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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古田会议前治军探索

2011-11-17 15:24:56     作者： 朱荣兰    来源：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我要评论

关键词： 古田会议精神,二十九团,郴县
[提要] 1929年12月28日，在党中央在上杭古田曙光小学领导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史称古田会议。［3］朱德：《关于南昌起义、湘南起义和井冈山会师——同解放军政治学院负责同志谈话纪要》，《文献和研究》，19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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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9年12月28日，在党中央在上杭古田曙光小学领导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史称古田会议。这次会议解决了如何把一支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建设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它所确定的着重从思想上建党和从政治上建军的原则，为后来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思想的形成、发展和成功实践奠定了重要基础，古田会议因此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古田会议之所以能够成功召开，主要是毛泽东、朱德、陈毅等人对此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其中，朱德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其在“赣南三整”、湘南暴动、井冈山斗争中做了许多有益的可贵探索，积累了宝贵经验。

　　一、“赣南三整”——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早期探索之一

　　朱德领导的“赣南三整”在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以及在军内实行民主制度等方面作出了许多可贵探索。

　　南昌起义军余部大部分来源于叶挺独立团，但当时这支部队只是在上层领导机关和军官中有少数党员。在士兵中，除了少数连队外，一般连队还没有党团员，党的组织机构也很不健全，因此，党的工作不能深入到基层和士兵中去。如何加强党对这支濒临溃散的部队的领导，使革命的火种得以保持下来，是朱德当时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首先朱德在天心圩对部队进行整顿，对战士开展思想教育工作，稳定了部队情绪，鼓舞了革命斗志，坚定了胜利的信心，经过整顿起义军余部，不仅使干部战士提高了觉悟，明确了方向，而且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得到加强。同时，也初步提出了创建新型人民军队的一些基本原则。但部队中仍然存在着许多旧军队的不良作风和影响，如不加强党的领导，这支队伍终将难以保存下来。1927年10月底，朱德率部抵达赣粤边境的大余时，决定利用粤桂湘军阀混战，无暇追击起义军的时机，对部队进行整编。为此，大余整编时，对党、团员进行了重新登记，并且吸收了一批表现好的人入党，调整了党、团组织机构，将全军56名党员组成了一个党支部。通过把一部分党、团员分配到各个连队中去，并选派一些优秀党员到基层担任指导员，从而加强了党在基层的工作，党对连队这样一个基层作战单位的领导就大大加强了。实践证明，通过整顿党的各级组织，加强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充分发挥每个党员在战斗一线的模范作用，是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提高部队战斗力的一条有效措施，是我军一条重要的建军原则。大余整编时虽然没有明确提出“支部建在连上”，但取得的效果跟“三湾改编”是一样的。粟裕曾回忆说:“那时候我们还不懂得应当把支部建在连上，但是实行了把一部分党团员分配到各个连队中去，从而加强了党在基层的工作，这是对于这支部队建设具有重大意义的一个措施。” [1]这次党组织整顿，对于保持和发展这支队伍具有重大意义。

　　由于当时还有许多更亟待解决的问题，没有把整顿纪律放在首位。11月初起义军到达江西崇义县的上堡。这时的任务已开始转变，由行军打仗改变为深入农村发动群众，打土豪、分财物。纪律问题就开始显现出来了。当时，湘、粤军阀之间重新开战，无暇顾及起义军余部。朱德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又对部队进行了一次整训。

　　上堡整训的重要内容就是对部队进行纪律整顿，主要是制定了群众纪律，不损害老百姓的利益，学会做群众工作；制定了经济纪律，打土豪，募款和缴获都要归公，规定只有没收委员会，才能没收和处理财物；制定了军事纪律；要绝对服从指挥。特别强调了干部要以身作则，人人都要自觉遵守纪律，并严肃处理了几个严重违犯纪律的不良分子。通过此次整顿，广大官兵遵守纪律的自觉性大为提高，从而改善和密切了官兵、军民关系。同时，朱德、陈毅等领导同志，还身教重于言教，和士兵一样吃大锅饭；行军时，有马不骑；和士兵一样肩上扛着步枪，有时还搀扶着伤员、病号。他们的一言一行，给全体指战员作了很好的表率作用。这就从根本上打破了在旧军队里官兵之间等级森严，生活待遇悬殊的壁垒，事实上开始形成了“军民一致、官兵一致”的民主制度。实践证明，这种新型的军民、官兵关系，不仅保障了士兵群众的利益，激发了士兵群众的热忱，也对肃清军阀主义残余，加强军队内部的团结，改善军民、官兵关系起了重要的作用。从而使人民军队与一切旧的军队区别开来。这次纪律整顿的内容，同毛泽东在井冈山所实行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以及古田会议精神是完全一致的。

