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少女“援交”调查：多数人家庭稳定 追捧奢侈品

2011年11月16日 17:03
来源：中国新闻网

字号:T|T

2989人参与0条主评论 166条评论0条总评论 打印 转发

小芭出生在一个典型的小康家庭，父亲是名警察，母亲是位医生。在重庆，她的家庭条件算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2010年，她在一所中学读到了高二，虽然成绩不好，在家里却足够听话。不过，一旦到了外面，这个“乖乖女”立刻会展现她“魔鬼”的一面，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社会上那种‘流氓’，喝酒、吹牛，啤酒一次能喝四五瓶”。

“访谈的过程中，这个女孩的眼睛不时盯着桌上的零食”，童小年发现，眼前的女孩对零食几近痴迷，那些薯片、巧克力对她有着非凡的诱惑力。“她不好意思地拒绝了我递过去的零食，却又让我把它们藏起来，因为‘一看到嘴就痒痒’”。

事实上，小芭对零食的嗜好与她的援交经历息息相关，用她的话说：“男娃儿好吃要欠账，女娃儿好吃要上当。”

“零食”竟像毒瘾一样

谈到“零食”，小芭话匣子开始打开了。

在上初二以前，小芭的成绩在班里处在中等水平，但上初二后，成绩便一落千里，甚至还让她降了一级。也正是那一年，她有了男朋友，两人交往至今。甚至她把自己的“第一次”也给了那个男孩——她至今记得，那是“高一的那年，11月17号”。

她告诉童小军，如果没有那天与男朋友的“第一次”，她“后来无论如何也不会去做那个”。此前她从未想过把自己的第一次给一个陌生人：“处女的话，据说一般都是8000(块钱)，但是我不愿意。”

除了对于零食的痴迷，她还喜欢上网，热衷于网络游戏。“每天父母睡着后，我会把门反锁，偷偷跑到网吧，等到第二天清晨父母起床前再溜回家里。”小芭说，这样的生活持续了至少2年，却从未引起身为警察的父亲和身为医生的母亲的注意。

用小芭的话说，为了买零食和上网，她每天大约要花100元左右，而家里一个星期只给她二十几元。起初她尽量节省上网的钱，但买零食的钱却无论如何也省不下来，这让她苦恼万分。

高二那年，17岁的小芭第一次“逃学”了，那时候十分厌学，索性跑出去玩，并因此结交了一个做“那一行”的朋友——那个女孩比她小几个月，正是这个朋友介绍她入了“行”。

“想想真好笑，小姑娘的第一次竟然是为了买零食。”童小军说，但她笑不出来。

出于谨慎，童小军试探性问起眼前这个女孩“第一次援交时的感觉”。坐在对面的小芭身子不经意颤了一下，但很快便又恢复了镇定。她说久了就有点习惯了，慢慢就好了，回学校后就当这种事情从没发生过一样。

据小芭介绍，她的“客户”通常都是三十多岁的中年男人，以外地人居多，来自各行各业，她遇见过官员，也遇见过律师。她一直试图避免和他们有情感上的交流，只保持纯粹的金钱交易。有人后来还想和她联系，都被她一口回绝。

每个星期，她都会出去一两次，一次自己能拿到两百块钱，够她花上两三天，等到钱花光了，就再打电话“约客户”……

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援交”像毒瘾一样让她再也难以摆脱。小芭说，每次总是告诫自己：“这是最后一次了，下次一定不做了。”但是很快又会纠结：“啧，钱啊，没钱真是很痛苦的。我一想到没钱，整个人就崩溃了，想想还是做吧!”

小芭说，这样的生活让她换来了一些“自在”：不缺钱花，对学习也“没有什么负面影响”——“反正自己成绩本来就不好，做不做都是‘超烂’”。

“不做了，就把电话卡一扔”

童小军发现，对于这个17岁的小芭来说，人生的这段经历，似乎只需要换个手机号码，便能一了百了。而在援交的过程，小芭的自我保护和防范意识也远远超乎她的想象。

几次经历之后，小芭开始学着用自己的方式“保护”自己。比如，客户家里她是绝对不去的，她只去宾馆，因为宾馆要身份证登记，如果“出事”的话可以找到对方，“在‘家里’出事却一点办法也没有，一个男的我一个小女生怎么斗得过他。”

她觉得“这种事”并不光彩，于是瞒着家里，瞒着男朋友，除了介绍她做援交的女孩，从未和任何好友提起。她形容自己是“单兵作战”，赚的钱也都不敢告诉别人，只有在妈妈不在家时，才会跑到超市，买上一大袋零食，然后往家里拎：“我妈要是知道了肯定会问我钱从哪里来的，我就死定了。”

童小军不敢想象，仅仅因为嘴馋，面前的女孩一步步走到了今天。她问小芭:“如果还能回到过去，一切还可以重来。如果有人像今天我这样问你，早一点告诉你做这个是不好的话，是否还会继续去做?”

