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药典的凡例是什么:1978-2008私人阅读史1

《1978-2008私人阅读史》

          刘苏里：这是“摸着石头过河”的30年         刘苏里，北京万圣书园总经理，以经营人文社科类图书著称。生于1960年，198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1986年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1993年10月，创办北京万圣书园，从此万圣成为北京“文化地标”之一，它也是中国最成功的民营书店之一。作为万圣书园经营者，刘苏里的另一个身份是声名远播的学者型书人、中国当代图书市场的民间观察者。

    1.《1932—1972年美国实录：光荣与梦想》，威廉曼彻斯特著，广州外国语学院译组译，朔望、乐山、关在汉校，商务印书馆，1978

    2.《早期教育与天才》，木村久一著，河北大学日本问题研究所教育组译，河北人民出版社，1979

    3.《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雅各布布克哈特著，何新译，商务印书馆，1979

    4.《忏悔录》，卢梭著，黎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5.《让历史来审判》，罗伊梅德韦杰夫著，赵询、林英译，人民出版社，1981

    6.《官僚主义的弊害》，佩雷菲特著，孟鞠如、李直译，商务印书馆，1981

    7.《中国官僚政治研究》，王亚南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8.《万历十五年》，黄仁宇著，中华书局，1982

    9.《古à格群岛》，索尔仁尼琴著，田大畏等译，群众出版社，1982

    10.《第三帝国的兴亡》，威廉夏伊勒著，乐山译，中国对外译出版公司，1983

    11.《世界面临挑战》，让￡雅克塞尔旺￡施赖贝尔著，三联书店，1984

    12.《兴盛与危机》，金观涛、刘青峰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

    13.《宽容》，房龙著，迮卫等译，三联书店，1985

    14.《中国古代思想史论》，李泽厚著，人民出版社，1986

    15.《圣雄甘地》，à皮埃尔、克林斯著，周万秀、吴葆璋译，新华出版社，1986

    16.《大国的兴衰》，保罗肯尼迪著，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

    17.《白鹿原》，陈忠实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

    18.《顾准文集》，顾准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

    19.《民主新论》，萨托利著，冯克利、阎克文译，东方出版社，1993

    20.《陈寅恪的最后20年》，陆键东著，三联书店，1996

    21.《历史深处的忧虑》，林达著，三联书店，1997

    22.《沉重的肉身》，刘小枫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23.《枪炮、病菌与钢铁》，贾雷德戴蒙德著，谢延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

    24.《圣经：从神话到历史》，戴维罗尔著，李阳、沈师光译，作家出版社，2000

    25.《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吴思著，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

    26.《风烛灰——思想的旋律》，金克木著，三联书店，2002

    27.《自然权利与历史》，施特劳斯著，彭刚译，三联书店，2003

    28.《往事并不如烟》，章诒和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29.《丧家狗：我读》，李零著，山西人民出版社，2007

    30.《国民党的“联共”与“###”》，杨奎松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急用先学”贯穿30年阅读史

         这30年的阅读，我先做个现象描述。个人感受到三个状况，一是起伏特别大，二是急用先学。由于30年中国社会的变化太急速，起伏跌宕，阅读也深受社会发展状况的影响，人们已经很难由于两个方面的原因去阅读了。一是闲暇式阅读，完全本着个人的兴趣和兴致去阅读；二是持续关注某一个或几个问题。因此，很像前10年的改革状况“摸着石头过河”，读书也如此，“摸着脉动找答案”的阅读方式一直贯穿在30年中国人的阅读史中。

       第三个状况更加严重，那就是阅读总趋势一直在下滑。这也非常契合整个社会的发展状况。就像“大国崛起”式的跨越发展不能深究一样，阅读状况的表面繁荣这扇门也不能轻易推开。如今，每年图书生产的总量很大，其中确实不乏好书，整体的学术研究成果也在不断提高。但仔细一辨别，就会发现虾兵蟹将，鱼目混杂。图书生产所反映的，实际上是知识生产、思想生产的状况。而中国目前的图书生产太缺乏有价值的原创，低水平的3袭、重复生产反倒数不胜数。由此也造成读者阅读疲劳、购买疲劳的现象。

       另一方面，目前大多数所谓“能看”的书，几乎无一例外是引进版。而真正中国原创的，包括30年以前成就的学者、30年以来成就的学者，在整体图书品种的生产总量中，占的比例都非常小。目前中国内地每年生产20万种图书，30年以来生产的图书总量约150万种至200万种，我推测，其中真正的优秀原创学术书大约只占千分之一，大概一两千本，可能都还不到这个数。

    “社会标准第一，价值标准第二”

    谈到“30年30本书”的评选标准。我认为社会标准第一，价值标准第二，技术标准第三。首先应该是产生过巨大社会影响的书。在此基础上，再来检视它的品质。最后一步才是文本、创新程度、文笔等相对技术化的细节。因为真正影响力大的书，在价值方面不会太差，无非是过时了，比如《第三次浪潮》，你不能说它没有价值，确实是开启了两代中国人的眼界。

    此外，还要兼顾一下高端阅读界的口味。中国30年的阅读是分了很多档次的，虽然有《大趋势》、《第三次浪潮》这样的书，波及面从公务员到自由职业者，但在相对比较高的知识界影响较大的书，如《顾准文集》，也应该适当照顾一下。因为这个层面产生的影响，往往难以估量。在精英阶层产生巨大影响之后，会最终作用于知识生产，甚至整个国家的政策走向。出于这个理由，我建议在30种书中，应该给这类书百分之十五的容身之地，即四到五种。

    “1997年是一个分水岭”

    1997年是一个截然的分水岭，它把30年中国阅读史划为两段。中国到了1997年，才开始真正天覆地地告别传统社会。1994年、1995年的“人文精神大讨论”，我把它称作“春江水暖鸭先知”。知识分子已经敏感地感受到一个新时代即将到来，这个新时代就是彻底的商品经济——所有价值被重估，标准只剩一个：金钱，理想主义崩溃，是非观念开始丧失。

    再细分起来，1992年到1995年是一段决战期，经过一次激烈的人文精神大辩论，最终以传统知识阶层的边缘化、理想主义的败阵而告终。而1978年到1988年，则是一个完整的阶段。

