猎奇宰杀美少女吃肉:颠覆大量旧说的“张学良口述历史”

——张学良研究家王海晨先生访谈录

今年12月12日，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双十二事变）发生74周年，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因发动这一事变而成为中华民族的千古功臣。对于张学良将军，一般民众的了解，多源于电影《西安事变》和相关的几部电视剧。历史学家对于张学良和西安事变的了解当然要深入得多。但限于资料，限于以往当事人披露的历史真相有限，再加之有些史学家喜欢“以论带史”，主观意图太重，所以，不少史著中的张学良与真实的张学良相差颇远，而有些影视作品中的张学良就更加失真。张学良本人曾说过这样的话：“我觉着历史上的记载疑案重重，就如我这个人，还活着的，对于我这个人的记述，我所听到的、看到的，多不正确。我这个人性格毫不护短，我自己知道。我自己的事，我所听见外间记载、传闻我的事情，常使我大笑不止。”

西安事变前，蒋介石到达西安时张、杨前往迎接。左起：蒋介石、杨虎城、邵力子、张学良。

哪些传闻让张学良大笑不止？张学良认可的真史又是什么？这是历史学家应当追寻和回答的严肃问题。但这需要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张学良本人的口述，无疑是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它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大量的历史真相。张学良研究家王海晨先生对“张学良口述历史”做过比较细致的研究，并据此对许多流行说法做了比对、勘误，这些成果，在他写的《从张学良口述看张学良被误读》一文中多有披露。（《百年潮》2010年第10期）笔者看到此文后，认定其有重要价值（尽管有的新说已为人知），便以此文为线索，采访了王海晨先生，请他讲讲张学良是怎样被误读的，历史真相又是怎样的。

一、“我父亲不是土匪”，他是在维护地方治安，收取保护费的“保险队”里干事的。

记者：您是即将出版的《张学良口述历史全集》的副主编，是张学良研究家，我想多问您几个问题。您曾说张学良看到写关于他的记载和传闻时常发笑，他笑什么？

王海晨：从他口述中，可以发现，他一笑有些人乱编：这不是我说的，这是他（编者）说的；二笑“大家”乱评：我做的，没有他写的这么好，也不像他说的这么坏；三笑有人胡猜：他又不是我，他怎么还能写我心里怎么想？四笑史家对历史细节关注不够，“九一八”时日本关东军发的布告，日子是后填上去的，说明他们事先已经把布告都印好了，却没人注意。他更多的时候是生气，甚至以“放屁”嗤之以鼻。张学良在他的口述中说了80多次“胡说八道”、“胡说”、“瞎说八道”，至于“不是这么回事”、“不对”之类的“评语”就更多了。

记者：从您的文章中看到，张学良说，“我父亲不是土匪”。这完全把我印象中的张作霖的“胡子”形象颠覆了。这真是新奇的说法，但我又确信这应是真实的。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王海晨：加文·麦柯马克写的《张作霖在东北》一书，第一句话就是：“张作霖是偏僻的边疆地区一伙土匪的头子”。司马桑敦《张老帅与张少帅》写道：“甲午后，作霖回家闲居一年，后经冯麟阁介绍，投董大虎伙为‘马贼’” 。

张学良对此有不同看法。他说：“我父亲和我二大爷为我爷爷报仇，打死了一个人，跑到毅军那当了几天兵，混个小官回来了，仇家不放过他，他又逃走了。他就跑到黑山县的一个交界的地方，跟一个人学兽医，帮人治马，给人打下手。那时候，有马的人大多都是江湖上的人，有一种叫马贩子，就是偷人家马来卖，卖的时候，都差不多要经过这个兽医来转手。所以这兽医呀，跟这些人最容易接触。因此，我父亲自然就认识一些草莽英雄。他就这么样渐渐地认识了一些人，张作相啊，就是这时候认识的。”

“这时候正赶上义和团变乱，东北没有政府了，政府的人都跑了，社会治安混乱得不得了。他就纠合了十几个人吧，有十几条枪，负责维持地方治安。这就是人家说他是土匪的原因。”

