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美灌口规划:金鱼的演变与历代金鱼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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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鲫鱼演变发展成为金鱼的过程可归结为：野生－放生－半家化－家化－人工选种、人工杂交的过程。
　　1．由野生到放生
　　人类出于自身的需要，将野生的鲫鱼捕获后进行“放生”，“放生”是人类对野生金鲫进行干预的开始，它对野生鲫鱼演变发展成为金鱼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西汉末年，佛教传入我国。佛教戒杀生，所以自佛教传入中国各地后，中国开始有了释放被捕动物的举动，并把信奉佛教者释放被捕动物的活动称为“放生”，其目的是借以积阴功，图好报。比较罕见而神秘色彩浓重的金鲫鱼，一开始便是主要的“放生”对象。直到本世纪40年代末，这种迷信习俗还在我国许多地方沿袭着。
　　据记载，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西域大月氏国王太子伊存出使中国时，曾把印度佛经带到中国，并向哀帝等人宣扬了佛经中戒杀生、放生、普渡众生的信条。东汉明帝永平2年（公元59年），印度僧人叶摩腾和竺法蓝来我国传授佛经，且在洛阳建了白马寺，并在寺中建造了鱼类放生池，这是已知最早的放生池。自东汉明帝起，在各地纷纷建立佛教寺院，并开挖放生池。寺僧将野生的稀罕的龟、鱼供养池中，竭力守护，以此标榜佛教徒戒杀生、劝放生，“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的教义。池中异样的龟、鱼还被披上神秘的色彩，受到格外重视。并把它与佛经的内容联系在一起，有时甚至龟、鱼的活动，来解释佛事或自然界中的事情和现象。前面提到的庐山西林寺就是一座佛教寺庙，发现赤麟鱼的池塘就是这样的放生池。
　　从1400多年前南朝的梁武帝（公元502年）开始，世人出家为僧侍佛及购买飞禽、鱼鳖放生的事例，被大量地记载于史籍之中。建造放生池和放生，被看成是向佛表示虔诚和自己延寿增福的行动。
　　到了唐朝，不仅大规模放生，而且还大量营造放生池，更以律令的形式使之明确起来。大量史籍对此予以记载。《事物原令》中有“唐肃宗乾天中命天下置放生池八十一所，是放生始于梁而置放生池始于唐也”的记载；《方舆胜览》也记载有“天禧中故相王钦若奏以西湖为放生池，禁捕鱼鸟，为人主祈福。自是以来，每岁四月八日，郡人数万，会于湖上，所放羽毛鳞介，以百万数，皆西北向稽首，仰视千万岁寿。”在放生的动物中，生存于自然水域中罕见的金黄色鲫鱼，因其色彩奇异，带有一定的神秘意味，自然是首先被放生的对象。我国最早也是规模最大，把金黄色鲫鱼放养在池中的有两个地方，一是嘉兴，一是杭州。
　　宋初开宝年间(公元968年)，吴越国第三任秀州（嘉兴）刺史丁延赞在嘉兴城外月波楼下南普济院瑁池（即现在的南湖）中，发现了金黄色鲫鱼，从此，这个池就被命名为“金鱼池”，后又改为放生池；池后面的普济院，也改名为金鱼寺。在放生池中，除金鲫鱼外还有其它鱼鳖等，都是被禁止捕捉的。这可从宋代诗人梅尧臣“金鱼池诗”中得到验证：“谁得陶朱术，修治一水宽，皇恩浃鱼鳖，不复敢垂杆。”从这里可以想象到被“放生”的金鲫鱼受到人为的保护，甚至还能得到人们投给食物的大致情况。