    1997年之后，由于价值观的彻底颠覆，大众阅读尤其是“80后”、“90后”一代的流行阅读，呈现出十分单一的状况，玄幻、鬼故事、小情小调的青春文学，这种流行让我忧虑。当然，每个时代都有流行读物，但“50后”、“60后”流行的是卢梭的《忏悔录》、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王蒙的小说；“40后”流行的是《安娜卡列尼娜》、《高老头》；“70后”流行的至少是金庸、卡尔维诺、博尔赫斯、三毛。纵观中国30年阅读史，却没有一条一贯不变的价值取向“金线”贯穿其中，从雷锋到郭敬明，从李谷一到李宇春，时代偶像的变化找不到一丝共同之处，这其实才是最大的问题。

       王鲁湘：阅读趋向个人化        王鲁湘，1956年生于湖南，1978年进湘潭大学中文系，1982年毕业留校，1984年进北京大学哲学系并获哲学硕士学位，2000年受聘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任教授、博士生导师。2001年任香港凤凰卫视高级策划，历任凤凰卫视《纵横中国》总策划、《世纪大讲堂》主持人、《文化大观园》总策划、主持人，被称为“电视布道者”。主要著作有《中国古代文化遗迹》、《冰上飞鸿——黄宾虹学探微》、《墨天无尽——李可染艺术研究》、《大山之子——家张仃》、《中华泰山》、《神明之地》、《中国乡土建筑》、《故国》等。主要电视作品有《寻找远去的家园》、《纵横中国》、《文化大观园》《改革开放20年》等。

    1.《美的历程》，李泽厚著，文物出版社，1981

    2.《美学》，黑格尔著，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79

    3.《顾准文集》，顾准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

    4.《局外人鼠疫》，阿尔贝加缪著，郭宏安等译，漓江出版社，1990

    5.《说园》，陈从周著，同济大学出版社，1984

    6.《绿化树》，张贤亮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4

    7.《十九世纪文学主流》，勃兰兑斯著，徐式谷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8.《庄子集释》，郭庆藩集释，中华书局，1985

    9.《论语疏证》，杨树达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10.《孟子译注》，杨伯峻译注，中华书局，1988

    11.《老子新译》，任继愈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12.《正义论》，约翰罗尔斯著，何怀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13.《历史研究》，汤恩比著，曹未风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14.《释梦》，弗洛伊德著，孙名之译，商务印书馆，1996

    15.《爸爸爸》，韩少功著，作家出版社，1996

    16.《红高粱家族》，莫言著，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7

    17.《高僧传》，释慧皎撰，汤用彤校注，中华书局，1992

    18.《基督教会史》，张绥著，上海三联书店，1992

    19.《中国艺术精神》，徐复观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20.《国史大纲》，钱穆著，商务印书馆，1996

    21.《万历十五年》，黄仁宇著，中华书局，1982

    22.《西方的没落》，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著，吴琼译，上海三联书店，2006

    23.《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马克斯韦伯著，黄晓京等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

    24.《四书集注》，朱熹注，岳麓书社，1985

    25.《四书遇》，张岱著，朱宏达点校，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

    26.《五灯会元》，普济著，中华书局，1984

    27.《安娜卡列尼娜》，列夫托尔斯泰著，周扬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28.《复活》，列夫托尔斯泰著，汝龙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29.《九三年》，雨果著，郑永慧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

    30.《悲惨世界》，雨果著，李丹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注：本书单系记者根据采访内容列出，未经王鲁湘核定。）

       如果要说出30年来对中国社会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几本书，猛地一想还真不好说。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在理论方面的书中，李泽厚的《美的历程》对我们这一代人是有影响的，这本书提供了对古代文明进行重新审视的新角度和新眼光，当时只要是好读书的人，几乎都看过。

       在对西方文化和西方人精神空间的理解上，罗尔斯的《正义论》为人们提供了一个中间的核心概念。还有《顾准文集》，我第一次看到这本书的时候，有一种很强烈的震撼感，这种震撼不在于这本书提供了哪些正确的观念，或者对社会有哪些正确的判断或结论，而在于在那样一个集体愚昧的年代里，在资讯很不发达的条件下，顾准居然能够突破“黑房子”，展开自由的思考，可以说这对我产生了灵魂上的震撼。

       此外，汤恩比的《历史研究》让我见识到一个学者的学术视野可以如此的辽阔。这本书让我看到，在一个智者的眼光中，如何分析人类历史演进过程中各种复杂的模式，使之变得这么清晰、透明，这是一件让人钦佩和震撼的事情。

       挑出《美学》40多处译问题

       在我个人的阅读经历中，曾经让我读得非常认真的书是黑格尔的《美学》，它让我系统地了解了德国古典哲学。如果没有对德国古典哲学有所学习和了解的话，是没有办法把全部四册的黑格尔《美学》读下来的。在《美学》的总序和各章节前的各种小序里，黑格尔都是在谈自己的哲学体系。其实黑格尔作品写的是整个西方的文明史，他用绝对理念的历史时空中辩证、发展的轨迹，把整个文明史套在他的逻框架里，这种思维方式也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979年，《美学》刚刚译出版的时候，我正在湘潭大学中文系上大学二年级，当时读这部书读得非常艰苦和艰难。为了读懂这部书，我还专门到哲学系选修了《德国古典哲学》。回想起来，当时还有一件很有趣的事，那时我把《美学》读得非常仔细，自以为是地在正文和注释中挑出了40多处在译上和表述上值得商榷的地方，还整理出来，给商务印书馆寄出了一封信，托他们转交给译者朱光潜先生。

        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中国古典作品如《论语》、《孟子》、《老子》、《庄子》等，在过去是“不存在”的。30年前，这些作品就像是重新创造出来的。在我们刚开始阅读这些古典作品的时候，不仅仅是对传统文化的体验，而且是一种完全“颠覆”的重新发现和认识。在那样的背景下，我重新认识了曾被“妖魔化”的孔子，重新在庄子身上体会到很多人生智慧，重新看到孟子所代表的中国传统君子人格。我逐渐通过阅读了解到，究竟是哪些经典在培养、规范着这种君子风格。

