金观涛在《兴盛与危机》一书中详细分析了这种社会结构的稳定性。

观察罗曼诺夫王朝，我们能发现类似的稳定机制：基督教本来不利于王朝的稳定。教权、王权分立，是西欧小国林立，纷争不止的重要原因。但俄罗斯信奉的是东正教，沙皇和百姓都是东正教教徒。

“在俄国，政府和各级行政当局做事不分世俗与精神的范畴。例如政府下令在一些地方举行宗教仪式消灾免疫，或在天灾荒年祈神求助，而且行政官不但下令，实际上还组织举办这些宗教仪式，而宗教人士只是跟着行政指令扮演次要角色。又如在赎罪仪式中，省长手捧圣像和圣骨匣游行，这些圣像遗物都是由莫斯科当局挑选然后发交各省，以保证这类重要公众服务得以举行。”（拉伊夫《Understanding Imperial Russia》，中译本书名为《独裁下的嬗变与危机-俄罗斯帝国二百年剖析》）。

西方教会人士攻击其为 “国王兼教宗制度”，指其教会事务完全顺从皇帝的管理，教会实际上成了政府的一个部门。而支持东正教的神学家则辩称这是“和谐”，整个社会是由神眷顾的，教会让信奉基督的领袖管理国家，国王是由神“膏立”的，结果是宗教和政治权力互相支持。（“膏立”：希伯来人的宗教仪式，被膏油浇灌的人被认为是由神所定、所选、所立的，而非由人选的。）

小农经济缺乏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和交换，单个农户生产的剩余价值极小，因而天生具有自给自足的倾向。先秦的击壤歌形象地表明了这一点“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於我何有哉!”。在这样的经济基础上，建立一个庞大的帝国，最大的困难是如何从基层生产单位汲取财富与劳力。所得与征收成本之比，限制了国家的规模。

罗曼诺夫王朝的社会结构是：农民属於公社，公社属於国家。国家把农民公社赐予贵族。贵族把自己及随从交给国家，在军队或政府机关中服役。政府只向公社收税，不向单个农民收税。这样既解决了劳力来源又解决了财富来源。这种公社体制中，贫困农户交不起的税，由富裕户补上，还习惯于定期重新分配土地，这缓解了农民两极分化的速度。

在中国，学者们早就发现了“家国同构”，皇帝是整个国家的大家长，而皇后则需“母仪天下”。帝、后的这一形象非常重要，它在社会底层造成了“经是好的，给歪嘴和尚念歪了”，“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思维惯性，使不可避免的社会矛盾不至于恶性爆发。一旦“家长”被国民视为“暴君”、“昏君”，王朝的末日就到了。

同样，俄国君主传统上扮演亲民的形象，向来强调“抑强扶弱”，被视为“富人与穷人之上公平的仲裁者”、“弱者的沙皇”、“老百姓的沙皇”，被广大农民视为整个Дом的“慈父”，甚至视为人间耶稣的化身。直到1905年沙皇的军警向高举圣像和沙皇肖像的请愿者开枪，这一形象才破灭。

工商文明的冲击

从表面上看，中国的儒家和俄国的东正教南辕北辙，风马牛不相及。然而，仔细观察，却能发现他们有着一些意味深长的共性。

比如，它们都鄙视财富。在圣经上载，耶稣说:“骆驼穿过针眼，比富人进天堂还要容易呢!”儒家显然比耶稣宽厚，没有一股脑地将财富划归原罪范畴。但也强加了不少限制，最大的限制是“有道”：“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再就是“义”：“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此外还有“君子周急不继富”、“富而无骄”、“富而好礼”。总之富人必须是道德楷模。

又如，它们都限制物欲。儒家在这方面的典范是颜回：“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孔子自己的主张是“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儒家从“乐”与否的视角观察物欲，在儒家看来，“乐”与物质享受无关。孔子对理想人物的描述是“食无求饱，居无求安。”

基督教对物欲的态度比儒家更严厉：

“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尘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斗、忌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凶杀、醉酒、荒宴等等，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凡属基督酥耶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加拉太书》）

“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罗马书》）；

为了消除原罪，基督教主张实行禁欲主义。它认为人类天性粗糙而鄙下，必须以神为最高价值，靠严格的内在自我控制加以改造。作为基督教的“正统”，东正教盛行禁欲主义，通过各式苦行活动弃绝、蔑视身体。民间教派中有鞭身派，在娱神活动中集体唱歌，用两指向上帝祈祷，用树枝鞭打背部。甚至视婚姻为“淫乱”。在知识精英中，托尔斯泰的观点颇具代表性：

“我们的一切痛苦，不是从饥饿里来的，不是从爱里来的，也不是从恐惧和愤怒里来的！这世上的恶，实在是从我们的肉体里来的！大家仔细想一想，因为我们有肉体，然后才有饥饿、爱、恐惧和愤怒的呀”（托尔斯泰《恶的出处》）

