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形金刚1主题曲试听:市场化改革不能突破人类文明的底线！

市场化改革不能突破人类文明的底线！——答价值中国网记者问张宏良（2007年7月19日接受价值中国网采访，以下是全部内容）问：市场经济的概念是什么，中国经济离真正的市场经济还有多远？答：什么是市场经济，这是目前最需要弄清楚的一个问题，市场经济至少应该是等价交换的经济，至少应该是买卖自愿的经济，至少应该是交换双方权利平等的经济，至少应该是财产分明的经济。可是中国精英集团搞的所谓市场经济，完全是把官僚权贵占有的各种资源“变现”为个人财产的一种权贵经济，是少数人凭借政权力量剥夺多数人的抢劫经济，大家可以看一下自己的生活，除了农贸市场是等价交换、买卖自愿、权利平等和财产分明之外，哪里还有丝毫市场经济的影子！　　首先，就拿当初全面建设市场经济时期的“法院三个不受理”来看，当时朱溶基为全面推行市场经济改革，规定各级法院三类案件不予受理，即拆迁诉讼案不受理，国企改制诉讼案不受理，股票诉讼案不受理。为什么不受理？因为这三类案件人神共愤、天理难容！　　先说拆迁诉讼案，扒房子占地要给钱，这是全世界连希特勒都没有突破的文明底线，当初德国为净化国家公园扒农民的房子，农民不太愿意卖，最后只能用高价才买了下来。可是在实行胡温新政以前的中国，或者是开发商带着武警法院，开着推土机强行扒房子圈地，或者是开发商带着一辆辆满载流氓打手的大卡车，采用野蛮残暴的暴力手段赶走房屋中的居民和田间地头的农民。为了防止失去房屋土地的老百姓去法院告状，便规定法院禁止受理拆迁案，把老百姓真的逼到了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求告无门的可怜境地，老百姓将此称之为“房吃人”，古今中外哪里有过这样的市场经济！主流经济学家们解释说，当初英国也有过“羊吃人”的圈地运动，这是发展过程中的必然阶段，暂且不说搞“羊吃人”“房吃人”对不对，至少当初英国圈地运动圈的是自己的土地，而中国开发商扒的是别人的房子圈的是别人的土地，所以当初英国“羊吃人”吃的还有些道理，而中国的“房吃人”则没有任何道理。世界任何国家经济持续增长几十年老百姓都能富裕起来，为什么中国老百姓不仅没有富裕起来，工资占GDP的比重反倒下降到10%的世界最低？其中一个主要因素，就是房屋土地增值的财富被开发商和地方政府拿走了，这一块财富是其他新型工业国家老百姓富裕起来的主要部分。　　再说国企改制诉讼案，市场经济的最低要求应该是财产明确，你的就是你的，我的就是我的，公有财产就是公有财产，私有财产就是私有财产。可是中国在国企改制过程中，打着产权改革的幌子，运用政权力量强行把国有资产和集体资产“化”为极少数管理人员的私产，美其名曰是“管理层收购”，可130多万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都卖光了，至今国家财政也没有收到一分钱，至少没有公布收到过一分钱，130多万企业卖掉却没收到一分钱，这哪里还是买卖，完全是凭借权力进行抢劫！况且中国法律规定工人是企业主人，如同房主是房屋的主人一样，有哪个国家的市场经济能允许把人家房主赶走不花分文地占有人家的房子？主流经济学家解释说，按照“科斯定理”，谁效率高谁就有权利占有资产，资产是谁的并不重要。这是典型的“西门庆理论”，因为西门庆比武大郎能力强，所以就有权利占有潘金莲。有人曾愤怒地质问那几个主流经济学家：是不是我比你性能力强，就有权占有你的老婆？话虽粗俗，却点到了要害。关于第三个不受理，股票诉讼案不受理就更荒唐了。证券市场是市场经济的最高形式，是平等和效率相结合最完善的形式，是市场功能最充分的市场。可是在中国却变成了一个封建大杂烩的搅拌机，居然同一公司的股票具有不同价格，国家买一个价格（国家股），企业买一个价格（境内法人股），外国人买一个价格（境外法人股），中国人买一个价格（公众股），同一张股票根据买主的身份不同而价格不同，这种荒唐现象别说是市场经济了，就是封建社会都极其罕见，封建社会也只是人有等级，物还没有等级，我们的证券市场上却是连人带物都有了等级，稍有廉耻的人都不好意思把这说成是市场经济，只有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才会不知羞耻的说是市场经济。