            在马克思主义中寻找人道主义

       30年来出现的第一个阅读争论热点，是围绕着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讨论。应该说，这也是30年来思想解放运动的第一次焦点，相信有很多人都仍然清楚地记得当时发生的这场争论。当青年马克思的手稿被重新发现和译的时候，很多人发现青年马克思所表述的内容，以及各种观点、提法，和我们过去的教科书当中所说的马克思主义是有很大的不同的。其实这在前苏联等国家是早就争论过的问题了，但在中国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有一些马克思、恩格斯作品之前并没有被译，因此，当时中国读书界在对青年马克思的一次重新发现过程中，很多人产生了这样的疑惑：究竟是青年马克思对，还是晚年马克思对？或者是在这两者中间存在着一个发展过程？当然，这些疑惑都不是最主要的。从本质上来讲，这场争论最主要的问题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寻找人道主义，从而产生了一系列争论议题：马克思主义是不是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有没有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是否肯定人道主义？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话，要不要讲人道主义？当时在整个思想界，对这些问题都争论得非常厉害。这场争论几乎把经济学、哲学、美学、社会学等各个社科类学科的人都卷进来了，也逼着参与争论的各方都去读大量跨学科的书，其中体现出来的理论水平以及产生的影响，都不亚于有关“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那场争论。

       《忏悔录》让我们学着“诚实”

      谈谈我的个人阅读史。我1979年上大学，在那之前住在一个边疆小镇，几乎没有书读。我真正的阅读是从1979年开始的。最早给我影响比较大的，是卢梭的《忏悔录》。这本书给我的震动是，一个人还可以这样诚实地对待自己的经历。其实直到今天，人们也没有解决“诚实”这个问题，当时的青年人也是如此。从“文革”走过来的中国人，在谎言中一路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学会“诚实”是第一个大问题。

      阿兰佩雷菲特《官僚主义的弊害》对我影响也非常大。这本书一般人不注意，但我从中看到了，原来一个欧洲中心国家法国和中国这么像，它的文明道路、民主进程也可以走到今天。看到了法国毛病的同时，我也看到了中国的希望。与之相关的是1982年前后风靡知识界的两本书，顾准的《希腊城邦制度》和王亚南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前者带给我们民主社会的常识，从这个时候，我们开始思考中国的民主道路。后者则让我们认识了祖先给我们留下的遗产。

       我最初读《圣雄甘地》，是在1986年，一直到1991年，我持续阅读这本书五年。那是一个剧烈的变动时代，到底应该取一种什么姿态来应对，甘地教会了我们“非暴力”。我个人的阅读，一直紧扣政治、社会、历史、文化。看看我现在读的书，《从战争中走来》、《高岗在北京》、《想像的共同体》、《极权主义的起源》、《以色列史》、《权力与自由》，口味一直没变。

      《白鹿原》一定入选小说前五

    上世纪80年代对我影响较大的，还有日本人木村久一写卡尔维特的《早期教育与天才》、《戴高乐回忆录》。最让我震惊的书是《豺狼的日子》，写职业杀手受雇暗杀戴高乐总统的一部纪实小说。此外，还有《让历史来审判》、《第三条道路》、《第三次浪潮》、《光荣与梦想》、《第三帝国的灭亡》等，都是影响了一代人的作品。

       回顾上世纪80年代的学术界，不能忽略李泽厚。我认为上世纪80年代是“李泽厚时代”，不论他的“思想史三论”（《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中国现代思想史论》），还是《华夏美学》、《美学四讲》、《美的历程》，李泽厚都领导着整个80年代的思想界。

      上世纪90年代以后，书慢慢多起来。对我震动最大的，当推陆键东的《陈寅恪的最后20年》，这本书对整个精英集团影响很大，也是“人文精神大讨论”中决战一方的“炮弹”。1992年，我开始开书店，也有更多机会接触学术思想类图书了。萨托利的《民主新论》当时在知识界影响极为广泛。更偏一点的，还有梅戈尔斯坦的《喇嘛王国的覆灭》，尼葛洛庞帝《数字化生存》，都在1994年前后被引进。

      上世纪###十年代之交，有两本小说我印象特别深。一本是《废都》，一本是《白鹿原》。后者尤为重要，很少能见到这种史诗般的大作品。如果要评30年的小说作品，前五本中一定会有《白鹿原》。

       这十年可称为“林达时代”

       2000年以后，阅读趋势变得多元了，好书也为数不少。像刘小枫的《走向十字架的真》、《这一代人的怕和爱》、《沉重的肉身》，承续了他早年的学术思考。章诒和的《往事并不如烟》，给我震动也很大。其中有几种特别重要的书，贾雷德戴蒙德的《枪炮、病菌与钢铁》最终受到人们高度重视，一版再版，但这本书仍未走出知识界。此外，从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林达几乎以一年写一本的速度，对知识大众持续产生影响力，有些书的影响力甚至蔓延到普通读书人。从1997年夏天的《历史深处的忧虑》到2006年底的《当彗星划过夜空》，其思考水平一以贯之，行文酣畅淋漓。某种意义上，这十年可称为“林达时代”。

    还有两本书也十分关键，戴维罗尔的《圣经：从神话到历史》和《传说：文明的起源》，这是关于人类起源的考古学著作。它论证了《圣经》是一部严格的历史，而不是神迹。“人类起源”实际上是近15年来读书界持续不断的热话题，从最专业的考古学著作，到比较通俗的《走出非洲》，在“寻找人类根源”这个话题上一脉相承。

    有一个人需要特别注意，就是李零。从《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到《花间一壶酒》、《兵以诈立》，再到去年推向高潮的《丧家狗：我读》，他已经持续五六年在阅读界产生影响。冯象也不能忽视，他的“圣经”译系列和法学随笔，都产生了不同的影响。

    说到历史，还有几本非常关键的书不能漏掉，像《万历十五年》和《潜规则》。要注意吴思的研究，《潜规则》开启了“吴思时代”，至今也已八年，经过2004年的《血酬定律》，近年他可能还会有一本更重要的学术著作面世。不能忽略的还有茅海建的历史研究，从《天朝的崩溃》到《戊戌变法史事考》，其影响也在十年以上了。

