护肝药 善复专业为您:论明词的价值及其研究基础

论明词的价值及其研究基础    张仲谋

明词以及明词研究已经被忽略得太久了。明人论“当代”词，已经自惭形秽，清代诸家词话提到明词，更差不多都是贬抑否定之词。三百年来，为明词发覆表微之举，一为清代嘉庆年间王昶选编的《明词综》，一为近人赵尊岳于20世纪30年代辑刻的《惜阴堂明词汇刊》。20世纪出版的数十种文学通史或断代史，从未论及明词。专体史如刘毓盘《明史》第九章以极少的篇幅论明词，不过聊补阙典，而题为《论明人词之不振》；王易《词曲史》则称明代为“入病”，而清词为“振衰”，鄙薄明词之意显然。新中国建立以来的五十年间，唐宋词领域的研究已到了“精耕细作”的地步，清词研究也已取得相当的成就，而明词仍然是一块榛芜未剪的荒地，偶尔有一些文章谈及明词，也有一些词的选本选录了一些明词，但真正的研究却还没有起步。所以词学专家刘扬忠先生才会多次对明词研究的冷寂状况深致慨叹（注：参见严迪昌，刘扬忠，钟振振，王兆鹏《传承、建构、展望——关于二十世纪词学研究的对话》，载《文学遗产》1999年第3期；刘扬忠《新中国五十年的词史研究和编撰》，载《文学遗产》2000年第6期。）

鉴于上述情况，我于1996年申报承担了江苏省“九五”规划项目《明词史研究》，又于2001年承担了全国高校古籍整理与研究委员会项目《明代词学资料汇编》。现在《明词史》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明代词学资料汇编》也接近完成。对于明词与明代词学，做了一些初步的文献清理工作，也形成了一些粗浅的认识。回过头来反思过去的近百年间对于明词的态度以及相应的误解与偏见，才感到是多么滑稽可笑而几近于荒唐。熟悉或了解明词的人几乎没有，而人人都无端自信地鄙薄明词以为不足道。这种状况在文学史学科崛起而至于繁兴的20世纪竟然持续了近百年之久，既与社会战乱与政治动乱有关，与学术界偏重显学、趋热避冷的学风似乎也不无关系。

在本文中，我想结合近年来研究明词与辑录明代词学资料过程中的体会，谈一些个人的看法。

一、明词的文学价值

明词的文学价值，可以从三个角度来观照。

首先，从明词的作家、作品及其艺术成就来看。尽管我们承认明代是词的中衰期，上不如宋，下不如清，但这种因为过于宏现而失之粗糙的大判断并不足以成为否定明词的定谳。就明词论明词，名家与佳作仍是所在多有。晚明时期，由钱允治选编、陈仁锡笺释，成书于万历甲寅（1614年）的《类编笺释国朝诗余》5卷，收明初至万历时词人凡27家及无名氏作品共461首。由顾璟芳、李葵生、胡应宸合选，刊行于康熙元年的《兰皋明词汇选》8卷，共选录词家231人，词作605首。由王昶选编，成书于清代嘉庆年间的《明词综》12卷，共收录明代词人380余家，词作500余首。20世纪30年代，由赵尊岳辑刻的大型词集丛刊《惜阴堂汇刻明词》（又称《惜阴堂明词丛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影印本题为《明词汇刊》），共收入明词文献268种，其中词话1种，合集、倡和集3种，总集（词选）6种，词谱2种；其余为明词别集，计256种（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影印《明词汇刊》，其“出版说明”中谓该书收“词选五种”，当为6种；“别集二百五十七种”，当为256种），词作达一万余首。《全明词》虽然迟迟未能出版，但据其主编之一张璋先生说，《全明词》共收明词作者1300余家，词作2万余首（注：参见张璋《明词不可抹杀》一文，载1984年12月25日《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专栏）。根据《全唐诗》、《全宋词》等总集的编集规律来说，应该说明代词人词作的数量还未见底。但熟悉宋词的人会对这两个数字作出反应，因为它和宋代词人词作的数量非常接近。这似乎不能说明什么问题，但数量也能证明一定的问题。一代才人抛掷心力于此，其间不可能全无佳作。从明初的刘基、杨基、高启、张肯、瞿佑，到明代中期的马洪、杨慎、夏言、陈霆、陈铎、王世贞，再到明代后期的施绍莘、茅维、易震吉、沈宜修、叶小鸾，一直到标志着明词的辉煌终结的陈子龙、夏完淳，他们的作品都达到了相当的水平，足以证明“词亡于明”或“明代无词”的说法是武断而不可信的。历来轻忽明词的人总不免陷入一种误区，既以宋词体现出来的审美规范去衡量宋代以后的词人，以似宋或不似宋的类比思路去排斥一切与宋词异趣的词作。一旦走出这种思维误区，以宽容的态度对待词史发展过程中的异量之美，把明词的特色与缺点剥离开来，就会发现明词还是不容简单否定的。至于作品例证，举出一两篇或三五篇作品似乎不足以说明问题，而大量的罗列又不符合论文的写作规范。一个简单的例证是，那首从杨慎的《廿一史弹词》中摘出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因为被毛宗岗移植在《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开头，后来又被作为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的主题歌词，而成了妇孺皆知的名篇，而这首作品在明词中虽属佳篇，却称不得杰构。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去浏览一下《明词综》或夏承焘、张璋编选《金元明清词选》中的明词部分，至少也会感到明代无词的说法是不足凭信的。