　　“天心圩整顿”、“大余整编”、“上堡整训”史称“赣南三整”。“赣南三整”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使部队加强了内部团结，力量得到了恢复，素质得到了提高，为即将到来的湘南起义的顺利进行创造了有利条件。“赣南三整” 与“三湾改编”，在时间上相近，作法上相似，且都取得了成功，因而，其“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在建军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2] “赣南三整”所采取的上述措施，为古田会议最终确立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为如何创建新型的人民军队提供了重要的实践经验。

　　二、湘南暴动——对军队同工农运动相结合的探索

　　朱德在回顾南昌起义这一段历史时曾说：“当时只看到武装斗争的必要，而没有认识到武装斗争必须和农民的革命斗争相结合，没有把军队开到农村去搞政权，建立革命根据地；反而在起义胜利后把部队从南昌拉到广东去了” [3]。朱德认为：南昌起义失败的教训之一，就是没有和江西的农民运动相结合，反而劳师远征去了广东，孤军奋战，以致最后失败；如果当时就在江西各地开展农民运动，解决土地问题，建立革命根据地，是完全可以站得住脚的。他认为，部队退却到农村后，由于正规部队人数少、地形不熟、供给不足，如不依靠当地的人民群众，别说发展壮大，就是要生存下来都极其困难。因此，在湘南暴动期间，朱德就非常重视群众工作、地方政权建设以及扩大红军的工作。

　　1927年11月下旬，汝城会议提出了由革命军打先锋的农民暴动计划。朱德再次强调：起义军要以农村为阵地，组织广大农民，拿起武器，开展武装暴动。朱德在汝城等地频频出席地方召开的党组织负责人联席会议，疏通正规部队与地方党组织、农民自卫军的联系，并以国民革命军第十六军一四O团的名义发出布告，号召穷人们团结起来，打倒新老军阀，打倒地主豪绅。汝城会议结束时，朱德还鼓励汝城县委书记何日升、郴县县委书记夏明震，要他们更加广泛地发动群众，开展工农武装斗争。在汝城期间，朱德、陈毅还率部深入农村宣传发动，开展打土豪和练兵扩军运动，教群众学唱“打倒列强”、“无产阶级得解放”等歌曲。经过宣传发动，数百名青年纷纷报名参军，补充新鲜血液，壮大革命队伍。朱德一行临别汝城津江时，特亲笔题赠“世界一家”的匾额。12月10日，起义军由汝城到达广东仁化董塘时，召开了数千人的群众大会，朱德发表讲话，鼓励群众起来闹革命。1928年1月4日，朱德、陈毅率部由韶关回师仁化董塘，发动农民武装一举攻占了仁化县城，帮助筹集经费2 000多元和一批枪弹，并整编了仁化农军。

　　1月12日，湘南起义在宜章一打响，不到一个月工夫，就有十多个县响应起义，一百多万农民行动起来。先后成立了湘南苏维埃政府和宜章、郴县、永兴、耒阳、资兴、安仁六县苏维埃政府；先后帮助宜章、郴县、耒阳分别成立了工农革命军独立第三师、第七师、第四师，还成立了永兴赤色警卫团、资兴独立团、汝桂边区游击大队、桐梓山工农游击队等，工农武装人数达34000余人。形成了正规军、地方军、游击队三位一体的人民武装体制。同时，对地方部队解决武器装备、加强领导和训练，使其在配合军队作战、开展土地革命、保卫胜利果实中发挥巨大作用。