      有影响力的书，举出来还真不少，但无论如何不该漏掉这么几种，它们是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杨奎松的《国民党的“联共”与“###”》、邓野的《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托克维尔的《论美国民主》、吉田茂的《激荡的百年史》、肯尼迪的《大国的兴衰》、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陈敏编的《傅雷家书》、莎士比亚的几部作品、索尔仁尼琴的《古à格群岛》、奥维尔的《一九八四》、施特劳斯的《自然权利与历史》、罗尔斯的《正义论》，还有《荒漠甘泉》、《天路历程》、《伊利亚随笔》等等，都是顶尖作品，这30年来，各自都产生过巨大的影响。今天没法展开了。对了，《人类的群星闪耀时》和王小波的《我的精神家园》别给落下。

        最近，我正在写一篇较长的文字，回顾30年的阅读生活，起名《三十年：人、书籍与社会》，其中我尽可能全面地给出我的体会和书目。

                                                                                                                                                                
         吴思：一场为了寻找世界观的阅读
       吴思，1957年生于北京。198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分配到《农民日报》，先后任总编室副主任、群工部副主任、机动记者组记者。1993年，任全国新闻工作者D会主办的《桥》杂志社副社长兼中文版主编。1996年底至今，在《炎黄春秋》杂志任执行主编、副社长、总编。著有《陈永贵沉浮中南海——改造中国的试验》、《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血酬定律：中国历史中的生存游戏》、《隐蔽的秩序》等作品，在国内产生广泛影响。

    1.《韩子浅解》，梁启雄著，中华书局，1960

    2.《明史》（点校本），中华书局，1974

    3.《社会学和现时代》，苏联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编，潘培新等译，人民大学出版社，1979

    4.《新阶级》（“灰皮书”），密洛凡德热à斯著，世界知识出版社，1963年版，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理论室1981

    5.《马克思与第三世界》，翁贝托梅洛蒂著，高铦、徐壮飞、涂光楠译，商务印书馆，1981

    6.《增长的极限》，丹尼斯L米都斯等执笔，于树生译，商务印书馆，1984

    7.《史记》，司马迁著，中华书局，1985

    8.《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著，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1978

    9.《系统思想》，小à尔夫弗迈尔斯主编，杨志信、葛明浩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

    10.《逃避自由》，埃弗洛姆著，陈学明译，中国工人出版社，1987

    11.《反抗死亡》，E贝克尔著，林和生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

    12.《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彼德布劳著，孙非、张黎勤译，华夏出版社，1988，

    13.《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现代社会与人”名著译丛)，卡伦霍妮著，冯川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

    14.《庄子》，庄周著，郭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15.《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道格à斯C诺思著，陈郁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91

    16.《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费尔南布罗代尔著，施康强译，三联书店，1993

    17.《经济分析史》（一、二、三），约瑟夫熊彼特著，朱泱译，商务印书馆，1996

    18.《四书章句集注》，朱熹著，北京三联书店，1996

    19.《罗马帝国衰亡史》，爱德华吉本著，黄雨石、黄宜思译，商务印书馆，1997

    20.《存在的勇气》，蒂利希著，成穷、王作虹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

    21.《乡土中国生育制度》，费孝通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22.《行为生态学》，尚玉昌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23.《文化的解析》，克利福德格尔兹著，纳日碧力戈等译，王铭铭校，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24.《经济学原理》，曼昆著，梁小民译，三联书店，1999

    25.《枪炮、病菌与钢铁》，贾雷德戴蒙德著，谢延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

    26.《生态学》，A.麦肯齐等著，孙儒泳等译，科学出版社，2000

    27.《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柯武刚、史漫飞著，商务印书馆，2000

    28.《封建社会》，马克布洛赫著，张绪山译，商务印书馆，2004

    29.《神经元经济学》，à切奇尼、格林切尔等著，汪丁丁、叶航、罗卫东主编，浙江大学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私人阅读史》第一部分 吴思：一场为了寻找世界观的阅读（3）

    30.《合作的进化》，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著，吴坚忠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

        上大学之前，我们能读到的所有书，都是当时挑选出来的。像托尔斯泰的，莱蒙托夫的，《斯巴达克思》已经算出格了，甚至连《牛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春之歌》，“文革”期间都属于修正主义，不让读了。这些本来是五六十年代那个“格儿”所能容忍的作品。实际上，我们上大学前读的所有书，都没有超过五六十年代划定的框框。所有正宗的“资本主义”读物（即马克思列宁没有夸奖过的），中国古典的儒释道学说，基本都没读过。这就是我们文科的知识背景。

         上大学意味着，可以放开读书了

       1978年上了大学之后，第一轮读书恰好就是冲开这个框框。读什么书呢？先读以前看不到的，例如传说中的“灰皮书”。像德热à斯的《新阶级》，当年作为批判修正主义的内部参考资料，印给少数人看。我不记得那本书是不是“灰皮”，那时也尚未解禁，但在学校阅览室可以读到。因此上大学对我们那一代人来说，就意味着——可以放开来读书了。

        这一大类还是马克思主义这条线索，不过向左右拓展了，我们看到了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这条主线之外的新学说。上学不久，人大名教授吴大琨就推荐了《马克思与第三世界》，谈的是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作者是个意大利人，他详细介绍马克思对东方社会的分析框架。以前我们熟悉的都是斯大林的“五阶段论”，现在看到了这个体系外的异端说法。

        再往下走，就开始流行西方马克思主义和早年马克思主义著作。青年马克思最热门的作品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重点谈“异化”理论。人是怎么异化的，劳动是怎么异化的，这又是我们以前闻所未闻的一个分析框架。读起来非常吃力，但还是啃了一遍。然后就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更多学说，像法兰克福学派，读了一些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的文章。

         寻找“什么是对的”

       第二大类是以前完全被封锁的所谓“资产阶级”学科，比如社会学和心理学。我在插队的时候听说“心理学”这个词，觉得特别神往，当时想是不是有一门学科，学了之后就能洞悉人们的内心世界。我曾经拿了母亲的借书证，去首都图书馆借一本苏联人写的《心理学》，图书管理员不借，说是修正主义的书，还追问我的身份。那是1976年前后，社会学、心理学都是资产阶级学科，要单位开证明，打着批判的旗号，才有可能借出来。中国在上世纪50年代就把社会学和心理学取消了，就是因为这两个学科的阶级性有问题。1978年以后，我开始带着神秘感读这些书。读的第一本心理学著作，正是一本苏联人写的《普通心理学》。很快，大学里又开始流传弗洛伊德、马斯洛等学派的心理学观点了。