　　在北宋时代的杭州，在六和塔下慈恩开化寺后的池中和南屏山尖教寺的水池中也有了金鲫鱼。杭州六和塔及塔下的开化寺建于宋开宝3年（公元970年），目的是“选六和宝塔以镇江湖”，这是迷信。有塔必有塔院，塔院名开化寺。在寺中有秀江亭、金鱼池。
　　最早的关于在开化寺的金鱼池中看到金鲫的文字记载，是宋初著名诗人苏舜钦（字子美）留下的。他在六和塔诗中有“沿桥待金鲫，竟日独迟留”。从诗中可以看出金鲫在当时是稀罕名之物，竟使得诗人为等待金鲫的出现而“竟日独迟留”。这其中的奥秘直到40年后苏东坡对六和塔实地观察才揭开。这在宋人戴植的《鼠璞》中有详细记载：“坡公……旧读苏子美六和塔寺诗：‘沿桥待金鲫，竟日独迟留’，初不喻此语。及钱塘，乃知寺后池中有此鱼，如金龟，投饼饵欠之略出，不食复入。自子美至今四十年已有迟留之语。苟非难进易退，不妄食，安得如此寿。现此，则金鲫始钱塘，惟六和寺有之，未若今之盛。”苏东坡也曾写诗记述：“金鲫池边不见君，追风直过定山村。路人皆言君未远，骑马少年清且婉。”
　　宋代观元殿学士蒋之奇，在苏子美六和塔寺诗以后69年（公元1102年），也看到了苏东坡曾见到的金鲫不食投饵的情形，赋诗道：“通体若金银，深藏如自珍。应知嗅饵者，固自是常鳞。”
　　在杭州南屏山尖教寺内，也建有金鱼池，放养金鲫。宋人葛洪曾在《冷斋夜话》中记载此事：“西湖南屏山尖教寺池有鲫十余尾，金色。道人斋余争倚槛投饼为戏。”尖教寺的金鱼池不像是放生池，而是专养金鲫的金鱼池。因此，可以说，我国把金鱼真正作为观赏对象而不是“神异”是始于此时。当时，慕名前来观赏者甚多，其中不乏文人骚客，苏东坡就是其中一员。他在游览观赏金鱼后，写有“访南屏臻师”赞叹金鲫：“我识南屏金鲫鱼，重来附槛散斋余。还从旧社得心印，似省前生觅手书。”苏东坡的这首诗也为南屏山尖教寺的金鲫增加了更大的名气，使之名噪一时，吸引了更多的人前往观赏，佛寺也借此招徕施主，增加名望。
　　2．由放生到半家化
　　由嘉兴月波楼金鱼池、杭州六和塔开化寺和南屏山尖教寺等地的金鲫，我们可以看出金鲫都是受到人为的保护，甚至还能得到人们投给的食物，但是仍然生存于自然中，与龟、鳖和其他鱼类等混杂共处，而且在它们之间还存在着种间的生存竞争。除金鲫的体色与银灰色鲫鱼不同外，其它方面都表现出和普通鲫鱼大致相同的习性。就其体色而言，也只是金黄色一种而已，并无其他在自然界中未曾出现过的颜色。所以说，这时的金鲫是处于半自然环境之中，但得以“适者生存”地过着半家化的生活，从而加速了形体变化的过程，也就开始成为人们观赏的对象之一。
　　这一切都是由“放生”造成的。“放生”使金鲫鱼由野生过渡到半家化时期。因此说“放生”对金鱼的形成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在北宋时代，金鲫不但引起诗人骚客的雅兴，而且也受到达官贵族，特别是皇族的赏识。在古代的皇宫及豪门府第中，水池是必不可少的，楼台亭榭大都建在池边，水池中种植着莲藕，荷花开放时以供观赏，同时在池中也投放一些鱼类作为观赏对象。佛寺鱼池中出现的金鲫，因其美丽的色彩，自然倍受达官贵族的青睐，被放养到皇宫及豪门府第的水池中，成为统治阶级观赏的动物。皇宫中收藏了各种各样的奇花异石，珍禽怪兽，皇帝自然也成为这一切的占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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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由半家化到家化