比等级制更荒唐的是中国证券市场法律规定，受害者无权向欺诈者索要自己被欺诈的资产，对违轨者的处罚仅限于罚款，并且是从非法所得金额中拿出其中很一小部分作为罚款，如杭萧钢构大股东违轨获利28亿，罚款只有20万，相当于其违轨获利的万分之一，这种罚款与其说是打击倒不如说是分成更加准确，至少对受害者来说没有任何意义，如果警察也是这样，抓住小偷后只取一少部分作为罚款，剩余大部分仍归小偷所有，这个社会将混乱成什么样子！监管部门抓住欺诈者不赔偿受害者，受害者诉诸法院又不受理，在客观上使受害者除了自杀和杀人再也没有别的办法，世界上有这样的市场经济？资本市场是市场经济的核心，连资本市场都如此荒唐无度，又怎么可能形成市场经济！　　其次，再拿举世瞩目的中国超低价劳动力市场来看，劳动力市场是衡量一个社会剥削文明的主要尺度，所谓盗亦有道，黑道有黑道的文明，剥削有剥削的文明，一个社会剥削文明的发展程度就是由劳动力市场来衡量的。中国超低价劳动力对资本的吸引程度，远远超过“秦淮八艳”对天下嫖客的吸引程度，国际资本潮水般涌入中国，就是奔着超低价劳动力来的。为什么中国劳动力便宜？是中国人天生命贱？不是，是强权把中国劳动力价格强行压到了价值以下，一是通过立法强行压低劳动力价格，二是地方政府动用武警等专政力量强行压低劳动力价格，并且这两种手段是结合在一起的。最典型的说明，就是修改宪法，把罢工自由连同四大自由从宪法中全部删除掉，而自由罢工和自由建立工会，是工人抗衡资本、形成合理劳动力价格的主要手段，没有罢工和工会，就不可能形成真正的劳动力市场，不可能有合理的劳动力价格，所以就出现了超低价劳动力，甚至是零价劳动力，拖欠不发工资就是零价劳动力。特别是把罢工定为违宪，违宪又是重罪，导致工人只要反抗资本（罢工是工人唯一的反抗手段）就会遭到地方政府的镇压。　　第三，再看公共资源和公共事业。市场经济不仅私产之间有着明确界限，公与私之间同样有着明确界限，也就是说，进入市场交换的只能是私产，任何人都不能把公共资源和公共事业拿到市场上交换私利。可是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最大弊端之一，就是把公共资源和公共事业变成了最大的暴利产业，一是把自然资源变成了暴利产业，全国名山大川都设卡收费，这是历朝历代政府都没有干过的事情，长城泰山又不是你建造生产的，你凭什么设卡收费？要收费也只能收外国人的，道理很简单，名山大川、历史遗产，是中华民族世世代代的共同财产，作为主人看一下自己的财产都要花钱，这还有天理吗！你政府不遵守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上行下效，全国就都不遵守了，整个市场甚至整个社会自然就乱了。二是把纯粹社会福利事业变成了暴利产业，教育医疗在古今中外历朝历代都是福利事业，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却把教育医疗改成了暴利产业排行榜的前三甲！　　比公共资源和公共事业市场化更可怕的是权力的市场化和信仰的市场化。权力的市场化主要有三种买卖方式，一是乌纱帽的买卖，据说买卖乌纱帽已成为目前最大的暴利产业，甚至超过贩毒的暴利。二是各种市场准入资格的买卖，比如买一个上市公司资格是5千万，买一个书号是2万，随着行业的规范化管理，市场准入资格买卖所创造的GDP比重越来越大，形成巨大的经济泡沫，这是包括东南亚金融危机、南美金融动荡在内的世界任何国家都没有的经济泡沫，是比不良金融资产更可怕的经济泡沫。三是违规处罚权的买卖，随着伪劣假冒产品和环境污染的增加，买卖违规处罚权正在成为中国最大的市场，据7月7日《北京青年报》报道，太湖蓝藻事件之前国家投入治污资金已超过了1百亿元，本来能够治理好，之所以治理没有见效，就是治污专家们担心污染消除后自己的财路也就断绝了，要保住自己的财路，就只能设法保住污染。连治污专家都千方百计扩大污染增加财路，你说治理污染还有什么希望！　　比权力市场化更可怕的是信仰的市场化，主要表现为利用人们的宗教信仰来赚钱，全中国的寺庙道观最显眼处都摆一个巨大的钱箱子，名为功德箱，意思是有钱就有功德，没钱就没功德，少林寺一柱高香六千八百元，只要交足了钱，无论你是贪官污吏还是流氓劫匪，统统会得到庇护保佑，全国的贪官污吏都奔向寺庙道观，献上自己部分赃款，全国的和尚道士都在用仙佛换钱。