其次，从千年词史的逻辑发展来看，明词无可置疑地是其间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少了这一段，词史也就丧失了连续性和完整性。明代前后长达270余年，这是一个不小的时间段，不像五代或其他乱世之更迭那样，不可能忽略不计。对上而言它是宋元词的一脉相传，对下而言它是清词中兴的前提基础。因此，无论是从千年词史的连续性、整体性考虑，还是要为宋元词尤其是清词提供寻源溯流、原始察终的“上下文”背景，明词都是不可或缺也不可取代的。像李攀龙那样在一部《古今诗删》里删去整个宋诗，把明诗直接唐诗，作为文人个体的偏嗜别择也许无可厚非，但从文学史或诗史的角度来看，却是可笑而且近于荒唐的。

从词史的逻辑发展来看，明代词及其词学现象至少有三点值得注意。

其一，明词的曲化现象。每一种文体的演化都须经过一个长期的历时性过程。词在以敦煌曲子辞为标本的民间曲子词时期究竟存在了多长时间也许很难考定，因为我们至今还不清楚以燕乐系统为音乐背景的词究竟起源于何时（隋代还是初唐、盛唐）？但由中唐文人词到《花间集》、南唐词、北宋词、南宋词，词体的演进轨迹却是十分清晰的。这其间，词在形式体制方面的进化比较容易把握。由令词到慢词，由短章到长调，由单调为主到双调为主，并进而形成相当数量的三叠词调与少见的四叠词调，当然还有调式的“移宫犯羽”和曲式的添减摊破等手段造成的大量新调的出现。更为复杂而较难分说的是词在主题内涵风格情趣上的演化。在现代词学论著中，人们往往用“ⅩⅩ化”的构词方式来表述词的演进趋向。如从主题情趣方面称词的文人化、士大夫化，从语体的格调方面称词的雅化，从音乐性与文学性的彼此消长的角度称词的文学化；另外还有从不同文体影响互渗角度指出的“以诗为词”的说法，当然也可以称之为词的诗化。由本文的论题所决定，我对词的诗化现象自然特表兴趣，因为它与元明时期词的曲化正好相映成趣。清代朱彝尊及浙西词派推尊南宋词，往往称词至南宋而极其变，相对于“诗到苏黄尽”的说法，则大有“词至姜张尽”之意。实际词在经过两宋的“黄金时代”之后，虽然留给后人推扩的余地不大，在主题、意象、手法、风格诸层面，仍有发展变化，词的曲化就是一端。

明词的曲化是一种普遍现象，从明初的瞿佑，到明代中期的杨慎，再到明代后期的施绍莘、陈继儒、卓人月等，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曲化现象。当然，词与曲的影响互渗是双向的。有人以曲为词，也有人以词为曲，词的曲化与曲的词化同时并存。但奇怪的是，以词为曲往往受到好评或认可，而以曲为词则难以被人接受，甚至被指为明词的一大缺点或明词中衰的原因之一。这里就涉及到文体演进规律的认识问题。钱钟书《谈艺录》曾援引外国文艺理论，力斥“诗文相乱”之说为皮相之谈。其说曰：“文章之革故鼎新，道无它，曰以不文为文，以文为诗而已。”（注：钱钟书《谈艺录》29-30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文体嬗变中的“破体出位”乃是常见现象。如楚辞之流为汉赋，汉赋又一变再变至唐宋而为文赋，虽仍以赋为名，其实已与散文道通为一了。虽然古代文论中评量诗文常常是先论体制而后论工拙，然而那些体制不纯或曰两种诗文体杂交而成的名篇仍然备受称道，甚至正因为“出格”才见其新颖别致，所谓“格外好”是也。

当然，这里有一个度的把握问题。如同“以文为诗”、“以诗为词”一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借鉴变化，而不可无视规范，厮踢蛮做。以曲为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吸取散曲清新浅切的特色，然而从总体效果来说必须仍然是词而不是曲；若只是用词调来作散曲，则径用曲牌可也。相对于这个虚拟而实存的度来说，过则为缺点，不过则为特色。既然人们乐于称道苏、辛等人的“以诗为词”，为什么就不能容忍明人的“以曲为词”呢？关于这一点业师严迪昌先生曾经指出：“词曲混淆，固是明词一弊，然而以散曲某种自然清新、真率大胆的情韵入词，实在是别具生趣，不得视以为病的。文体相淆，无疑会消解特定文体，容或不伦不类；从情韵上以新济旧，应是可喜的出新手段之一种。利弊每共生，会转化，全看高手的能耐，平庸者不能掌握火候，就难望其项背。读明人词，似须认识这一特点，始能发见其佳处。”（注：严迪昌《元明清词》92页，天地出版社1997年版。）这是对于明词深有体悟的通变观。