　　如果说在金鱼的演化观赏史中，北宋时期金鲫还处半家化状态，那么，到了南宋，金鲫则进入到了家化状态，金鱼的家化史也就从此开始了。那个时期，达官贵族僧侣开始以金鲫为消遣取乐的私有对象，争相搜寻凿池豢养以为玩赏，一部分红黄色的鲫鱼从大自然界被输送到富有者的小池塘中饲养，对金鱼的养殖方法也开始讲究。从此，金鲫鱼便慢慢地开始了被人工培育成金鱼的过程。为适应社会上的养鱼需要，一些人专门从事起凿池、捕捉、喂养、选种的工作，民间还出现了专靠饲养和出售金鱼为生的行业，当时被称为“鱼儿活”。“鱼儿活”在对金鱼精心饲养的过程中，逐渐掌握了从天然水域中捞取鱼虫（枝角类和桡足类浮游动物）喂养金鱼技术和繁殖金鱼的方法，因此能大量生产和销售金鱼，并使金鱼的生活环境条件发生了很大变化。这是我国金鱼养殖技术的萌芽。金鱼也就从此由半家化时期进入家化时期。在家化时期，金鱼单独生活在养鱼池中，避免了在放生池中与野生鲫鱼的杂交，得到人为保护和充足的饵料，再不需要与其它水生动物进行激烈的生存竞争，所以新发生的变异也就较半家化时期易于保持，品种的性状相对稳定，加上养鱼者的精挑细选，金鱼的品种遂由单一的金黄色一种，增加到金黄、银白和花斑三种颜色。这个时期，人们还初步了解了鱼类的生殖知识，如《鼠璞》所记载的：“鱼子多自吞吐，往往以萍草置池上，待其放子，捞起曝干复换水复生鱼。黑而白始能成红。”“鱼儿活”可按此大量繁殖金鱼，南宋著名文史家岳柯(岳飞之孙，生于1214年)所著《程史》记载：“所养的鱼中，能变金色的，以鲫于最好，鲤鱼次之”，该著作还记述了金鲫鱼颜色的变化过程：“初白如银，次渐黄，久则金矣。”
　　在金鱼的演变史中，南宋的高宗皇帝赵构做出了突出贡献。赵构在北宋宣告结束后，偏安东南一隅，定都临安（今杭州）。赵构和历史上所有行将灭亡的统治者一样，极度荒淫腐败。他在宫中先是饲养鸽子，后又养起了金鲫鱼。1163年，他退位做了太上皇之后，在杭州造御花园数十处，并于“德寿宫”内专门避养鱼池，广收各地的金鲫鱼玩赏。这时宫内统称金鲫鱼为金银鱼。
　　在他的影响下，当时一些士大夫都建造了类似的观赏池，形成风气。据的当时史料《钱塘县志》记载：“杭州等地园亭遍养玩之”。另据吴自牧著《梦梁录》记载：浙江杭州钱塘门外，金鲫鱼已“入城货卖”，即已正式进入商品市场。另据张世南所著《游记闻》的记载：“福州三山溪水中的小鱼斑纹赤黑相间”；“里中宽豢之角胜为博戏”；“闻永嘉亦有之”。这一史料清楚地证明，当时不仅在浙江、在福建也发现了金鲫鱼的演变和饲养的事例。
　　赵构玩赏金鲫鱼真可谓不遗余力，就在他死前的前一年（1186年），他还派人去距杭州约200里的昌化县山中去捕捉金银鱼来充实他的金鱼池。自此以后，历届朝代，金鱼已经成了宫中不可缺少的珍玩摆设。当然就要有一大批劳动人民为皇宫贵族官僚僧侣等富有者来凿池、捕捉、喂养、繁殖、选种，自然地有意识地进行人工选择，出现了最初的变异品种。但是，宋时的金鲫鱼野性还很大，池养也需大量的水，不便于观察，况且在庭院中蓄池养鱼，在经济上也不是一般人家能养得起的，饲养的规模仍很小，因此，金鲫鱼的变异仍很缓慢。俗话说：物以稀为贵。金鱼同样如此，品种越是新奇，就越能引起人们的注意，因而社会上就出现了对金鱼的新奇异种的要求，为满足人们的这一要求，喜爱玩鱼的人和“鱼儿活”也就有意或无意地注意了对新奇异种的筛选，同时还大量的进行新品种的培育。但由于条件限制，当时的金鱼品种还不多。
　　南宋时期饲养金鱼，可谓盛况空前。从南宋初年到南宋未年，金鱼在家化过程中野性有了很大改善，颜色也有了几种，但金鱼的体形却毫无变化。