可以说，宗教的堕落是一个民族最后的堕落，是最可怕的堕落，权力的腐败堕落还可以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来解决，宗教的堕落则是除了大灾大难的天谴之外没有任何解决办法。当然，象至尊大师宗喀巴拯救藏传佛教、路德和加尔文拯救基督教那样的宗教改革，也能够解决宗教的堕落，只是目前中国不具备产生宗喀巴大师的条件。　　你说中国距离真正的市场经济还有多远？客观地说，现在不是距离远近的问题，而是真搞市场经济还是假搞市场经济的问题。主流经济学家自己也承认，他们搞的不是市场经济，而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来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是根本不搭界的两种事物，精英集团非要把他们搅和在一起不可，目的很清楚，单纯的搞社会主义或者市场经济，他们的利益都很难满足，单纯搞社会主义会失掉金钱，单纯搞市场经济会失掉特权，只有把两者搅和在一起，才能既有权又有钱，所以他们需要的不是市场经济，而是需要一个能够把特权变现为金钱的经济，这里说的特权，不再仅仅是指常规意义上的官员权利，而是越来越多地包括学术特权，在知识经济时代，学术特权比政治特权市场化的利益更大，这也是中国知识精英越来越走向历史反面的经济根源。
问：市场经济不等于自由经济，需要一系列的制度来规范和约束来保证市场机制的顺畅运行，中国的经济在这方面还存在哪些制度缺失？答：我理解你这里使用自由经济的含义，是指不能为所欲为的乱来。不过，市场经济就其本质来讲，的确是自由经济，只是关键的关键在于，这种自由必须是买卖双方的自由，而不能是单方面的自由，中国经济和社会问题的根源就在这里。比如我们上面讲到的股市，违规者有非法获利的自由，受害者没有获取赔偿的自由；开发商有扒掉居民房子的自由，居民没有进住开发商家里的自由；老板有非法占有工人财产（拖欠工资）的自由，工人没有非法占有老板财产的自由；商家有制假售假造成消费者损失的自由，消费者没有造成商家同样损失的自由；医院有将贫困患者拒之门外造成死亡的自由，患者没有追究医院刑事责任的自由；学校有高额收费获取暴利的自由，学生没有拒缴学费的自由等等。正是这种单方面的自由，导致了目前中国经济和社会的混乱无序。一个正常的市场必须是双方都有自由的市场，对方的自由就是自己的风险，风险不仅会给自己造成损失，还会给对方带来利益，为了避免自己损失和对方获益，大家就都不敢轻易违规。　　让违规者风险大于收益，让受害者收益大于风险，是市场经济几百年来十分成熟的管理经验，也是一个健康社会的基本管理经验，无论毛泽东时代的中国还是现代市场文明最发达的美国，在管理上的共同特征，就是设法让违规者的收益无限小，让违规者的风险无限大，并且要让受害者获得额外收益，让维护公平举报者和打击违规者获得惊人重奖。只要处理好收益和风险的关系，市场就能正常运转，美国证券监管就是很好的实例，大家都知道美国证券市场是全世界最干净的市场，其实也就是很简单的几个原则就把世界上最大的市场管理的干干净净。　　一是发动群众监管，美国法律规定，凡是举报股市违规者，以违规资金的20%奖励举报者，并且不用自己举证，由被举报者自己举证，这意味着你发现一个违规庄家立刻就发了，足够吃一辈子，大家都想发现违规者发大财，违规者很难藏身。可是我们前些年出了一个打假英雄王海，很快就被立法部门、政府部门、商家和媒体联合消灭了，最荒唐的是王海状告天津劝业场厕所收费违规，天津法院的判决结果是劝业场退还王海一人3角钱，官司打了2个月，胜诉的王海只是收回了多收的3角钱，类似的判决向整个社会宣告了违规者的伟大胜利。所以说，中国市场秩序的混乱，伪劣假冒产品的泛滥，绝不是管理方法和管理经验的问题，而是在制度和法律上人为设计的结果。二是有罪推定原则，就是被中国知识精英咒骂了30年的司法原则，有罪推定也叫举证责任倒置，就是由被告寻找证据证明自己清白，证明不了就是有罪，其哲学依据就是“富人天然有罪论”，要证明自己无罪，就拿出证据来。2000年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代表美国股民状告300家券商，300家券商就是害怕举证而主动赔偿了股民30亿美元。还有德国一家养鸭场发现鸭子出了问题，又不知道是谁家饲料的问题，干脆把全国饲料厂告上了法庭，所有饲料厂都要举证，要想避免高额举证费用，就会互相举报主动查出“真凶”。