      此外就是社会学，建国以后中国几乎没有社会学的书。我从学校图书馆借出的《社会学原理》，还是中国早期的社会学家孙本文在上世纪30年代写的一本教科书。隔了一两年，中国开始引进苏联的社会学著作，《社会学和现时代》上下两本给我印象很好。

       第三大类是对中国传统典籍的补课。那时市面上还很难见到《论语》，我从图书馆借出一本，3了一遍。《庄子》也是借了几个版本对着读，还有《六祖坛经》等等，儒释道的基本功开始补了一点。中国古典文学更是我们的专业课，就不用说了。

         大学期间的读书不仅仅是为了扩展知识面，对我们这一代人而言，还存在一个动力，即解决世界观崩溃的问题。以前的社会实践，比如我们开门办学，上山下乡，整个生活经历好像都失败了。那什么是对的？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列宁斯大林如果不对，马克思恩格斯对不对？所以回过头来追马克思，实际上是清理自己的疑问；读西方和中国古典，则是为了寻找“什么是对的”，是为了在过去的理论框架引起强烈怀疑之后寻找一个新的世界观。

       感觉最好的是制度经济学

       大学毕业以后，我进了《农民日报》，当了记者，之前的三条阅读线索还在延续：深究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西方学术继续浏览，中国古典继续补课。在西方学术方面，“走向未来”丛书介绍了很多新学科新著作，如“罗马俱乐部”的《增长的极限》、《系统思想》、《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新的综合》等等，都是以前从未接触的西方各种流派的简介。紧接着，国内又出了好几套介绍西方学术流派的丛书，如“20世纪文库”、“西方学术文库”、“现代社会学比较研究丛书”、“作家参考丛书”，我买了很多来读。印象比较深刻的几本书，有布劳的《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马斯洛的《动机与人格》、阿德勒的《自卑与超越》、弗洛姆的《逃避自由》和《健全的社会》，还有贵州人民出版社“现代社会与人”译丛，是心理学色彩较重的一套译丛，包括《反抗死亡》、《存在的勇气》、霍妮的《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等等。

       这时，我的阅读又开辟了一个经济学的新系列。以前对经济学毫无兴趣，觉得那是像帐房先生一样，一门很俗的学科。可是当了记者，不读经济不行。于是开始读农村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的基本知识。最初还在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基本框架内，但很快就转入西方经济学的框架。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中国开始走市场经济道路，经济学的地位越来越高，成了显学，加上我1996年开始炒股，于是，经济学的阅读量越来越大。上海人民出版社有一套市场经济学普及丛书，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计量经济学，都有简明的介绍。经济学里让我感觉最好的是制度经济学。最早我从盛洪那儿听说“制度经济学”这个词，最初读的是卢现祥写的一本小册子，后来德国人柯武刚的《制度经济学——经济秩序与公共政策》已广为流传了。“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诺斯的《经济学中的结构与变迁》，也是这个学派的必读书。微观经济学方面，比较流行的是斯蒂格利茨的《经济学》，后来是曼昆的《经济学原理》，最近我看的一本是《经济学的思维方式——经济学导论》。张五常的《科学说需求》等一套三本书也很有新意。经济学史方面，我读的是熊彼特的《经济分析史》三卷，对这个学科的历史形成有一个大概的了解。

           新的世界观渐渐浮现出来

       上世纪90年代初，以前一些阅读线索已经断了，之后，心理学、社会学的书也不读了。当我试图用它们来解释中国社会、解释我们看到的历史时，总是感觉其解释力不足，力量不够。它们不能提供一种世界观，不能代替我们经过试错，已经被证伪、已经崩溃的世界观。1978年以后的十几年间，我粗粗浏览了西方各种理论，再回过头补上中国古代经典。做完这一切之后，还是不能形成一个对世界的、完整的、说服力很强的、有系统的看法。上世纪90年代初，我放弃了这些努力，尽管还是不知道那个世界观在哪儿。

        如今，政府提出了“以人为本”。用现在的眼光来看，对于“人道主义”、“人性”等已经没有任何异议了，已经完全不需要再讨论了，已经成为任何人都可以接受的常识了。如果现在还有人反对人道主义，那这个人肯定会被认为是个疯子。

        存在主义、精神分析和寻根思潮

       现在回过头来看，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许多人都特别“迷”存在主义。在当时的大学校园里，存在主义是影响非常大的思潮。虽然当时很多类型的刊物里都能看到有关存在主义的内容，包括直接介绍存在主义哲学家和各种流派的，也包括介绍存在主义各个阶段主要人物及其特点的，但是，我认为真正能够在阅读中对许多人产生影响的存在主义作品，是加缪的《局外人》和《鼠疫》。加缪用小说的形式，阐述了存在主义思想，描写了人在某种存在状态中的无奈、不自由和多余，并在这种存在状态中确认一种本质，然后突破这种存在。可以说，加缪第一次使我们在思考自己人生的时候，看到了人存在的深渊，甚至看到了这个深渊的底。同样是小说作品，张贤亮的中篇小说《绿化树》和《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则让我看到了一种中国人当下的存在感，他把作品中的知识分子放到了一个民间的环境里，一切都剥离了，显得极其赤裸，这也体现出对现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终极命运的一种思考。

       当时还有一个阅读热潮是精神分析学，很多人书架上都有一本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但大部分人都基本上是一下就不会再读了。对于精神分析学的“超我”、“本我”、“潜意识”等概念，很多人都比较熟悉，虽然他们在使用的时候可能讲得乱七八糟、离题千里，闹出很多笑话。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我就看到过一个年轻人在和一位80多岁的长者大谈特谈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我在旁边听得瞠目结舌，他居然可以那样信口开河、胡说八道。可见，当时精神分析学在社会上是一个人人都想知道的学说，连一些老先生都想向年轻人询问。精神分析学还有一个直接的影响，就是体现在文艺作品中。一些作家在创作时用这一学说来建构小说中的人物，一些诗人也在诗歌中涉及相关的内容，同样的，从事电影、绘等门类的艺术家们也尝试着在作品中表现精神分析学。

