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声另类小说吉吉影音:金融应服务于真实经济发展

——专访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

　　1月13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财经》年会“2009：预测与战略”海外专场上，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一如既往地受到媒体们的“围堵”。生长于台湾、深造于中国大陆和美国的顶尖学府，而后多年在北京研究中国的经济发展，为决策建言，至2008年进入世行工作，林毅夫的独特经历与身份，让他关于中国、美国与世界的意见尤受关注。
　　在《财经》年会上，林毅夫用数据和史实阐述了中美贸易失衡的根源，在于美国资产泡沫导致的过度消费，以及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的残余扭曲导致的过度储蓄。所以，人民币升值扭转不了中美的失衡，应该解决两国各自内部的结构问题。
　　1月14日，《财经》记者在世界银行总部大楼专访林毅夫。访谈在中午11点多开始，林毅夫从一个会上匆匆赶来；采访结束后，他又立即坐回自己堆满书的办公桌前，因为“1点钟还要和行长佐利克开会，要准备一下”。
　　赴美任职七个多月，以发展经济学、农业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研究为专长的林毅夫说，自己在世行任职数月最大的感触是：“天底下的穷人和农民，都是一样的可爱，都一样希望能够改善他们自己和子女的生活。”
　　他说，世行的工作让他有机会走访许多发展中国家，思考过去不太思考的问题；也让自己进一步确信，发挥比较优势，是发展中国家的最佳发展之道。

　　《财经》：这次全球性危机让我们看到，金融原来可以以如此方式拖垮经济。你对二者的关系有什么看法？
　　林毅夫：金融属于服务业，所以，金融应该为真实经济发展提供服务，应根据真实经济的需要来考虑金融服务的安排。金融的结构、创新，都应该围绕这一点来展开。实际上，发达国家的金融创新，从非正规金融变成正规金融，后来变成银行，小银行变成大银行，股票市场，二板市场，再到风险资本……都是根据真实经济的需要而不断创新，对真实经济的发展作出了相当大贡献。
　　当然，金融业有其特性。它本身存在信息不对称，存在着道德风险泛滥的可能。所以，发展过程中如果监管不到位，肯定会出现一些问题，甚至引发金融危机。

　　《财经》：可不可以说，总体而言，发达国家的金融发展超前于经济发展，而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发展滞后于经济？
　　林毅夫：很难这么说。发达国家的金融发展应该还是跟实体经济同步的。这次危机的问题是监管不到位，而不是金融没有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道德风险没有克服。要说发展中国家金融滞后，就要看“滞后”指的是什么。我们常说金融结构要跟实体经济结构相一致，实际上有时说发展中国家金融滞后，是说很多发达国家有的金融制度或安排，在一些发展中国家比较弱或不存在。
　　问题是，适合发达国家的金融安排是不是就适合发展中国家？不一定。
　　比如说，发展中国家更需要的也许是为资金需求量小、经营活动比较成熟的农民或中小企业提供金融服务。而适应这种需要的金融安排，应该是地区性的中小型金融机构。在发达国家，这种金融机构基本上是过时的，它们在发展的早期是那样，但现在更多是全国性的大银行。

　　《财经》：发达国家金融的高度发展，引发了这样一场全球性危机，对发展中国家的启示是什么？是继续学习发达国家的经验，走它们走过的路，还是另找一条路？
　　林毅夫：学习和探索都重要。发展的过程中，应该是解放思想，对各种理论和经验都需要认真学习和了解，但也必须实事求是，根据自己国家的实际来决定，什么是合适的，什么是条件尚未成熟的。
　　经济发展的最终目标，基本的制度安排是市场经济，但在这个过程中，政府总要发挥一定作用，市场才能运行得更好。

　　《财经》：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在内，在发展金融时，很大程度还是在学习发达国家。你认为金融发展要切合实际需要，那么，中国的发展需要注意什么？
　　林毅夫：“ 需要”有两方面。一是使中国的金融结构与实体经济的结构相符合，也就是要有满足中小企业和农民需要的金融服务；当然，结构并不是单一的，因为中国也有大企业，也要有能够满足大企业的金融服务。二是金融必然有信息不对称，必然会有潜在的道德风险，这就需要政府发挥一定的作用，对金融进行监管。