张作霖没当过土匪，那他当的是什么呢？“有人说我父亲当过土匪，其实他当的不是土匪，那时候叫‘保险队’。什么是保险？就是这个地方的安全我负责，‘我来保护你，你给我钱。’如果有土匪来打你，有什么旁人在这儿闹事儿，我负责给你打，但是你拿钱。我父亲当年就是干这个的。”

那个时候维护地方治安有两种，一种是“人民自己保卫自己，如晚上男人睡觉，女人上炮台警戒”；另一种就是“人民请别人来保护自己，就是我父亲这种。我父亲当年就是干这个的。”

二、为了提高东北地位，为了树立个人威权，也为了警告日本，不惜与苏联开战。“中东路事件：不是人家挑衅，是我们挑衅”。

记者：您的文章有个小题目叫“中东路事件：不是人家挑衅，是我们挑衅”。我一看，就觉得这必是张学良的话，那么坦率大气，那么敢说自己的不是。我知道，张学良易帜后，指挥了一次大规模军事行动，即与苏联作战的“中东路战争”。这是民国史上唯一的一次中苏战争。一般认为，此战源于苏联挑衅，因为在苏联驻哈领事馆里搜出了大量苏联干涉中国内政、挑动中国内战的文件。故认定张学良是被迫应战的。但张学良竟说“不是人家挑衅，是我们挑衅”，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王海晨：张学良在回答中东路战争是谁挑衅时说：“不是人家挑衅，是我们挑衅。”“这件事我们做得很不好。没什么证据，叫人搜集什么呀？”搜查苏联驻哈领事馆时，没有搜出所谓“苏俄扰乱中国之证据”。张学良有关中东路事件的口述，否定了以往许多成说。

张学良一直将日本视为东北最大的威胁，张作霖被日本炸死之后，日本更成为最大的仇人，他最恨日本，何以突然间将目标转向了苏联呢？张学良谈了他自己在这场战争中的因素：

第一，“我那时野心也很大，我要把中东路收回。”

第二，为提高东北的地位。“那时，要想东北的地位提高，就必须要打一仗，而且还要打胜。”

第三，树立个人权威。张学良初掌一方，急需树立个人权威。他挑战苏联，即有这种心理在起作用。“那时候，可以说是我大胆的作风。当时我想要树立自己的威权，总要把日本打败，或把俄国打败。那时，我不自量力，很想施展一下子。”

第四，告诉日本，我敢打。“日本人欺人太甚了，中国人不能靠近南满铁路，不但军人，连老百姓也不能过南满路，抓了就扔火车炉子里给烧了。”“那日本的关东军总司令来吊孝时……我明知道是他们干的事儿，我想把他杀了，后来明白我不应该这么做，这一做事情太大了，太厉害，我不能逞意气呀。知道是他们干的，也知道是对头来了。”就是没办法，杀之不可，忍之不能。“我怎么会跟俄国……因为那时我看，日本我们自己打不败了，所以我的目标是要跟俄国打……我就想站起来……也是对日本一个表示，我敢打。”

三、为结束内战而拥蒋，和为拥蒋而制止内战是有区别的。

张学良判断，蒋胜了可停止国民党内部的战争，但若阎锡山胜了，阎、冯、李、汪之间还会分裂，国家还不统一。

记者：有个所谓“助蒋通电”的问题。许多史家认为，从抗战前8年中张学良发的电文（“巧”电等）里看，张学良是一心支持蒋介石的，支持蒋打地方将领。但从您的文章里看，还是应当对张支持蒋做具体分析，看看张究竟为什么支持蒋？

王海晨：是要做具体分析，不能笼统言之。张学良也不认同“‘巧’电就是助蒋通电”的说法。张学良说：“我的‘巧电’就是武装调停，我那个调停里头包含有两个意思：你不停，我就打你；中央要不停，我就帮着你打中央。我并不是支持蒋……我拥护中央有一个集权政府，我们这个中国才能好，你四分五裂怎么行，所以，我反对内战。”“我就是要中国停战。我并不是帮谁，不是中央不中央，我是帮中国，我是想国家统一。”