       文学界的“寻根思潮”波及的影响面也非常大，以作家莫言、韩少功的作品为代表。当时人们在探寻走向未来的路时，心里总有一个非常急切的任务，就是询问自己究竟是从哪里来的，而在此之前我们似乎都忽略了这个问题。后来这种“寻根思潮”直接引发了文学、电影、音乐界“西北风”的兴起。西北原是秦、汉、唐的所在地，有人认为中华民族古代崛起、兴盛时的那种生机勃勃的面貌，在西北地区的民间可能还存在着，于是到西北地区的民间文艺中寻根，挖掘出西北的民间绘、威风锣鼓、陕北腰鼓等等。在追溯什么是汉唐气象的过程中，有人发现一些在西方文明史中产生过重要影响的文艺思维和文艺形式，其实我们的祖先在上千年以前就拥有并在作品中表现出来了。

       从集体阅读到个人阅读

        回顾上世纪80年代不断受到追捧的阅读内容，一开始注重学习西方各种思想、哲学等文化思潮，这种趋向在大学校园里尤其明显，大学生们面对大量新译的书籍，纷纷通过阅读来恶补各种知识，当时只要是新出版的书，都会受到关注。后来很多人学习“新三论”，即方法论、信息论和控制论，虽然学下来是非常生硬的，但在思考方式上能够受到一些影响。再后来，围绕着中国文化的书也受到欢ó，当时新儒家的作品一问世，就引发了阅读热潮。

       从阅读心态上来看，上世纪80年代和现在有很大的不同。在上世纪80年代，人们主要希望通过阅读来获得心灵、精神上的享受，通过各种书籍来获取思想，超越自我，提升精神境界。当时人们的精神话语空间是非常大的，可以因为某一部小说就引发一个争论焦点，也可以因为《收获》等文学期刊上有什么新的动静而引起各种热潮。这些现象在现在都是完全不可能再重现的。上世纪80年代之后，社会的价值观转向了犬儒主义、实用主义，尤其是知识分子的转变最大。很多人都偏向于专业阅读，即使有争论，也是围绕着法学、经济学等领域的圈内讨论，已经很少有精神阅读方面的争论了。当然，精神阅读依然存在，但已不会再有全民阅读、讨论思想的现象，到上世纪90年代后就更没有了，经管类图书的兴起就说明了阅读功利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

       如今，阅读更加趋向于个人化，与上世纪80年代阅读强烈的集体人格意志有着明显的区别。实际上，这是一种进步，因为现在实在没有必要几亿人同时去关注同一本书。

                                                                                                                                                       

         陈子善：打破读书“等级制”是最重要的变化       陈子善，1948年生，上海人。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曾参加《鲁迅全集》的注释工作。后来在周作人、郁达夫、梁实秋、台静农、叶灵凤、张爱玲等现代重要作家作品的发掘、整理和研究上做出了重要贡献，尤其对张爱玲生平和创作的研究为海内外学界所关注。著作有《文人事》、《发现的愉悦》、《说不尽的张爱玲》、《这些人，这些书》等10种，编订现代作家文集、全集和研究资料集数十种。

    1.《重放的鲜花》，宗璞、流沙河、方之、王蒙、陆文夫等著，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

    2.《鲁迅回忆录正误》，朱正著，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

    3.《中国近代思想史论》，李泽厚著，人民出版社，1979

    4.《中国现代小说史》，夏志清著，刘绍铭等译，香港友联出版社，1979

    5.《晦庵书话》，唐弢著，三联书店，1980

    6.《鲁迅全集》，鲁迅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7.《傅雷家书》，傅雷著，三联书店，1981

    8.《古à格群岛》，索尔仁尼琴著，田大畏等译，群众出版社，1982

    9.《万历十五年》，黄仁宇著，中华书局，1982

    10.《百年孤独》，马尔克斯著，黄锦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

    11.《宽容》，房龙著，迮卫等译，三联书店，1985

    12.《传奇》（影印版），张爱玲著，上海书店出版社，1985

    13.《知堂书话》，周作人著，钟叔河编，岳麓书社，1986

    14.《士与中国文化》，余英时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15.《性心理学》，霭理士著，潘光旦译，三联书店，1987

    16.《一九八四》，奥威尔著，乐山译，花城出版社，1988

    17.《资本主义文化的矛盾》，丹尼尔贝尔著，赵一凡等译，三联书店，1989

    18.《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本雅明著，张旭东、魏文生译，三联书店，1989

    19.《顾准文集》，顾准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

    20.《陈寅恪的最后20年》，陆键东著，三联书店，1995

    21.《规训与惩罚》，福柯著，刘北成、杨远婴译，三联书店，1999

    22.《长恨歌》，王安忆著，作家出版社，2000

    23.《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李欧梵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24.《我的藏书票之旅》，吴兴文著，三联书店，2001

    25.《知识分子论》，萨义德著，单德兴译，三联书店，2002

    26.《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柄谷行人著，赵京华译，三联书店，2003

    27.《往事并不如烟》，章诒和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28.《查令十字街84号》，海莲汉芙著，陈建铭译，译林出版社，2005

    29.《珠还记幸》（修订本），黄裳著，三联书店，2006

    30.《特别的猫》，多丽丝莱辛著，彭倩文译，浙江文艺出版社，2008

        谈到30年来影响较大的书，首先要澄清的是一个观念的转变。1978年以前的传统观念，实际是“阶级论”、“等级制”在阅读领域的反映。这观念把人分成三六九等。有的人天生就有“免疫力”，天生就是马克思主义者，天生就是革命者，他们可以看想看到的任何书，即使是“毒草”也不会中毒。普通老百姓则被先验地假设为一定会“中毒”，所谓“封资修”的书都是不能看的。怎样判断这些书是另一回事，读者首先被贴上不同的标签。以全本《金瓶梅》为例，当时只有老干部和军级以上干部可以读。

       改革开放以后，就逐步把这种“等级”打破了。我认为这是最重要的变化。人的正当读书权利，在这个时候开始恢复。因此《读书》杂志创刊号提出“读书无禁区”，我认为非常及时，影响非常深远。

