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富人住在郊区:毛泽东发动“文革”到底要打倒谁?

在中国1967年的全面阶级斗争中，我们更充分地看到了毛泽东的思想理论纲领，也更看清了他独特的性格。从某种意义上讲，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整个人格的体现。他从来渴望运动世界，喜欢轰轰烈烈，改天换地。他不习惯于一个按部就班运转的国家机器，也不习惯一个每日周而复始、毫无戏剧色彩地从事建设的社会。他不喜欢一切守成的事物。他喜欢波澜壮阔的社会大革命。在一些历史学家看来，1967年的毛泽东已有些力不从心、捉襟见肘，控制不住局面了，这只能说明，他们不了解毛泽东。毛泽东此时正在意气风发地指点江山。对于自己浪漫主义革命情...

在中国1967年的全面阶级斗争中，我们更充分地看到了毛泽东的思想理论纲领，也更看清了他独特的性格。从某种意义上讲，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整个人格的体现。他从来渴望运动世界，喜欢轰轰烈烈，改天换地。他不习惯于一个按部就班运转的国家机器，也不习惯一个每日周而复始、毫无戏剧色彩地从事建设的社会。他不喜欢一切守成的事物。他喜欢波澜壮阔的社会大革命。在一些历史学家看来，1967年的毛泽东已有些力不从心、捉襟见肘，控制不住局面了，这只能说明，他们不了解毛泽东。毛泽东此时正在意气风发地指点江山。对于自己浪漫主义革命情怀可能在全党和全国造成多少残酷与惨烈的事实，他并无太多的恻隐之心。一个以千年历史为自己行为参照物的大革命家，不需要妇人之仁。

1967年全面内战的天下大乱

上海的夺权，使毛泽东看到了1967年在中国全面开展阶级斗争的可能性。所谓全面阶级斗争，主要内容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各级党政机关的权，包括夺各级省市委的权。这样，在文化大革命中就能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相结合，对党政权力机构实行一次大更新。

在毛泽东眼里，这是一场伟大的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大革命，因此，他不失时机地对上海“一月风暴”予以了全力支持和一系列十分具体的指导。这是比发布聂元梓大字报、给清华附中红卫兵回信更深入、更重要也更有决定性意义的战略部署。

在上海“一月风暴”的影响下，全国上上下下展开了夺权斗争。在此之前，各地、各单位的造反派大多还只在批判省市委及各单位的党政机构，夺权一下子把这个斗争推进了，它对群众组织的刺激力是可想而知的。对权力的夺取和占有在中国意味着什么，这是任何人都十分清楚的。

在全国一片夺权风暴中，最重要的环节，是夺取省市委这一级的权力。这是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最主要结合部。这是毛泽东领导的中央文革势力能够直接控制、策划的层次。有了对这个层次的控制，也便有了对全国的控制，因为各地、县的夺权完全可以纳入夺权之后的省市领导机构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之下。

在中央文革派势力的直接策划下，1967年1月，接连几个省份实行了夺权。1月14日，山西省实行了夺权。1月25日，贵州省实行了夺权。1月31日，黑龙江省实行了夺权。2月3日，山东省又实行了夺权。这四个省份的夺权，都得到了党中央的正式批准，也都得到了《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等党的舆论工具的大规模支持和高度评价。在此期间，《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系列社论文章，对全国的夺权斗争发出路线性、政策性的指导。

这些指导体现了毛泽东对夺权斗争的亲自把握。他强调，要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他强调，要实现“三结合”。所谓“三结合”，就是革命群众与革命干部、与支左的解放军代表实行“三结合”，组成新生的政权革命委员会。

这是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的完整政治纲领。有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就有了来自群众的革命造反势力的大多数；而有了“三结合”，就会将真正属于文革势力的干部或者能够接受文革路线领导的干部结合到新生的政权里，从而加强了新生政权的组织领导能力。再加上有军队支左代表的参加，就使得毛泽东、林彪直接掌握军队这个优势体现了出来。