主流意识形态如此，社会倡导的必然是道德、精神。而开发资源、积累财富必然被放到第二位，甚至被视为上不得台面。故“心性之学”、“理学”在中国始终压到“实学”。而俄罗斯人不崇拜金钱，不喜欢西方小市民习气，认为物欲横流的欧洲已经腐朽。对治国目标而言，“稳定”始终压到“发展”。

然而，17世纪左右，这样的传统社会遇到了一个异样而强横的文明—工商文明。

传统社会将稳定放在第一位，其背后的深层因由是：意识到对人类的欲望而言，资源是有限的，纵欲必然导致对资源的无节制争夺，并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13世纪末西欧兴起的文艺复兴，导致了人类历史上或许是最重大的突变，它表现在四个方面：

首先，科学和技术的成功发展与巨大效用，使理性凌驾于信仰。基于祖辈世代集体生存经验的宗教信仰被质疑，被解构。这方面，哪个国家先行一步，哪个国家就会拥有巨大的优势，对此，国人的深切体会是“大刀长矛对洋枪洋炮”。

第二，“地理大发现”打破了西欧人空间有限和资源有限的观念，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已经觉醒的理性，为征服这广阔的空间和开发这似乎无尽的资源提供了条件。

第三，社会发展面对的最大的问题已不是有限的资源，而是被宗教束缚的心灵。于是在“人文主义”的旗号下，开展了对人性的解放，文艺复兴的文学三杰中，但丁批判中世纪宗教压制人性，彼特拉克提出以“人的思想”代替“神的思想”，薄伽丘主张“幸福在人间”，他的代表作《十日谈》中，淋漓尽致地描写着性欲、财欲和权欲。

第四，在被唤醒的人类欲望面前，知识增长和生产创造力显现出指数增长的态势，昨天的神话成了今天的现实，今天的奢侈消费成了明天的必需品。而创造这一切的，是一个崭新的政治经济体制。

这样一个变异的政治经济体制从西欧诞生后，就强势地向全球扩张。大清朝是在十九世纪中叶，才痛切而被动地感受到“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李鸿章语）。而紧靠西欧的罗曼诺夫王朝则早在十八世纪初就主动地向它靠拢。西方国家变异后显现出的富强，对俄罗斯冲击巨大。俄罗斯精英集团开始接受西方的学术思想。1697至1698年间彼得大帝化名下士彼得·米哈伊洛夫，率领了一个大约由250人组成的“庞大的使团”，考察了英、荷、德等国。访问了西方国家的议会、工厂、学校、博物馆等，甚至在荷兰东印度公司当了一个时期的船长，还在英国造船厂工作过，在普鲁士学过射击。

于是18世纪初（康熙、雍正之交），罗曼诺夫王朝开启了向新体制的转变。

“解放”与暴乱

据拉伊夫的《独裁下的嬗变与危机-俄罗斯帝国二百年剖析》，彼得大帝开启的改革进程，以来自德国的cameralism为主导思想。cameralism的词根是camera，指罗马教廷的财政部（中文常译为“官房”）；或法官的私人办公室（中文常译为“密室”）。cameralism's被译为“官房主义的”。

官房，在欧洲的中世纪原指国家的会计室，中世纪以后指国库或泛指国王的财产。官房学是有关政治、经济知识的总称，包括财政学、国民经济学、私人经济经营学和产业行政学等科学。

当时德国各大学设官房学一科，主要是培养财务行政官吏和君主的财政顾问，故名官房学派。为了加强国家对财政经济活动的管理和控制，扩大财政收入，促进经济发展和国家富强，官房学派以重商主义的经济思想，阐明财政与国富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与英法重商主义思想有所不同，其基本思想是用政治权利谋求国家的经济统一，增加财政收入和增加朝廷经济实力。

以cameralism为主导思想的俄罗斯改革，其原动力就是政府。增加朝廷实力，与欧洲各国争雄，是罗曼诺夫王朝主动转向现代化的基本动因。改革大体围绕三个主题展开，其一是强化中央集权，提高官僚系统的效率，其二是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以获取超越小农经济的财力，其三是开疆拓土，打开海上通道。

改革的重心是：令原来基于农耕文明的上层社会转而适应工商文明。换而言之，改革是要在传统文明的基础上制造一个新生的资产阶级。资产阶级需要大量的资金和自由劳动力，原有的农村公社就成了最大的障碍。

1861年俄历2月19日，俄国颁布了解放农奴的法令，共由17个文件组成。其一号文件是《1861年2月19日宣言》，《宣言》标榜：

“在对农奴们揭示出新的未来的时候，农奴们将会了解和感激地接受高贵的贵族们为了改善农奴的生活所做的重大的牺牲。”

宣言辩称：

“如果没有相当多的赔偿或者自愿的让步，地主就不可能从农民那里取得法律上规定让他们得到的权利。如果使用地主的土地而不因此履行相应的义务，则是违反任何一种正义性的。”