　　湘南起义一开始就明确提出了以土地革命为中心任务，因此，暴动队伍推进到哪里，就在那里宣传和组织群众开展土地革命，打土豪，分田地，烧毁田契债券，满足农民对土地的要求。工农革命军既是武装的战斗队，又是土地革命的工作队，还是帮助组织农军的指导者。为了搞好插标分田，3月16日—20日，湘南特委在永兴太平寺召开的湘南工农兵代表会议上，作出了土地问题决议案；会后通过湘阴渡的试点，很快在湘南各地开展了大规模的插标分田运动。据有关资料表明，湘南起义中，宜章、郴县、耒阳、永兴、桂阳、资兴、汝城、桂东八县，共插标分田69万多亩，约占总耕地面积的20﹪。插标分田最多的郴县，全县32万亩，插标分田18万亩，达到60﹪。由于有效地开展了土地革命，从而大大激发了广大农民的革命积极性。他们在斗争中认识了共产党，认识了苏维埃政府，并且自觉地把自己的命运与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农民把“埃政府”（即苏维埃政府）看作是他们的政府，随便什么事都要到“埃政府”里面去解决。农民的积极性达到惊人的高度，不管是与当地地主武装斗争也好，赤色戒严也好，侦探敌情也好，军事运输和交通也好，“埃政府”一分配下来，总是争先恐后地自动出来担任，丝毫没有推诿、躲避、厌倦等现象。[4]

　　这些，都是朱德汲取南昌起义失利的沉痛教训，实现军队同工农运动相结合的辉煌战果，也为“古田会议决议”提供了重要的实践经验。朱德认为，要建设人民的军队，就必须反对只管打仗、不问其他的单纯军事观点，反对单纯游击、不要根据地建设、走州过府的流寇思想，反对只顾自身壮大、不管地方武装发展的本位观念。

　　三、“八月失败”——党内错误思想蔓延的沉痛教训

三、“八月失败”——党内错误思想蔓延的沉痛教训

　　1928年6月30日，中共湖南省委特派员杜修经带着省委给红四军军委和湘赣边特委的两封信来到井冈山，要求红四军立即向湘南发展。为此，毛泽东主持召开湘赣边界特委、四军军委、永新县委联席会议，在会上大家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毛泽东、朱德根据时局的分析，认真权衡了各方面的利弊得失，认为当敌人内部处于稳定时期，而湘南地区敌人的力量又过于强大、各方面条件对我们不利的情况下，红军远离根据地，出征湘南，不论对边界工作，还是对红四军本身，都是不利的。经过讨论，会议顶住湖南省委的压力，仍决定坚持罗霄山脉政权的计划，袁德生、杜修经最后也表示同意会议的决定。不久，湘军两个师乘红四军在永新、莲花、安福和吉安边境等地分兵发动群众之机，趁虚侵入宁冈。为了阻止湘军同赣军会合，解除对根据地的威胁，红四军分兵两路迎战。其中一路由朱德、陈毅、王尔琢等率领第二十八团、二十九团跨入湖南境内，攻击湘军后方营地酃县、茶陵，迫使他们回退，不敢久留永新，宁冈。朱德率领的红四军第二十八团、二十九团和军部特务营，于7月12日一举攻克地处湘赣边境的酃县县城。第二十八和二十九团攻下酃县后，原计划北攻茶陵。但是，湘军吴尚部已被迫由宁冈、永新一带返回茶陵。这样，红军大队攻击酃县以调动湘军回防的目的已经达到，而赣军侵入永新后对边界割据造成严重威胁。于是，朱德、陈毅、王尔琢决定改变攻取茶陵的计划，率红军大队折回同酃县接壤的江西宁冈，增援永新。

