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邦本身没有读过多少书，但他很会用人。张良、韩信、萧何，一个是运筹谋划之才，一个是治天下、安抚百姓、运输粮草之才，一个是率兵打仗、攻城略地之才。项羽当时席卷大半个中国，实力高出刘邦很多倍，手下贤才也很多，但对特别能干的范增却没有使用，在关键时刻也没有领悟范增的暗示。在有道义的基础上依然要求有识别能力、决断能力，这是为帅的关键。
“治平尚德行，“有事尚功能”。这是曹操的一个经验。到底要重视有能力的人还是有品德的人?这不能—概而论，要看情形看环境。在平稳的治平之世时，品德高尚的人能把局面长期维持得很好；遇到危机困境的时候，要用有能力的人。美国南北战争期间，华盛顿任用的总司令格兰特脾气暴躁好喝酒，有人认为不能让他当总司令，但华盛顿认为只有他才能担当此任，结果他果然不负众望。
“善用人者不恃人”。善用人者不完全依赖某一个有才能的人。一些企业有这种情况：组织的运行往往寄托在一个人身上，没有他好象就不能运作了。作为一主帅，应该有能力掌控全局，要能驾驭有才干的人，不能完全为他所控制。
古代有很多观察人才的办法：“设之以谋，以观其智”，设置一个需要用智谋决绝困难的情景，看他有没有这种智慧；“试之以难，以观其勇”，安排他去处理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看他有没有勇气；“烦之以事，以观其治”，给他很多繁琐的工作，看他办事有没有干练的能力；“临之以利，以观其不贪”，设计一个有利可图的情景，看他是不是不贪；“滥之以乐，以观其不荒”，设置一个吃喝玩乐的情景，看他是否完全沉迷于声色犬马之中；“其所不定者，观其不逾”。有些情景对其没有约束，看他把握得有没有超过一定的分寸；“喜之，以观其轻；怒之，以观其重；醉之，以观其恭；远之，以观其不二，昵之，以观其不狎”。这是古人非常好的总结。
刚柔并济之道
所谓刚，就是法制。韩非子是法家最杰出的代表。韩非子云：“法者，天下之程式也，万事之仪表也。”意思是说，天下的治理以法律作为统一的规划，治罪和奖赏都应该按照规则。法学界有个重要命题：“究竟是依法治国还是以法治国？”依法治国是无论天子总统还是平民百姓，大家都要按照法令行事。以法治国就不是这么回事了，皇上、君主、总统是超然的，他们依照法令治理国家和人民，但是不治自己。现在很多单位存在这种情形。有个企业写了个牌子“制度高于总经理”。但和下面的人一接触就发现破坏制度的经常是总经理。这个总经理就是典型的“以法治国”。
和法家的“至刚”对立的是老子的至柔。他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柔弱胜刚强”。老子的领导艺术是无为而治，道法自然，以柔克刚。无为而治的“治”不是动词，而是状态，是指不要强加干涉而达到公司自治。
所谓柔，还要有仁的手段。这在《孙子兵法》中有体现。“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但是孙子接着就说：“爱而不能令，厚而不能使，乱而不能治，譬如骄子，不可用也。”因而要特别注意仁而有威。
“造钟”规制之道
管理名著《基业常青》中说：身为高瞻远瞩的魅力型领袖，好比是“报时”；建立一家公司，使公司在任何一位领袖身后很久、经历多次产品生命周期仍然欣欣向荣，好比是“造钟”。“报时”是一种主观的经验和能力，依附在领导个人身上，个人在位就能发挥经验准确报时，个人不在时能力随之不在。这样的人，不是一个为帅之才。真正的为帅之才，不仅有经验、能力，而且能造钟。“造钟”就是制定一定的规划制度其运作，不能把一切都寄托在个人主观意思和素质上。
美国1787年立宪会议有一场辩论很令人受启发。最重要的问题不是“谁应该当总统？谁应该领导我们？谁是我们当中最聪明的人？谁是最好的国王？”等等，美国先贤们致力思考的问题是：“我们能够创建什么样的程度，使国家在我们身后仍然能拥有很多优秀的总统？我们希望建立哪一种长治久安的国家？要靠什么原则来建国？国家应该如何运作？我们应该制定什么指导方针和机制，以便创造我们梦想的国家？”国家如此，组织也应该如此。通过良好的机制使优秀人才源源不绝地涌出，这是为帅之才善始善终进退全身的必要环节。
进退全身之道
历史上有很多经验教训。“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是些旨在告诫有功之臣见好就收。历史上比较出色的例子是张良功成身退，善始善终；还比如范蠡，扶助越王灭吴后，明智的“西施美人泛舟太湖”，后来做生意，成了中国最有名的商绅陶朱公；再就是曾国藩，灭了太平天国后，自行解散湘军回乡，当时手下一员大将说“英雄不可自剪羽翼”，但曾国藩通过淮军李鸿章同样保存了势力。
将帅要求素质全面，但有时候一个领导不能执迷于全能感。老福特到后期执迷于全能，认为自己生产的梯形黑色轿车是天下最好的，当市场占有率从百分之五六十降到百分之二三十时，他仍执迷不悟，顽固地阻止新产品开发，竟然把新研制的车都送进了垃圾粉碎机。最后几年垂垂老矣时，他才开始悔悟。这是老福特的教训。
为帅之道，综合古今中外，归结为8个字：儒表法里，道本兵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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