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逐梦想广场舞:《三国演义》战争描写的艺术

主持人：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在文学馆听讲座。今天我为大家请来的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周先慎先生，大家欢迎。
孟子讲：“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可见我们的老祖宗早就懂得，战争不是单纯的军事对抗。战争的胜负不仅取决于军事实力，它与战争各方的政治状况、人心向背、战争的正义与否，都是密切相关的。《三国演义》被认为是中国人写的描写战争的史诗性作品，下面就请周先生为我们演讲《三国演义》的战争描写艺术。
    《三国演义》在中国是一部家喻户晓的书，其中的一些人物也是非常深入人心的。在中国古代几部长篇小说名著中，《三国演义》和《西游记》是最好读的，因为它们都写得很热闹，情节很生动紧张，人物也带有浓厚的传奇色彩。比较不好读的是《金瓶梅》、《儒林外史》和《红楼梦》，因为它们写的都是平凡的事，或甚至是家庭生活中琐碎的事，没有超凡的人，也没有超凡的壮举。明代公安派的袁中道曾经这样评论过《金瓶梅》的艺术，说是“琐碎中有无限烟波”。这话说得非常好。你读《金瓶梅》和《红楼梦》这样的书，如果不能从琐碎中看出无限烟波来，那你就会觉得没有意思。这就逼迫你要去动脑子，一边读一边不断地思考问题。《三国演义》这样的书好读，但也容易停留于看热闹，可以不动脑子，这样所得也就很浅了。今天讲《三国演义》战争描写的艺术，战争是很激烈，很热闹的，但里边也很有一些讲究和门道，值得我们去思索和体会。　

要很好地分析和评价一本书，就要准确地抓住它在内容上的主要特点。《三国演义》在内容上的主要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它描写的是统治阶级内部不同政治集团之间的矛盾斗争。这一点决定了《三国演义》在思想和艺术上的许多特点。

　　毛本《三国演义》第一回的开头说：“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三国演义》所写的就是中国历史上三国这一特定时期，不同封建统治集团之间的纷争和兴衰过程。东汉末年，由于政治的黑暗和腐败，爆发了黄巾起义，朝廷又有董卓专权，于是在镇压黄巾起义和讨董的过程中，各路诸侯起来争夺天下，各据一方，经过战争的较量，后来形成了魏（曹操）、蜀（刘备）、吴（孙权）三国鼎立的局面；三国之间又不断地进行斗争，最后相继灭亡，由西晋统一了全国。《三国演义》所写的就是这样一段由合而分，又由分而合的历史发展过程。

      由分而合又由合而分的过程，就是不同政治集团之间进行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的过程。各个政治集团进行政治斗争的最终目的是要统一天下，而达到这一目的的重要手段就是战争。军事斗争是政治斗争的最高表现形式。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是不可分割的，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因此我们也可以说，《三国演义》是一部以描写战争为主要内容的历史小说。我们读《三国演义》，随便翻开哪一回，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在写打仗，至少是在写与打仗相关的人物活动。《三国演义》是中国古典小说中写战争写得最好的一部，达到了很高的思想和艺术水平。《三国演义》写战争写得好，是因为作者并不是随心所欲，凭主观臆想写出来的，而是对历史上无数次战争进行了考察之后的一种艺术概括，达到了艺术真实和历史真实的统一。

《三国演义》战争描写的特点和成就，可以概括为六个字：丰富、深刻、生动。丰富，是指它写出了战争的多姿多彩，每次战争，各有特点，互不雷同；深刻，是指它通过真实的艺术描写，反映出了战争的客观规律，可以给我们以深刻的思想启示；生动，是指它的描写具体、形象，有声有色，特别是通过战争的描写塑造了一系列性格鲜明、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下面我们结合一些具体例子进行分析。
      据有人统计，《三国演义》全书写了大大小小四十多次战争，但每次战争不论是大的战役还是规模较小的战斗，作者写来都是各具面貌，各有特色，一点也不雷同。最突出的是书中关于三大战役的描写。三大战役是指：官渡之战（第三十回）、赤壁之战（第四十三－－第五十回）、彝陵之战（第八一－－八四回）。这三次大的战役，都影响到三国时期的整个历史进程，同时又在全书的艺术构思和艺术结构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作者是很用心地写出来的，所以具有很高的典型意义。

      官渡之战是在曹操与袁绍之间进行的，结果是袁绍大败，曹操平定了北方，大大地扩张了自己的势力；赤壁之战是孙权和刘备结成联盟，在赤壁打败了挥师南下、锐不可挡的曹操，使他不能统一天下，结果是形成了三国鼎立的局面；彝陵之战是刘备伐吴，急于要替关羽报仇，结果是大败，从此走向了衰亡。这三次大的战役，有其相似之处：都是以弱对强，都用了火攻，结果都是强弱转化，弱者战胜了强者。但作者写来却毫不雷同，而是各具特色，显得丰富多彩。这是因为作者具体地写出了三次战役交战双方不同的特点，所处的不同的环境条件，所面临的不同矛盾，以及不同的强和弱的转化过程。

      《三国演义》写战争写得很深刻，主要表现在它并不是停留在两军对垒、两阵对圆、两将交锋等程式化、简单化的描写上，而是从多方面复杂的矛盾斗争来展现战争的发展进程，将军事斗争、政治斗争乃至外交斗争结合起来描写。《三国演义》写战争不完全是一种军事力量（如兵力、粮草等）的较量，而是更着重于表现指挥员的战略、战术指导思想是否正确，突出了战争中人的主观作用，将斗武和斗智、斗勇结合起来。特别是斗智，也就是谋略的运用，在战争胜负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对于像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和彝陵之战这样规模宏大的战役，作者总是将各次战争特定的环境、条件，双方的战略布署，战术运用，力量对比，矛盾转化等等都作了具体生动的描写，深刻地揭示出战争中矛盾转化的过程和胜败的原因。因此，不必等到作者写出最后的结果，读者就能从小说对战争进程的真实描写中，判断出谁胜谁负，而且了解到为什么胜和为什么负的原因。据传，明清时期农民起义的领袖人物如张献忠、李自成、洪秀全等人，都曾经从《三国演义》中学习过战争的谋略。从《三国演义》对战争的描写反映了战争的客观规律来看，这样的传闻应该是可信的。

先看看官渡之战。当时的形势是，刘备的力量还非常小，还没有找到立足之地；江东方面，孙策因被箭射中不治身亡，将大权交给了弟弟孙权，孙权吸纳了鲁肃、诸葛瑾等谋士的意见，采取顺从曹操的策略，以图发展；而曹操原本是想乘孙策新死进攻江南的，后来听从了张紘的建议，不仅不讨伐孙权，反而奏封孙权为将军，兼领会稽太守。当时的政治军事态势就是这样，势力较强的两家实际上结成了联盟。这个总的形势对袁绍就是很不利的。袁绍未能省察曹操和孙权修好的危险形势，设法来稳定和发展自己，却一听说曹、孙修好就勃然大怒，贸然决定兴兵伐曹。这个战略决策本身就犯了极大的错误。