　　随着金鱼养殖技术的不断提高，养殖方式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其中，盆养金鱼对金鱼的发展起了关键的作用。1961年，在世界体育界享有盛誉的爱国华侨陈幼牧博士将世藏多年的宋代均窑鱼缸献给厦门中山公园花展馆，以供群众观览。此鱼缸高1.1米，缸口直径1.2米；缸身最突出的部分，共圆周长3.7米；缸底周长约0.37米；肚大底尖，色彩斑斓，是不可多得的稀世珍品。这个鱼缸说明至少宋代已有人用盆缸养殖金鱼了，但那时还属极个别现象，盆养金鱼还未能成为普通的养殖方式。所以说，宋代养殖金鱼还是处于池养阶段。
　　盆养金鱼，在稍后的史料中也有零星的记载。如《二如亭群芳谱》中就有：“元时燕帖木儿奢侈无度，于第中起水晶亭。亭四壁水晶镂空，贮水养五色鱼其中，剪采为白苹红蓝等花置水上。壁内置珊瑚栏杆，镶以八宝奇石，红白掩映，光彩玲珑，前代无有也。”五色鱼可能是金鱼，水晶镂空可能是玻璃缸。但这不能算是盆养金鱼的普通养鱼法。其方法的特殊与奢侈，只能作为特殊人物一时的玩赏，如燕帖木儿。所以，这个时期可以说是盆养金鱼的萌芽阶段。
　　从元朝初期至明朝初期，是金鱼饲养相对萧条的时期。不过仍有许多人还在养金鱼，这可从一些史料中得到验证。金鱼饲养的衰落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主要原因是，南宋腐败统治阶级灭亡时，喜爱玩养金鱼的风气也随之没落。元朝及明初的新兴统治阶级对玩养虫鱼不感兴趣或兴趣不高或把金鱼视作龙的象征，不敢把神物作为玩赏对象。养鱼的人少了，养鱼法无人改进了，异样金鱼不被重视了，金鱼饲养也就相对萧条起来。
　　到了明朝中后期，国家的各种矛盾相对缓和，社会也相对安定。统治阶级中一些人又有了玩赏金鱼的兴趣，社会上又有了对异样金鱼的需要。因此，金鱼的饲养又重新繁盛起来。并且在这个时期，金鱼的饲养和繁殖技术也有了很大的改进。加之盆养所花费用较少，并且盆养较池养大大缩短了人和鱼的距离，改变了人对鱼“可远观不可近玩”的状况，更便于人们欣赏玩乐和评比鱼品的优劣。故在明朝中后期，盆养金鱼的规模和范围不断扩大，盆养金鱼已成为普通的养殖方式。明代伟大的医药学家李时珍在其巨著《本草纲目》中，如实记载了金鱼在当时社会上的普及情况：金鱼“宋始有蓄者，今则处处人家养玩矣”。稍后，沈弘正所著《虫天志》一书，又记述了选鱼、分盆饲养等养殖技术的发展，以及金鱼新品种出现的情况。他指出：“维扬人蓄金鱼初以红白鲜莹争雄，后取杂色白身红尾者。有金鞍、鹤珠、七星、八封诸名。分缶投饵。”这说明金鱼从池养发展盆养，中间共用了三四百年时间，经历了宋、元、明3个朝代；也说明了在这个时期已经开始了金鱼的人工选种。

　　明朝的神宗皇帝朱翊钧是个金鱼鉴赏家，对饲养金鱼很有研究，饲养了许多金鱼。明宫中很多地方都有养金鱼的大鱼缸，甚至奢侈地用玉盆养起了金鱼。明朝的慎行《毂山笔尘》记载：“明朝皇宫中设有金鱼盆，置于案头供神宗皇帝朱翊赏玩”，这就进一步证明明朝确已将金鲫称为金鱼。当时，许多内臣宫眷也纷纷养起了金鱼。而且每年在8月中秋那天，各宫院都要举行赛金鱼的活动，以哗众取宠。如明朝万历年间太监刘若愚在《明宫史》中所记载：“凡内臣多好花木，于院宇之中，摆设多盆。并养金鱼于缸，罗列小盆细草，以示侈富。”看来饲养金鱼还成为夸奇斗富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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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8年，杭州出现了一种“火鱼”。“火鱼杭自嘉靖戊申来生有一种金鲫，名曰火鱼，以色至赤故也。”