小芭摇摇头，从她的脸上可以看出，她对这样问题有点抗拒。

“走一步算一步，下一步会怎么样没人会知道。”女孩说，她也想过高中毕业后开一家精品店，或者是学一门技术，美容、足疗都行。

“女孩的想法出人意料地简单”，童小军说，“最后，她看着我说‘如果有一天真的不做了，就把电话卡一扔，别人就找不到我了。”

（内容来自“我国在校女学生援助交际问题研究”的真实案例）

除了物质我们还能追求什么？

在校中学生参与卖淫和介绍卖淫，刺痛了社会的神经。涉案的女孩并不是天生的罪犯，也不能单纯用“寡廉鲜耻”来理解她们的行为。从某种角度看，她们一定是要以自己特定的方式追求着什么——或许是她们心目中的“幸福”，或许是比她们所付出的更有价值的某种“奋斗目标”。而在幸福被扭曲的世界里，无论是成人还是孩子，堕落和进步，或只在一念之间。

青少年在追求什么

青少年的幸福观出现危机，奋斗目标发生扭曲，并不是今天才发生在这些援交少女身上。两年前，《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开展了一项主题为“你正在为什么而奋斗”的在线调查，9844名参与者中，84.3%的人确认自己“正在奋斗”。而人们眼中的奋斗目标排名比较靠前的依次为“房子和车子(53.5%)”“更理想的生活(44.0%)”“成为有钱人(43.70%)”“找个好工作(23.9%)”。显然，金钱和物质在当今社会中已成为最重要的成功标志，而任何一种可能的方法，包括援交，只要能快速挣钱，都被功利地认为追求个人心目中“幸福”和“好生活”的“正当”手段。

在伦理哲学中，好生活的“好”往往是用“幸福”这个概念来表述的，亚里士多德认为，“幸福”或者好生活是一种进行中的生活方式，一种以德行为目的的行为。“那最为平庸的人，把幸福和快乐等同，因此，他们以生活享受为满足。” “很明显是一种奴性的生活，然而却显得蛮有道理”。在他看来，享乐生活是最低层次的幸福，更高的幸福是“政治生活”和“思辨的静观的生活”。

对于今天大多数追求幸福的中国青少年来说，2000多年前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两种更高的幸福是他们想都没有想过的。然而，这并不妨碍我们认真思考“享乐生活是最低层次的幸福”这句话，因为援交少女让人们看到，最低层次竟然可以低到什么程度。在这个极低的层次上，“幸福”完全受人的自然欲望支配，变得完全不受羞耻和其他道德观念的约束。

被扭曲的“幸福”

在完全被金钱和自然欲望支配的世界里，人们往往对幸福不能形成正确的观念。这并不是说他们不能感觉到某种幸福，而是说他们的幸福感会被极度扭曲。这种扭曲被认为幸福是基于达到个人“需要”的某种满足程度。满足了就“快乐”，反之则“痛苦”。

但是，社会价值和伦理的“幸福”并不仅仅是以上的感觉，而是一种意义。著名犹太心理学家弗兰克在总结人生时说：对人来说，最要紧的“不是趋乐避苦，而是在乐或苦中看到价值意义”。“羞耻”便是一种被人类普遍认为重要的价值意义，这又恰恰与性直接联系在一起的。人生活在一个有约束的世界里，不能百无禁忌，习俗道德之所以有权威，是因为大多数成年人自觉地遵守它，而这对青少年有好的示范作用。但在一个失去了禁忌约束的社会里，习俗的道德与个人的羞耻都失去了依据，

当下太多的成年人沉溺于物质享受和声色之乐，这种表面上的奢化甚至经常被误读为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和中国人“幸福指数”的提高。

孩子的精神世界，往往是大人世界的真实映照。当许多成年人，尤其是那些在社会中被视为“成功”的人士们——官员、企业家、专家、学者、知名人士——的行为严重违背习俗道德规范的时候，青少年的“堕落”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事实上，正如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说的：在这个世界中，成人已经不能扮演年轻人的导师的角色……现在长辈对年轻人的经历，没能比年轻人自己有更多的了解。”

在中国，长期的长官命令和填鸭式的革命道德教育，使得成年人成为缺乏独立价值选择能力的一代。面对女青年援交，他们最有可能持这样两种态度，一种是对她们作居高临下的谴责，另一种是将援交视为一种与其他国家、地区可以类比的“现代青少年现象”。

两种态度都不可取。我们有理由相信，成人世界折射之下的少女援交，会成为一个中国的“社会问题”，而不仅仅是一个“青少年新趋势”。

建立好的公共生活

人往往在对价值意义的追求中实现自己幸福生活，脱离了价值，便无“幸福”或“好”可言。由于价值的存在，人不仅能在快乐中，而且也能在痛苦中找到意义。

对援交少女来讲，比法律的惩罚更重要的，是价值观教育。这种教育要放置在全社会的价值讨论之中进行。个人心目中有了好生活的想法，不等于公共社会中就有了共同认可的好生活理念。在讨论好生活时，需要区别对个人来说的“好生活”和对群体来说的“好的公共生活”，前一个在很大程度上由个人决定，而后一个则需要由公民群体共同确立和维持，在中国，迫切需要这样一个公共讨论的议题。

好的公共生活，它的价值意义有政治的和普世道德两种不同性质的来源。前者往往以国家、民族、革命事业为中心，它要求牺牲个体，因而也忽视了个体。基于政治信仰之上的幸福感往往是不稳定的，时过境迁后甚至会被发现是荒谬的。

后者往往基于宗教信仰、传统文化或人本价值，它包括自由、平等、尊严、真实、诚信等，这不仅是幸福的来源，也提供获得幸福的途径。同样，这些是普世道德由公民社会而不是靠国家权力维持和再生的。今天，要造就一种能够持续有效的幸福观和好生活观，恐怕还要从培养公民社会，建立好的公共生活价值观开始。

（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