在这一时期，扩大军队对全国政治的控制权，无疑是毛泽东决心彻底摧毁各级旧的党政组织的重大战略部署。面对已经乱起来的国内形势，毛泽东认为这是“乱了敌人”。把被他的革命理论和崇高权威号召起来的革命造反派势力与他所掌握和信赖的军队力量结合起来，再结合一些站到文革路线上来的干部，夺权就是完全成熟的大革命。

毛泽东此时正处在高度的政治亢奋中。这是一场轰轰烈烈、千变万化的大革命，又是一场有胜利把握的大革命；这是一场有胜利把握的大革命，但又不是轻易就能够完成的大革命。正好给了毛泽东的革命胸怀和战略指挥艺术以充分展现的机会。

他从来渴望运动世界，喜欢轰轰烈烈，改天换地。1958年及1959年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那种全国动员起来“喝令三山五岳”的人山人海的热闹，曾使他感到由衷的欢欣。而在七千人大会前后，一片解决吃饭问题的务实操作，让他不屑顾之。他不习惯于一个按部就班运转的国家机器，也不习惯一个每日周而复始、毫无戏剧色彩地从事建设的社会，他不喜欢一切守成的事物。他喜欢波澜壮阔的社会大革命。

在一些历史学家看来，1967年的毛泽东已有些力不从心、捉襟见肘，控制不住局面了，这只能说明，他们不了解毛泽东。毛泽东此时正在意气风发地指点江山。对于自己浪漫主义革命情怀可能在全党和全国造成多少残酷与惨烈的事实，他并无太多的恻隐之心。一个以千年历史为自己行为参照物的大革命家，不需要妇人之仁。

在中国1967年的全面阶级斗争中，我们更充分地看到了毛泽东的思想理论纲领，也更看清了他独特的性格。从某种意义上讲，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整个人格的体现。正像抗日战争、推翻蒋介石的大革命也是他人格的体现一样。历史肯定了他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四十年代所做的事情，否定了他在六十年代、七十年代所做的事情，不过说明，他的后一个人格体现超越了历史赋予他的权力。

为了保证全国范围内的大夺权，保证全面开展阶级斗争，除了在意识形态方面大规模的舆论指导之外，除了毛泽东已有的绝对权威之外，无疑还需要种种具体措施。全面发动，必然要有相应的规范。所谓通过“天下大乱”以求“天下大治”，对“乱”也必须要有种种规范和限制。潜伏在地层下面的岩浆一旦被解放、奔腾出来，既要给它泛滥的广度，同时又要通过一定的限制规定其大致的流向。这才能摧毁需要摧毁的东西，开拓需要开拓的局面。

在毛泽东的指示下，出台了许多充分使用权力的措施。这些措施不过是一系列限制、制约、规定和法令。

1967年1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广播电台问题的通知》，规定对某些广播电台实施军管，这是其后更大规模军管的开端。

196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简称《公安六条》。这是保证大夺权的又一个强制性措施。《公安六条》对一切现行的反革命破坏分子，对一切带有刑事犯罪的破坏分子，对一切企图混入革命群众组织的地富反坏右分子，都制定了严惩不贷的规定，这是共产党的“传统”也会做出的规定。而《公安六条》中增加了一条更有现在时意义的内容：一切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行为，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公安六条》是在1966年底社会上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逆流中酝酿、诞生的文本。全国范围内，因为反对林彪和以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而被定为现行反革命的群众少则数十万，多则上百万。仅仅逮捕、判刑的，据初步统计，就在十万人以上。

1967年1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1967年1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又发出了《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前一个文件保证军队的稳定性，后一个文件则给了军队支左的方向与权力。

在后一个《决定》中，传达了毛泽东亲自发布的指示：“人民解放军必须坚决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边，坚决支持和援助无产阶级革命左派。”“积极支持广大革命左派群众的夺权斗争。”《决定》的传达，标志着解放军全面支左的开始。

在此之前，1966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已经在毛泽东的亲自指示下发出过《关于对大中学校革命师生进行短期军政训练的通知》，给予了军队执行军训的任务，也在一定程度上赋予了军队介入和支持地方文化大革命的行动权力。

1967年3月19日，中央军委做出《关于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务的决定》。从此，人民解放军在文化大革命中就全面担负起“三支二军”的任务。