    “读书无禁区”是一个标志性变化

      “文革”前开始的“内部发行”五花八门，为了区分各种人群的阅读，出现了“白皮书”、“灰皮书”、“黄皮书”等各种名目，但无一例外是限制老百姓的阅读。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这种限制也逐步破除了，文学的、历史的、哲学的、西方的，慢慢被引进了；萨特、福柯，包括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哈耶克、恩斯的著作，大量进入中国；文学类更不必说，魔幻现实主义、现代派、意识流、唯美主义等书籍，大量译引进。

       在我看来，改革开放以来，有两个方面做得很好。一个是译，虽然近年有些粗制滥造，但译面比以前任何时代都要宽广，甚至可以做到同步引进了。另一个是作家的创作、学者的思考和探索，束缚慢慢少了。

       解放以后有多次禁书运动，改革开放以后，每一次平反都带来一批作品的解禁，譬如“胡风案”的平反、胡适历史地位的重新评价。

       此外，“海禁大开”也是改革开放给读书界带来的一个大变化。过去海关查得非常严，艺术家带回的人体绘，都被扣留下来。荷兰著名性学家高罗佩的《中国古代房内考》，上世纪###十年代之交在中国内地还是“内部发行”，前两年，商务印书馆已经能够光明正大地公开出版了。这就是一个进步。受过中等以上文化教育的读者，对书籍自有其判断力，要相信他们的判断力。改革开放以来，这种“相信”的面越来越宽了，包括旧书，以前旧书也是不可以流通的，如今网上的旧书买卖非常活跃。通过这样的流通，许多书信、文稿、日记等重要资料被发掘出来，对历史的重新评价和研究便产生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可以说，“读书无禁区”是1980年前后读书界的一个标志性变化。但真正要做到“无禁区”，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个过程，我认为直到今天还没有完结。

        两本来自海外的新文学史

        我自己的私人阅读史比较个人化，更侧重于专业阅读。譬如说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译本，1979年在香港出版了。当时我托一个朋友从香港寄给我，竟然也寄进来了。过了几年，这本书又寄不进来了。当时海关的标准是瞬息万变的。我一看这本书就吃了一惊，夏志清对沈从文、钱锺书、张爱玲、张天翼等人的重新评价，与传统现代文学史的“抹去”形成了鲜明对比，对学界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当时进来的还有司马长风的《中国新文学史》，上世纪80年代，上海书店出了上中下三册的影印本，发行量惊人。他完全从另一个角度评价现代文学，比如发掘出无名氏，也是传统文学史从来不提的人物。这两本书，是上世纪80年代在现代文学研究领域影响最大的两本海外著作。

        那些年，在专业之外，成为一个知识界话题的流行书，我也会关注。像本雅明、福柯、杰姆逊的书，黄仁宇、余英时、钱穆、陈寅恪、吴宓的重新发现。我不是专门研究当代文学的，但某些话题也会关注。比如老区作家孙犁，在改革开放以后“焕发青春”；比如汪曾祺的重新发现；再比如上世纪90年代贾平凹的《废都》、王安忆《长恨歌》产生的影响，我都会因研究而阅读。

怎么办？多研究问题，少谈些主义。我转向一些非常具体的问题，比如学大寨运动为什么失败，比如从炒股票到理解公司和经济形势，再如朱元璋大力反腐败，为何还是垮台。从一个个具体的问题出发，做具体的利害计算，又读了大量历史资料，这才开始形成自己的想法，随后才有了《潜规则》和《血酬定律》。不想再靠在别人身上，借别人的框架去解释问题。最近十几年，我的见解随着这些具体问题一寸一寸地生长，一寸一寸地建构，不理睬别的什么主义，只是去解决问题，从经济学、博弈论、生物学、生态学、行为学之中寻找启发。

        直到前年，忽然意识到我有一种世界观了。在我寻找它20多年未果、已经放弃寻找的情况下，这种新的世界观正从一个个具体问题的答案中，渐渐浮现出来。

       为了寻找启发而读的书

       我的工作是编《炎黄春秋》，当了十几年编，也读了大量近现代史和当代史方面的东西。它们不断加深我对中国历史的感觉，会发现，一个人生活在10年前、100年前或是500年前，往往没有多大区别，他们在相同环境下的行为非常一致，历史在不断重复。

       1996年以后，我的阅读重点是中国历史。以明史为核心，把重中之重放在明以来直至近现代的政治经济和战争史上。同时也读些世界史，《罗马帝国衰亡史》、《封建社会》、《十五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枪炮、病菌与钢铁》，都是印象深刻的好书。

        五六年前，我又开始读生态学的书。人类总是神圣化自己，从生物学和生态学角度去看人类社会结构，会有让人眼亮的收获。达尔文的《进化论》是必读书，还有《生态学》、《生态行为学》，更具体的，如《野生短尾猴的社会》、劳伦兹的《所罗门的指环——与鸟兽虫鱼的亲密对话》和《狗的家世》、《与狼共度》、《黑猩猩生活探秘》、《细胞生命的礼赞》、《蚂蚁帝国》等各个物种的书，都是我为了寻找启发而读的书。

         人类学的书，也有几本让我印象深刻，特别是格尔兹的《文化的解析》。还有费孝通的《乡土中国生育制度》，从大学时代就开始当作社会学来读。《江村经济》则是正宗社会人类学的路数。现在书桌上还摆着一本《地球上的人们》，也是这一类的。

           除此以外，知识界流行的书也会涉及。上大学时一度流行“美学”，读李泽厚的《美的历程》、《中国近代思想史论》是个时髦。还有些大名鼎鼎的小说，像《百年孤独》、《追忆似水年华》、《日瓦戈医生》、《癌病房》、《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大江健三郎和博尔赫斯的书。阿瑟黑利的《航空港》、《钱商》、《汽车城》那一系列，都当作“闲书”看着玩儿。读金庸和梁羽生的武侠小说也是种好消遣。

                                                           

             秋风：哈耶克是我的出发点        秋风，独立学者，现居北京。主要从事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普通法宪政主义的译介、研究。著有《立宪的技艺》、《为什么是市场》等，已出版译著有：《法国大革命讲稿》、《哈耶克传》、《法律与自由》、《普通法与自由主义理论》、《经济学方法论探究》、《哲学家与英格兰法律家的对话》等十余种。主持译《奥地利学派译丛》。