其二，明代女性词人大量涌现，相对于以前的词史而言，亦是一种卓有特色的词学景现。虽然宋代李清照、朱淑真等女词人成就很高，以至人们有巾帼不让须眉之叹，然而毕竟只是个别现象。及至明代中后期，女性词人之多，创作之富，既构成前所未有的词坛景观，又与明词总体不振的情形构成一种强烈的反差。赵尊岳《惜阴堂汇刻明词记略》论“明词之特色”，即以女性词人词作之富为特色之一。其中云：

女史词在宋之李、朱，昭昭在人耳目。元代即不多，《林下词选》几难备其家教。而明代订律拈词，闺幨彤史，多至数百人，《众香》一集，甄录均详。而笄珈若吴冰仙、徐小淑，烟花若王修徽、杨宛之流，所值较丰，又复脍炙人口，视聂胜琼之仅存片玉，严蕊之仅付诙谐，自又夺过之，足资识籀也。

女性词之选本中，明末王端淑《名媛诗纬初编诗余集》选明代女词人56家，清代周铭《林下词选》选51家，归淑芬《古今名媛百花诗余》选26家，徐树敏、钱岳《众香词》选录明代至清初女性词作四百余家，强半当为明代人，近人吴灏《历代名媛词选》选86家。又王昶《明词综》共选明词380家，编为12卷，其中女词人84家，词2卷。仅从以上这些数字，已足以见出明代女性词人词作之繁富了。而其中如沈宜修、叶小鸾、商景兰、吴绡等人，均达到较高的艺术境界。

对这种引人注目的词学现象作进一步的考察，可以得出如下基本认识。从时代先后来说，明代女词人的成批涌现，主要在明代后期，这应该与当时思想文氛围较为宽松活跃有关。从地域分布来看，明代女词人多集中在江、浙二省。如果打破省的行政区划，我们还会看到一个女词人更为集中的文化区域，那就是苏州、吴江、松江、嘉兴一带。1995年，在上海举行的海峡两岸词学讨论会上，吴熊和先生曾尝试提出“环太湖文化区”的概念，以概括词的创作、研究与地域文化的关系，得到多数与会者的认同。明代女性词人的占籍情况，可以说为这一观点提供了又一重要佐证。从社会身份来说，明代女词人可以大别为两种：要么为名门闺秀，要么为名城名妓。名妓的出身背景未必华贵，但是既为名妓，必然聪颖过人；倘若质性驽钝，即使相貌姣好，也不可能成为名妓。又既为名妓，大都受过相当的教育及文艺熏陶，因为城市高等妓家的接纳对象，大都为风流文人，不通文墨的妓女是难得有主顾的。妓女所受的教育未必严格遵循常规程序，但也因此使她们较少沾染冬烘陈腐的学究气。何况与文人墨客的交往过程，本身也是一种学习过程，因此，从特定意义来说，名妓所受到的教育熏陶，除了名门闺秀之外，一般家庭的女子是无法与之相比的。至于出身名门的女词人，一方面是闺阁时期即有较好的文学修养，另一方面是门当户对的婚姻可能为她提供良好的继续教育条件。在中国旧式的教育体制下，文化家庭既是纵向的传承文化的载体，又构成横向的文化传播的网络结构。明清时期许多文学群体与流派，往往是以某一文化家族为核心，通过姻亲、朋友、师生等关系向外扩散形成的。晚明时期东南一带女词人成批涌现，即与这种文化家族现象相关。所以明代女词人的出现不是文化沙漠中的单株孤生，而是文化绿洲中的一簇簇地丛生攒聚。最典型的为吴江沈氏家族与叶氏家族两家，世代通婚，构成累世复叠的姻亲关系。以词而论，沈珫之女沈宜修，子沈自征之妻张倩倩，继妻李玉照，沈璟之女沈静专，沈自炳之女沈宪英，以及沈宜修与叶绍袁之女叶纨纨、叶小纨、叶小鸾，均为较有成就的词人，从而构成文化生态繁衍的特殊景观。研究明词或明清文学，这种文化家族现象颇堪注意。

其三，在中国词学史上，明代是一个重要的发展时期。明代词学的地位比明词创作在词史上的地位要来得重要。吴讷的《唐宋名贤百家词》（实收87家）、毛晋的《宋六十名家词》（实收61家），是较早的两部大型词籍丛刻，也是词学建构的两项重要工程，不仅在保存词学文献方面功不可没，对近代以来的《四印斋所刻词》、《彊村丛书》等，均有导夫先路的意义。明代又有不少规模较大的词的选本。如陈耀文《花草粹编》12卷，选录唐宋元词3200余首，是明人所编规模最大的一部总集。清康熙时辑《历代诗余》，即以是编为基础扩充而成。卓人月编选、徐士俊参评的《诗余广选》，后改称《古今词统》，又称《词统》，选隋唐以至明人词467家，选词2030首，持择较精。王士禛《花草蒙拾》亦云：“《词统》一书，搜采鉴别，大有廓清之力。”从音韵谱律之学来说，张綖《诗余图谱》实具有领异标新的意义。故邹祗谟《远志斋词衷》称其“于词学失传之日，创为谱系，有荜路蓝缕之功。”其后又有程明善《啸余谱》，收录词调330调，450体，更为后来万树《词律》与《康熙词谱》等提供了较好的基础。万树不恤先行者之艰，乃指责其“触目瑕瘢，通身罅漏”（注：见万树《词律》自序）：事实上万树的《词律》也只是后出转精而已，明代诸家词谱的铺垫作用是不容抹杀的。