看来解放农奴是地主向农奴单方面的让步，人们理应期待一个“翻身农奴把歌唱”的和谐局面。然而，次年掌管高级警察事务的沙皇政府第三厅却报告：

“根据所获的资料，1862年一年内，共有400处领地上发生了最严重的农民反抗事件。在193处领地上动用了军队；其中93处领地上的农民起来暴动，4处领地上的农民袭击了兵士，44处领地上的农民抵抗对罪犯的拘捕或用暴力释放被捕人员。”

再次年第三厅又报告：

“1863年一年内共有386处领地发生了最严重的农民反抗事件。其中有1/3的领地动用了军队；30处领地上的农民起来暴动；11处领地上的农民袭击兵士，39处领地上的农民抵抗对罪犯的拘捕或用暴力释放被捕人员。受惩治者计有1280人；其中223人交法庭审判；26人被放逐到外省去。”

与之对比，“解放”前的1858～1860年，爆发的农民暴动和起义总计也不到290次。如此仁慈的让步和牺牲却换来了暴力对抗的急剧升级，令人错愕。迫使人们到法令深处和社会现实中寻找原因。

《一般法令》规定：

“每个农民可以遵照自由农村居民有关法规，获得不动产和动产为私产，可以转卖、抵押和把它们作一般处理。”

不动产有两种：一种是宅园地，农民可以赎买；另一种是耕地及其他土地（牧场、森林等），地主在保留对这些土地所有权的情况下，作为份地分给农民使用。份地数额不等，非黑土地带，最高数额为3～7俄亩，最低为1～2.33俄亩；黑土地带，最高者为2.75～6俄亩，最低为2,200平方沙绳至2俄亩；（注：1沙绳≈213．36公分；1俄亩≈1.09公顷，合16.35市亩）草原地带根据各省农作物性质来定。农民可将份地赎买为私产，但须向地主缴纳大大超过土地价格的赎金。

同时法令还规定，如果现有份地超过最高数额时，地主有权割去超过的部分。据统计，在非黑土地带，割地占改革前农民使用土地的9.9%，而黑土地带21省则26.2%。

《地方法令》则规定，当农民使用的份地超过“法令”规定的数额时，或者分给农民份地以后，地主剩下的好地不到全部土地的1/3时，地主有权向农民割地，即剥夺农民原种地的1/5～2/5。

于是，地主获得了原公社全部土地的1/3以上，且为良田和整块的土地，剩下的零星土地和沙地分给农民，农民可将份地赎买为私产，但须向地主缴纳大大超过土地价格的赎金。

根据改革后的1877—1878年的统计，在欧俄49省的9,150万俄亩私人土地中，贵族占有7,300万俄亩以上的土地，约为总量的80%。

同时法令规定在农村建立一系列管理农民的机构，如村社、乡理事会、乡法院以及选出的村长、征税官等。

如果说，“解放”前，地主和农民同在一个дом（大家庭）中，作为家长的地主在改革中获得了дом中最丰厚的资产，还获得了农民对自耕土地的赎金。而农民一方面是实际耕地减少，一面是资金流出，同时依然在村社等机构的管制之下。这与其说是解放了农奴，不如说是解放了地主。在村社这个大家庭里生活了两百多年的俄国农民，他们的感受只能是：家长席卷了大量家产而逃，子弟们却被束缚已败落在大家庭中。

从宏观上看，这场改革使广大农民群众丧失了土地和牲畜，成为半无产者，而拥有大地产的贵族地主农场开始转向市场经济—生产商品粮。与此同时，在自己庄园范围内，贵族地主仍维持着对农民封建统治。俄国的经济基础开始了向资本主义的过渡。

俄国的知识界对这样的“解放”做出了激烈的回应。赫尔岑在《钟声》上公开宣称“解放是一种欺骗”。奥加廖夫认为这是“旧农奴制被新农奴制所代替”。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支持者，用通俗的群众语言，写了一份革命传单《领地农民同情者致领地农民书》，对农民说道：

“你们不会从沙皇那里得到你们所想要的那种自由。你们是地主的农奴，而地主是沙皇的奴才，沙皇是站在地主之上的地主……”。

1862年沙皇政府逮捕了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政论家皮萨列夫。用暴力镇压了农民的反抗，俄国进入了资本主义阶段。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如预期的那样“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

1861～1881年间，布匹的生产增加了两倍，织布工厂排挤了手工织布业。1860～1890年，生铁的产量由2,050万普特增至5,660万普特；钢产量由1,250万普特增至5,2000万普特；煤的产量由1,800万普特增至36,700万普特。（注：1普特=16.38公斤）1866年俄国的工厂不到3千个，1903年已近9千个了。

1865～1895年，俄国的铁路已由3,374俄里增至31,728俄里(注：1俄里≈1.0668公里)。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俄国已基本完成工业革命，成为了继英法美之后的一大工业强国。走上了西方列强殖民扩张的道路，