调停的结果是使蒋介石转危为安，但他的动机是停止内战，维护国家统一。谁不停我打谁和为了帮助蒋介石而打阎锡山有着重大的区别，这不仅仅是对动机的一个简单的解读问题，它涉及到对武装调停意义的正确把握。如果只强调调停的结果帮助了蒋介石，就说调停的目的也是如此，显然是一种误读。

四、张学良说，蒋先生没说过“凡遇日军进攻，一律不准抵抗”，“不抵抗命令是我下的”。

记者：过去都认为“九一八”时的“不抵抗命令”是蒋介石下的，比如电影《西安事变》就是这样演的。还有文章说蒋介石“不抵抗命令”的译电文稿被于凤至带到了欧洲，藏于外国银行，变成了蒋不敢杀张的“保单”。但好像情况并不如此。我看到最近报上已有文章辨析了这一点。究竟情况如何？

王海晨：1992年6月30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张之丙女士在采访张学良时，为求证外间说法，给张学良读了一段一部史书所写的内容：“9月初，日本就制造了中村事件。11号，又接到蒋介石一个密电，召张去石家庄会晤，在火车厢里，蒋说，‘我这次跟你会面主要是要你严令东北军，凡遇日军进攻，一律不准抵抗。’”

张学良说：“他没说这话，没有。”这是替我开脱责任，“好像是中央，大家骂我不抵抗啊，好像是奉中央命令的，这不在中央，(中央)没责任的。”

张之丙说：“说您在军法会审的时候啊，您就把它拿出来了，在您口袋里有一个黑皮包，您从黑皮包里拿出来的，正好是蒋总统给您的密电。结果中统局尽量地搜查，希望把它拿去，后来说是于凤至，于夫人把它拿到美国去了。”

张学良说：“这都是胡说。”“大姐（于凤至）不懂政治，也不搞政治，没这事。”

唐德刚教授听后对此慨叹道：“这个说法可是历史的大翻案，我们五十多年来，光知道是蒋公让你不抵抗的。”

五、张蒋之间因听不懂对方的方言而造成严重误会。

记者：我知道张学良从欧洲回国后，提出不回东北军，而希望在蒋介石身边当侍从室主任。对此我一直不理解。估计其间的原因有很多。但您在文章里说，张蒋矛盾和张想留在蒋身边的起因之一，是由于张蒋因口音（方言）有较大差异而常常引起很多误会。这真让我想不到，也不大好理解。您能具体说说吗？

王海晨：1934年1月，张学良从欧洲回来后，向蒋提出担任蒋侍从室主任的意愿。有学者解读：“张学良之所以一见到蒋介石就抢先表达不愿带兵，就是不想把东北军送到‘剿共’的战场上去，他的目的是保存实力，等待机会，有朝一日杀向抗日战场”。从张学良的口述看，并非像这些学者解读的这样。张学良说：“那时候，蒋先生跟我也很客气，给我指定几个事情，说你愿意做哪些。我说，我愿意做你侍从室主任。侍从室是这样子，等于他们幕僚一样，也就等于副官，给他办事的，位置很低。用张群的话讲，就是给他夹皮包的。他（蒋介石）说，那个事情你怎么能做呢？好像把我贬得太低了。”的确是贬得太低了。想想看，张学良旅欧前是蒋介石的副手，全国陆海空军副司令，当侍从室主任，不就真有点像夹皮包的了吗？

记者：那您说说张蒋之间因方言造成误会的情况吧。

王海晨：张学良是这样说的：“我们两个言语上有误会，我们两个有时候误会很大。因为我说话，他有些听不大懂。我这人有时说话转弯子，他就听反了。你比方说，‘我为什么不去？’那就是‘我要去’啊。南方人他就认为‘我要你办事，你不去。’蒋先生一生气就讲他的奉化话，我简直听不懂。这听话听不懂有很大关系，你也不能老问他，‘你说什么？’你说话要解释，你的深刻意思何在呀？你听不到。”

历史需要重视细节，忽略了细节，往往会作出错误的判断。但怎么重视细节，人们也不会想到张学良和蒋介石的矛盾产生于彼此听不懂对方说话。如果张学良不说，学者怎么也推测不到“方言”、“口音”会成为张学良从欧洲归来后决心不回东北军、要留在蒋身边的因素之一。