明人在词学理论上也有很大的发展与建树。他们已经越过了宋人感性地描述创作经验阶段，而更带有理论色彩与研究意识了。过去人鄙薄明代词学以为不足道，在很大程度上是缺乏了解所致。明代词学理论是一片待发掘的荒地。除了唐圭璋先生收入《词话丛编》的4种词话之外，散见于明人别集的论词文字很多。笔者在近年研究明词的过程中，已辑出明人所作词集序跋160余篇，散见于明人文集、诗话、笔记中的词论600余条。以人而论，论词文字较多，可以以词话名书独立成卷的，如单宇《菊坡词话》、黄溥《石崖词话》、陆深《俨山词话》、郎瑛《草桥词话》、俞弁《山樵暇语》、郭子章《豫章词话》、胡应麟《少室山房词话》、曹学佺《石仓词话》等，至少不下十余家。如果把这些散见的论词文字汇成一编，当成数十万字的巨帙。目前一般人所看到、提到的明代论词文学，不过是其中很少的一部分而已。而且明人也并非只是剿袭成说，而是在词史观、体性论以及调名源起等方面，做出了卓有成效的搜索（关于这一点，请参看拙文《明代词学的构建》，载《徐州师大学报》2000年第3期）。

二、明词的文献价值

对于明代文学的整体性综合性研究来说，明词还是一个未经开采的资料库。一般人总以为词既非叙事之体，又不像诗那样较多地反映创作主体的经历，所以对其资料价值缺乏足够的认识。其实正如有水必有鱼，有土地必有矿藏，宋代以来之词，已并非都是空中语，从非词本体的角度来读明词，也会有许多意外的收获。

关于词人生平行状的考订，明词中就提供了不少第一手资料。如瞿佑生卒年，比较通行的说法是其生于元至正元年（1341年），卒于明宣德二年（1427年），这其实是错误的。瞿佑《乐府遗音》一卷，有钱塘丁丙八千卷楼藏本，丁丙跋语中云：“先生生于元至正七年丁亥七月十四日，……宣德八年卒，寿八十有七。”此说有瞿佑词可证。其《水调歌头·乙未初度日自寿》起拍即云：“六十九年我老作塞垣民。”乙未应为洪武十三年（1415年），前推68年即为元至正七年（1347年）。又《满庭芳·戊申初度日迪迎诸侄置酒延款》词中云：“明日中元，今朝初度，恰交半月秋光。”因为《乐府遗音》大致依时间先后编排，前已有《沁园春·太师英国公寿诞》等词，根据瞿佑经历，知此所谓戊申年不可能是洪武元年，而只能是宣德三年（1428年），即此已可破其卒于宣德二年之说。又词中谓“明日中元，今朝初度”，中元节为旧历七月十五日，故知其生日在七月十四，丁丙跋语中即曾引此语为证。又明陈霆《渚山堂词话》卷3载：“瞿宗吉寓姑苏，作《八声甘州》以自遣，首阕云云。其自叙云：‘丙午秋，重到姑苏，登楼有作。’按丙午乃至正二十六年，……宗吉以至正丁亥生，屈指至丙午，年才弱冠……。”陈霆于瞿佑时代相去不远，已明言瞿佑生于至正丁亥，亦足为佐证。据上所述，可知瞿佑生于元至正七年丁亥（1347年），卒于明宣德八年癸丑（1433年）。

又如陈霆生卒，历来无考，或称其约1515年前后在世，亦太宽泛。按其《水南词》中有《水调歌头·己卯初度》一阕，中有“早是年开五秩”之语。因已知陈霆于弘治十五年（1502年）进士及第，故知此己卯当为正德十四年（1519年）。旧以十年为一秩，五秩即50岁，年开五秩即41岁。白居易《长庆集》卷71《喜老自嘲》诗云：“行开第八秩，可谓尽天年。”开八秩即71岁。据此推算，陈霆当生于成化十五年（1479年），其中进士之年为24岁。

还有一些并非直述，但根据词意可以推知词人的生卒信息。如陈铎既是词人，又是著名散曲作家，但其生活年代过去亦不明确。陈铎自作词集名《草堂余意》，全是追和《草堂诗余》中唐宋人词而成。每调之下，径题原作者姓名，唯一人两调相连，则第二阕题陈大声。我在追索陈铎所和唐宋原词的时候，发现原词作者往往有误，把15首作者有误之词排比下来，发现陈铎所和的《草堂诗余》，不可能是任何别的版本，而只能是武陵逸史编次，明嘉靖二十九年顾汝所刊本《类编草堂诗余》。依此推断，陈铎生活年代比一般书上所推测的时代要晚，说他是弘治正德间人，不如说他是嘉靖时人更贴近事实。