当时从表面上看，袁绍确实处于优势。他拥有北方的冀州（今河北）、青州（今山东）、幽州（今河北、辽宁一带）、并州（今山西）等大片土地，又有丰足的粮草，共调动了七十多万军队进攻曹操，望官渡进发，而曹操仅以七万军队迎战，而且粮草也不足。双方军力有十倍之差。当时曹操所面临的形势，如他手下的一位谋士荀彧的所说，是：“以至弱当至强”。在这种情况下，仗应该怎么打呢？值得注意的是，小说写了双方的谋士都对这场战争的特点和各自应取的战略战术，作了基本上相同的正确分析。曹操的另一位谋士荀攸说：“绍军虽多，不足惧也。我军俱精锐之士，无不一以当十。但利在急战。若迁延岁月，粮草不敷，事可忧矣。”袁绍的谋士沮授分析说：“我军虽众，而勇猛不及彼军；彼军虽精，而粮草不如我军。彼军无粮，利在急战；我军有粮，宜且缓守。若能旷以日月，则彼军不战而败矣。”立场不同，但所分析的敌我双方的特点、面临的形势和双方应该采取的战略和战术，可以说是英雄所见略同。这就是：袁绍虽然兵多粮足，但战斗力不如曹军；而曹操虽然兵精，但数量远不及袁军，更重要的是粮草不足。因此，双方的谋士都认为：这场战争对曹操来说，利在急战，应该速战速决；而对袁绍来说，则利在缓守，应该采用拖延战术，时间一长，曹军没有了粮食，不战自败。在这场战争中，粮食是一个主要矛盾。

重要的还在于双方的主帅对这场战争和各自的谋士所作的正确分析所持的态度却大不相同。袁绍在发兵之前，早已被他关在狱中的田丰从狱中上书说：“今且宜静守以待天时，不可妄兴大兵：恐有不利。”这本来是出于一片忠心的对形势的正确分析，但袁绍却听信谗言，以为田丰出语不祥，不利于他的“仁义之师”，要将他斩首。经众官劝免后才暂时放下，说：“待吾破了曹操，明正其罪！”而对于沮授的正确分析和劝告，袁绍不但不听，反而认为他的话如田丰一样“有慢军心”，将沮授囚禁军中，说：“待我破曹之后，与田丰一体治罪。”

在战争进程中，已逐渐显露出粮草问题十分重要。袁绍大将韩猛运粮，军机泄露，在路上被曹军阻劫，并烧了粮草。这时，袁绍手下的另一位谋士审配又及时地向他绍提出建议：“行军以粮草为重，不可不用心提防。乌巢乃屯粮之所，必得重兵守之。”袁绍并未听进这一重要意见，掉以轻心，又不善用人，只派了一个“性刚好酒”的淳于琼去守乌巢，这个人“终日与诸将聚饮”，结果造成了大错。而另一方面，在战争中曹操军粮告竭，派人去许昌传书教荀彧作速措办粮草，路上被袁绍手下的另一个谋士许攸劫获。许攸及时报告给袁绍，并建议他乘机偷袭已经空虚的许昌，以此一举而战胜曹操。这本来是一次极好的机会。但袁绍刚愎自用，自以为是地认为：“曹操诡计极多，此书乃诱敌之计也。”不但不予采纳，反而听信谗言，因许攸以前是曹操的朋友，就怀疑他是曹操的奸细，要处死他。结果把许攸逼得去投奔了曹操，泄漏了乌巢屯粮的军事机密，导致乌巢被烧，遭到了惨败。

与袁绍相反，曹操的表现却完全不同。他自己已经对战争双方的特点、整个形势以及应该采用的战略战术等，都有了正确的认识，作到了心中有数。但他并没有因此就掉以轻心，盲目乐观，而是认真地召集众谋士共同商议，虚心地听取大家的意见。当谋士荀攸讲出了与袁绍一方的沮授相同的“利在急战”的意见时，曹操非常高兴地说：“所言正合吾意。”

在战争以曹胜袁败结束以后，小说有两句诗评论道：“弱势只因多算胜，兵强却为寡谋亡。”诸葛亮在出山时的隆中对策中，也明确指出：“曹操势不及袁绍，而竟能克绍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可见在战争中谋略的重要。作者对官渡之战的描写，没有停留在表面的谁胜谁败上，而是把重点放在表现战争的谋略上，即指挥员主观指导的正确与否上，这是符合战争的客观规律的。官渡之战的艺术描写，至少能给予我们三方面的思想启示：第一，要发动一次大的战役，不能仅仅考虑自己的兵力是否强大，更重要的，是要有开阔的视野，有长远的战略眼光，从全局出发来分析形势，来权衡利弊，才能作出正确的决定。第二，正确分析双方的条件和特点，认识各自的短长，在此基础之上，确定正确的战术，以已之长攻敌之短。第三，在战争中要发扬军事民主，听取不同的意见，集思广益。袁绍十分愚蠢，但如果他稍微虚心地听取手下谋士的意见，具有起码的民主作风，也不至于落得最后的惨败。

      彝陵之战与官渡之战有很多相似之处。彝陵之战按时间顺序是远在赤壁之战的后面，但刘备的失败与袁绍有相似之处，为了便于对比，提到前面来讲。这次战例也是以弱对强，最后的结果也是以弱胜强。这次战争刘备处于强的一方，孙吴则处于弱的一方。因为关羽被东吴所杀，刘备急于为关羽报仇，便急切地举大军伐吴。这一战略决策本身就是错误的。三顾茅庐时，诸葛亮为刘备制订的基本路线是，占据荆州、益州作为根据地，联吴抗曹，伺机统一天下。后来的斗争实践证明了这条路线是完全正确的，凡是执行这条路线时就得到发展（下面要分析的赤壁之战就是最生动的一例），而违背这条路线时就遭到挫折、失败。所以当刘备决定“提兵问罪于吴”时，诸葛亮就劝谏说：“不可。方今吴欲令我伐魏，魏亦令我伐吴，各怀谲计，伺隙而乘，主上只宜按兵不动，且与关公发丧，待吴魏不和，乘时而伐之，可也。”赵云也劝谏，甚至很尖锐地指出：“汉贼之仇公也（指对曹操），兄弟之仇私也（指对孙吴）。愿以天下为重。”这里表现的是一种从全局、从长远利益出发的战略眼光。但是刘备却听不进去，执意要为关羽复仇而伐吴。这就首先在战略决策上犯了错误。他甚至还对提出相同正确意见的学士秦宓大发雷霆，要“武士推出斩首”，经众人劝说才将他暂时囚禁起来，说等战败东吴后再来处理。这种表现与官渡之战中刚愎自用的袁绍已经不相上下了。这是彝陵之战失败的根本原因。