如果中国现在实行举证责任倒置，消费者可以随时状告商家厂家，由商家厂家自己证明和消费者的损失没关系，证明自己产品服务没问题，所有的验证费用由商家厂家承担，还会有这么多伪劣假冒商品和有毒有害食品吗？就中国人的主动性来讲，我想肯定不会超过三天，所有伪劣假冒产品和有毒有害食品会消失的干干净净。所以，今天的伪劣假冒和有毒有害产品，同样是人为的制度设计，尽管设计目的是为了发展经济，但是其危害已经使发展经济失去了任何积极意义。　　三是惩罚性赔偿，惩罚性赔偿是保证美国市场文明的一大法宝，源自于中国改革前对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处理，把事故分为两种不同性质：道德问题还是一般责任问题，根据不同性质决定不同处理方法。如果是一般责任问题，则属于事故性赔偿，该赔多少就多少；如果属于道德问题，则启动惩罚性赔偿，惩罚性赔偿对于一般公司来讲就是破产，把全部财产赔偿给对方，对于超级跨国公司来讲也要伤筋动骨。98年美国通用汽车案就是典型，一家三口开通用车出了车祸，其中女儿受伤，通用公司因为无视设计缺陷可能给消费者造成的危害，被美国加洲法院裁定属于道德问题，惩罚性赔偿43亿美元。43亿美元即使对于通用汽车这种大公司来讲，打击也是足够沉重了，足够记取一辈子。还有世界五大会计事务所之首的安达信公司，就为一次做假账主动拿出20亿美元赔偿仍然没有得到美国司法部的饶恕，最终被逼破产。　　四是信用档案制度，和以往中国档案制度的作用一样，一旦有了道德污点无论走到哪里都抹不掉，小污点难受一阵子，大污点难受一辈子，搞跨英国巴林银行的尼克*里森就是典型，法律在经济上和事业上判决了这位金融天才的死刑，永远失去了重新站起来的机会。我们中航油公司总经理陈久霖，就是因为在新加坡市场上隐瞒了一笔期权交易的信息，被新加坡判处4年徒刑还挨了鞭打，至今还在新加坡监狱里，所以新加坡市场才和美国市场一样的干净。　　其实世界各国市场经济的运行和管理制度已经很完善了，我们搬过来就可以了，根本不存在所谓制度建设的探索问题，目前中国市场的混乱表面看上去好像是制度缺失问题，实际上是制度的反向设计问题，是人为的反向设计，目的是维护权贵资本集团的利益。这就涉及到一个政治伦理问题，一个政治道德问题，过去把一切问题都归结为体制问题制度问题，其实质是为掩盖政治伦理和政治道德问题。比如过去一直说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叠床架屋地制订各种法律法规，无所不包地对市场进行各种规范，结果市场秩序不仅没有好转，反倒越来越恶化，法制建设的唯一成果就是形成了权利的日益市场化，法制建设变成了权利市场化建设，浙江一个小小的车管所所长就能拥有100多个情妇，如果没有这方面的法制建设，那个车管所长是不可能养得起100多个情妇的，市场加法制，就使他通过权力的出售拥有了源源不断的金钱，这就是中国的贪官污吏拼命高喊法制建设的奥妙所在。　　反过来看一下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就会发现，人家的市场经济不是法制经济，而是道德经济，是伦理经济，是诚信经济，包括法制本身都是以道德为根本，以道德为标准，法制的法不是指社会法，而是指自然法，什么叫自然法？就是我们老百姓平常讲的天理良心。法律一旦违背了天理良心，就会成为作恶的工具，就会成为逼良为娼的恶法，中国搞法制建设法制经济的悲剧根源就在这里。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司法领域一直就是腐败最严重的领域，所谓法制建设也就变成了用腐败最严重的领域去治理腐败不太严重的领域，结果只能是所有领域的腐败都越来越严重。现在道德和法律的关系应该纠正过来了：道德为本，法律为用。法律是强制贯彻社会道德观念的工具，舍弃道德搞法律，法律只能成为作恶的工具，一部《水浒传》都在讲逼上梁山的道理，被什么逼上梁山的？就是被恶法逼上梁山的，恶法统治是一直是中国社会历史上最大的悲剧。