（郎瑛：《七修类藁》）“火鱼有通身赤者，有半身赤者，有乱赤文者，有背赤文作卦形者，有头赤尾白者，色相各各不同……”（王圻：《三才图会》）“火鱼”的出现，引起了杭州、苏州等处的广大群众对饲养金鱼的极大兴趣，养金鱼的人更为增加，“人无有不好，家无有不蓄。竟色射利，交相争尚，多者十余缸，至壬子（1552年）极矣。”（《七修类藁》）。到了1546年，金鱼饲养已趋于普及，用木盆（木海）或陶土烧制的瓦盆养几条心爱的品种，规模小、耗资少，既能陶冶心情，又便于观察研究。
　　金鱼饲养的规模和范围日益扩大，人们对新奇异样的金鱼的兴趣也随之增加，并且不断变化，时而爱好纯红、纯白，时而以红白花斑为胜，于是从大量幼鱼中选择保留变异大的异样金鱼就习以为常了。万中选千，千中挑百，百里留一，直到选出满意的鱼为止。这种做法，实际上就是在进行人工选择。盆养较池养之所以能更多更快地出现新品种金鱼，原因全在于此。在盆中繁殖金鱼，由于盆的空间较小，交配产卵时，只能容纳很少的几对金鱼，并且人们还会把较多的鱼分成很多盆来交配产卵。由于分盆育种，避免和限制了混乱的杂交，使特异的优良品种比较容易保留下来。这也是一种人工选择，不过和选鱼一样，都是无意识的人工选择。
　　由池养到盆养，在金鱼的家化史上是最重要的一个改变，它所造成的影响也是最大的。盆养使金鱼活动的空间缩小，游动缓慢，而且饲料完全依靠人工供给，这不仅影响到鱼体生理、胚胎发育和金鱼体形，使其变异更多：狭长的身形发展到蛋圆形；背鳍有的残缺，有的整个退化；尾鳍变为多种形式，以适应小盆池上下转动的需要。而且由于进入盆缸饲养后，可以使饲养者比较细致地观察，加之对金鱼的认识和了解进一步深入，饲养技术的进一步提高，使大量养鱼、仔细选鱼、分盆育种成为可能，因而无意识的人工选择也就提高了效力。这时的金鱼在很多方面已和其祖先的差异极大，因此很自然地在名称上也就脱离了“鲫”字，而被叫做五色鱼、文鱼、朱砂鱼、火鱼等等，到明朝崇祯皇帝时代，逐渐统称为“金鱼”。这一时期，金鱼变异的品种数不胜数，到公元1596年以前，史料中记载的品种就有：红鱼、白鱼、金盔、金鞍、锦背、印头红、连鳃红、首尾红、鹤顶红、七星、八卦、墨眼、雪眼、朱眼、紫眼、玛瑙眼、琥珀眼、四红至十二红、二六红、十二白、堆金砌玉、落花流水、隔断红尘、莲台八瓣、蓝鱼、水晶鱼等等。这其中，有从颜色的变异而命名的，有从眼的变异而命名的，有从尾鳍变异而命名的，有的全身变异奇形怪状，因而也就随意命名。在当时这种形势下，出现了一大批金鱼鉴赏家。这其中，最著名的是张德谦，他根据多年饲养金鱼的经验，写出了我国最早的一部饲养金鱼的专著《砂鱼谱》。书中详细记述了金鱼的品种、饲养方法、鱼缸的选择以及选种等有关金鱼饲养的内容。
　　金鱼在这一时期，变异的程度较大。
　　4.有意识的人工选择
　　明朝中后期普遍采用的盆养金鱼，对金鱼的发展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但到清朝前期，金鱼的饲养又重新出现了衰落的局面。原因基本上与元朝和明初相同。直到清朝后期，金鱼的饲养才又重新呈现繁荣。
　　自清朝道光皇帝以后，养金鱼的人越来越多，在饲养方法上又有了新的改进。讲求“欲求好鱼，须选好种”，民间有意识的选择奇异品种进行繁殖已蔚然成风，养金鱼的人已经实行了有意识的人工选择。如句曲山农（1848）的《金鱼图谱》中记载养鱼方法有“咬子时雄鱼须择佳品，与雌鱼色类大小相称。”拙园老人（1904）在《虫鱼雅集》中有“出子时，盈千累万，至成形后，全在挑选，于万中选千，千中选百，百里拔十，方能得出色上好者”。“欲求好秧，全在老鱼有材，出子必佳。”“养鱼一诀，各归各盆。