      接着又在具体的作战方案上犯了错误。当时刘备率兵七十五万，孙吴只有十万军队抵抗，也是以至弱对至强。刘备报仇心切，又依仗兵多，采用急战的方法，一开始取得节节胜利。孙吴畏惧，泒人求和，刘备不允，一定要灭吴。结果逼得孙权起用了一个年轻的儒将陆逊任统帅。这个人很年轻，东吴方面也有很多人瞧不起他，但他却非常聪明，很有谋略。他采用的战术是：避其锐气，坚守不出，以逸待劳。结果使得本来锐气很盛的蜀军被拖得“兵疲意阻”，再加上天气炎热，喝水困难，最后刘备只得下令在山林茂密之地安营扎寨，连营七百里。当诸葛亮看到刘备派人送回去的连营图时，立即拍案叫苦说：“汉朝气数尽矣！”结果，蜀军被以逸待劳的吴军顺风举火，烧了七百里连营，遭到了惨败。

三大战役中，赤壁之战是最复杂、最丰富，也是描写得最为精彩的。小说用了整整八回书的篇幅来描写这场战争。首先用了两回书来写孙刘联盟的缔结，这就是第43回“诸葛亮舌战群儒，鲁子敬力排众议”和第44回“孔明用智激周瑜，孙权决计破曹操”。这实际上写的是在一场重大的军事斗争之前的一场外交斗争。因为当时的形势是：曹操平定北方以后，挥师南下，军力十分强大，东吴和刘备都无力单独抗曹，只有联合起来才有取胜的可能。这两回书写出了一场尖锐紧张的外交斗争。外交斗争是为军事斗争服务的，是孙刘一方在这场战争中能否取得胜利的前提条件，因而是这次大战役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作者不惜笔墨，铺展开来描写，是很有眼光的。

诸葛亮亲自过江，以大无畏的勇气和超人的智慧，完成了缔结孙刘联盟的任务。这两回书中最值得注意的是诸葛亮作为一个政治家的高远眼光和他智激孙权和智激周瑜中所表现出的高度智慧。小说突出了一个“智”字。当时孙吴内部在曹操大军压境的形势下，出现了主战（以鲁肃为代表）和主和（以张昭为代表）两派，意见相持不下，而主帅孙权却是犹豫不决。诸葛亮过江的目的就是要说服孙权下定抗曹的决心。但他采用的方法却与众不同，完全出乎人们的预料之外。在孙刘联盟缔结的过程中，诸葛亮表现出非同寻常的大智大勇。他刚一过江，东吴方面主战派的主要人物鲁肃就叮嘱他：“先生见将军，切不可实言曹操兵多将广。”同样的意思以后又几次嘱咐。诸葛亮的回答是：“不须子敬叮咛，亮自有对答之语。”可是在与孙权见面时却完全不顾鲁肃的几次叮嘱，有意夸大曹操的强大和不可战胜。他告诉孙权，曹操有马步水军一百五十万（还说是往少里说）；又说曹操的目的就在“欲图江东”；在此基础上，故意劝孙权“量力而处”：能战则早下决心，不然则“何不从众谋士之论，按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也就是劝孙权投降曹操。这番话使得孙权“勃然变色，拂衣而起，退入后堂。”鲁肃闻言大惊失色，大惑不解。为什么鲁肃要几次三番叮嘱诸葛亮不可告诉孙权曹操力量强大，而诸葛亮不但不听，反而言过其实，有意夸大曹操的力量呢？这是因为鲁肃只了解孙权惧怕曹操的一面，而诸葛亮则不仅了解孙权有害怕曹操的一面，而且还有不甘心投降曹操的另一面。因此，诸葛亮对孙权的了解比孙权的谋士鲁肃对自己主公的了解还要深刻全面。基于这种了解，诸葛亮确定对孙权的办法是：“只可激，不可说”。他是有意采用夸大曹操实际军力和突出曹操挥师南下的目的在消灭东吴，并故意劝他投降曹操的方法，来激发起孙权不甘心投降曹操的一面；而在孙权基本上下定了抗曹的决心以后，才具体地向他分析了曹军远来疲惫，北军不习水战和不能得到荆州人民的拥护等重大弱点，以帮助他正确认识形势，进而坚定他抗曹的决心和信心。

以后孙权的决心又发生了动摇，从而引出了赤壁之战中的另一个重要人物周瑜。因为孙权之兄孙策临终时曾经留下遗言：“内事不决问张昭，外事不决问周瑜。”因此，孙权是否能最后下定决心抗曹，周瑜的态度就十分关键。诸葛亮深知周瑜此人虽然很有军事才能，但心胸狭隘，对个人利益看得极重。因此也采用了“智激”的方法，也是极力劝他降曹，但针对他的特点，具体内容又有所不同。他对周瑜说，如果投降了曹操，对周瑜来说，一“可以保妻子”，二“可以全富贵”，并佯装不知小乔是周瑜的妻子，故意说曹操举兵南下的目的就是想要得到江东二乔（大乔是孙策的妻子），劝周瑜主动献出二乔，作为向曹操投降的献礼。周瑜听后勃然大怒，大骂：“老贼欺吾太甚！”便下定了抗曹的决心。由此可以看出，诸葛亮的智慧是建立在对人的深入了解的基础之上的。他对孙权和周瑜用的都是智激的方法，可是却针对两个人各自不同的思想性格和当时面对战争时的心理，因而具体内容又很不一样。

      这些描写还只是赤壁之战的准备阶段，但对于战争的全局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是整个战役的重要组成部分。作者以精彩的笔墨，生动地写出这场尖锐复杂、惊心动魄的外交斗争，表现了《三国演义》的作者在描写战争时眼界很开阔，不是只看到具体的战役本身，而是对战争的进程和全局有全面的把握和深刻的认识。

       在诸葛亮促成孙刘结盟，形成抗曹的统一战线之后，小说就开始了对战争本身的描写。《三国演义》所写的战争，不只是军力的对抗，更重要的还是一个斗智、斗勇的过程。这一特点在赤壁之战中表现得极为鲜明。这次战役中双方的斗智，即战争谋略的运用，也就是战争中指挥员主观指导思想的正确与否，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简直可以说，整个赤壁之战就是一场智慧的较量。曹操素以奸诈闻名，他是非常聪明的（这在官渡之战中就有突出的表现）；但在这场战役中，东吴方面年轻的统帅周瑜却比他更聪明；而只居于幕后并没有在前台指挥、却能统观全局、起到一种举足轻重作用的诸葛亮，则又远远高出于曹操和周瑜之上，成了智慧的化身。

这次战役也是以至弱对至强。曹操在统一北方之后，挥师南下，荆州不战而降，然后计点马步水军八十三万，诈称一百万，水陆并进，近逼江陵，有势不可挡的锐气。而当时刘备是败走江夏，势孤力单；东吴也绝不是曹操的对手。两家就是联合起来，军力也大不如曹操。战争的进程也是强弱转化，结果也是以弱胜强，但基本矛盾与官渡之战和彝陵之战又不相同，不是粮草问题，也不是军队的劳逸问题，而是曹军来自北方不习水战的问题。因此双方的斗智就围绕着这个基本矛盾展开。