明词又可为考察明代各期的文艺思潮提供佐证。研究一个时代的文学，一方面是不同的文体各有其艺术个性与独特的表现功能，可以互补:另一方面则是不同的文体因共时并存而具有某些共同或相通的时代特征，可以互证。过去的文学研究分工太细，文体间壁垒大严，缺乏综合的整体观照。如明代前期的“台阁体”，过去一般只把它看成诗文流派，其实词中亦有“台阁体”。而且不是异时异地，也不是另有一班人马，而是由杨士奇、杨荣及朱有燉等人构成的台阁文臣群体对包括词在内的各种文体的全面渗透与制控。还有曾任侍讲学士的倪谦、王鏊等人，虽然比以上诸人年代稍晚，亦可归入这一词派。当然不同的文体有不同的渊源师承，也有不同的表现手段。台阁体诗取法盛唐，尤其是李、杜。台阁体文主要学北宋，尤其是欧阳修。而台阁体词则主要规仿以周邦彦、万俟咏等人为代表的大晟词人。主要特征是设色富丽，节奏安和，铺陈祥瑞，歌时颂圣。赵尊岳《明词汇刊》先于杨荣《杨文敏公司》提要中称其“词笔亦富丽，多应制之作，犹大晟月节之遗音也。”虽然以褒奖语气出之，实际上揭示了明代的台阁体与宋代的大晟词派之间异代相承的关系。从题材内容来看，台阁体词可大别为二类。一为纪恩礼盛事，代表作如杨士奇《清平乐·赐从游万岁山十章》，杨荣《西江月·端午赐观击球射柳五阕》等。二为纪节庆盛典。如杨荣《满庭芳·元宵词》5阕，朱有燉《玉女摇仙佩·咏元宵》。另外如朱有燉《一剪梅·咏瑞麦》等纪咏祥瑞之词，也当归入这一类。这些词大都采用赋体直陈的手法，铺张排比，加意渲染，于不胜惶恐之中夹着夸张的激动，以及感恩图报的效忠之辞。读来一片祥云瑞气，却又空无一物。与宋代大晟词人的作品相比，这些词的台阁气味更浓，然而也更不像词了。应该说，只有把台阁体之词一并纳入视野，我们才能对台阁体以及明代前期的文学与文化氛围得出完整的认识。

明词偶尔也会提供关于其他文体考证的文献资料。如明初瞿佑有一首《沁园春·观<三国志>有感》：

争地图王，地老天荒，至今未休。记东都已覆，聊迁许下：西川未举，暂借荆州。天下英雄，使君与操，生子当如孙仲谋。三分鼎，问谁能染指，孰可同舟？一时人物风流，算忠义、何人如武侯。看文章二表，心惟佐汉：纵横八阵，志在兴刘。底事陈生，为人乞米，却把先公佳传酬？千年后，有新安直笔，正统尊周。

也许是研究小说的与研究诗词的“道不同不相与谋”的结果，这首本该引起小说研究者浓厚兴趣的词作，过去似乎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词题中所提到的《三国志》，肯定不是陈寿所作史书《三国志》，而是小说《三国志通俗演义》。明人称小说《三国演义》为《三国志》是常见现象，称全名倒是少见的。如林瀚《隋唐志传通俗演义序》云：“罗贯中所编《三国志》一书，行于世久矣，逸士无不观之。”而北京图书馆所藏《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明代刻本，书名叫《新刻全像通俗三国志传》。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歇拍处。陈寿著《三国志》，《魏书》前四卷称纪，对魏的君主称帝，叙入传中。《蜀书》、《吴书》有传无纪，对蜀、吴君主则只称主，叙入传中。这表明陈寿是尊曹魏为正统的。而《三国志通俗演义》与史书《三国志》最大的区别，就是尊蜀汉为正统。“正统尊周”是比喻性说法，以三国时期比战国，而以蜀汉为正统。从陈寿所处的晋代向后推一千年，正当元明之际。这些都表明，这首词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咏史之作，而是对当时问世不久的《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最早评论。那么，它对于《三国演义》研究有何意义呢？首先，它出自明初的瞿佑之手，这就自然否定了《三国演义》可能成书于明嘉靖年间的说法。其次，在《三国演义》作者及作者籍贯一直存有争议的情况下，“有新安直笔”一句，也为考证作者或作者籍贯，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线索或佐证。

三、明词研究的基础

如果从明人评明词，明人选明词开始算起，明词研究也已有了数百年的历史。然而通过具体考察可以发现，这中间真正意义的学术积累并不多，而人云亦云的误解却不少。故今日欲研治明词，首先当清理文献，正本清源，才能把明词研究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之上。