母鱼食白，亦如孕娠。若相搀杂，种类不分。即或出子，必难成之。”这样的养鱼育种方法，不仅对于新品种的形成起了作用，而且新品种的数量也较过去出现的多。这些新品种，无论在色彩上，还是在体形上，都比以往的金鱼更加新奇可爱。这可使我们看到，有意识的人工选择对新品种金鱼的形成起了很大作用。这个时期的金鱼饲养是个新发展。清未北京饲养金鱼盛极一时，出现玻璃缸饲养金鱼观赏的新摆设，还有用翡翠瓶饲养金鱼的记录，情趣盎然。据史料介绍，每年春节，北京居民都到庙会购买金鱼作为家庭新春点缀，助喜庆之乐，当时著名的售金鱼处有“知乐鱼店”、“致乐鱼店”、“来顺鱼店”等。到1893年，由于饲养技术的进展，变异又有增多，新培育出了墨龙睛和狮子头两个品种。此时金鱼的品种已超过20种。若加上红－白相间花色的变化；品种数较前大大增加，记载也较过去详细，在鳞片结构上已有普通鳞、透明鳞和网透明鳞3种。到1904年，金鱼又有了新的变异产生，增加了望天龙、虎头和绒球3个品种。
　　从清末到抗日战争前的30余年间，由于遗传学的发展，人们不仅采取种种杂交方法，使金鱼产生新的变异，同时对变异的发生来由、形成原因、遗传性等均作了详细而系统的研究。到1925年，又增加出10余个新品种金鱼。据许和编著的《金鱼丛谈》一书中记载，1935年时仅上海就有各类金鱼70余种。其中新添的有龙睛球、珍珠龙睛、龙睛水泡眼、朱砂眼、银蛋、蓝蛋球、背蛋球、蛋种翻鳃等品种。同时，对于各种品种的优劣鉴别，也更加细致，这对于优良品种的培育起了很大的作用。
　　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战争的影响，金鱼饲养又出现了一个衰落时期，不仅没有新的品种产生，而且有些品种的种鱼也都死亡断种，使金鱼的品种和数量都急剧减少。
　　抗日战争胜利后，由于对养鱼事业不重视，过去损失的品种不少仍未恢复，整个饲养业依旧衰败不振。当时金鱼的品种，全国也不过40种左右。
　　5、百花齐放，硕果累累
　　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政府对我国古代的文化遗产极为重视。到1958年已发展到154种。在科学研究，最突出的是我国著名的生物家陈桢教授，于1959年著作出版了我国第一本金鱼研究的专著《金鱼的家化与变异》(研究工作起于1925年)，科学地证明了金鱼和鲫鱼确系同属，该书还对金鱼的各种变异和色、形的产生作了科学的说明。作为大规模的金鱼商业活动，主要是在70年代中叶开始的，1977年秋，我国金鱼首次参加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鱼展引起轰动。70年代末以来，随着我国外向型经济的发展，金鱼出口越来越引起重视。上海、北京、广州、武汉、杭州、宁波、苏州、南通、扬州、无锡等城市，都大量培养金鱼的优良品种出口。这一时期，在科学研究上比较突出的成就是著名遗传学家童第周教授(1902?979)及其助手叶毓芬教授、严绍颐教授等，从鲫鱼的卵细胞内提取了一种核酸，注射到金鱼的受精卵内，培育出一种新的鱼类品种，该鱼的照片和说明已被录于《大英百科全书》，并被命名为“童鱼”。