记者：这真是风起于青萍之末，掀起滔天巨浪。

六、“西安事变的主角是杨虎城”

张学良此说有一定道理。事变前张问计于杨，“杨遂言待蒋公来西安，余等可行挟天子以令诸侯之故事。”张“闻之愕然，沉默不语”。

记者：在您文章里见到了个说法，让我甚感到惊讶，就是——“西安事变的主角是杨虎城”。过去，“张杨”、“张杨”，张在前，张的官职高，张一直是被认为是事变主角的，书里是这样记述的，影视更是这样演。何以说“主角是杨虎城”呢？

王海晨：的确，史学界长期以来一直认为张学良是西安事变的主角，在事变中起主导作用。张学良本人在20世纪50年代撰写的《西安事变反省录》中也说自己是主角：“平心而论，西安之变，杨虎城乃受良之牵累，彼不过陪衬而已。”但张学良口述史却颠覆了这一观点。“他是西安事变的主角哇，不过名义上我是主角了。”张学良说。

记者：那么，怎么理解张学良的这个新说法呢？

王海晨：综合整个口述史以及张学良以前所写的回忆分析，张说杨虎城是西安事变的主角，主要基于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西安事变的缘起是劝蒋介石团结抗日失败，而劝张学良向蒋进言最力者是杨虎城。肤施会谈之后，张学良一直寻找机会劝蒋，屡遭挫折，杨则“力促以向蒋公进言”。杨的力促对张的作用是相当大的，因为张杨同属杂牌军的将领，同命相连。张学良说：“杨虎城，他也是被我指挥的。让我们去打，钱呢？军队行动要钱呐，没有。他问，副司令，怎么办？我没办法。我用我的副司令部里头存的钱，给他拨十万块钱。所以那时中央不是我说，指挥军队不公平啊！对人家不公平，谁也看得明白。”所以，杨虎城“力促以向蒋公进言，以期早日实现，节省双方消耗。”

记者：您的意思是不是说，杨虎城向蒋进言最初的动机是：这内战实在打不下去了，没有给养怎么打，也不该打。

王海晨：是这样的。张学良谈过这个问题。他说，蒋介石对中央军和杂牌军的待遇不平等，在后勤补给、兵员补充等问题上执行双重标准，引发杨虎城强烈不满。

“军队没有兵时不许招兵。全国都不能招。这不能说不对了，政府下的命令，嘿嘿，那么我们发现蒋先生暗中让胡宗南他可以招兵。”胡宗南“是他最大的嫡派。让他暗中招兵，不让人知道。那我们也知道，不会不知道。” “所以那时杂牌军队，他都不打呀！谁也不打。我打什么？你等于用外头的力量来消灭我们。你也不给我补充，你也不给我钱，你也不给我弹药，不许我招兵，这干什么呢？兵不许我再招，那我怎么办？那就是把我们消灭就是了。这不是明摆着吗？谁也不是傻瓜， 儿媳妇一样，……没法做了。”

记者：您接着说第二点吧。

王海晨：第二，西安事变中最大胆、最核心，也是最有效的行动是捉蒋。而捉蒋的主意是杨虎城首先提出来的。如果没有杨虎城“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建言，恐怕不会发生临潼捉蒋那一幕，那也就没有西安事变了。1936年10月至12月初，张学良数次劝蒋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双方发生尖锐冲突。11月1日，蒋介石在洛阳军分校对前来祝寿的各路大员训话。张学良说：“蒋说：‘大家要明白：通日本的是汉奸，通共产党的也是汉奸！’大概是这样的意思，我非常难过，他就是骂我。”这种情况下，张学良问计于杨。“杨遂言待蒋公来西安，余等可行挟天子以令诸侯之故事。”张学良“闻之愕然，沉默不语”，可见，他对武力扣蒋没有任何心理准备。直到苦苦劝蒋完全无效，才采纳了杨的建议。