聪明的曹操一开始就发现了自己的军队不习水战的弱点，采用了果断的措施来加以弥补，这就是大胆起用荆州降将蔡瑁和张允任水军都督，加紧训练水军。曹操一向多疑，一般情况下是绝不会任用降将来担任军中重要职务的，可见他对这一问题的重视。周瑜在前线视察中发现了曹军的水寨深得水军之妙，大吃一惊，了解情况后便决心设计要除掉蔡瑁和张允，以破坏曹操训练水军的计划。这就有了“反间计”的产生。第45回写“群英会蒋干中计”，虽然小说是用从容闲暇之笔写出的，内容也只是老朋友见面时的宴饮和抵足而眠，但因为有关系到战争胜败全局的曹操水军训练是否能获得成功作为背景，读来便具有惊心动魄之感。结果蒋干中计，曹操竟相信了蔡瑁张允通敌，误杀了这两位新任命而训练水军卓有成效的水军都督，在军事上遭受重大损失。对曹操来说，刚刚开始转入主动的战局一下子又陷入了极大的被动。“反间计”是一次斗智，一次谋略的较量，在这次较量中曹操输了重要的一着。

      接着第46回的前半部分，又穿插进一段诸葛亮草船借箭的描写。这是写诸葛亮和周瑜之间的矛盾。当周瑜发现诸葛亮比自己更聪明、更有才能时，便不顾战争胜败的大局，要设计除掉诸葛亮，令他在十日之内赶造出十万枝箭，完不成任务就要以军法处置。聪明的诸葛亮识破了周瑜的阴谋，于是将计就计，不仅接受了这一任务，而且还把交箭的时间提前为三天，并立下军令状：“三日不办，甘当重罚”。诸葛亮以他的天文知识，预见到第三天将有一场大雾，这才有这一出人意外的惊人之举。这本来是对付周瑜企图杀害自己的阴谋的，而结果却又使曹操损失了水战中非常重要的十几万枝箭，使他处于更加被动的地位。这段描写，表现了作者在战争描写中，善于把握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关系，在抓住主要矛盾的同时，也不忘次要矛盾；而写次要矛盾，又紧紧围绕着主要矛盾来进行，并不显得多余和枝蔓，结果是推进了主要矛盾，使战争的发展进程既集中而又显得丰富多彩。

      再接下去，写周瑜和诸葛亮两人不约而同地制定了对付曹军的火攻计（两人同时将一个“火”字写在手掌之中）。火烧战船，这是赤壁之战中的中心谋略，曹军的最后失败就在于被盟军用火烧了赤壁之下连在一起的战船。为了火攻计的实施，又引出了苦肉计－－周瑜打黄盖、阚泽下书等一系列斗智、斗勇，惊心动魄的情节；最后是庞统授连环计，让曹操用铁链将他的战船连结在一起，好让东吴一把火将其全部烧光。在这一过程中，一方面写曹操的机智，如一开始就发现并及时地解决军队不习水战的问题，重视训练水军；阚泽下书时一下子就识破了诈降的诡计，给阚泽以极大的压力等等。但另一方面，也写出了他一系列的失误，如两次派庸碌无能的蒋干过江，促成了对方反间计和连环计的实现；派蔡中、蔡和诈降，促成了对方苦肉计的实现，等等。

      除此而外，作者还将曹操和周瑜对比起来，描写决战前夕双方统帅不同的精神面貌。庞统授连环计成功，曹操已经危在旦夕，可是却没有丝毫察觉，相反还轻敌麻痹，盲目骄傲。这就是第48回，在一片“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紧张气氛之下，作者以从容闲暇之笔，插写了一段“宴长江曹操赋诗”的情节。《三国演义》很少写景的文字，但这里有一段描写长江月下景色的文字，却十分精彩：“天色向晚，东山月上，皎皎如同白日。长江一带，如横素练。”曹操见山色如画，“四顾空阔，心中欢喜”，竟对自己的事业陶醉起来，对部下口出狂言：“吾自起义兵以来，……誓愿扫清四海，削平天下，所未得者江南也。今吾有百万雄师，更赖诸公用命，何患不成功耶？收服江南之后，天下无事，与诸公共享富贵，以乐太平。”而且还指遥南岸，嘲笑即将取胜的敌手说：“周瑜、鲁肃，不识天时。今幸有投降之人（指阚泽下书，黄盖诈降），为彼心腹之患，此天助吾也。“又指夏口说：“刘备、诸葛亮：汝不料蝼蚁之力，欲撼泰山，何其愚耶！”继而乘酒兴横槊赋诗，并刺死对他进行规劝的刘馥。这段情节写得好，好在它似乎旁枝侧出，实际却紧紧地和主要矛盾相结合，并且有力地促进了主要矛盾的发展，好在它似闲笔而非闲笔，似松而实紧，从容不迫地将情节推向高潮。轻敌麻痺，狂妄自大，是曹操由强转弱，由主动转入被动，并导致最后遭到惨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而与此相反，周瑜胜券在握，却精细谨慎，毫不懈怠。他在决战前夕，亲自登上山顶，视察敌阵，因阵风卷起军旗从脸上拂过，而猛然悟出如果开战时没有东风，火攻计不但将全部落空，而且还有烧及自己的危险，因而急得大叫一声，“口吐鲜血”，“不省人事”。在读者的心情又一次紧张之时，这才引出诸葛亮借东风的情节。《三国演义》很少细节描写，但这一细节却写得十分精彩。这段穿插，也并不是单纯为了追求情节的曲折紧张，而是为了跟曹操横槊赋诗的轻敌麻痺思想形成对比，表现周瑜即使在胜利在望的大好形势下，仍然那样谨慎精细，毫不懈怠，连那样极易被忽视的问题都这样重视。你看，一个盲目骄傲，粗心大意；一个行事谨慎，临阵精细。单是双方精神状态的对比，谁胜谁败的结局就已经十分清楚了。

经过以上波澜层迭、曲曲折折的描写，已经多方面、多层次地写出了双方强弱优劣的转化过程，因而到“三江口周瑜纵火”，战斗正式打响时，这场战争就已经写得差不多，而无须作者多费笔墨了。

      由上面的分析至少可以看出两点：第一，三大战役有其相同的一面，如前所说就是：都是以弱对强，在战争中都用了火攻，战争的过程都发生了强弱的转化，而最后都是以弱胜强。但又是同中有异，每个战役的具体矛盾不同：官渡之战的主要矛盾在粮草，火烧的是粮库；彝陵之战的主要矛盾是军队的劳逸问题，火烧的是七百里军营；而赤壁之战的主要矛盾，是北军不习水战，火烧的是战船。而且由主要矛盾引出的指挥员的有关活动也是各不相同的。第二，《三国演义》所描写的三大战役，尤其是赤壁之战中，真实生动地揭示出战争的客观规律，因而具有普遍的意义。这是《三国演义》战争描写的高明之处，也是《三国演义》战争描写的深刻之处。同中见异，说明《三国演义》战争描写的丰富性，不是千篇一律；写出了客观规律，说明《三国演义》的战争描写的深刻性，其中所揭示的内容，与以科学总结战争客观规律著名的《孙子兵法》是完全相符的。如：知已知彼，百战不殆；兵不厌诈；以已之长，攻敌之短；骄兵必败等等。这些，即使在今天进行战争也还是有参考价值的，对我们处理其他事务也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三国演义》的战争描写，还有更为丰富复杂的一面。符合和体现兵法是一个方面，在战争的斗智中，有时还有有意违背兵法，或者说是对兵法灵活运用的另一面。这同样表现了战争指导者的高度智慧。