然而对这辉煌的盛世，国民的真实感受却呈现出显著的两极分化。

改革后的半个世纪中，贵族和地主已逐渐西化，有明确自我意识的资产阶级出现在俄国历史舞台上。这个集团只占国民人口的零头，但却拥有绝大部分的经济、政治和知识资源。

而国民的绝大多数—农民，除了日渐艰难的生计外，感受不到丝毫的盛世辉煌。他们拥有的经济、政治和知识资源微不足道。在日渐强盛的工商文明中找不到自己的生存空间。19世纪末，俄国中部地区形成了巨大的农业人口过剩，有一半的农村劳动人口成了“多余的人”。19世纪最后l6年中有6年发生了饥荒，仅在1891年的饥荒中就有7O万人饿死。人口过剩以及由此引发的饥饿，使俄国农民争取面包和土地的斗争延绵不绝。数百万忍饥挨饿的人开始闹事，演变为1904—1906年的农民革命。

“斯托雷平的领带”

罗曼诺夫王朝用暴力镇压了这次革命，1905年1月9日冬宫广场的枪声，彻底粉碎了沙皇作为整个Дом大家长的形象。这个社会的精英集团开始义无反顾地迈向自己的既定目标。总理维特被视为过分温和而被沙皇解职，代之以主张警察统治斯托雷平。斯托雷平提出“先安定，后改革”的口号，将行刑队和“战地法庭”派往俄国各地，专门审判参加了“土地恐怖”的群众，而且要求法庭48小时内结案，24小时内执行判决。1906年8月19日到1907年4月20日，“战地法庭”共判决死刑五千起，实际执行三千五百起（见金雁《二十世纪初俄国的改革、战争与革命》）以至于绞索在俄国被称为“斯托雷平的领带”。

“斯托雷平的领带”带来了恐怖的安定。在这安定的局面下，斯托雷平强行实施第二次土改,其目标是摧毁村社土地制度。

1906年11月22日，公布了《关于对农民土地占有和土地使用现行法若干补充规定》的法令，准许农民退出村社。每个农民可以取得村社的份地作为私产，并允许出卖。1911年6月11日，公布《土地规划条例》，规定份地不论是否预先确定为私产，凡是实行土地规划的地方，都自动变为私产。1906～1915年期间，有200余万户农民退出村社。在退出村社的农户中，60%左右的农户低价卖掉了自己的份地。

为了鼓励土地流转，实现集约经营。政府立法规定农民银行的主要任务是为土地交易提供贷款。根据1906年8月12日和27日的命令，农民银行出卖土地给富农时，售价必须比标价低20%，且买银行土地的人可首付1/5的款项，余款在55年内分期还清。1906～1916年农民银行出卖土地4116168俄亩，其中的78.7%卖给了独家农场和独立田庄。1915年还出卖国有土地231736俄亩，其中90%卖给了独家农场和独立田庄。

可见，斯托雷平的政策倾向是大规模扶持富农--农村资产阶级。这项政策极为成功，土地迅速向富农的农庄集中，而贫农则因出卖土地而倾家荡产，沦为穷光蛋。为应对这一局面，斯托雷平当局广泛实行移民政策，强行将破产的农民迁往西西伯利亚远东和突厥斯坦草原等边远地区，迁徙条件极为恶劣，导致无数人冻饿而死。开往西伯利亚的火车被称为“轱辘监狱”。自1906～1910的五年间，共迁出了250万人。其中许多人“回流”，这些移民回到家乡已无立锥之地，只能涌入城市，成为“农民工”，甚至成为无业可就的“盲流”,结果造就了一个一贫如洗，看不到希望，因而极度不满的社会群体。

村社土地制度的摧毁为农业打开了资本主义道路，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改革的第7个年头，俄谷物产量达到8600万吨，这个纪录，即使到了1953年的苏联，也没有被打破。到了1913年，俄国生产的小麦占世界产量的1/4，黑麦占世界产量的1/2，大麦占1/3，俄国农业生产的粮食超过阿根廷、加拿大和美国的粮食产量的总和。成为世界最大农业出口国与第二大农业生产国，被称为欧洲谷仓。

在市场导向的资本主义农业中，商品性越高的作物增长越显著，巨大的粮食产能瞄准了国际市场，1901-1905年俄国农产品的出口值是7.01亿卢布，1911--1913年已增加到12.26亿卢布，仅谷物出口一项，每年就可以多得5亿多卢布，谷物出口运输几乎占铁路运输量的一半。

粮食出口成为俄国资本积累的主要源泉之一。斯托雷平改革的几年间（1907——1914）俄国资本投资总额即从26亿卢布增至51亿卢布，其中外资由9亿增至19多卢布，都翻了一番。1913年与1900年相比俄国人口增长22.35%，而煤产量增长121%，棉花加工量增长62%，出口总额增长112%，国民总收入增长78.8%，制造业国民收入增长83%，农业国民收入增长88.6%。

罗曼诺夫王朝迎来了史无前例的盛世。与人口相比，它拥有的物质财富显然正在“极大地丰富”起来。从国际上看，它成了世界强权之一。从精神文明上看，它拥有一大批才华横溢的音乐家、艺术家、科学家、文学家、哲学家，柴可夫斯基、列宾、罗巴切夫斯基、巴甫洛夫、门捷列耶夫、托尔斯泰、索洛维约夫至今仍是各领域的典范。以至于人们将这个时期称为“白银时代”——仅次于希腊神话中的“黄金时代”。

