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了头孢几天不能喝酒:浅谈我的“旧体新诗”

这类诗得到了诗词界众多师友的肯定和关注：吉林一些诗友为我开了专题研讨会；著名“两栖”诗人刘章以《中华诗词就该这样写》为题，专门致信于我；著名诗评家丁国成来电话催我把体会文章尽快写出来……这些都坚定了我进行“旧体新诗”创作的决心和信心。不难看出，所谓“旧体新诗”虽然包含了“旧体”和“新诗”两个方面，但关键是“新诗”，核心就在“新”字上。下面，从三个方面谈一谈我的创作体会：

一是思维方法新。这里说的思维方法不是哲学意义上的，而是指诗人对感性材料进行筛选和挖掘，寻找诗意的方法。许多诗友说起我的诗，往往评点哪个动词、哪个句子用得好，使全诗一下子鲜活起来。其实，我并不同意这种说法。我认为，诗词的鲜活是由诸多方面共同“新”构成的，而思维新是最重要的。用充分体现时代精神和艺术规律的新思维观察事物，体味生活，分析和认识问题，指导创作实践，才能产生新的立意，写出鲜活的好诗。首先，要强化诗性思维。从一定意义上讲，世间万象都充满了诗意，只是缺少发现。根源就在于我们没有用诗化的目光、没有用心灵去进行艺术地寻找和挖掘。只有你时时刻刻用心去采撷，诗才会随时随地找上门来。比如，挖野菜本来是司空见惯的。一次，我与朋友们一起挖野菜，大家都关注着挖野菜的本身，我却想一定要挖出几首好诗来。后来又想，我现在不就是在挖诗么，而且还是野生的。于是，便有了“采回山韵皆原始，挖得诗思俱野生”（《松花江畔行》）那一组。还有“山光打进毛衣里，暮色缠回彩线中”（《冬日游西双版纳》之三），“薄云似被遮深谷，小路如绳捆大山”（《杂感》之二）等等，都是这样所得。其实，这并不神妙，在优秀诗人的心目中，一粒沙本来就是一个世界，一滴水原本就该包蕴大海，轻轻的风声应该是少女的脚步，沙沙的雨响大概是老朋友的造访……也只有这样，才能产生高强度的诗的灵感，产生高质量的好诗。其次，要培养求异思维。诗人必须在坚持诗性思维的前提下，改变求同的思维模式，培养求异的思维方法，多视角地观察和思考同一事物，选择观察对象与诗词表现的最佳契合点，才不会趋同和流俗，写出“人人心中有，人人笔下无”的佳句来。比如，在看到西藏到处是石佛塔和诵经礼佛的信徒时，人们往往首先想到的是教徒的普遍和虔诚，惊讶于石塔的形状和诵经的情态。也有人就这一题材、这一思路写出了相当不错的诗。但我想，这塔真的是石头堆成的么？假如没有众多虔敬的佛心，恐怕不过是一堆乱石罢了。在这样的求异思维下，便有了“人心作石堆成塔，梵语如花种满城”（《西藏杂感》）之七）的诗句。再如：“手提明月行天下，怀抱诗灯挂夜空”（《中秋赏月述怀》），很多人赏月时往往想到‘月照人寰、月下情思’，我想，如果不是此时此刻心境的我，是不是也会“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明月应该为我服务！所以，才有了“手提明月”这样的句子。第三，要学会活化思维。诗人的思维应当是“精骛八极，神游万里”的，不应当是平面的、直线的，而应该是立体的、发散的，需要调动和运用全部感官来活化思维。敢于和善于打破常规的理性认识限制，穿越时空，指向无限，发于滴水而折射重洋，进而化静为动，化无为有，化死为生。比如“提篮慢步林间觅，拾起蘑菇破土声”（《夏日捡蘑菇》），蘑菇有形可拾，但蘑菇的“破土声”却听不见也摸不着，采蘑菇，也绝不可能像“捉老鼠”那样，蘑菇一露头，就马上拾起。然而却正是打破了时空限制，化无声为有声，化无形为有形，移触觉为听觉，才突出了雨后蘑菇的鲜嫩，想象到采菇人内心的欢乐，联想到万物勃发的盎然生机。此外，像“萤火飞针缝夜幕，鸟声穿树作年轮”（《旅馆夜起》）“莺语染成莲叶色，蛙声沾满稻花香”（《农村杂咏》之二），“秋眠忽被月推醒，不许人间入梦深”（《乐山卧佛》），等诗句，都深受读者的喜爱。