有了公安上的保证，有了解放军的“三支二军”对全国文化大革命的介入，全国大夺权的全面阶级斗争在“天下大乱”中似乎有了足够的限制和必要的保证。

然而，狂热的岩浆一旦从地表喷射出来，就肆虐奔突，为此，在1967年的1、2、3月中，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下达过一系列《通知》和《决定》。

2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革命师生和红卫兵进行步行串连问题的通知》，《通知》要求学生停止串连。

2月1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处理下乡上山知识青年外出串连、请愿、上访的通知》，要求他们立即返回原单位。

2月20日，中共中央又发出《给全国农村人民公社贫下中农和各级干部的信》，强调“抓革命，促生产”。

1967年3月7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农村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在春耕期间不要夺权的通知》，稳定春耕大忙期间的农村形势。

1967年3月18日，中共中央又发出《给全国厂矿企业革命职工、革命干部的信》，再一次强调“抓革命，促生产”。

1967年3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停止全国大串连的通知》，对学生大串连予以完全的禁止，席卷全国的大串连从此寿终正寝。

在此期间，中共中央、国务院还在接见有关造反派组织时规定，中央国务院一级的大权，中央各部委的大权，无论是公安、外交、国防，还是财政、外贸、计划，都不允许夺权。这些规定大多是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亲自宣布的。

大量的《通知》、《决定》，大量的限制、规定，与放手发动大夺权的全面阶级斗争结合在一起，似乎是一个完整的大革命系统了。然而，毛泽东及其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司令部”仍然对整个形势中爆发出来的超限制力量、超规范力量估计不足。

无论做出了多么充分而强大的指导和制约，试图把“天下大乱”的革命潮流按规定的方向引向正确目标，全面动乱导致的“全面内战”已不可避免。1967年爆发出的全面动乱是史无前例的，它是中国近代史上又一次名符其实的“全面内战”。

在上层，我们看到了文化大革命中著名的“二月逆流”。作为“二月逆流”的典型事件，就是所谓“大闹怀仁堂”。

1967年2月11日和16日，周恩来两次在怀仁堂主持政治局碰头会。在这两次碰头会中，叶剑英、谭震林、陈毅、李富春、李先念、余秋里、徐向前、聂荣臻等人与陈伯达、康生、张春桥、谢富治等人发生尖锐冲突。特别是叶剑英、谭震林、陈毅等人态度极为激烈，他们把矛头直指江青，直指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以及蒯大富这样的造反派。这些人大多是军队高级干部，在组织上与刘少奇并没有太多的联系，在感情上也绝不反对毛泽东。他们在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过程中的一系列党的会议上，大概也给了毛泽东所需要的举手支持。在运动初期也极力理解过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批判资产阶级的伟大意义。然而，文化大革命深入到这一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冲击到党内、军内如此大量的老干部，冲击到如此大量的革命干部子弟时，他们难以接受了。特别是这些冲击在很多时候表现得极为残酷无情，他们尤其难以忍受。

正像谭震林在碰头会上高声怒斥的：“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闹革命，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形而上学！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你们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把老干部都打光，高干子弟通通挨整。见高干子弟就揪，这不是反动的血统论是什么？这是用反动的血统论来反对反动的血统论，这不是形而上学吗？”“蒯大富是什么东西？就是个反革命！搞个百丑图，这些家伙就是要把老干部通通打倒！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

当天晚上，张春桥、姚文元就向毛泽东做了紧急汇报。毛泽东当然明白事态的严重性。面对这些主要来自军队高级干部的反文化大革命倾向，他立刻做出强有力的反应。他一贯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他一手发动的，对文化大革命的任何反对，就是对他领袖地位的动摇。

毛泽东于2月18日晚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针对大闹怀仁堂的谭震林、陈毅等人，他声色俱厉地说：“你们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不到！叶群同志，你告诉林彪，他的地位也不稳当啊，有人要夺他的权哩，让他做好准备。这次文化大革命失败了，我和他就撤出北京，再上井冈山打游击。你们说江青、陈伯达不行，那就让你陈毅来当中央文革组长吧，把陈伯达、江青逮捕、枪毙！让康生去充军！我也下台，你们把王明请回来当主席嘛。你陈毅要翻延安整风的案，全党不答应！你谭震林也算是老党员，为什么站在资产阶级路线上说话呢？”