      比如兵法上说：“虚则实之，实则虚之。”这是一般规律。就是说在设下埋伏的时候，要迷惑敌人，让他误以为没有埋伏，放心地走进你设置好的口袋；相反，在没有埋伏的时候，又要让敌人误以为有埋伏，让他不敢过来，或改走另一条道，以此来调动敌人，保全自己。但在特殊的情况下，聪明的指挥员有时会反其道而行之。在赤壁之战中，曹操败走华容道，诸葛亮对关羽作了阻击的布署，让关羽埋伏于道路的两旁，却这样吩咐关羽：“可于华容小路高山之处，堆积柴草，放起一把火烟，引曹操来。”这就是反用兵法之道，即实则实之。明明告诉敌人这里有埋伏，不是很笨吗？诸葛亮的聪明就表现在他深知曹操是一个机警而精通兵法的人，他判定曹操一定会以虚则实之的兵法常理来判断，以为是对方虚张声势，这就上了诸葛亮的大当。与此相似而又相反，空城计（第95回）却是以虚则虚之而取得了险胜。关键都在于对不同的人采取不同的对策。诸葛亮用兵也是有失误的，这回书中写他派无知而又自以为是的马谡去守街亭，结果街亭失守，造成了军事上的巨大损失。诸葛亮不得已而退兵西城县，曹魏方面新起用的平西都督司马懿率大军十一万向西城进发。此时诸葛亮身边并无大将，只有一班文官，所领五千军已分出一半先运粮草去了，城中只有二千五百余人，形势十分危险。这时诸葛亮命令将军旗尽藏，不准高声说话，大开城门，每门上用二十名军士，扮做百姓，打扫街道，自己则披鹤氅、戴纶巾，引二小僮携琴一张，于城楼上凭栏而望，焚香操琴。诸葛亮让司马懿进城，司马懿反而不敢贸然引军进城，犹豫一阵后退兵走了。诸葛亮这次当然是弄险，但空城计之所以能获得成功，主要就在于他对自己的对手司马懿有深入的了解。如果对手不是深知兵法而又对诸葛亮一生谨慎行事十分了解的老谋深算的司马懿，而换成是勇猛无比、头脑简单的张飞，既然城门大开，那就长驱直入了。

《三国演义》战争描写的艺术（下）

不仅是大的战役，就是一些小的战斗，写来也是千姿百态，毫不雷同。如同样是写曹操吃败仗而终于逃生，由于所遇对象不同，情形也就大不一样。如第12回写濮阳之战败于吕布，第58回写潼关之战败于马超，情形就很不相同。在曹操的心目中，吕布是一个有勇无谋的人，所以即使在被他打败时，也并不惧怕和慌张。小说是这样写的：“火光里正撞见吕布挺戟跃马而来。操以手掩面加鞭，纵马竟过。吕布从后拍马赶来，将戟于操盔上一击，问曰：‘曹操何在？’操反指曰：‘前面骑黄马者是也。’吕布听说，弃了曹操，纵马向前追赶。曹操拨转马头，望东门而走。”情况虽然危急，但曹操却表现得相当镇静，轻而易举地就把吕布蒙骗过去了。但潼关之战遇到的对手马超却大不相同，一则马超与曹操有杀父之仇，此次为报仇而来，气势极为凶猛；二则曹操在阵前初见马超时，就完全不同于对吕布的印象：“又见马超生得面如傅粉，唇若抹珠；腰细膀宽，声雄力猛；白袍银铠，手执长枪，立马阵前……操暗暗称奇。”开战以前就已经认为他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武将，这在精神上对曹操就有一定的影响。因此，当曹操吃败仗被追赶时，小说的描写就另是一番情景：“马超、庞德、马岱，引百余骑，直入军中来捉曹操。操在乱军中，只听得西凉军大叫：‘穿红袍的是曹操！’操就马上急脱下红袍。又听得大叫：‘长髯者是曹操！’操惊慌，掣所佩刀断其髯。军中有人将曹操割髯之事告知马超，超遂令人叫拿：‘短髯者是曹操！’操闻知，即扯旗角包颈而逃。”这就是《三国演义》中著名的曹操割须弃袍的故事。接下去小说是这样写的：“曹操正走之间，背后一骑赶来，回头视之，正是马超。操大惊。左右将校见超赶来，各自逃命，只撇下曹操。超厉声大叫曰：‘曹操休走！’操惊得马鞭坠地。看看赶上，马超从后使枪搠来。操绕树而走。超一枪搠在树上，急拔下时，操已走远。”除了作战的对象不同引起曹操的心理反应、精神状态不同外，跟作战的具体环境也有很大的关系。濮阳之战在城里，回旋余地小，但也容易掩蔽脱身；而潼关之败是在野外，回旋余地大，很难隐蔽，脱逃比较困难。但野外有树，“绕树而走”，也表现了曹操随机应变的聪明。

下面结合战争描写，谈谈《三国演义》的人物描写。不是全面谈，只是从总结艺术经验，从文学借鉴的角度，谈两个问题。

一是，写反面人物而不回避写他的优点，而写他的优点，又并不防碍将他写成一个反面的典型，相反却因此而使得人物的性格更加丰满，更加真实，更加有血有肉而富于生命力。

二是，《三国演义》写人物，常常使用对比、烘托、映衬等艺术手法，取得了很好的艺术效果。

先谈第一个问题。
　　官渡之战中，有两段对曹操的描写，历来有不同看法。第一段是许攸问粮。许攸为袁绍所逼，去投奔曹操。军士报知时，曹操正要解衣歇息，听说许攸到来，非常高兴，“不及穿衣，跣足出迎。”曹操出迎时还“先拜于地”，给予了很高的礼遇。这就表现了与袁绍完全不同的礼贤下士、平等待人的气度、胸怀。重要的还在下面。许攸在几句寒喧、说明投奔之意后，马上便单刀直入地问曹操：“公今军粮尚有几何?”操曰：“可支一年。”攸笑曰：“恐未必。”操曰：“有半年耳。”攸拂袖而起，趋步出帐曰：“吾以诚相投，而公见欺如是，岂吾所望哉！”操挽留曰：“子远勿嗔，尚容实诉：军中粮食实可支三月耳。”攸笑曰：“世人皆言孟德奸雄，今果然也。”操亦笑曰：“岂不闻‘兵不厌诈’！”遂附耳低言曰：“军中止有此月之粮。”攸大声曰：“休瞒我，粮已尽矣！”操愕然曰：“何以知之?”攸乃出操与荀彧之书以示之曰：“此书何人所写？”操惊问曰：“何处得之？”攸以获使之事相告。这四问四答，跌宕起伏，真是写得非常精彩。胸中有数、故意试探的许攸是步步进逼；不明虚实、喜疑交聚的曹操则是层层设防。一进一退，直逼到曹操无路可走，真相大白。这个问粮的场面，逼真地表现了在规定情景之下人物的心理状态和思想性格。这个例子应该怎样来认识和评价呢？不少学者都引用来说明曹操的奸诈。仔细想想，曹操实在有点儿冤枉。实事求是地考虑，在你死我活的两军对垒之中，突然有一位阔别多年的故旧从敌方投奔而来，一见面就打听关系到全军胜败存亡的军事机密，难道能贸然据实以告？要是曹操果真如某些研究者所要求的那样，许攸刚发第一问，就老老实实地将真情全盘托出，那他和愚不可及的袁绍岂不成了半斤八两？正如曹操对许攸所说：“兵不厌诈”，用兵之道也。曹操富有军事斗争经验，临事冷静，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以虚冒实，不露真情，不过是以诈防诈。其实，明智机变的许攸虽然斥责曹操是“奸雄”，但实际上并没有深怪曹操，他通情达理，在大声喝破之后，反而授以火烧乌巢的“急胜之方”，帮助曹操一举告捷。《三国演义》里写曹操阴险虚伪的地方非常多，但这个例子实在不能说明曹操的奸诈。从作者的主观意图来说，主要是在表现曹操的聪明机警，以与袁绍的愚蠢庸懦作对比，从一个侧面揭示这场战争以弱胜强的原因。许攸奔曹之前，作者借人物之口下了四个字的断语：“弃暗投明”，这样鲜明的态度看，显然不会是以此来揭露曹操的奸诈。