问：苏联的休克疗法给国家带来了经济寡头和政治寡头联盟的社会毒瘤，原因在于在改革前，苏联几乎没有市场经济的框架，缺少民间私营资本，因此国家也不存在市场交易的对象而最终导致了权利主导型的私有化。但中国已经有了酝酿了二十多年的市场经济，民营经济日益壮大，那这些民营经济是否具备了承担起市场化产权改革的条件？答：这个问题本身就包含了一个斩钉截铁的历史结论：前苏联的改革是失败的，并且失败在没有私有化上，中国私有化的发展将有可能使改革走向成功。在这里首先需要明确一个问题，就是改革成败的标准是什么，是用GDP增长来衡量还是用人民利益得失来衡量？如果用后者来衡量，我们应该说今天俄罗斯的改革是成功的，中国改革是失败的。　　第一，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前苏联所有国家的产权改革都没有剥夺老百姓的福利和保障，甚至整个东欧国家都没有一个国家剥夺老百姓的福利和保障，虽然社会主义制度被推翻了，但是作为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免费教育免费医疗和免费住房全都保留下来了，即使在社会最混乱最困难的时候，前苏联包括东欧国家的老百姓都没有出现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买不起房的现象，而与此同时中国老百姓失去了全部福利和保障，每年全国有5百万左右的老百姓因看不起病死在家中（每年死亡8百多万，其中60%死在家中），大学费用10年增长20倍，如果不是胡温新政全力纠正，别说老百姓上不起大学，甚至连中小学都越来越上不起了。所以，如果从GDP的角度也就是从权贵资本的角度看，中国改革是成功的，前苏联改革是失败的；但是站在人民的角度也就是站在老百姓的角度看，以俄罗斯为代表的改革是成功的，特别是再站在资源环境站在子孙后代的角度看，俄罗斯改革就更加成功了，而中国改革完全是一场资源浩劫。　　第二，从发展方式看，俄罗斯为代表的前苏联国家不仅没有剥夺老百姓的存量资产，其增量资产的大部分也都流入了老百姓的腰包，被世界银行称之为与中国完全不同的一种经济增长模式，即经济增长的大部分越来越多地变成了老百姓的收入和福利，按照世界银行的统计，俄罗斯经济增长的70%都进了老百姓腰包。而中国去年工资占GDP的比重下降到10%，其中再扣除公务员和国有垄断企业的高工资，一般老百姓所得就更少了，就这世界最低的工资比重还要负担高额教育医疗和购买高价住房等本来属于社会负担的福利保障，中国老百姓的这些沉重负担是俄罗斯老百姓没有的。为什么俄罗斯的资源最丰富，劳动力素质世界最高，国际资本却很少去俄罗斯投资？因为俄罗斯的劳动保护很完善，在那里任何外资都不可能压低工资甚至以拖欠名义不发工资，更不可能通过牺牲子孙后代的环境资源牟取暴利。　　第三，就政治寡头经济寡头来讲，人类为什么要反对政治寡头和经济寡头？就在于政治寡头用国家政权和媒体力量来压制社会，强迫人民通过自杀性的法律；经济寡头运用垄断力量掠夺整个社会财富。就这一点来说，俄罗斯为代表的前苏联国家的寡头危害作用还不是很明显，至少在政治上俄罗斯找不到一部类似中国《证券法》《物权法》等专门保护特定利益集团的法律；在经济上俄罗斯的电信、银行、水电煤气等行业没有实行高价垄断；俄罗斯的大学和医院没有成为暴利产业。倒是在对外资经济方面，俄罗斯的寡头的确很厉害很霸道，比如对付中国投资就充满寡头式霸道，中国商贩为俄罗斯刚刚开辟并完善了贸易市场，马上就翻脸把中国人赶走了；用铺设输油管道为诱饵从中国获取了巨大利益，几年过去了，直到现在也不见下文；中国汽车物美价廉，在俄罗斯办厂是天然双赢，可就是拖着不办。不仅对中国，即便对欧盟等西方国家，俄罗斯的政治寡头和经济寡头也十分厉害。　　第四，关于产权改革问题。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有制企业最终演变成官僚集团占有制，官僚集团占有制是比私有制更加落后的生产关系，最终导致了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的垮台，所以改革官僚集团占有制是对的，在当前历史条件下，有两种改革途径，一是恢复全民和集体所有的公有制性质；二是私有化。前苏联和东欧选择了先恢复全民性质，然后再私有化的道路，即把国有资产的资产证券平均分给全国老百姓，然后听凭市场去自由组合，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新型的经济寡头，我经常开玩笑说，前苏联和东欧的老百姓最后在社会主义的葬礼上才第一次真正成为生产资料的主人：拿到了国有资产证券。虽然前苏联的产权改革从本质上来讲同样是对人民的抢劫，但是至少它搞了一次“起点公平”，就算它的产权改革也属于流氓强暴，但至少它是拿到结婚证以后的强暴。　　