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幼儿网视频:[名家经验] 陈潮祖临证特色

                                     [名家经验] 陈潮祖临证特色 陈氏数十年来，教学不怠，笔耕不歇，临床不辍，有效地促进了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正是这种结合，赋予了他极其生动活泼的临证思维。当他用这样的思维去解决那些疑、难、顽、怪临床问题时，创造了不少拯危济困，起疾救死的奇迹。当我们把这些经验汇集起来系统研究后，发现其突出的特点约略有以下数端：
一、强调辨证辨病相结合

      陈氏临证，十分强调辨证论治，他说，辨证论治是指导中医临床工作的灵魂，没有这样一具活的灵魂，中医整体观、恒动观思想就无法在医疗实践中得到生动体现。所以，中医临床一刻也不能脱离这个原则。辨证本质上是从哲学的高度通过宏观现象去把握疾病这一事物的客观存在和演进规律。对于那些运用现代检验手段无法找到具体病因，而临床症状又客观存在的疾病，辨证尤有特殊价值。无数临床事实证明，建立在“辨证”基础上的因时、因地、因人、因证论治原则，确是科学、有效的治疗纲领。但由于历史的局限，辨证的总体认识，还是停留在宏观水平上，论治也就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模糊性。而建立在现代科学检测方法上的“辨病”，虽也不可否认地在某些方面表现出机械唯物的缺点，但同时也不可否认其对某些病变的认识具有具体、精确的优点。只有把二者紧密结合起来，才能做到既在宏观上把握其规律，又在微观上认识其特性，最终指导我们更精当地遣方用药和更准确地选择治疗点。他在治疗肝炎时，既强调“见肝之病，知肝传脾，
  二、主张灵活化裁成方


      陈氏临证，选用医方时，不以经方、时方论尊卑，不以古方、新方分贵贱，而以切合病情为准则。并且主张灵活化裁。他说：医方是医生的临床经验结晶，每一个医方里，都包含着一具以辨证论治为核心的灵魂，其创制时，可能是针对当时证情所设计的最佳结构，所搭配的药物用量间的最佳比例。但世易、时易、人易，即便证性相同，其附加影响条件也绝难等同。用方时如不结合现实各种要素加以灵活化裁，只是机械照搬，则无异于刻舟求剑，必然导致形似神非而经验不验。只有灵活化裁，才能使原作者的灵魂得以生动体现。只有生动体现这一灵魂，一切前人的经验才能真正重获生机，再现光辉。 三、治实务要开张邪路


      “实”指邪气伤犯机体，或机体内生实邪所致的实证及虚实夹杂之证的邪实一面。对于这类病证的治疗，陈氏强调务要开张邪路。他说：金代攻邪专家张从正所论“天之六气，风、暑、火、湿、燥、寒；地之六气，雾、露、雨、雹、冰、泥；人之六味，酸、苦、甘、辛、咸、淡。故天邪发病，多在乎上；地邪发病，多在乎下；人邪发病，多在乎中。此为发病之三也。处之者三，出之者亦三也。诸风寒之邪，结搏皮肤之间，藏于经络之内，留而不去，或发疼痛走注，麻痹不仁，及四肢肿痒拘挛，可汗而出之，风痰宿食，在膈或上脘，可涌而出之。寒湿固冷，热客下焦，在下之病，可泄而出之”。所强调的，也正是治实当以开张邪路为先。这是很有道理的。因为只有邪路畅通，才能使病邪迅速排出体外。凡邪实之证，也只有邪气迅速排出，才能尽快实现病情的缓解和机体的康复。倘若邪无出路，则必然导致闭而生变，如湿郁而黄，寒凝而痛，气郁而胀，痰结而肿，血瘀而坚等等，都是邪机闭阻而生出的种种病状。因此，在治疗邪实之证时，或通大便，或利小便，或开肌腠，或宣肺气，遣方用药，都应事先考虑到邪气的出路，才是科学有效的治疗方案。也才能使医生深刻把握病情的后期发展转归和正确作出疗效判断。 四、治杂病重在调理气血津液的盈虚通滞


      陈氏指出：气、血、津、液是脏腑功能活动的物质基础。其摄纳、生化、贮藏、调节、输泄，又有赖五脏六腑协同配合。二者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因此，无论何种原因引起的脏腑功能失调，都会导致气血津液发生病理改变，出现盈、虚、通、滞的不同证象。而气、血、津、液一旦发生盈、虚、通、滞的病理改变，也同样可以导致脏腑功能失调。以气、血、津、液之盈、虚、通、滞改变为中心病理环节的，杂病中尤为多见。故治杂病当重视调理气、血、津、液的盈、虚、通、滞。“气虚的补气，气散的敛气，气滞的行气，气逆的降气，气陷的升阳。血虚的补血，血瘀的活血，血溢的止血。津虚的润燥，滋阴；津壅的祛痰，涤饮，除湿，行水；津泄的敛汗固表，涩肠止泻，固肾缩便。胆液、胰液等虚损的，宜补之使充；过盛的，宜抑之使平；壅滞的，宜疏之使泄。精虚的宜补精，精闭的宜通精（指男子不能射精，女子不能排卵），精滑的宜固精。”这正是陈氏调理气、血、津、液治疗学思想的具体体现。临床实践证明，这一治疗学思想的正确运用，确能收到很好的疗效。如一女性患者汤某，因情志刺激而精神异常，月经停闭，经西医镇静、中医养血安神治疗数月无效，陈氏从调气行津论治，疏肝气，涤痰荡浊两法并施，不期月而愈。五、特重肾命之阳，尤长补火益元