记者：“挟天子以令诸侯”，是对事变的整体谋划；“挟天子”，更是事变的核心行动。

记者：张学良曾说过，他最佩服周恩来。他不是听人家宣传才佩服周恩来，而是根据自己的亲身感受。

王海晨：第四，虽然张学良的东北军从人数上数倍于杨虎城的西北军，但张学良也清楚，东北军是“无根草”，西北军则是“家乡军”，用张学良的话说，在西北，杨虎城“比我叫得动”。“我们个人没有地盘，都在杨虎城那。杨虎城他比我叫得动，他（是）本地人嘛，中国（办事与）这个地域有关。”

总之，无论是从西安事变的缘起，还是西安事变扣蒋主张的提出，无论是从与共产党关系的密切程度，还是西北军在西北“三位一体”中的作用等方面来说，张学良说杨虎城是西安事变的主角，他只是配角，确有一定道理。

记者：那张学良为什么以前说西安事变的主角是他自己呢？

王海晨：“杨虎城他已经去世了，已经没有了。那可以说他是主角哇。”张学良强调杨虎城已经去世了，才能这么说。这可能是因为张对当时的政治环境不了解，生怕给杨虎城带来什么不利，才那样说。

七、张学良送蒋回宁，仅仅是“感情用事”吗？

“他是向世人证明，他既不是出于叛变的动机，也不是打算反对委员长。”他为的是抗日。

记者：张学良送蒋回南京，结局让人扼腕长叹。电影《西安事变》中，周恩来看着渐渐远去的飞机，慨叹道：“这是负荆请罪嘛，中了《连环套》的毒啊！”（大意）张学良自己当时究竟是怎么想的？我看还是看看他自己怎么说的最准确。他在口述中谈这个问题了吗？

王海晨：关于送蒋回宁，一直是个热门话题，分析出的原因不下十几种。其中许多论者认为：张学良以为有“三位一体”的紧密团结，南京十几位军政大员和几十架飞机扣留西安，他与蒋、宋、孔多年建立起来的良好关系和蒋、宋在西安的承诺，蒋介石决不会对他采取非常措施，一定会放他回西安；这样，既可以通过此举取悦蒋介石，维护他的威信和领袖地位，同时也使他在“三位一体”及全国军民中的威望得以提高。总之，他不是送死，而是为了悦蒋强己。但也有学者说他此举纯属于“感情用事”。

记者：“悦蒋强己”，真是个精辟的概括。

王海晨：从张的口述看，在放蒋问题上张杨曾有过一场激烈的交锋：“杨虎城说他不想做断头将军，我说你若是怕死，何必要发动这种大胆的叛变行为？我只身护送蒋委员长入京，上断头台我一人承当，我决不牵连任何人。”“我是一个军人，我上头有长官，我下面有部下，我自己做出事情来，我要给军人做楷模，我到南京请罪，我去南京，可以把我枪毙，也应该把我枪毙，我是叛徒。不管西安事变怎么样，那不说，我劫持长官。我做这件事情不是为我自己，我要给后面军人看。假如做这件事情，我自己很得意，那后来的军人也就这么做去了，就给他们做个榜样。这件事情，我做了，为什么做？这事情要弄个清清楚楚，是我一时发气了？或者感情用事？不是这样。我也愁思再三啊！”

记者：“感情用事？不是这样。我也愁思再三啊！”这句话极为重要。我想，张学良可决不是有勇无谋的一介武夫，他肯定是权衡了多方面的利病才送蒋回宁的啊！

王海晨：是啊。一个发动兵变的高级将领急着要到首都去亲受国法之裁判，这真是中华民国史上的一个奇观。看看宋美龄是怎么解释张送蒋回宁的：“他的这一举动，向他的同僚们保证，要为西安所发生的一切承担全部责任；同时，向世人证明，他的所做所为既不是出于叛变的动机，也不是打算反对委员长，反对委员长的地位和权力。”张学良归根到底想的还是抗日，他认为这么做有利于争取蒋抗日。毛泽东分析得对：“如果没有张汉卿先生送蒋介石先生回南京一举，……则和平解决就不可能。兵连祸结，不知要弄到何种地步，必将给日本一个最好的侵略机会，中国因此也许亡国，至少也要受到极大的损害。”