全场在毛泽东的雷霆大怒下鸦雀无声。毛泽东最后说：“我提议，这件事政治局要开会讨论，一次不行就开两次，一个月不行就开两个月，政治局解决不了，就开中央全会，中央全会解决不了，就发动全体党员来解决！”说罢，他起身退出会场。

毛泽东的这个反应是足够有力的。他不允许任何人反对文化大革命，也不允许任何人用“清君侧”的方法将矛头指向中央文革。他知道，面对军内高级干部的集体压力，他必须坚定地动用自己的权威，动用自己作为全党领袖的合法性，包括动用军内高级干部对自己的敬畏之心，还要动用自己在几十年党内斗争中一贯正确的资本。他甚至动用了一旦被推翻就“上山打游击”的说法，以示自己对于文化大革命义无反顾的决心。

毛泽东原本就拥有巨大的权力和力量，当他无比坚定地使用了这个力量之后，来自军内高级将领的反文化大革命倾向被抑制住了。当军内高级将领把矛头指向中央文革而抨击文化大革命时，他们似乎忘记了毛泽东的存在，才能表现得如此正义凛然。及至毛泽东站出来，挡在中央文革前面时，面对领袖的震怒，他们只能低下头重新思想了。“二月逆流”的参加者们不久便遭到文化大革命的残酷批斗，到这一步，大概也只能将怨气藏于胸中了。

毛泽东此时对文化大革命的继续深入毫无动摇，他已没有任何后退的余地。当他对“大闹怀仁堂”的高级将领们的严厉批评被江青等人传播出去之后，在北京乃至全国范围内，出现了铺天盖地的“击退二月逆流”的大标语。

“二月逆流”被粉碎之后，在文革派势力面前出现的真正难题，是全国局面的失控。

全国绝大部分省份都出现了两大派群众组织的尖锐冲突，工、农、兵、学、商大规模卷入，在人山人海的激烈对抗中，从挥舞拳头到长矛棍棒，到子弹枪炮，斗争的武器及规模都急剧升级，真正形成了全国性的内战。当毛泽东将支左的权力给予了军队后，在一个时期内不但没有保证全面阶级斗争有序地展开，反而加剧了动乱。

率先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的，自然是各省、市、地、县的军区、军分区、武装部，这些军队机构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1966年，已然成为某些最激进的造反派的冲击对象。各级地方党委瘫痪之后，各军区、军分区便在中共中央的有关指示下成了保存各级党委档案材料的权力部门，也常常成为被造反派揪斗而失去安全保障的各级领导干部的庇护所。那些最坚决的造反派曾一而再、再而三地冲击这些军事机构。当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把支左的权力给了军队之后，各军区、军分区便迅速以合法的形式介入和干预地方的文化大革命。

运动初期以裸露的形式保省、市、地委的保守派组织已经瓦解。在新的群众组织中，又产生了新的矛盾和冲突。经过一系列的分化、改组和集结，各地区基本形成从上到下贯穿省、市、地、县的相互对立的两大派势力。解放军支左，首先面临着“谁是左派”的判定。

军队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支持了更亲近他们的一派，或者说更拥军的一派。这一派中常常有更多的党团员、劳模、先进分子、复员军人。他们虽然也叫造反派，但就其组成的渊源上，与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保守派有着更多的内在联系。如果说各省军区、军分区常常隐蔽地延续了原省委、市委的政治倾向，那么，他们现在支持的造反派群众组织就很隐蔽地延续了文化大革命初期保守派的政治倾向。

当然，情况也并非绝对。有些军队支持的派别确实是从文化大革命初期就开始造反的组织。由于某种原因，他们与军队更为亲近，理所当然地成了支左的对象。

支持了一派，另一派难免成为反军派。这些反军派，有可能因为运动初期冲击过军队，酿下了对立根源；也可能因为其组织成员更缺少党团员、劳模、先进分子，出身非“红五类”的成员相对多一些，不被军队所信任；也可能因为他们势力太大，已经成为独立控制该地区局势的权力系统，军队建立自己新的权力中心，反而需要支持比较弱小的一派。