反观中国的产权改革完全是一场历史欺诈，用主流经济学家自己的话说就是：“中国的改革是方向性改革，而不是目标性改革。什么意思呢？就是目标是去天津而不说去天津，只说去通县，到了通县再说去廊坊，到了廊坊再进一步就到天津了。等到了天津即使你明白过来也都晚了，已是既成事实了。”最初看到这个说法我很震惊，人要堕落到何等程度才会如此不要脸地炫耀欺诈行为！既然你改革都可以搞伪劣假冒坑蒙拐骗，那商品就更可以伪劣假冒坑蒙拐骗了，中国伪劣假冒坑蒙拐骗的根源就在于此。改革精英不仅是这样说的，事实也是这么干的。先欺骗社会说我们不搞“起点公平”，我们搞“终点公平”，什么叫“终点公平”呢，终点公平就是把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产权先集中送给少数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再带领大家共同富裕。等把全国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都改革到少数人手中以后，立刻搞了个《物权法》，用法律形式把欺诈到手的公有资产锁定为少数私人的合法财产，这时候大家才发现“已经被骗到了天津”，但是一切都晚了。　　第五，关于民间私营资本问题。毫无疑问，民营资本是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主要力量，也是抵御外资侵略、壮大国家经济的重要力量。但是，就目前中国来讲，根本就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民营资本，民营资本应该是凭借市场力量发展起来的资本，应该是民间独立发展起来的经济。可是中国的民营资本，除了街头卖冰棍等小摊贩之外，无一不是依附权贵发展起来的，它们或者是权贵直接凭借权力形成的资本，或者是勾结官僚以各种方法抢劫的国有资产和公有资产，或者是贿赂官僚、权钱交换形成的资本，总之，没有一个是完全凭借市场力量发展起来的资本。这也决定了中国的民营资本不仅不会成为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发展的积极力量，相反，是社会健康发展的巨大腐蚀力量。目前中国超越隋末和古罗马的极度奢华，超越历史任何一个时期的极度腐败，几乎完全是由民营资本造成的，前些日子在颐和园一顿饭吃掉36万元的几个神秘食客，肯定不是官员的公款消费。由于中国民营资本的财富几乎都是权钱交换得来的，一是钱来的太容易，二是钱来的不踏实，所以才会惊人的大肆挥霍，如同世纪末一样的过一天算一天。为什么李嘉诚不挥霍，比尔盖茨不挥霍，巴菲特不挥霍，就是因为他们的钱是辛苦经营得到的，是完全从市场中得到的，所以倍加珍惜。可以说，挣钱的方法决定花钱的方法，花钱的方法反映挣钱的方法，全世界豪华奢侈品向中国的迅速集中，是对中国民营资本历史性质的最好说明。　　再从民营资本的政治态度，也可以看出中国民营资本根本不是一支独立的社会力量，完全是权贵资本的存在形式。一般来讲，任何国家的民营资本都会天然地维护民族经济，因为维护民族经济就是维护自身利益，就是独占全国市场，所以民营资本都是天然的爱国主义力量，他们会或者自发地或者自觉地支持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当初上海滩黑帮老大杜月笙偷偷为共产党印制和运输《共产党宣言》，就是因为他看到共产党爱国。可是今天中国以左翼思想界为代表的一切爱国进步力量，为抵制外资入侵和经济的殖民化在异常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抗战，却不仅没有得到民营资本的支持，反倒腹背受敌，遭受到民营资本养活的媒体及学者的政治诽谤和人身攻击，请问世界上有哪个国家、中国历史上有哪个时期曾经出现过如此不爱国家不在乎本国市场被占领的民营资本？没有，只有中国。因为中国民营资本不是依靠市场发展起来的，是依靠权贵发展起来的，所以不在乎市场被谁占领，只在乎权贵被谁收买，所以，中国根本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民营资本，有的只是各种形式的权贵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