记者：是呀。我觉得，说张学良是民族英雄、千古功臣，应该从两个方面来认识：第一，扣蒋。第二，送蒋。只有这两件事都完成了，西安事变的目的才能达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才能形成。

王海晨：你说得对。

八、为什么张学良要选择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合作口述史？怎样理解这部口述史的价值？

记者：做口述史是一件专门性较强的历史学工作，只有选择可靠的、能胜任的机构来协助口述者才能做出高质量的东西。张学良选择的是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合作。为什么做出这个选择？张学良是怎么考虑的？

王海晨：张学良口述历史三起三落，最后选定了哥伦比亚大学，外间对此猜测颇多，甚至有对张学良进行人身攻击的。综合张学良口述历史，可以找出如下几个原因：

一是怕有人拿他的东西去卖钱。张学良说：“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大家都想拿这笔东西去卖钱啊！”赵一荻插话说：“我们也不渲染我们自己，换句话说，我们也不卖我们自己，他们就是要拿我们这个资料去卖钱。我何苦给你去卖？我不拿我的资料给你去卖钱啊。海关上，尤其是情报人员，他也能卖钱。他把这秘密卖出去，也能赚钱。”

二是怕曝光。“我就怕曝光。”“这件事（口述）要静悄悄地做，因为外间已经有点问题了。‘我们要，你们为什么给哥大？’他们（指台湾当局）的意思我明白，一样是要这些东西，一样是看看你写什么玩意儿。他们的敏感是怕我攻击政府……”

三是怕官方插手。“简单说，我不愿意经过官方。我对吴大猷说，我不能一女二聘。你应该早跟我说啊，我已经答应人家了，不能再给你。他好像说：‘你为什么不给我们，给了外国人。’我说：‘你早说呀！你没跟我接头过这个事呀，我已经答应人家，我不能说再给你呀！’”

记者：我总想一个问题，虽然张学良的口述历史极为重要，但历史学家看到的文献资料肯定要比张看到的多得多，这些资料未必就不可靠，而且史家有专业眼力，因此，如果史家与张学良的看法不尽一致，听谁的呢？

王海晨：史学家确有自己的学术长处。但张学良毕竟是当事人、知情者，他的话权威性是很强的。当然也不是说他说的一定百分之百正确，因为毕竟是他的记忆，记忆有时也会出现误差。但总的来说，根据张学良的人格、所述内容与他的关系，根据文献档案及其他人的回忆，这部口述史的真实性还是很高的，基本是经得住验证的。至于只有他本人才知道的，如他的心理活动，那就只有听他的了。“张学良口述历史”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

记者：最后，请您从史料学的角度，评说一下这部张学良口述史。

王海晨：以张学良口述历史为底本，检讨以往历史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是推进张学良及西安事变研究的重要方法。大史学家陈垣说：“校勘为读史先务，日读误书而不知，未为善学也。”他总结出“对校法”、“本校法”、“他校法”、“理校法”等四种校勘方法，“四法”之中，以对校法为最基本的方法，而“对校贵有佳本”、贵有直接史料。张学良口述史就是“佳本”，是“直接史料”。对于张学良的回忆，唐德刚评价尤高，他说：其他人的回忆即便无误，“仍只属于小道消息；只有他本人讲，才属第一手。”用这个“第一手”资料去对校他书，显然是既必要又极重要的。

记者：您提到两次唐德刚，请简单介绍一下他。

王海晨：他是美籍华人学者，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当过中文图书馆馆长，后受聘于纽约市立大学教授，对张学良很有研究。1988年我出版的第一本书《张学良的政治生涯》（译著），就是唐先生作的序。他爱国，党派意识较淡，史学功底深厚，治史视角独特。他的“历史三峡论”和《李宗仁回忆录》在大陆影响较大。在一定意义上说，民国政要人物口述史他是有力的推动者。

记者：谢谢您接受采访。如果读者对您讲的内容有什么反映或是异议，我会转告您。（记者 李乔）

注：王海晨，温州大学教授，1955年生，辽宁人。研究领域：中国近现代史、中外关系史、区域史比较。著有《张学良与西安事变》（台湾中国时报文化出版有限公司）、《张学良全传》（广东人民出版社）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