　　《财经》：危机也让人们开始思考经济结构转型。你认为中国是否还应继续外向型的发展模式？
　　林毅夫：应该说外向型的政策基本上是要坚持的。因为从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后的经验可以明显看出，本来拉美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北美没有很大差异，就在那一次大萧条中，拉美国家从比较开放的经济变成了比较封闭的经济；而同样属于资源型的国家，如澳大利亚、加拿大，则继续推行开放经济。60年后，二者发展的绩效差距非常明显。所以，对中国来说，外向型的开放经济是不能动摇的。
　　说中国应该转向消费型，要先看消费被压低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促进消费有两种方式：一是可以通过二次分配来增加消费，二是在一次分配中解决公平和效率的问题。要使经济转向消费型，如果是在二次分配中转换，可能就会有问题，因为这不能持续——不生产，单单靠消费、靠转移支付，经济的效率会很低。如果转向消费型是在一次分配中，让低收入者有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更高的收入，由于低收入者消费倾向较高，那么消费在经济中的比重就会增大。
　　一次分配是指在竞争市场中形成的价格，也就是要理顺一些要素价格。要在一次分配中解决公平跟效率，就要更好地发挥比较优势。中国的比较优势是劳动力比较便宜，相对丰富，那就更多地发展一些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或是一些资本密集型产业中劳动力密集的区段，这样低收入者的收入就会提高。
　　总的来说，经济一定是开放经济，不能简单地说是从外向型转向消费型经济。

　　《财经》：这次全球性的危机也说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并没有“脱钩”。你认为，未来发展中国家在保持开放的同时，在发展方式上是应该更加独立，还是更加融入全球分工？
　　林毅夫：首先，“脱钩”可以从两种角度来理解，一是波动是否关联，二是增长率是否有明显差异。20世纪80年代以前，发展中国家跟发达国家的平均增长率差异不大，而现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平均增长率是有明显差异的。比如今年，根据各种预测，发达国家是负增长，但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增长是4.5％，所以，从这方面来讲跟以前是不太一样的，是脱钩的。
　　但我们是在一个全球化的经济中，相互依存，发达国家有经济波动，发展中国家也是在平均增长率的上下波动，这个波动是没有脱钩的。
　　所以，一般要讲脱钩，主要还是说增长率，而波动是不太可能脱钩的。
　　从经济大萧条的经验来看，一个发展中国家要发展经济，最好还是融进国际经济体系之中，按照自己的比较优势来发展，这是最有竞争力的，也就会在各种状况下都表现得最好，不管是在“顺风”还是“逆风”的时候。这场经济危机中，同样是受到全球危机的影响，有的国家发展得比较好，有的国家受到冲击比较大，仔细想来，背后的道理也是这样。 
 
　　《财经》：如你所说，发展中国家要发挥比较优势，有各自的限制条件。中国和其他国家相比，限制条件有何不同？中国的高速发展是否由于限制条件相对较少？
　　林毅夫：中国有有利条件，也有不利条件。中国的一个较大优势在于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限制条件是过去的“包袱”也不少。其他发展中国家则刚好相反，“包袱”相对少一点，但是政府的执行力比较弱。
　　当然，这都是相对而言的。如何发挥各自的积极性，实现它们的优势并进入良性循环，切入点在什么地方，需要根据各国的实际来思考。

　　《财经》：你曾在《中国奇迹》一书中对中国的发展过程做出很多重要的总结。如果要续写这本书，有什么新的观点是你想要表达的？
　　林毅夫：这本书有一个基本观点：一是按照比较优势发展，是使一个发展中国家能够最快发展、赶超发达国家的道路。在这个过程中要发挥两方面的作用——市场的作用和政府的作用。转型的目标是市场经济，但在此过程中不能简单地一步放开，而是必须有步骤地，一方面让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发展，另一方面让没有比较优势的、原来就存在的产业发挥一定作用，逐步消除它们的扭曲。
　　我想，这个观点现在来看，尤其是我跑了这么多国家以后来看，基本上还是非常适用的。虽然当时没有想到今天发生这么大的金融危机，但按照这一观点进行改革和发展的国家，在这次危机中的表现也相对较好，这也更提高了这个道理的适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