其一，选本不足据。

明词的选本，主要有以下三种。

《类编笺释国朝诗余》，明钱允治选编，陈仁锡笺释，成书于万历甲寅（1614年）。此书共5卷，收明初至万历时词人凡27家及无名氏作品，共416首。所谓“类编”，即分词编排。其中小令233首（卷一、卷二），中调92首（卷三），长调136首（卷四、卷五）。因为所选词家甚少，似不足以反映明词全貌，而只是一部“名家词选”。然而实际名家未必尽入选，所选亦未必皆名家。依各家迭词数量排比，前6家依次为：杨慎116首，王世贞77首，刘基66首，吴子孝46首，文征明40首，吴宽27首。钱允治掌握的词人及作品似乎很有限。如杨基、高启、陈霆、陈铎、张綖、马洪、施绍莘等人词一首未选，应该不是质量问题，而是编者未曾搜罗到这些人的词集。钱氏《自序》中所谓“旁求博采，汇萃本朝名人所制”云云，实未足称博。也正因为手头可选作品有限，所以造成少数词人作品入选太多而质量不齐。如文征明词仅50首而选40首，吴宽词仅34首而选27首，王世贞词仅86首而选77首，王行词仅15首而选13首。当然也可以有另外一种可能，即编者在三百年前所见到的这些人的作品不止于今存之数。然而，该书所选的作品全部见于今存各本之中，这就使我们有理由相信，编者所见之本与今本大致相同。又前6家之中，吴宽、文征明、吴子孝3人无论是名气还是实际创作成就，均不当位于名家之列，因为钱允治、陈仁锡均为长洲人，与上述3人为同乡，亦使人疑心编者不无乡曲之见。

《兰皋明词汇选》8卷，清初顾璟芳、李葵生、胡应宸合选。此选亦为分调编排。其中小令3卷，词297首；中调2卷，词139首；长调3卷，词169首。共录存词家231人，词作605首。词中词后大都有编者所作评点语，用语风格仍类晚明人口气。作为一部选本性质的总集来看，其主要功绩在于搜罗保存一代文献，并且对明词作了初步的拣汰。当甲申兵革之后，“典籍散亡，百难一二”（顾璟芳序），编者所谓“历时四载，披集千余”（胡应宸序），或者不无夸张，然其搜采拣择之功，自不可没。后来王昶辑《明词综》，虽然后出转精，然亦以此为基础。此书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三。其一为疏漏。若是稀见小家，疏漏在所难免，亦不足为病。然而如明中期以词名家的陈霆，以及况周颐誉为“全明不能有二”的陈铎，晚明时期存词1200余首的易震吉等，此集中竟一首未选，或竟未见其集，未知其人，则不能不说是重大疏失。其二曰误收。如卷四所收朱淑真《蝶恋花·送春》、孙夫人《风中柳·闺情》等，均误宋作明。尽管编选“例言”中已有声明：“若地既间以山川，人焉知其今古，兹或从前辈选本中，间有未详颠末者。不虑存亡，咸资去取，宁我误入，勿令彼叹遗珠也。”但是如朱淑真者，名既久著，《断肠集》亦非罕见，亦致误收，想见编者并不知宋有朱淑真其人。又集中选商辂词4首，其中3首皆为苏轼之词。如《梦江南·春尽》（微雨过），即苏轼双调《望江南·暮春》词的下片；《鹧鸪天·秋》（林断山明竹隐墙），与《一丛花·初春》（今年春浅腊侵年），均为苏轼词，但另加词题耳。尤其令人失笑的是，诸人既误收苏轼词，又从而郢书燕说。如胡应宸评《鹧鸪天》一首曰：“仿之诗家，则为效、岛，而自异寒瘦。”顾璟芳评《一丛花》曰：“已开施子野《花影集》一派。”其实，东坡词与前之郊、岛及后之施绍莘全无关系。后来王昶《明词综》亦相沿而错，以《一丛花》为商辂词，评语谓“不堕时趋，自有殊致”。王昶的艺术感觉是对的，可惜也没有发现《兰皋》选本的错误。其三曰手眼不高，持择不严。所选词有的平庸无可称，有的格调不高。核之于胡应宸序中所称“立格高”、“命意远”、“取经幽”、“选语鲜”、“炼字响”五条标准，殊多滥竽之作。如陈子龙这样的大家，集中仅选10首，也许正值清初，编者不无顾忌，但如施绍莘、陈继儒的词，大多格调不高，所选均在15首以上，则应属编者手眼不高所致。又集中评点之语，亦多拾晚明文人牙慧，识见鄙琐，殊不足称。