另一段是，曹操破袁后，在袁绍军营中发现了书信一束，皆许都及军中诸人与袁绍暗通之书。有人劝曹操：“可逐一点对姓名，收而杀之。”但他却说：“当绍之强，孤亦不能自保，况他人乎？”即将书信焚毁，不予追究。这个例子也常常被人当作说明曹操的奸诈来使用。这样的认识，也是不符合小说描写的客观实际和作者的创作意图的。实际上，这样宽容的态度和处理问题的果断方式，是表现了曹操很有政治眼光，能从长远利益出发来处理问题。因为在当时，曹操只是初获胜利，袁氏余党势力仍然比较强大，如果此时整肃内部，诛杀部下，必然会动摇军心，不利于将来更图大事。这恰恰表现了他作为一个政治家的明智和宽广的胸怀。如此胸襟气量，大家比较一下，就是现代某些政治家也未必能够做到。把这也说成是曹操的虚伪和玩弄权术，只能说是出于一种偏见。

这段描写的意义，我们可以同作者对曹操这个人物的总的政治定位联系起来考虑，就会得到比较符合实际的认识。作者对这个形象的总体把握，是要把他写成一个“奸雄”。第1回里，写有一个善于“知人”的（不是相面的）许劭，曹操自己跑去见他，问他“我何如人？”许劭回答说：“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也。”曹操闻言大喜，一点也不生气。曹操身处汉末乱世，他终于如许劭所言，成了一个“奸雄”。从总体上看，《三国演义》的作者，就是按照“奸雄”这个评价来塑造曹操的。“奸雄”是什么意思呢？应该是具有两方面的特色：一方面就是奸诈虚伪，还有与此相关联的自私残忍等统治阶级代表人物的特征；，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个英雄，还具有英雄人物的共同特征。

《三国演义》作者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在描写曹操奸诈、残忍一面的同时，并没有回避，而是生动地展现了他作为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的另一面。也就是说，在作者的笔下，曹操虽是一个反面人物，却不失英雄本色。作为英雄本色的突出表现，作者很注意写曹操的雄才大略和政治上的远见卓识。他在与刘备“煮酒论英雄”时，就曾说过：“夫英雄者，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者也。”（第21回）《三国演义》（而且是经过删改的毛评本）中的曹操，确实是多少表现出了他所说的这种英雄品格的。他确是胸怀大志，以实现天下的统一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并在不少问题上以此作为考虑和处理问题的出发点的。

我再举一个旁证，来说明小说确是有意地要表现曹操这方面的品质。第16回，写刘备为吕布所逼，到许昌暂投曹操。他的谋士荀彧劝他乘机杀掉刘备，说：“刘备，英雄也，今不早图，后必为患。”操不答。荀彧出，另一谋士郭嘉入。操曰：“荀彧劝我杀玄德，当如何？”嘉曰：“不可：主公兴义兵，为百姓除暴，唯仗信义以招俊杰，犹惧其不来也；今玄德素有英雄之名，以穷困而来投，若杀之，是害贤也。天下智谋之士，闻而自疑，将裹足不前，主公谁与定天下乎？夫除一人之患，以阻四海之望，安危之机，不可不察。”操大喜曰：“君言正合吾意。”于是表荐刘备领豫州牧。曹操非常清楚刘备是一个了不起的英雄，是将来跟自己争夺天下的劲敌，从他的内心愿望说，是非常想杀掉刘备的。他对荀彧的建议“不答”，“不答”就是在思考问题。因为他内心深处是同意荀彧的看法的，却又有更深远的考虑，因而一时难于下定决心。但他最终还是高兴地同意郭嘉的意见而拒绝了荀彧的意见。这说明，曹操在政治上确是善察安危之机，能从收四海之望、统一天下的长远目标来考虑和处理问题的。这些地方，都应该实事求是地承认是曹操远大的政治眼光和开阔的政治胸怀的表现，而不能不加分析地将它们通通解释为都是曹操的奸诈。

此外，书中写曹操优点的地方还有不少，如他在战争中注意发扬军事民主，在采取重大的行动之前，总是要召集众将商议，听取各种意见。在战斗中又能亲临前线，身先士卒。他渴求贤才，广泛地招贤纳士，争取更多的人为自己服务，因而造成“文有谋臣，武有勇将，威镇山东”的胜利局面。他对关羽恩义备至也并非出于奸诈，而是真心爱才的表现。他带兵军纪严明，制法遵法，割发权代首就是一例（第17回），不少人也以为是他奸诈的表现，同样不够实事求是。讨袁绍时，他号令三军“如有下乡杀人家鸡犬者，如杀人之罪。”使得“军民震服。”（第31回）他派儿子曹彰北征乌桓时，临行戒之曰：“居家为父子，受事为君臣。法不徇情，尔宜深戒。”使得曹彰“身先战阵，直杀至桑乾，北方皆平。”（第73回）这些地方，作者都比较真实地写出了曹操节节胜利、迅速统一中原的原因，应该说是符合历史真实的。

写反面人物而不回避写他的优点，这样一种创作思想，是很高明、很值得我们重视的。因为这符合生活的真实。生活中的人物本来就是丰富的，复杂的，充满矛盾的。《三国演义》既写了曹操坏的一面，也写了曹操好的一面，而这两面是结合在一起的，是矛盾而又对立统一的。这样写的结果如何呢？结果是写出了一个完整真实的曹操，一个有血有肉的曹操，一个不仅叫人憎恶，而且叫人害怕的的曹操。也就是说，《三国演义》的作者，写出了一个聪明的、杰出的、了不起的坏蛋。