    《素问·生气通天论》说：“阳气者，若天与日，失其所则折寿而不彰，故天运当以日光明。”从男女交合，到生命的形成，到机体的成长，到精神意识的觉悟谋虑，到脏腑功能的发挥，到四肢百骸的运动，到五官的言、行、视、听，到气、血、津、精的化、贮、布、用，到水谷精微的吸收，糟粕的排泄，凡人体生命活动的进行，无一不是阳气作用的具体表现。人身阳气根植于肾精，发源于命门，循三焦运行全身，阴无阳不化，精无阳不成，血无阳不生。赵献可喻之为“走马灯”中之火，张景岳视之为人身之“大宝”，确为人体生命活动之原动力。倘若真阳竭绝，则生机顿息。因此，陈氏在研治内伤杂病时，特别重视肾命，尤其长于补火益元。他指出：当今内伤杂病中，阳虚者过半，造成这种病理倾向的原因有三，一是生活，二是医药，三是疾病本身。世人不懂得“夫精者，生之本也”的重要性，不知节欲保精，积精全神，而是“以酒为浆，以妄为常，醉以入房，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真”，而令真阳亏损，此养生不慎所致也。自明清以降，热病之说昌行，本有羽翼伤寒之功，孰料临证运用，多偏执一端，滥用苦寒，致令虚寒病患者，又历雪上加霜之不幸，久而伤及真阳，此医误药误所致也。杂病多虚实相兼，矛盾交织，病程较长，五脏之伤，穷必及肾，无论所衰在何脏何腑或何种基础物质，日久必累及肾阴肾阳。阴亏者阳无由生，阳亏者阴无从化，阴阳互根，其盈虚总是紧密联系的，此杂病病理特点所致也。正是由于上述三个方面的影响，使得临床所见，阳痿早泄、宫冷不孕、肢体不温、二便清冷、筋骨痿软、心胸痛闷、腹胀纳呆、喘咳无力、气短自汗、痛经闭经、　白虚胖、关节冷痛等与阳虚关系密切的病症比比皆是。人知阴精难成易亏，不知真阳易耗难生，补阴精者多，壮元阳者少，因而更使得阳虚患者与日俱增。

      阳气虚衰，人体气血津液必然气化不及，布运迟缓，甚至潴留停积，而生痰水瘀浊之变，成为内伤杂病的重要成因，也是内伤杂病的重要病机。要想对这类病症进行有效治疗，就必须从根本上纠正这一病理机制。其最精当、最强而有力的纠正措施，不是行气利水，不是破瘀荡浊，也不是宣肺涤痰，而是益火培元。命火旺则三焦元真充沛，气血流转，阴凝自散；元阳盛则脏腑强健，形骸坚劲，化育无穷，生机勃然。不化痰而痰自化，不蠲饮而饮自蠲，不行气而气自行，不散瘀而瘀自散。益火培元可以重新激活和最大限度地调动机体的排污去废和自我修复能力。陈氏认为：只要医家正确运用本法，病家持之以恒，前述多种病症都能从根本上得到好转，甚至彻底康复。

      体现益火培元法的医方甚多，如内补丸、右归丸、右归饮、金匮肾气丸、参附汤、四逆汤、真武汤等等。陈氏对上述各方均研究深刻，运用熟练，而尤以对真武汤的运用最为精妙。化裁４０余种，治病５０余证，半数以上是他个人的创造性发挥。如以此方为中心结构，加减化裁，治疗慢性气管炎、慢性肠炎、前列腺肥大、肥胖、阳虚感冒、遗精滑精……都是前人所不曾道及的（其具体内容参见“方剂学成就举隅”一文）。陈氏在运用补火益元诸方时，补火特别重视和擅长对附子的运用。他指出：附子大辛大热，性质悍烈，作用迅猛，补火益元，力最雄峻。用救肢冷脉微、冷汗淋漓的亡阳虚脱之变，其功最著，其效最捷。它如腹泻腹胀、水肿、眩晕、肢体冷痛诸证，但属阳虚湿滞所致者，用之亦效如桴鼓。陈氏运用本品，常与姜同伍，欲其温而散者用生姜，欲其温而燥者用干姜。制附子用量１０～５０克，均要求较其它药物先煎，每１０克约先煎２０分钟，先煎时间随药量变化而增减。益元特别重视和擅长对人参的运用。他说：人参大补元气，安五脏、益精神、兴肾阳，力大而性驯，效佳而又安全。用治短气喘促，大汗脉微之元气将脱重证，确有起死回生之功。它如纳呆口淡、自汗、怔忡、惊悸、健忘、失眠、阳痿、阴冷、神疲倦怠等证，动用本品亦有显著疗效。陈氏运用本品，救脱常与附子同伍，一暖命门，一补元气，相得益彰，其力倍增。益元则多同紫河车、鹿角胶相配，取其精生于气，气化于精。陈氏临证数十年来，运用补火益元法拯危起困，不可胜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