《明词综》12卷，清代王昶所编。在有关明词的各种选本中，《明词综》无疑是编选较精，影响也最广的一个选本。先是朱彝尊集唐宋金元词中精粹，编为《词综》36卷，成为康熙年间流传最广影响也最大的一部著名选本。据王昶之友汪孟鋗（康古）言，朱彝尊亦曾选录明词数卷（注：参见王昶《明词综》卷首序），但不知是如汪氏所说“未及刊行”呢，还是朱彝尊以为收词太少，卷帙单薄，未足绍续宋元勒成专书，总之这部拟议中的《续词综》或《明词综》当时并未编成。稍后沈辰垣等奉康熙帝之命编成《历代诗余》，其中收明词160余家，从而把明词的搜集整理工作向前推进一步。嘉庆五年庚申（1800年），王昶在杭州访得朱彝尊未刻之本，于是即其所有，合以生平所辑，得380家，共成12卷，汇而镌之，以附《词综》之后（注：参见王昶《明词综》卷首序）。《明词综》搜求广博，选词500余首，虽不能说所选皆佳，但明代佳词，多数已被网罗其中。又词人作品入选比例，亦与各人成就地位相当。受朱彝尊崇雅黜俗的词学观影响，该书汰去了那些为数不少的曲子化、俚俗化的作品，从而使明词以一种清新雅令的面貌展现于世人面前。这些都是王昶的功劳，也是该选本获得成功之处。但是王昶此选有一个最大的缺点，那就是擅改原作。我在研究明词与写作《明词史》的过程中，曾将《明词综》所选作品与明人原本之词对读，发现这种情况相当普遍。一开始我还怀疑是不同的版本造成异文，后来经过仔细的比勘，才确信大多出于王昶的改动。王昶当然也是一个有相当造诣的词家，一些原来不合词律的作品经他改动后合乎格律了，许多原来不甚妥贴的词句改得更为雅洁了，但是作为一个选家来说，选哪些作品或不选哪些作品属于其选征范围，擅改前人的作品却是不合义法的。

其二、成说不足凭。

在清代词话与近人著述中，关于明词的论述本来就不多，而令人遗憾的是，在这些少量的论述中却存在着较多的误解误说。或人云亦云，不加深考，或囿于手头有限资料，不读原著，是造成这些失误的主要原因。以下试举几个典型的例子。

关于词人的创作本事，以讹传讹的典型例子，是林鸿与张红桥唱和的故事。林鸿有《念奴娇·留别红桥》一词：

钟情太甚：人笑我、到老也无休歇。月露烟云多是恨，况与玉人离别。软语叮咛，柔情婉娈，熔尽肝肠铁。岐亭把酒，水流花谢时节。应念翠袖笼香，玉壹温酒，夜夜银瓶月。蓄意含嗔多少态。海岳盟誓都设。此去何之，碧云春树，合晚峰千叠。图将羁思，归来细与伊说。

此词明刊本一题作“留别红桥故人”，若依此题，则“红桥”显然当为地名。然而文人好事，捕风系影，乃以“红桥”为一女子，意即林鸿留赠之人。于是，先是冯梦龙《情史类略》卷13《张红桥》一篇，杜撰出林鸿与张红桥（又加上个张姓，以坐实其人）诗词情缘的一段爱情故事，然后各家诗话词话均采撷其事，竟至千喙同声。徐釚《本事诗》前集卷3、沈雄《古今诗话》卷下、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卷5，直至刘毓盘《词史》第九章，均以“红桥”为林鸿艳遇之女子名，仿佛姜夔合肥情事。其实，林鸿其他词中反复提到红桥旧游，均可证“红桥”是地名而非人名。如《玉漏迟·记红桥故人春游》，《摸鱼儿·述情》“记红桥少年游冶，多少雨情云绪”，《念奴娇·留别冶城游好》“载酒红桥，藏阄紫陌，多少闲风月”，《八声甘州·忆冶城游好》“红桥上，有人倚望，清泪盈盈”。这些词题与词句，毫无疑义地证明“红桥”是地名而非人名。林鸿年轻时曾在冶城生活过一段时间，在那里曾有过一段恋情或艳遇，而“红桥”则是这个艳情故事的具体发生地。后人只见《念奴娇》一词而不及其余，遂据词中所写男女情事，把“红桥”认为一女子之名，然后想像成一则故事。这个故事在冯梦龙《情史类略》卷13《张红桥》一篇得到定型，并且又像代唐婉杜撰出一篇《钗头凤》来一样，杜撰出张红桥“依韵赋别”的一首《念奴娇》来。然后诸家诗话词话“姑妄听之”，采入各书，遂使本来“莫须有”的“小说家言”，一变而成了遗闻佚事之类的词作本事了。

我在研究过程中发现，即使是一些词学专家或文学史家，也没有去系统搜求研读明人词集，而仅仅是通过《明词综》这一个选本来看明词的。《明词综》所选词，往往删去词题或小序，有些词题与明刊本亦间有不同。而一些词话、词史著作中所提到的明词，凡题目、小序有歧异者，往往同于《明词综》，这就足以证明这些选家或批评家的手眼所及，并未超出《明词综》的范围。如晚清陈廷焯《云韶集》与《白雨斋词话》，论及明词的数段文字，大都是抄撮王昶《明词综序》中语。因为凭借的是二手资料，在宏观概论时尚显得振振有词，而在论及具体词人词作时就容易露出破绽。如《白雨斋词话》卷三写道：

伯温《临江仙》云：“镜中绿发渐无多，泪如霜后叶，摵摵下庭柯。”以开国元勋而作此哀感语，盖已兆胡惟庸之祸矣。

古代诗话中每多谶语之说，大都是附会之谈，陈廷焯这一则评论尤其离谱。其实这首词的创作背景，刘基在词前小序中说得很清楚。问题是《明词综》虽选了这首词，却把小序删去了。因此，几乎可以肯定地说，陈廷焯关于刘基词的评论，即是依据《明词综》所选八首词，而根本没有看到刘基的《写情集》。兹将原词及小序抄录如下：