二是表现手法新。诗的表现至关重要。再好的素材和思路，没有好的表现技巧也难以写出好诗。说表现手法新，不是说写诗词都要用新的表现方法、传统技法一概不用，而是要借鉴现代艺术的一切表现手段来丰富和改造旧体诗的表现方式，使其更具有现代感和表现力。首先，我借用了电影、电视的表现手法。影视艺术是把语言、图画、摄影、音响等不同艺术样式融为一体，以强烈视听感染作用表现主题的艺术。充分借鉴和吸纳影视的表现手段，往往能够增强诗的表现力和感染力。如：“远处雪山摊碎光，高原六月野茫茫。一方花色头巾里，三五牦牛啃夕阳”（《西藏杂感》之一）。第一句是空间，第二句是时间，二者都是远镜头、大广角，三、四句是倒装句，意思是夕阳下，三五牦牛在花头巾一样的草地上啃草。第三句是特写也是空间，第四句是近镜头同时还是时间，这是运用了影视中常用的“蒙太奇”剪辑手法和时空交错的结构方式。又如：“千里平畴春意盈，停云俯瞰有苍鹰。纵横田野如花布，杂乱乡村似补丁”（《杂感》之七），也是运用了广角、鸟瞰与特写相结合的表现手法。其次，我借用了新诗的表现手法。比如，借用了新诗意象重组和整体象征的手法：“两根烟袋坐篱傍，三串红椒挂土墙。辘轳腰缠紧日子，晾衣绳晒满阳光”（《乡村即景》之二）。诗中每句都是一个单独的意象。前二句分别以“烟袋”借代人物，以“红椒”象征丰收果实，两句组合的意象画面，象征了农家生活的简朴和闲适；后两句也分别是单独的意象，以井绳缠辘轳比拟生活，以晾衣绳晒阳光暗示人物，两句组合的意象画面，则象征了农家日子虽然有些“紧巴”，但却五彩缤纷，农民的心情不错。全诗四句四个意象组合到一起，两重象征意义相融合，诗的内涵就极为丰富和拓展。所以这首诗表面上看，是一个场景的四个侧面，貌似简单，实质却表达了作者对农村生活的深刻体验和感受。再比如：“林间坐到夕阳晚，撩起黄昏看杏花”（《白城包拉温都赏杏花》之二），“浣花细雨风吹过，一伞阳光撑梦来”（《游九寨沟》之一）等等，也都是新诗的表现手法。第三，我借用了绘画艺术的手法。中国画历来讲究“笔墨”和“意趣”，注重从“写”和“生”两个层面上使画面有生气、活起来。特别强调不要被创作对象的实体所拘泥和限制，要从表现的需要来创造和安排形象，什么地方用什么样的笔法、墨色，什么地方该渲染或飞白，都由画家剪裁，力求使创作和表现对象产生一种“势态”和“情致”。我在写诗的时候，也充分注重借鉴这一理论，无论是叙事、状物，还是说理，都力求做到表现的鲜活有趣，虚实相生，情景相生，浓墨和淡彩互补。比如，“春江夜宿待潮生，梦里心堤蒿草青。早起匆匆揉睡眼，推窗抓把鸟鸣声”（《松花江畔行》之四）。虽然写的是江边夜宿，但没有写过程，写夜来所见或所思所感，而是采取大构图、全景式的方法，画了一幅写意画。一、三句是“写”，二、四句是“生”；一、三句是轻描，二、四句是重彩；一、三句为实，二、四句为虚，收到了既有事体，又有情趣的生动效果。第四，我借鉴了其它文学样式的表现手段。小说、散文等虽然与诗词体裁不同，但艺理相通。我把这些文学样式的创作手法，进行横的移植，用于诗的表现。比如：“荻花一样浣纱女，捶打斜阳在水湄”（《农家杂咏》之四），就明显地借鉴了小说中注重细节刻画的方法，把水边捶衣也捶到了水中夕阳这一细节，突出了出来。再如，上文说到的《乡村即景》之二，实际上是一种散文结构。另外，《西藏杂咏》之二：“千丈危峦银草垛，昨宵宿住偎云朵。风从月谷涧边生，雪自星岩夹缝落”。通篇都是内心独白式的“意识流”手法，在自我意识的流动中表现景物和情感，从而达到了句句都是自言自语的回味、体悟和猜测，却句句都是写眼前之景、心中之情的效果。