斯托雷平认为“哪里富足了，哪里就会有文明和真正的自由”。然而就在这繁花似锦、令人陶醉的盛世，在几乎没有任何先兆的情况下，1917年2月，罗曼诺夫王朝轰然崩溃。事变的诱因微不足道：首都的几家商店因进货不足与交通不畅，造成面包脱销，导致不满的居民上街，立刻引发骚乱。派去镇压的首都卫戍部队却发生了哗变，工人与士兵逮捕了政府大臣、将军。仅仅七天，沙皇就退位了。正如当时任彼得格勒第一届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的苏汉诺夫所说：

“没有一个政党直接参加了革命的准备工作，当时谁也没有把这一天当作革命的开始，这一天所发生的运动似乎与前几个月的运动没有区别，这种骚动在人们面前已经出现过几十次了”。

对历史的这一大转折，史家众说纷纭，笔者以为拉伊夫的视角最具启发性：

“任何负责的政府都应该把全付精力首先放在国内人数最多的阶级上。拿俄国来说，这个阶级就是农民。”（拉伊夫《独裁下的嬗变与危机-俄罗斯帝国二百年剖析》）

而斯托雷平的改革以暴力破坏村社、抢劫村社进行原始资本积累。正如其前任维特所说的，这场改革“注入了浓厚的警察色彩”，实际上成为有权势的私有者对“无权的或半无权的私有者——农民”进行的掠夺。

斯托雷平改革证实了“不讲道德”的经济学的明效大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能唤醒巨大生产力。而社会现实却展现了问题的另一侧面：当斯托雷平以权贵为利益本位，用他那著名的“领带”去套农民时，实际上套住了罗曼诺夫王朝的脖子。

在罗曼诺夫王朝的废墟上，俄罗斯将何去何从？

废墟上的歧路

斯托雷平改革撕裂了社会，也撕裂了知识界。在罗面诺夫王朝的废墟上，俄罗斯该走向何方？自由主义、布朗基主义、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考茨基主义……，当时的知识界提出了各种选择。

知识界的主体，当时最有学术成就，也最有政治影响的知识分子，多倾向于自由主义。然而在斯托雷平专政时期，他们将专政归咎于1905年的革命，认为是革命惊吓了政府，迫使其动用战地法庭。如立宪民主党人、著名的“路标派”理论家别尔嘉耶夫批评当时的知识分子没能适时地去劝说人民，停止革命,或者说让革命恰到好处地停止。曾经以立宪民主党人身份参与革命的知识分子格尔申宗更极端：

“我们不仅不应幻想与人民结合，反而应该害怕他们甚于害怕政府的刑罚，应该感谢这个政府用刺刀和监狱使我们免受人民的疯狂之害。”

知识界主动与民众“划清界限”，期望“告别革命”，结果被民众视为政府的走狗，遭到民众的唾弃。而具有浓厚布朗基主义色彩的“社会革命党”却成为第一大党。

路易·奥古斯特·布朗基是19世纪的法国革命家，他主张依靠少数革命家的密谋活动进行暴力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少数人的“革命专政”，立即实现共产主义。对布朗基的“革命专政”恩格斯分析道：

“由于布朗基把一切革命想象成由少数革命家所实现的突然变革，自然也就产生了起义成功以后实行专政的必要性，当然，这种专政不是整个革命阶级即无产阶级的专政，而是那些实现了变革的少数人的专政，而这些人又事先服从于一个人或者几个人的专政”（《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89页）。

“社会革命党”成为第一大党，标志着整个社会走向极端化。当知识界的主体在专制政府面前日益驯良时，百姓们却日益激进。据沙俄司法部门的统计，在二十世纪初，以“危害国家安全”罪而入狱的国民中，知识分子比例越来越小，而工农比例却大幅上升。

以列宁为领袖的布尔什维克则主张消灭国家、消灭官僚体系，为此首先必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政治主张的理论基础源自马克思。在1852年3月5日给魏德迈的一封信中，马克思强调：

“至于讲到我,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阶级的存在还是发现这些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就叙述过这种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对这些阶级作过经济的剖析。我新做的工作就是证明了:

(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的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相联系；

(2)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

(3)这个专政本身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达到无阶级社会的过渡……”

对思维慎密的马克思，“无产阶级专政”是严谨研究导出的必然逻辑结论。对此，列宁在《国家与革命》里概括道：

马克思认为：“第一,无产阶级所需要的只是逐渐消亡的国家,即组织得能立刻开始消亡而且不能不消亡的国家；第二,劳动者所需要的‘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强调必须摧毁“现成的国家机器”，他们尤其敌视“官僚”、“警察”和“常备军”，称其为资产阶级社会身上的“寄生物”。然而“用什么东西来代替被打碎的国家机器呢？”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问道。