予在江西时，与李爟以庄善。以庄尝赋诗，有曰：“泪如霜后叶，摵摵下庭柯。”郑君希道深爱赏之。今郑君已卒，以庄与予别亦二十年。梦中相见道旧好，觉而忆其人，不知今存与亡。因记其诗，属为词，以写其悲焉。

街鼓无声更漏咽，不知残夜如何。玉绳历落耿银河。鹊惊穿暗树，露坠滴寒莎。 梦里相逢还共说，五湖烟水渔蓑。镜中绿发渐无多，泪如霜后叶，摵摵下庭柯。

由小序可知“泪如霜后叶，摵摵下庭柯”二句，原是刘基故友李爟的诗句，此处嵌之于词，是为了表示对故友的怀念。一方面是《临江仙》词中嵌入前人五言诗句，宋词中已是所在多有；另一方面从这二句诗来看，入诗或不免“又入小石调”之憾，入词却是风格正合。考刘基于至元二年（1336年）出任江西高安县丞，后调任江西掾吏，至元六年（1340年）愤而辞职。据此推算，作此词时，刘基正在家乡青田隐居，尚未应朱元璋之请赴金陵。故“开国元勋”云云尚未曾梦见，胡惟庸之祸更是无从谈起。陈廷焯大概仅凭“镜中绿发渐无多”一句，便把该词系于刘基晚年，遂不免郢书燕说之弊矣。

由于对明词缺乏系统的研读工夫，又因为对明词无心探究而掉以轻心，就连况周颐这样的词学大师，也会犯一些较低层次的错误。如“明季二陆词”的品目，应是由况周颐《蕙风词话》最先提出的，但况周颐似乎就一直没弄清“二陆”究指哪二人。

《蕙风词话》卷5有云：

得旧钞本《明季二陆词》，其人其词皆可读，欲授梓未能也。节具传略，并词数阕如左。陆钰，字真如，海宁人。万历戊午举人，改名荩谊，字仲夫，晚号退庵，九上春官不第，键户著书，足不入城市。甲申遭变，隐居贡师泰之小桃源。曰：“吾乃不及祝开美乎？”未几，绝食十二日卒。有集十卷，其《射山诗余·曲游春和查伊瑛客珠江元韵》云云……陆宏定，字紫度，号纶山，别字蓬叟，钰次子。九岁能文工诗，与兄辛斋齐名，有“冰纶二陆”之目。宏定一生高洁，有《一草堂》、《爰始楼》、《宁远堂》诸集。其《凭西阁长短句》，首署“东滨陆宏定著，孙式熊钞存”……

其实，所谓“明季二陆”，不是陆钰及陆宏定父子之合称，而是指陆钰的长子陆嘉淑与次子陆宏定兄弟二人，包括《曲游春》三首在内的《射山诗余》，也正是陆嘉淑的作品。陆嘉淑，字孝可，一字冰修，号辛斋，又号射山，其著作今存《射山诗选》、《辛斋遗稿》等。其间《辛斋诗余》一卷，附《辛斋遗稿》后，收词88首。我曾将《明词汇刊》本《射山诗余》（即况周颐所得钞本）与《辛斋遗稿》所附《辛斋诗余》对勘，发现其中约有一半作品并存于二书，其中包括《曲游春》三首。这三首词题为《与查伊璜继佐，即用客珠江元韵》。据查继佐门人沈起所作《查东山年谱》，继佐作客广东，事在顺治十四、十五年。又据继佐门人刘振麟、周骧所辑《东山外纪》，继佐入粤后，曾“作《夏日客窗曲游春调》四阕，全粤咸传诵之”。从词的用韵来看，《射山诗余》或《辛斋诗余》中的《曲游春》三首显然是和其第一首的。因此，和作只能产生于顺治十四年之后，但陆钰于甲申那年或次年就绝食而死了，陆嘉淑入清后一直活到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因此，这里的《曲游春》三首只能是陆嘉淑的作品。《射山诗余》当然也应该是陆嘉淑（射山）的作品。可见通博如况周颐者，因为对明代词人词作缺乏全面了解，也会偶尔犯张冠李戴的毛病。

明词研究已经开始引起当今词学家们的注意。拙著《明词史》也只是初步勾勒了明词发展的基本轮廓，因为事属草创，缺失与错误在所难免，我期待着同行们的批评指正，同时也愿和广大同仁一道，把明词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境界。

内容提要：一、从明词作家、作品及艺术成就、明词在中国词史上的地位、明代词学的发展等三个方面，论证了明词的文学价值。二、从考证明代文人的生平行状、考察明代文艺思潮以及其他文体作家作品的考证等方面，论证了明词的文献价值。三、从文献清理的角度论明词研究的基础，指出选本不足据，成说不足凭。

作者简介：张仲谋(1955-),男,江苏沛县人,徐州师范大学教授,文学博士,从事古代诗词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