三是语言新。中华诗词自古就有“诗家语”的说法，强调诗之所以为诗，首先必须用诗的语言来写。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传统诗词语汇系统已不能完全承载新时代的新事物、新思想、新境界，必须与时俱进，用当代的新语言来改造传统的陈旧的诗词语言，特别是要注重吸纳口语、大众语入诗。这一点，目前已基本成为诗界共识。追求诗词的语言新，就是要在这一共识的前提下，努力提高遣词造句的能力。首先，要注重词类活用。汉语词类繁复，一般在一定语境中词性固定，比如名词、动词、形容词等。要想诗的语言新，必须力求突破词性限制，活用各类词语，提高词的组合能力，达到语出新奇、诗意盎然的目的。比如：“界碑立处杂荒草，一朵花开两国香”（《故乡边境线之行杂感》），“香”是名词或形容词，这里作了动词用；“洛阳一贬名千载，信是香从骨气来”（《牡丹》），“名”是名词，这里也作了动词用；再如“阳光翅膀成霞落，秋水情怀作雁飞”（《游查干湖》），“阳光”、“秋水”、“霞”、“雁”，原本都是名词或名词性词组，但这里都当成了修饰成份，用做了形容词。同时，这两句又是“互文句”，需要真正融会两句，才能明白表达的真谛，等等，都有效地增强了诗词的表达效果。其次，要注重词语异常组合。美感多产生于打破常规的新奇。词语的异常组合，是把一些看似“不相干”的两个或几个词汇组合在一起，使其产生新的诗意，达到“无理而妙”的目的。如：“夕阳下，三尺童谣，二斤笑容，一篓情趣”《垂钓吟·自度词》），这句词中童谣原本不论尺、笑容难论斤、情趣更不能论篓，但却以名词和量词违背常识性的非正常“嫁接”，创造出了别具一格的意趣和情感氛围，把儿时钓鱼的普通小事，写得活泼可爱，诗味盎然。再如：“星舍灯光萤点亮，月巢鸟语草编成”（《松花江畔行》之二），“蛙声硌脚田间路，荷锸夕阳逢钓人”（《农家杂咏》之四）等等，都是词语的异常结构。那么，这些词语的异常组合，为什么反而会妙趣横生呢？黑格尔说：“为着避免平凡，尽量在貌似不伦不类的事物中，找出相关的特征，从而把相隔最远的东西出人意外地组合在一起。”在此，黑格尔为我们回答了两个问题：一是“貌似不伦不类”的事物，有其微妙的内在联系；二是这种“不伦不类”的组合，是“避免平凡”、脱俗出新的有效方法。当然，“仙道”与“魔道”只有一步之遥。过分地追求句子新奇，也易流于荒诞，这是要注意避免的。第三，要注重口语入诗。口语是当代鲜活的大众语言，是一切文学语言的基础和源泉，是诗词的“活化剂”。口语如何入诗，我的体会是要遵循以下原则：一是要筛选。人们的口头语言虽然丰富无比、充满生气，但未必都能入诗。意大利诗人但丁说：要把各地的俗语“放在筛子里去筛”，选择“光辉的俗语”，就是这个道理。我的好多诗句也是“筛”出来的：如“不上高山不下川，不游城市不游园。将秋移到乡间过，把月携回梦里圆”（《下乡过中秋》之一）；“梅花落背穿林去，药树栽头医世来”（《梅花鹿》）；“枕过春山留梦迹，担回溪水有蛙声”（《春日述怀》之二）等等，都是从大众语中筛选得来的，并没有进行多大的改动。二是要锤炼。从口语中选取的语言虽然鲜活，却往往不是很凝炼。诗词要用最少的文字表达最丰富的意境。因此，炼字、炼句是必须的。比如《奉劝陈水扁先生》：“宝岛台湾似舰船，孤行海上久茫然。劝君把舵明方向，莫使真成沉水扁”。前三句完全是口语，只在最后一句进行了锤炼，用了“沉”与“陈”的同音不同字和“扁”的多音多意，一下子增加了全诗的分量，使“奉劝”变成“警示”。再如，《乡村即景》之一：“麦垛夕阳接野炊，傍湖路侧蓼花垂。牧童捉得蝉声去，草帽携将鱼篓归”。全诗都是口语，三、四句尤为突出。“草帽”在原诗中原为“晚钓”，但仔细推敲，“晚钓”不如“草帽”口语味浓，即便同是口语，用“草帽”也更符合乡村即景的题材，还是借代的修辞格，更为自然、形象、传神，便用了“草帽”，增强了表现力。

以上所谈的体会，只是对诗词创作走向的一种尝试，是一种诗词风格的初探，是抛砖引玉。我想，诗词的改革，首先应该改革其内质。旧体诗走新诗、旧诗融合之路的空间依然很大，可以进一步拓展、再拓展。只要我们积极探索，大胆实践，一定会让旧体诗“新”起来，走上与时代相适应的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