有的学者认为《三国演义》的作者写出了曹操性格的矛盾，却没有能写出曹操性格中这矛盾两面的内在联系，写出他性格变化的依据，因此说曹操的形象是失败的。这也不够公允。写出矛盾的内在联系，写出性格变化的依据，这是人物塑造的更高标准，更高要求，《三国演义》的作者没有能够做到，这只是他的不足，而不能说成是他的失败。成功和失败的衡量标准，只能是这个形象在读者心目中留下的印象，从古至今，读过《三国演义》的读者对曹操的印象都是一个既可憎又可怕的奸雄，一个活生生的人物。这就证明了它的成功。

性格复杂，即性格多侧面的人物，在《三国演义》中不只曹操一个。周瑜和张飞，在书中都可以说是正面人物，但作者也能在写正面人物时不回避写他们的缺点。张飞的性格是以粗豪鲁莽著称的，鲁莽就是一种缺点；但他同时还有嫉恶如仇、从善如流、粗中有细的一面，这两面又是结合在一起的；周瑜既有聪明干练、有勇有谋的一面，也有忌刻褊狭、不顾大局的一面。对张飞的描写，有些地方是很感动人的。如第28回古城会，写张飞并没有做调查研究，就误以为关羽真的投降了曹操，因而一见到关羽便“圆睁环眼，倒竖虎须，吼声如雷，挥矛向关公便搠”，谴责他背叛了桃园结义。可等到关羽斩了蔡阳，又听两位嫂夫人讲说关羽一系列表现后，张飞自知错了，竟然大哭起来，立即参拜云长。丈夫有泪不轻弹，像张飞这样粗豪的英雄是很少哭的，但他哭起来却非常动人，交织着悔恨、敬佩、感动等复杂的感情。他的嫉恶如仇和服从真理，都统一于他那率直粗豪的性格之中，心地光明，快人快语，叫人十分喜爱。

写人物不简单化，不单一化，注意写他们性格的复杂性，是中国古典小说的一个优良的艺术传统。这是值得我们今天很好学习和继承的。《水浒传》写英雄人物，也是不回避写他们的缺点，如林冲、武松、鲁智深等，作者都是充分地、毫不容情地写了他们的缺点，却又并不妨碍将他们写成光彩照人的英雄人物，恰恰相反，因此而使得人物形象显得更加真实，更加血肉丰满。《红楼梦》写人物就达到了更高的境界和水平。

再谈第二个问题，《三国演义》写人物，较少细腻的描写，而是主要采用粗线条的勾勒，常常采用对比、烘托、渲染等艺术手法，收到了很好的艺术效果。

《三国演义》通过战争的进程，着眼于人物的活动和人物之间的关系，常常避实就虚，采用对比、烘托、渲染等手法，突出主要人物形象。赤壁之战中，作者就将周瑜、鲁肃、诸葛亮等人对比起来写，他不是孤立地把握和表现人物的性格，而是在人物的相互关联中去把握和表现人物的思想性格。在整个赤壁之战中，对诸葛亮用笔并不很多，但他的形象却非常突出，如果将这场战争比作在一个广阔的舞台上演出的一出威武雄壮的戏剧，那么，年轻有为、机智果断的周瑜就是这出戏的主角，而诸葛亮则可以说是这出戏的总导演。一切都在他的预料之中，一切都按着他的布置和指挥在活动和发展。作者对周瑜是正面写，而对诸葛亮是侧面写；写周瑜是实多虚少，写诸葛亮是虚多实少。实际周瑜成了诸葛亮的陪衬，写周瑜聪明，是为了衬托诸葛亮更聪明。而鲁肃在作者运用的对比手法中却处处处于一种极其微妙的地位，周瑜与诸葛亮一个聪明、一个更聪明，一个气量狭小、不顾大局，一个目光远大、胸怀坦荡的对比，主要就是通过鲁肃在其中的穿插联系体现出来的。比如小说写周瑜忌刻褊狭，目光短浅，为一己之私而不顾战争胜败的大局，多次设计谋害在此次战争中处于举足轻重地位的诸葛亮；而诸葛亮却是胸怀坦荡，雍容大度，为共同破曹的最高利益而不计私仇，一次次挫败了周瑜的阴谋。忠厚善良的鲁肃在周瑜和诸葛亮之间联络穿插，使对比映衬显得更加鲜明。周瑜以限期造箭来加害诸葛亮，既不顾大军圧境的危重局面，又低估了才智过人的诸葛亮，似智而实愚；诸葛亮不问究竟，欣然领命，还主动立下军令状，把交箭日期由十日缩短为三日，好象一点也没有看出周瑜的杀机，实际上是洞若观火，胸有成竹，似愚而实智。周瑜的褊狭自私由鲁肃之口点出，诸葛亮的机智沉稳也在鲁肃的惊异赞叹中得到进一步的表现。乘船取箭的过程，也由鲁肃相陪。大雾迷漫，鼓声大作，鲁肃大惊失色，诸葛亮则酌酒取乐，安闲自得：惶惧失措与勇敢沉着形成鲜明的对照。

       更突出的例子是第五回的《温酒斩华雄》。这节文字，是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讲到关羽的形象写得成功时，特意引用出来加以赞扬的，称其“义勇之概，时时如见”。这是关羽初露头角的一场战斗，集中表现了关羽的英勇和威武。文字不多（前后不过一千多字）而直接写到关羽的文字更少，但却写得有声有色，把一个高大威武、生龙活虎的关羽形象突现了出来。这段文字写关羽，主要是虚写，用侧面烘托的手法。整段文字，没有一句从正面直接描写关羽作战如何英勇，战斗场面如何惊险紧张，而主要通过人物关系，运用烘托、映衬等手法加以表现。作者相信读者的艺术想像力，并启发和调动读者的艺术想像力，获得了很大的成功。

      他先写关羽的对立面华雄。他把华雄写得很高大，很英勇，很了不起。但是写华雄不是目的，目的是写关羽。写华雄只是一种陪衬，一种铺垫。写华雄首先写他不平凡的外形：“其人身长九尺，虎体狼腰，豹头猿臂”；次写他口出狂言：“吾斩众诸侯首级，如探囊取物耳。”接着，就从实际战斗中具体地描写他的英勇善战。这又分几层写：先是“手起刀落”（毫不费力）斩鲍忠于马下，被董卓提升为都督。这是第一层。次写他夜袭孙坚兵寨，杀得孙坚狼狈逃窜，险丧性命，连头上的红头巾也换给别人才得以逃脱。这是第二层。再次是写他把孙坚的四员大将之一的祖茂“一刀砍于马下”。这是第三层。所有这些笔墨最后都落到了关羽的身上。这里写华雄是用欲抑先扬的方法，是为了写他乃关羽手下的败将，却先故意写他英勇善战。在上面层层铺垫的基础上，作者这才写关羽出场。从读者的阅读心理来看，这样安排情节也是很吸引人的：面对如此英勇、气焰又如此嚣张的华雄，关羽能战胜他吗？这就造成了一个很大的悬念，使读者不得不非常关心，而且急切地要读下去。