文化大革命发展到这一步时，我们对文化大革命中的群众组织有了更新的认识。经过1966年的演练，又经过1967年“一月风暴”的发展，那些人数庞大的造反派群众组织以及他们的联合体已经有了很大的权力。在旧的省、市、地、县等领导班子瘫痪的情况下，他们已成长为决定社会命运的权力结构。两大派群众组织的对立，成为重大的社会格局。

当军队的权力介入之后，与群众组织中原有的两大权力系统的对抗结合在一起，更扩大了冲突的规模，社会上形成了两大对立的权力系统，斗争自然十分尖锐，他们要争夺的是明天省、市、地、县的合法政权。特别是在1967年7、8月份，全国局势失控。两大派的武斗席卷中国大部分省份，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省份也不例外。在四川等省，武斗中使用了最先进的军工产品，坦克、装甲车纷纷投入战斗，很多地方城乡一片战火。

毛泽东所领导的中央文革势力早已看清楚，在全国大多数省份军队支持的群众组织具有保守派的倾向，而反对军队的一派群众组织才是真正一反到底的文化大革命派。于是，1967年上半年，中央文革便表现出越来越明确的支一派、打一派的立场，而这些立场大多是与省军区相对立的。

这种自上而下的斗争对全国大规模内战的性质又做出了本质的揭示，它依然是新形势下“革”与“保”的斗争。

局势失控的标志之一，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表了一系列《通知》及《通告》，均收效甚微。无论怎样强调革命派大联合，强调“三结合”，强调“抓革命，促生产”，强调“要文斗，不要武斗”，强调维护铁路交通运输的秩序，强调不夺枪、不开枪，都未能控制住局势。《人民日报》发表的《打倒无政府主义》之类的社论，也对局势的影响不大。

这期间发生的武汉“七·二0”事件，便是一个典型。

武汉同全国一样，也形成了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一大派组织，就是人数有百万之多的“百万雄师”，他们得到武汉军区的支持。7月14日，谢富治、王力为代表的“中央代表团”到达武汉时，明确否定了武汉军区的支左方向，指出他们支持“百万雄师”这样的保守组织，压制了与之相对立的造反派组织，是方向性、路线性错误。

谢富治等人的表态引起了武汉军区广大指战员与“百万雄师”群众的极大不满。自7月20日开始，连续几天内，“百万雄师”调集近千辆卡车，出动几十万群众游行示威，高喊“打倒王力”、“揪出谢富治”的口号。在几十万头戴安全帽、手持长矛棍棒的“百万雄师”的游行队伍中，还有武汉军区、湖北省军区、武汉市人武部近千名全副武装的军人队伍。“打倒张春桥”，“打倒江青”，“打倒谢富治”，“打倒王力”，“毛主席受了蒙蔽”的大标语覆盖了武汉市。

“百万雄师”原本是一个对旧省委比较温和的群众组织，它反对全面否定湖北省委和武汉市委。因此，武汉“七·二0”事件的性质就十分明显了，是1966年全国范围内“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的继续。1967年全国各地的大规模内战，在本质上都有这个性质。

毛泽东曾于“七·二0”前夕在武汉接见过武汉军区司令陈再道，当情势发展到了这个程度，毛泽东当机立断，就像曾对“二月逆流”做出的强有力反应一样，对武汉“七·二0”事件，也做出了强有力的反应。

7月22日下午，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央文革组织了数万人在北京西郊机场热烈欢迎谢富治、王力回京。《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做了声势浩大的报道。7月25日，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百万军民集会，坚决支持武汉革命造反派，林彪、周恩来、陈伯达、江青和三军负责人出席了大会。各界革命群众代表发言，一致表示，坚决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坚决打倒武汉地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坚决打倒“百万雄师”中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小撮坏头头。以此制造了一个压向武汉的雷霆万钧之势。