　　可在回师井冈山的途中却出了问题。问题出在二十九团。这支部队原来由湘南起义后成立的宜章农军第三师改编而成，指战员中家乡观念十分严重，上井冈山后，当地因人员骤增而在经济上遇到一些困难，他们就不愿在井冈山地区继续过艰苦的生活，一心想回家乡去。如今好不容易离家近了，思乡情绪一下子就爆发了。当时红军中是比较民主的，各部队中设有士兵委员会，大事小事经常进行民主讨论。二十九团的士兵委员会竟然秘密决定：全团回湘南，不通知长官和党代表。朱德、陈毅得知后，一面写信报告毛泽东，一面前往二十九团劝说。在劝说无果的情况下，朱德断然解散二十九团的士兵委员会，强令该团回师井冈山。然而，部队往回走了还不到一天，二十九团就乱了。部队磨磨蹭蹭不愿走，很多人乱窜拉老乡，弄得秩序大乱，还有人就地开了小差。朱德、陈毅只得停下部队召开军委扩大会议。会上，特派员杜修经提出执行省委指示，出兵湘南。二十九团党代表龚楚也表示赞同。两人提议举手表决，结果大部分人赞同去湘南。无奈之下，朱德等只好表示服从，一面写信报告毛泽东，一面改道向湘南进军。毛泽东见信大惊，此时国民党军知井冈山空虚，已合兵攻来。毛泽东急忙再写一信，要求二十八团和二十九团返回。但杜修经将毛泽东的信置之一边，继续带军向湘南进军。

　　7月23日，部队到达郴州，驻扎于此的是范石生的部队。本来朱德在南昌起义失败后亏得范石生部掩护接济，双方早就定下了互不攻击的协议。朱德本想不打郴州，杜修经却以党的纪律相逼，只好进行攻城。郴州很快就打下了，这里是范石生的供应基地，存有大量物资。久不见给养的红军部队开始大捞特捞，猛烈地发起了“洋财”，一时军纪大乱。那时，湘南农民出身的第二十九团士兵纪律很差，杨得志回忆：“战场纪律不大好，特别有些农民意识严重的同志，包袱、毯子、银元，什么都拣，一个个肩背手提，罗罗嗦嗦一大堆，真不像个红军的样子。直到朱军长进了城，才制止住这种违犯纪律的行为”。[5]不久，范石生部发起了反击，朱德只得率二十八团撤退，要求二十九团紧跟着撤到资兴。

　　二十九团官兵此时在郴州全散开了，发现敌情时都收拢不了。加上大家心里都惦记着在宜章的老婆孩子，哪里还愿向回撤。出郴州没多久，二十九团就一哄而散，高呼着“走，回宜章！”“回家了，回家了！”，纷纷奔宜章方向逃散了。二十九团团长胡少海，党代表龚楚竭力呼喝，然而无济于事。最后全团只剩副营长萧克带的一个连是完整的，加起来一共200余人。二十八团也遭到很大损失，第二营营长袁崇全叛变，拉走了六个连部队。幸好第六连连长李见林、党代表赵尔陆和机枪连党代表何笃才立场坚定，悄悄带回了四个连部队。红四军参谋长兼二十八团团长王尔琢率第一营追赶袁崇全，结果被袁崇全开枪打死。

　　“八月失败”红四军损失惨重，二十九团几乎全军覆灭，二十八团团长王尔琢牺牲，二十九团回湘南的官兵大部在半路上也被国民党军截杀了。好在守山的三十一团遭到国民党军围攻，在朱云卿、何挺颖的指挥下，打了一个漂亮的黄洋界保卫战，击退了敌人的进攻。这次事件从一个侧面充分说明盲动蛮干、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念等错误思想对红军发展的危害程度是是非常巨大的，也给朱德带来沉痛的反思，对《古田会议决议》所指出的这些党内错误思想有着切身的体会。

　　纵观古田会议前朱德的战斗历程，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惨痛的教训，但朱德勇于探索和追求真理的精神，为红军找到了一条政治建军的成功之路，为古田会议的召开作出了积极的探索和伟大贡献。

　　□参考文献：

　　［1］粟裕：《激流归大海——回忆朱德同志和陈毅同志》，井冈山革命博物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出版，第313页。

　　［2］金冲及：《朱德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出版，第112页。

　　［3］朱德：《关于南昌起义、湘南起义和井冈山会师——同解放军政治学院负责同志谈话纪要》，《文献和研究》，1986，（6）。

　　［4］刘都贤：《论湘南起义对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伟大贡献》，《湘潮》，2001，（3）。

　　［5］杨得志：《横戈马上》，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4年出版，第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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