列宁的回答有两个基点，其一是：

“从资产阶级的民主转变为无产阶级的民主,从压迫者的民主转变为被压迫阶级的民主,从国家这个对一定阶级实行镇压的‘特殊力量’转变为由大多数人----工人和农民用共同的力量来镇压压迫者。”

换而言之，“大多数人”对少数压迫者的镇压，不再需要官僚、警察、常备军等“特殊力量”。

其二是：

“资本主义文化创立了大生产----工厂,铁路,邮政,电话等等,在这个基础上,旧的‘国家政权’的大多数职能已经变得极其简单,已经可以简化为登记,记录,检查这样一些极其简单的手续,以致每一个识字的人都完全能够胜任这些职能,行使这些职能只须付给普通的 ‘工人工资’,并且可以(也应当)把这些职能中任何特权制,‘长官制’的痕迹铲除干净。”

换而言之，管理社会与生产不再需要官僚，只需要识字的工人，只需付给他们普通工人的工资。由此可实现“廉价政府”，“因为它取消了两项最大的开支,即军队和官吏。”

《国家与革命》发表于1917年8月，正是二月革命后俄罗斯思想界最活跃的时期。它向社会展示了布尔什维克的社会愿景和政治主张。列宁在书中里一再强调官员由选举产生,对选民负责,为人民服务,随时可以由选民撤换。它那严密的逻辑、可信的证据和美好的前景，为布尔什维克吸引了大量的追随者。

历史的选择

1917年2月，罗曼诺夫王朝倒台后，俄罗斯面临着道路选择问题。历史展现的轨迹是：几个月后，布尔什维克控制了中央政权，随即爆发了惨烈的内战，直到1920年，内战结束，布尔什维克政权终于稳定下来。

对这一历史轨迹，学界至今争论不已。回顾当时的史料，当今研究俄、苏历史的学者们特别强调以下事实：

首先，二月革命是自发的人民革命，无论是政府还是立宪民主党、社会革命党、社会民主党（即布尔什维克所在的党），都未预料到。当时列宁还流亡国外，两个多月后才赶回国内。托洛茨基、斯大林等人到场更晚。一时之间，群龙无首，出现了短暂的权力真空。从俄历二月到十月，俄国政坛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出现了五届党派构成不同的“临时政府”。值得注意的是：一届比一届激进，其主导力量从温和自由派、自由民主派演变为社会民主派与革命民粹派。

第二，当时社会的主流思潮是召开立宪会议，制定宪法，成立议会，取代君主专制政体，使政治民主化、法治化、规范化、现代化，使宪法凌驾于国家元首、政府、议会、政党、军队之上。共和制下的正式政府，应当通过全民普选的立宪会议产生。这也是俄国各色政党的共同追求，各届“临时政府”都以举行宪政选举为主要任务。各政党对“临时政府”的争夺，其实是争夺对选举的控制权。

第三，立宪民主党因在斯托雷平专政时期成了王朝的附庸而声名狼藉，在民主选举中处于弱势，而具有社会主义色彩的社会革命党、社会民主党在大多数选举中都赢得了多数，尤其是社会革命党，是无可置疑的第一大党。在十月革命中被夺权的那一届临时政府，其成员大多是社会革命党主流派和社会民主党的孟什维克。

第四，十月革命后的布尔什维克政权，被视为“第六届临时政府”，不但民间这样看，在布尔什维克内部也这样看。布尔什维克夺权的理由之一，就是责怪前任临时政府迟迟不进行立宪会议选举。所以他们努力让宪政选举如期（1917年11月12-15日）举行。然而选举结果是：在703个席位中，社会革命党得到410席，布尔什维克得到175席，立宪民主党17席，孟什维克16席，各民族政党86席，其余几个席位属于几个小组织。在自己主持的选举中，布尔什维克仅得到不足1/4（24.9%）的选票。

第五，选举失败的布尔什维克称到达的代表太少，宣布推迟原定1918年初召开的立宪会议，引发了抗议示威，遭到武装镇压。1918年俄历1月6日，布尔什维克调来的军队驱散立宪会议，实现了“一切权力归苏维埃”。这导致全俄大惊，各派反对势力蜂起，俄国陷入了惨烈的内战。

一些论者据此认为，是布尔什维克扭转了俄国的民主进程，使俄国的专制统治又延续了几十年。

然而此论经不起深思。

即使没有布尔什维克上述的行为，由当时的第一大党社会革命党掌握政权，难道俄国就能走上宪政民主的道路？

社会革命党是1901年底—1902年初，由一些民粹派团体联合而成的，有悠久的“恐怖政治”传统，党的“战斗队”专司暗杀。斯托雷平就是被社会革命党人于1911年9月1日刺杀于基辅歌剧院的。这样一个信仰布朗基“革命专政”的政党，一旦自己的主张受阻，难道就不会诉诸暴力？