这一时期中，还陆续出版了一些金鱼的专著，基中代表作有：傅毅远著的《金鱼》，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韩光朴译《金鱼的科学饲养》，农业出版社，1980年；左增印、左增胜编著《观赏鱼的饲养》，辽宁出版社(该书共88页，其中金鱼41页)，1981年；张绍华著《北京金鱼》，北京出版社，1981年；王占海、史平炜《金鱼及热带鱼的饲养》，上海科技出版社，1982年；吴正泰、许品章编《观赏鱼》，科学普及出版社广州分社，1983年；许祺源著《金鱼饲养百问百答》，江苏科技出版社，1984年；傅毅远编著《金鱼饲养技术》，上海科技出版社，1986年；伍惠生、傅毅远编著《中国金鱼》，天津科技出版社，1983年；张绍华、郁倩辉、赵承萍编著《金鱼锦鲤热带鱼》，金盾出版社，1990年；赵承萍、张绍华编著《金鱼》，金盾出版社，1991年；王春元编著《中国金鱼》，金盾出版社，1994年；李素梅编著《实用养金鱼大全》，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年；许祺源、蔡仁逵编著《东方圣鱼椫泄鹩恪罚泄┮党霭嫔纾?996。这一时期，各杂志上还发表了很多有主要参考价值的金鱼文章，代表作有：陈文豪的《怎样养金鱼》对“文革”后中国金鱼发展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徐金声等〈我国主要的金鱼品种〉，《淡水渔业》，1980年第6期；张促葛〈金鱼史话〉，《农业考古》，1982年第1期；王春元《我国金鱼品种的分类与命名》，〈淡水渔业〉，1984年第4期；郭志泰《中国金鱼是怎样走向世界的》，〈科学养鱼〉，1986年第6期；中国渔业史编委会，《我国古代金鱼养殖》，〈中国水产〉，1988年第5期；许祺源，《中国名贵金鱼评选标准》，〈科学养鱼〉，1988年第4期。
　　目前，象《北京水产》、《水族》、台湾的《观赏鱼》杂志、《水族生态》、《花鸟世界报》、《宠物信息港》等报刊及网络也都长期设专栏介绍金鱼及观赏鱼养殖技术。
　　80年代中叶到到90年代初，我国金鱼出口出现规模性企业，其中包括中外合资金鱼出口企业。例如北京宫庭金鱼有限公司、仟洋水族、怡乐水族公司，均从事金鱼出口；广东东海水族公司；金江观赏鱼有限公司等；杭州奇观水族有限公司等。随着金鱼出口的增长和国内市场的发展，广州、北京、上海、武汉、福州、苏州等地相继成立观赏鱼协会或金鱼协会。1991年10月，中国水产学会在江苏无锡召开第一次亚太观赏鱼及养殖良种展销会，同年10月8日在无锡召开了观赏鱼研究会筹备委员会。1992年6月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北戴河增殖中心建成珍奇水族馆；1992年8月，南海水产研究所与台湾鑫海水族馆等合作，在广州越秀公园举办世界珍奇观赏鱼展览会。1992年10月由淡水渔业研究中心筹建的我国第一个大型淡水水族馆《东方水族世界》正式开馆；10月7月?3日该馆同时兴办亚太观赏鱼和养殖良种、鱼药、饲料等展销会；1993年10月，中国水产学会在无锡举办了第一次全国金鱼评选会；1993年12月上海建成了规模宏大的《中华水族园》、1994年6月江苏省徐州市建成大型《淡水鱼类水族馆》。1997年10月首届北京国际观赏动物及用具展在北京农展馆成功举办；1998年10月第二届北京国际观赏动物及用具展再次在农展馆隆重举行，来自世界及全国各地的参展商，观众参与比次盛会，同其还举办了首届宠物展杯金鱼比赛，中国观赏鱼研究会也正式成立；同年9月首届广州水族及器材展示会在广州举行；到1999年，北京第三届国际观赏动物及用具展、广州第二届水族器材展、上海第二届亚州宠物展及金鱼比赛将观赏鱼、金鱼热推向高潮。
　　以上各方面的发展，表明我国的金鱼饲养业不仅在商业经营上发展，而且在评选和展览方面也进入了发展新阶段。21世纪，观赏鱼正进入一个鼎盛的时期，金鱼也将更倍受人类的宠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