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电影我朋友的妻子:“首义三武”为何恩怨不两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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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义三武”为何恩怨不两行 (2011-10-10 09:33:35) 转载标签:

越楚

首义三武

恩怨不两行

文化

分类: 《风雅武汉》(连载)

“首义三武”为何恩怨不两行

文/越楚

  

   

    一百年前的今天暴发的那场辛亥武昌首义,打碎了中国传承千年的帝制,唤醒了中国这头沉睡的雄狮。这场石破天惊的革命点燃了民族崛起的火种。

    在武昌首义风云人物中,有著名的“三武”——孙武、蒋翊武、张振武。他们三人的名字中均有一个“武”字,年龄地位大致相当,故人们合称他们为“首义三武”。

    辛亥首义前后,共同的志向曾将“三武”汇集一起。他们携手组织革命团体,并肩为革命奔走呼唤,为武昌起义的暴发立下不朽功勋。

    但随着首义的成功,”首义三武”由于道不同而不相为谋,开始互相倾轧,闹得水火难容,恩怨不两行,以致被反对派所利用,演出一幕幕悲剧。

    “首义三武”之间的矛盾纠葛主要涉及权力分配及对黎元洪的态度。

    辛亥革命前夕,武汉一地的两大革命团体——文学社和共进会,虽然政治目标一致,但一直存有门户之见。伴随起义时机的成熟,为统一革命组织,壮大起义力量,革命党人提出两团体联合建议。于是,孙武与蒋翊武之间便出现“二武”争雄局面。

    倡议联合的是共进会。当孙武派员去试探蒋翊武时,蒋翊武觉得:“合作虽好,但那些留过洋的、穿长衫的人,不好招惹。特别是孙武,领袖欲特强,将来共事很难相处。”

    经过反复磋商,双方还是同意于1911年5月1日举行首次联合会晤。席间,双方围绕谁是主体问题,争论不休。

    蒋翊武说:“文学社在军营中力量很大,合作后文学社当为主体。”

    孙武则反诘道:“共进会是同盟会系统,直属东京本部领导,与长江各省均有联络,人数超过文学社,联合后当然应该居于领导地位。”

    两人唇枪舌剑,互不礼让,会晤不欢而散。

    直至6月14日举行二次会晤方才基本达成一致意见。

    随后,双方商定蒋翊武为军事总指挥,专管军事;孙武则为军务部长,专管军事行政;刘公任总理,专管民政。军政大权,由孙蒋二人分担。涉及重大事件,则由三人集合大家共商决断。

    但事实上却形成一种各不相让的恶劣局面。特别是武昌首义成功后,更是明争暗斗,矛盾逐步发展。

    孙武任军务部长后,利用部长之便,委以部分共进会干部担任高级军官。

    蒋翊武名义上是军务部副部长,却无实权,文学社的其他成员更是遭到排挤。

    文学社与共进会之间早已存在的芥蒂更加明显。

    武昌起义前夕,汉口宝善里机关和武昌小朝街指挥部相继被破坏,孙武负伤入院,蒋翊武出走,彭、刘、杨三人被害。张振武于危难之中联络各方,不失时机发难。

    湖北军政府成立,大家拥黎元洪任都督,张振武被推任军务部副部长主持军务,虚部长位以待孙武。

    张振武司职半月余,部署有序。孙武出院视事不久,汉阳即失守,张振武力排弃武昌之议,以佩刀砍地,大声疾呼:“有敢言退出武昌者斩!”

    当日闻黎元洪仍拟出走,张振武即闯入督署,当面斥责后令甘绩熙等督守,并鼎力协助湖北军政府总监察刘公布防武昌城守。

    由此便让黎元洪怀恨于心。1911年11月南北议和,黎元洪投靠袁世凯,嫉张振武得军心,便暗结孙武合力排挤之。

    孙武在主持军务部期间,权力欲膨胀,专横骄妄之气更盛,渐渐失去革命同志的支持,颇感处境孤立。于是他倒向黎元洪一边,希望拥黎自重,黎元洪也希望在党人中找一个强有力人物,两者一拍即合。

    这样,围绕着反黎与拥黎,“三武”之间又展开了新的矛盾与纠葛。

    孙武和黎元洪搭上关系后,处处与革命党人作对。后来联合一批失意的官僚、政客在上海成立“民社”组织,拥黎元洪为社长,隐与同盟会相抗衡。于是便引发了一场“倒孙运动”。

    1912年2月27日晚,由共进会会员黄申芗牵头,以文学社成员为骨干的倒孙运动爆发。他们佩戴“群英会”徽章,高喊“打倒孙武”、“打倒军务部长”之口号,上街游行,鸣枪示威。

    孙武事先得到消息,逃避汉口。群英会事件后,孙武被迫去职。后来,他做了袁世凯政府的高等顾问。

    首义“三武”真可谓志同而道不合。但让人惋惜的是后来张振武和蒋翊武的结局都不如孙武。


张振武

    1912年8月,黎元洪假手袁世凯在北京处死了张振武。当时,振武与孙武的关系已很僵,张在武昌与方维将编余军官组成“将校团”,方任团长。黎元洪更是对张振武的言行已如芒刺在背,必欲除之而后快,但虑在武昌激成事变,乃密请袁世凯授张振武为总统府顾问,调其进京,张拒之不受。

    后袁应黎元洪之请拟任张为蒙古调查员,张入京后提出去蒙多项要求不成后复回武昌。时孙武已去北京,黎又以调合张、孙关系为由,请刘成禺、郑万瞻劝张北上。

    张乃偕方维等武昌将领10余人人京,而黎元洪复秘电袁世凯,谓张“蛊惑军心,勾结土匪,破坏共和,图谋不轨,方维同恶相及,请均在京正法”。

    8月14日,张振武在德昌饭店宴请同盟会和共和党要人,希望“消除党见,共维大局”。

    15日夜,为调和南北感情,他在六国饭店宴请北洋将领姜桂题、段芝贵。 10时,酒阑人散,张振武与冯嗣鸿、时功玖分乘三辆马车回旅杜,途经正阳门时,潜伏的军警突起拦截,将张振武捆绑押解西单牌楼玉皇阁京畿军政执法处。

    16日凌晨1时,张振武在执法处被绑于木桩上,身中六弹毙命。临刑前,他怒不可遏地道:“不料共和国如此黑暗!”

    蒋翊武则在参与“二次革命”讨袁失败后在桂林被捕遭杀害。

    汉阳失守后,黄兴离汉,翊武被推为战时总司令部监军,后接任代理总司令,负责指挥。不久被排挤去职,改任北军驻汉招抚使。

    1912年6月,为反对袁世凯独裁专制,他将文学社并入同盟会。嗣任国民党参议、汉口交通部部长。袁世凯曾命其为军事顾问,授陆军中将加上将衔,他坚辞不受。

    12月,主办《民心报》,“扬孙黄,抑袁黎”。

    1913年7月,回湖南参加“二次革命”,任鄂豫招抚使。失败后,遭通缉。

    8月29日南行至广西全州府兴安县境,为巡防统领秦步衢所捕,械送桂林。

    黎元洪闻讯,即电袁世凯请予“迅诛”,袁遂命广西都督陆荣廷“就地枪决”。9月9日,作《遗书》及《绝命诗》四首,就义于桂林丽泽门外。(辑录自本人拙著《风雅武汉》(中国财经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