在那个社会矛盾尖锐的年代，“为了目的不择手段”的马基雅维利主义其实是各激进政党的共同信念，那个年代的激进政党根本不忌讳“恐怖主义”。社会革命党巴黎小组的领导，《革命思想》报编辑尤捷列夫斯基（Я.Л.Юделевский），就著文宣扬：“社会主义者只有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才能成为恐怖主义者。一旦成为恐怖主义者，就要按照不择手段地达到目的的方式来行事。”

事实上，社会革命党左派与布尔什维克在很多方面有共识，是同路人。但一旦观点不一，就毫不犹豫地诉诸武力。十月革命后，社会革命党发动了列一系列的暗杀，暗杀对象既包括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又包括德国大使，1917年8月30日社会革命党人卡普兰在莫斯科的米赫尔逊工厂开枪刺杀列宁。内战发生后社会革命党发动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武装斗争。内战结束后，又组织了一系列叛乱。

事实告诉我们，斯托雷平的“白银时代”给俄罗斯带来一个充满戾气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指望“民主”、“宪政”，何异痴人说梦？

“民主”、“宪政”的实施需要一个基本前提：参与各方有起码的共同利益。所以古罗马“民主”仅限于“公民”内部，与奴隶无关，尽管奴隶占人口的多数；所以俄国的立宪民主党对召开立宪会议迟疑不决，因为他们看到，国民的多数倾向于民粹主义，在这样的背景下“普选”、“立宪”，势必将这帮老爷们扫荡殆尽。

可见，被撕裂的社会，是造就布尔什维克政权的根源。列宁被史学家称为“有学历的普加乔夫”，其实连社会革命党人也都是“读过资本论的普加乔夫”。更重要的是，那时的整个社会都弥漫着暴力和无政府主义。金雁在《二十世纪初俄国的改革、战争与革命》中这样描述那个社会：

“俄军队丢弃了战场跑回国内，军队的崩溃使军纪约束形同虚设，军事法庭法不责众，前所未有的犯罪猖獗起来，战败和无序使流氓心理扩大，不同程度地影响着数百万士兵、水兵、逃兵和从德军占领区逃出来的难民。”

“在这样一个深厚的社会土壤上，无政府主义倾向迅速增长，武装的农民自发地涌进地主庄园，在分掉土地以后烧毁庄园同时对地主实行惩罚。整个俄的社会规范在瓦解，没有希望、没有食品、没有纪律。无政府主义宣传动摇了政府的权威，使人民大众变得冷酷无情，他们习惯杀人不受惩罚，暴力法则取代了法律的威力。”

在动荡的环境中，只有暴力才能安定社会，于是群雄并起，逐鹿中原，竞争的结果，最善于使用暴力的集团获得胜利。

列宁：民主与专政

内战基本结束的1919年12月，列宁发表了《立宪会议选举和无产阶级专政》一文，讨论在立宪会议选举中“获得总票数四分之一的布尔什维克胜利了,同资产阶级结成联盟(联合)并同它一起共获得总票数四分之三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却失败了,怎么会发生这种怪事呢。”

通过分析立宪会议选举的材料，列宁指出了布尔什维主义获得胜利的三个条件:

“(1)得到无产阶级绝大多数人的拥护；(2)得到近半数军队的拥护；(3)在决定性时机和决定性地点,即在两个首都和靠近中部地区的各方面军中的力量占压倒的优势。”

但这未能解释另外3/4选票代表的国民动向。所以列宁进一步分析：

“半无产者和小资产者从来不会预先就表示拥护无产阶级统治,不会懂得无产阶级统治的条件和任务,而只是根据自己以后的经验才确信无产阶级专政是必然的,正确的和合乎规律的。”

这与布朗基的观点类似，布朗基认为阶级社会和宗教的长期奴役使得大多数人不能认清自己的真正的利益，因此他反对立即进行普选，而是等到人民在他们的“革命专政”条件下，经过长期的再教育以后再进行。

为此，列宁提出：

 “无产阶级为了要把大多数居民争取过来,

第一,应当推翻资产阶级,把国家政权夺到自己手里；

第二,应当彻底粉碎旧的国家机构,建立苏维埃政权,这样一举而摧毁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妥协派在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中间的统治,威信和影响；

第三,应当用革命手段,靠剥夺剥削者来满足大多数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的经济需要,以彻底铲除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妥协派在大多数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中间的影响。”

列宁的分析逻辑性极强，对缺乏历史经验而热情澎湃的年轻人极具说服力。想必当初到苏联学习的早期中共党员认真研读过此书，所以他们相信：

“甚至当无产阶级占人口少数时(或者说当觉悟的和真正革命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占人口少数时),它也能推翻资产阶级,然后从人数众多的半无产者和小资产者中把许多同盟者吸引过来”

“城市不可能和农村平等。在这个时代的历史条件下,农村也不可能和城市平等。城市必然要带领农村，农村必然要跟城市走。问题仅仅在于,‘城市’阶级中的哪个阶级能够带领农村,能够担当这个任务,以及城市对农村的领导采取什么形式。”（列宁《立宪会议选举和无产阶级专政》）