    1.《管锥编》，钱锺书著，中华书局，1979

    2.《联邦党人文集》，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著，程逢如等译，商务印书馆，1980

    3.《自由选择》，米尔顿弗里德曼著，胡骑等译，商务印书馆，1982

    4.《没有极限的增长》，朱利安西蒙著，江南等编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

    5.《资本主义与自由》，米尔顿弗里德曼著，张瑞玉译，商务印书馆，1986

    6.《士与中国文化》，余英时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7.《中国意识的危机》，林毓生著，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

    8.《知堂书话》，周作人著，钟叔河编，岳麓书社，1986

    9.《国富论》，亚当斯密著，商务印书馆，1988

    10.《论美国的民主》，托克维尔著，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88

    11.《顾准文集》，顾准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

    12.《贞元六书》（上下），冯友兰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13.《自由秩序原理》，哈耶克著，邓正来译，三联书店，1997

    14.《中国政治思想史》，萧公权著，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15.《比较宪法》，王世杰、钱端升著，商务印书馆，1999

    16.《通往奴役之路》，哈耶克著，王明毅、冯兴元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17.《西洋史》（“新世纪万有文库”），陈衡哲著，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18.《论语注疏》，李学勤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19.《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卡尔波普尔著，郑一明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20.《中国的道路》，李慎之、###著，南方日报出版社，2000

    21.《法律、立法与自由》，哈耶克著，邓正来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

    22.《同意的计算——立宪民主的逻基础》，布坎南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23.《柳如是别传》，陈寅恪著，陈美延编，三联书店，2001

    24.《国民经济学原理》，卡尔门格尔著，刘絜敖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25.《自由的逻》，迈克尔博兰尼著，冯银江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

    26.《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瞿同祖著，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

    27.《法律哲学研究》，吴经熊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

    28.《新儒家思想史》，张君劢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29.《乡土中国》，费孝通著，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

    30.《伶人往事》，章诒和著，湖南文艺出版社，2006

    31.《政制与法制》，张君劢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

          我1984年上大学。那正是“新启蒙运动”风起云涌的时候，反专制的呼声却是以反传统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所谓文化比较、文化批判的书比较热门。这方面的文章和学术活动都很多。印象比较深的是“走向未来”丛书。记得当时有一本《增长的极限》，最早介绍罗马俱乐部，又出了一本《没有极限的增长》，反对罗马俱乐部的观点，这场讨论，直到现在还留有深刻印象，因为，中国的人口政策始终是个值得讨论的学术问题。

        我个人比较感兴趣的，还有性学书籍的出版。比如霭理士的七卷巨著《性心理学》，潘光旦译，三联书店出版。改革开放以后，这也是一个大的突破，以往这类书是不允许出版的。

        改革开放与“走向世界”

       最早从我研究文学的角度而言，上世纪70年代末有一本书叫《重放的鲜花》，印量很大。为什么叫“重放的鲜花”？这些作品都是“文革”前和“文革”当中被批判的，比如王蒙、陆文夫、宗璞鲜花打成毒草，所以叫“重放”。那个时候，几乎所有学者首先就是文学爱好者，这本书被上海文艺编选出版后，大受欢ó。

        改革开放以来，有一个出版现象很有意思，即作家、学者日记的披露。日记是最私密的东西，但提供的信息量不可小视，鲁迅日记、吴宓日记、胡适日记的研究，如今都已经成了一门专门的学问。《傅雷家书》是上世纪80年代影响极大的一本书，现在不知已重印多少版了。对年轻人的道德修养、人生修养来说，这是一本很好的辅助读物，它会给你提供一个答案，尽管不是惟一答案。我今天已经60岁了，读来还是很受教育。

        岳麓书社出版、钟叔和先生主编的“走向世界”丛书，也是上世纪80年代的一个标志。介绍19世纪甚至更早，中国人走出国门的见闻、所思，记录了不同文化的碰撞。这跟当时中国改革开放、走向世界的大环境十分一致。实际上，中国人正是在20世纪后半叶重新“走向世界”。岳麓的另一套书，不仅有很大影响，我本人也参与的，就是周作人书的重编、重印。周作人在抗日战争期间的表现，使得他的书在很长一段时间无法出版。上世纪80年代以后，从岳麓书社开始，才有计划地、系统地重印周作人的书。这是一个开端，冲破又一个禁区的开端。

       当年，我从新加坡一位学者郑子瑜的手中，得到周作人的诗作手稿，推荐给岳麓之后，便促成了《知堂杂诗3》的出版。这之后，钟叔河先生约我编周作人的外文集，我于是编了两大卷，分“解放前”和“解放后”，共四册，先后在岳麓书社和海南出版社出版。

       《传奇》比《张爱玲文集》更重要

       1981年的《鲁迅全集》，我认为不得不提。这是第一次完整地出版鲁迅的全集。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鲁迅这个人也是绕不过去的。这套书开了出版作家全集的先河，之后各种全集不断出版。与之相关的，《鲁迅回忆录正误》对我个人影响也比较大。朱正把许广平等人写的各种鲁迅回忆录拿来，一个个辩证、细究历史的真相，开创了一个比较严谨的从史料出发的研究方法。

       说到张爱玲，经我推荐，1985年张爱玲的《传奇》重新影印出版。上海书店根据解放前《传奇》的增订本重新影印，这是张爱玲的书第一次以完整面貌出现在1949年以后的中国。上世纪90年代，安徽文艺出版社又出了四卷本的《张爱玲文集》，这个版本更全一些，发行量更大，但“张爱玲热”的兴起，必须要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传奇》影印本的出版。

       上世纪90年代以后，更加强调个性化阅读，每个人都有一个自己的书单。阅读的主体性更加凸显出来，专业分工也越来越细致。我是黄裳的推崇者，上世纪80年代三联出了他的《榆下说书》，为了兼顾年代，我推荐不久前增订版的《珠还记幸》。这本书在上世纪80年代曾一度成为书界传奇，老版价格早已步步攀高，三联书店的新版尚未上市，黄先生自费印制的一百册编号精装签名本已经在圈内炒得沸沸扬扬。装帧精美自不待言，众多“黄迷”的推波助澜，更使得这部新版甫一面世马上跃居为“珍稀秘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