      关羽的出场也不同寻常，作者加以着意的布置。主要是通过不同人物的反应来烘托、映衬。如写孙坚损兵折将后“伤感不已”，写袁绍闻讯后“大惊”，写众诸侯聚集商议时，因被挫动锐气，一个个无可奈何，“并皆不语”。而这时却写刘、关、张三个人立在公孙瓒背后冷笑。众诸侯是不语，三人是“冷笑”。在那冷静而又紧张的场面中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冷笑”二字意味深长：不只是笑那些身为将帅却对华雄束手无策的“众诸侯”，同时也是笑那猖狂一时、不可一世的华雄，是对他的一种藐视。这已经使读者感到这三个人有些非同寻常了。接下来又写华雄来挑战，连斩骁将俞涉和上将潘凤。在这“众皆失色”、“惶惶不安”之时，这才写“阶下一人大呼出曰：‘小将愿往斩华雄头，献于帐下！”这几句话本来平平常常，几乎任何一个出战的武将都可能说的；但有了上面那些描写作铺垫，这几句普普通通的话，在此时此地说出来，就变得不同凡响了。这样，经过多方面、多层次的烘托、映衬，气氛渲染得十分紧张。关羽这时出场，自然就十分引人注目，处于一种非常突出的位置了。

      按理说，到这时关羽就应该和华雄交手了。但作者却不慌不忙，写得极有层次。在情节的安排上他又故作顿挫，振起一笔，使不长的文章变得波澜层迭、摇曳多姿。看作者先让关羽亮相，写他的外表：“见其人身长九尺，髯长二尺；丹凤眼，卧蚕眉；面如重枣，声如巨钟；立于帐前。”好一条英雄好汉！（这里自然地同前面对华雄的外貌描写形成对比：两人一般高的个子，关羽却比他长得英俊威武，一个在高大中见豪爽，一个在高大中见卑琐－－“虎体狼腰、豹头猿臂”。）可是袁术一听说他不过是一个县令的弓马手（相当于今天的警卫员），袁术便大喝道：“汝欺吾众诸侯无大将耶？，量一弓马手，安敢乱言！与我打出！”关键时刻曹操为他说情：“试教出马，如其不胜，责之未迟。”叫人意想不到的是，在这种十分危急的情况下，关羽竟然主动地立下了军令状，说：“如不胜，请斩某头。”这样一来，气氛就更加紧张了：关羽能否斩华雄之头，不仅关系到盟军的胜负，而且也关系到关羽个人的安危。经过这样一系列的烘托和渲染，作者这才使关羽出马同华雄交锋。可以想见，这场战斗是多么地吸引读者关注，多么地激动人心了。

      就在这种能否取胜事关重大的悬念之下，一般的设想，作者该放开笔墨，有声有色地去描写这场激烈的战斗了。可是，跟读者的期望和预料相反，作者非常巧妙地避开了很容易流于一般化的正面描写，而是继续采用了从侧面烘托、渲染的手法。关羽如何英勇善战、华雄如何被斩，没有一句正面的直接描写，一切都让读者从音响、环境气氛，从人们的反应中，自己去想像出来，而效果比直接描写还要好。
      他先从酒上点染。曹操为他酾酒，是为了预祝他胜利，寄希望于他，也是为了鼓励他，为他壮壮行色胆气。然而，酒的作用又不止于此。关羽并不喝（如果他端起来就喝，这酒的作用就一般化了，就不能充分发挥了），而是说：“某去便来。”这四个字，平平常常，可是在此情此景之下，出于关羽之口，却是掷地有声的响当当的语言，是英雄声口。如此性命攸关的紧急关头，出语却如此轻松安闲，沉稳镇静，好像不是去跟一个劲敌作殊死的搏斗，而像是日常生活中对朋友说要去做一件极普通的事情一样。这就十分自然又十分有力地表现了关羽对战胜华雄有绝对的把握。还未上阵，单是那副形象，那几句平常而又不同凡响的话，就已经渲染出关羽的英雄气概，一个高大的英雄形象就已经栩栩如生地跃然纸上了。

      下面写战斗本身，只用了六十三个字：“出帐提刀，飞身上马。众诸侯听得关外鼓声大振，喊声大举，如天摧地塌，岳撼山崩，众皆失惊。正欲探听，鸾铃响处，马到军中，云长提华雄之头，掷于地上，其酒尚温。”写得是何等的精练，何等的巧妙，又是何等的出色！直接写这场战斗的，连一个字也没有。但读者从帐外天摧地塌、岳撼山崩的鼓声、喊声，从众诸侯闻声失色的表情，接着又看到了得胜而归的关羽将华雄之头掷于地上，关羽的英勇善战，战斗的紧张激烈，就全都在读者的想像之中了。聪明的艺术高手，是充分相信并且会运用各种方法去充分调动读者的艺术想像力的；同时，在不该浪费笔墨的地方也是不肯多写一个字的。这里特别值得玩味的是“其酒尚温”的那个“温”字。这个“温”字真是画龙点睛之笔。“温”字说明时间之短，借用华雄的话来说，就是：取华雄之首“如探囊取物”。那样一个令众诸侯闻风丧胆的华雄，关羽不费吹灰之力就战胜了他，关羽是一个什么样的英雄人物，那还用说吗？读到这里，读者才领悟到，作者花那么多笔墨去写华雄，其实都是在写关羽；也才领悟到，在艺术表现中，恰当地运用对比、映衬、烘托、渲染等艺术手法是能收到事半功倍的艺术效果的。

主持人：周先生一开始就明确地讲，《三国演义》是一部以描写战争为主要内容的历史小说，然后便以很多书中具体细节的例子分析了它的战争描写，用周先生的概括的那六个字，就是如何的丰富、深刻、生动。我想，以后我们再看《三国演义》的时候，可不能再光看打打杀杀的热闹场面。它是以人为中心，突出人的主观作用，是结合着人物的个性来写战争。而且，作者尤其突出描写了人在战前的精神状态。以弱胜强的战例写得也是极其精彩。相对于“决胜千里”来说，写的更多的是如何“运筹帷幄”。不过，用现代观点来看，我觉得《三国演义》忽视了普通士兵个体生命价值的存在。《三国演义》中这样的场景的很多：两军对垒，一阵掩杀，死伤者无数。当然，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战争的残酷。无论战争的正义与否，是战争就意味着会有许多无辜的生命丧失。像美国和伊拉克之间的两次海湾战争，不管哪方正义，有多少无辜的伊拉克平民死于非命。所以，现在有很多战争题材的文学及影视作品，都十分注重描写普通士兵的命运，并从他们的视角来审视战争。周先生提到一句话叫“战争是政治斗争的最高形式”，这让我兴起另一句人们常说的话：“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现在也有这方面的例子，像美伊之间就是将政治斗争演化成了战争，是流血的；而像美朝之间因核危机引起的政治斗争，目前就是不流血的战争。其实台海问题何尝不是如此，我们始终努力争取以和平的方式统一台湾。但如果陈水扁搞台独，那这场不流血的政治斗争马上就会变成流血的战争。中国政府一再重申，台独就意味着战争，我们绝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方式把台湾从祖国的领土上分割出去。我们谁也不希望看到战争，那将意味着许多生命的丧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