这正是当初王明路线、立三路线的理论基础。中国的实践已经回答了这两个判断的可信度。

普列汉诺夫是列宁的“老师”，他把列宁带进了欧洲著名的、有影响的社会民主党人的圈子中，照顾、帮助过他，后来又成了列宁的论敌、政敌，孟什维克的领导人。普列汉诺夫既了解列宁，又没有动机为其文过饰非，1918年4月，他在临终前的《政治遗嘱》中这样评价列宁：

“列宁无疑是一个伟大的、非凡的人物。”

“要是我指责他不懂马克思主义，那就是在撒谎了；要是我说他死守教条，那也错了。不，列宁不是教条主义者，他精通马克思主义。”

“他十分聪明、精力充沛、工作能力极强，不尚虚荣，不惟利是图，”

“列宁的不讲道德和残酷无情并非出于他本人毫无道德和残酷无情，而是出于对他自己真理在握的信念。”

在那时布尔什维克中有许多这样为信念而奋斗的人。在内战造成的饥荒时期，粮食人民委员瞿鲁巴拥有调拨几百万甚至几千万普特粮食的权力,他却因饥饿而晕倒在人民委员会会议上。

更重要的是，由党代表无产阶级实行专政时，为保证党的廉洁和减少政治错误，党内民主必不可少。列宁在西方侨居了十五年，有很高的民主素养，终列宁的一生,党内可以：

　　1、在党代表大会上作观点不同的副报告。

　　2、在适当的场合提出自己的动议、议案,发表自己的意见和主张。可以按党纲选举党代表。

　　3、将重大的分歧及疑而难定的问题交付全党讨论表决。

　　4、领袖、领导层可以和最高领袖争论并可以批驳他,向他提建议。

　　5、讨论和批评党的错误。甚至在激烈战争时期也要“创办报刊、争论专页等来更经常、更广泛地批评党的错误和开展党内各种批评”。(《列宁全集》第39卷,第288页。)

　　6、在党代表大会和党中央未作出最后决定时，可以否定最高领袖的提案。

　　7、宽容那些曾经激烈反对过自己的同志,并与之亲密合作共事。

　　8、在可能发生决策重大失误时,下级党组织可以通过不信任中央的表决。

　　9、在党代表大会上及各种会议上递条子、提问题、提出质询、批评领袖。

　　10、普通党员也可以在规定的形式范围内和领袖辩论,维护自己的观点。

　　11、由党代表大会选出的专门委员会检查党中央委员的财务收支,并向大会报告审查结果。

12、可以而且必须监察、检查党的最高机关与高层领袖。中央及地方监察委员会,与同级党委委员会平行；中监委要监督中央的决策、决定；同时对总书记到各中央委员,都有质询权,检查文件权。（见尹彦《列宁时期党内民主是如何被破坏的》）

1922年，临终前的列宁开始担心党中央的官僚化，并认真地思考应对之策，他在几天内接连三次留下遗嘱，建议增加几十个人基层工人进入党的中央委员会。在1922年12月26日的遗嘱中，他详细地展开了这个构想：

“我是这样设想的：几十个工人参加中央委员会，就能比其他任何人更好地检查、改善和改造我们的机关。起初由工农检察院行使这一职能，但它实际上不能胜任，只是成了这些中央委员的‘附属品’，或者在一定条件下成了他们的助手。照我的看法参加中央委员会的工人，应当主要不是来自那些做过长期苏维埃工作的工人（我在本信的这一部分所指的工人都是把农民也包括在内的），因为在这些工人中间已经形成了某些正应该加以克服的传统和成见。

工人中央委员会主要应当是这样的工人，他们的岗位低于五年来被我们提拔为苏维埃职员的那一层人，他们更接近于普通的工人和没有成为直接或间接剥削者的农民。我想，这种工人出席中央委员会的一切会议，出席政治局的一切会议，阅读中央委员会的一切文件，能够成为忠诚拥护苏维埃制度的骨干，他们第一，能使中央委员会本身具有稳定性，第二，能真正致力于革新的改进机构。”

注意，被列宁寄予期望的人是“他们的岗位低于五年来被我们提拔为苏维埃职员的那一层人，他们更接近于普通的工人和没有成为直接或间接剥削者的农民”，换而言之，是没有被官僚机构污染的本色基层劳动者。而列宁希望他们有权“出席中央委员会的一切会议，出席政治局的一切会议，阅读中央委员会的一切文件”。期望冀此能“第一，能使中央委员会本身具有稳定性，第二，能真正致力于革新的改进机构。”

显然，精通马克思思想的列宁对官僚机构高度不信任，对官僚机构内不可避免的权势争斗高度警惕。

可见，虽然列宁主张“无产阶级专政”，为此会毫不犹豫地使用暴力，但他的目标却是一个没有剥削与被剥削的、由广大国民自己拥有的民主社会。在列宁看来，专政与暴力只是改造社会的手段，绝非目标。他心目中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一个“不能不”“立刻开始消亡”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