7月26日，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下，武汉军区发表《公告》，指出：“七·二0”事件是“明目张胆地反对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党中央、反对中央军委、反对中央文革小组的叛变行动。”

7月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表《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指出：“武汉军区个别负责人在支左工作中，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这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造成的严重政治事件，激起了武汉市的广大革命群众和驻军广大指战员的无比愤慨，受到了全国人民的严正谴责，遭到了全国陆海空三军的强大反对。他们已经陷入亿万军民愤怒声讨的汪洋大海之中。”中共中央在这封信中还号召：“一切受蒙蔽的群众应该迅速觉悟，改正错误，回到毛主席的正确轨道，同革命群众团结起来，共同对敌。彻底揭露‘百万雄师’、‘公检法’中一小撮坏头头和武汉军区内个别坏人的阴谋活动。”同一天，中央军委改组了武汉军区，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政委钟汉华被撤消了职务。“打倒陈再道”的大标语布满北京街道。

“百万雄师”被残酷镇压了。在随后的政治迫害中，数十万计的群众被打死、打伤。

武汉“七·二0”事件是全国全面内战的缩影。

正是在“七·二0”事件前后，毛泽东看清了这场内战的严重性质，他甚至做出了解放军可以武装左派的指示，其真正的含义是，在全国很多省份调动忠于毛泽东革命路线的野战军，支持与省军区相对立的真正的造反派组织。同期，江青在接见造反派代表时明确提出“文攻武卫”的口号。全面内战经过武汉“七·二0”事件以及相应的部署，开始朝着对毛泽东有利的方向转变。

毛泽东在“大乱”中高瞻远瞩地看到了未来“大治”的希望。他深深知道，无论是击退“二月逆流”，还是在全国范围内击退陈再道、“百万雄师”这样的大规模逆流，都要依靠实力。对于“七·二0”事件，必须以坚决的手段予以解决。对全国发生的类似事件，也必须以坚决的手段解决。经过一番调兵遣将的力量部署，毛泽东逐渐实现了对形势的控制。他在这个期间的讲话，表明了他对全面阶级斗争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

在一段时期内，三令五申的《通知》、《布告》不起作用，是因为内战打成那个样子，没有人听你的话。当武汉事件无法用一个自上而下的指示予以扭转时，不过表明对立派的势力已经到了自认为可以蔑视文化大革命的程度。毛泽东认为，对于那些利令智昏的倾向，首先要把它打垮，然后才谈得上教育。先要晓之以利害，接下来才可晓之以道理。

当然，武汉“七·二0”事件解决之后，当“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上出现时，毛泽东也没忘记打掉“政治冲锋队”的王力和关锋，以稳定军队，平衡局势。

（7月25日，由关锋执笔、康生审定的新华社新闻稿《首都百万军民集会支持造反派》中，首次公开提出“坚决打倒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口号。

8月1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十二期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中提出：“要把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揭露出来，从政治上思想上把他们斗倒斗臭。”“这是当前斗争的大方向。”毛泽东批示：“还我长城”。

8月下旬，毛泽东在上海接见周恩来派来汇报工作的杨成武，在王力于北京外国语学院发表的煽动夺外交部权的“八·七讲话”稿上批示：“大、大、大毒草”。并指示杨成武向周恩来汇报，将王力、关锋抓起来，分割戚本禹，观其有无转变。）

7、8、9三个月全国内战硝烟未息，毛泽东开始视察大江南北。他以足够从容的心态视察了河北、河南、湖南、江西、浙江、上海等省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在视察中从容讲到“大联合”；讲到“三结合”；讲到“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讲到“站队站错了，站过来就是了”；讲到“要团结干部的大多数”；讲到“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讲到“要用文斗，不要搞武斗，也不要搞变相的武斗”；讲到“对红卫兵要进行教育，加强学习，要告诉革命造反派的头头和红卫兵小将们，现在正是他们有可能犯错误的时候。”当这一系列最高指示传布全国时，最核心的内容是：“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有些地方前一段好像很乱，其实那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再有几个月的时间，整个形势将会变得更好。”

毛泽东对全国全面阶级斗争的大局，显然更加成竹在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