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别林淘金记穿大衣:荣家百年

    在读到这条新闻的那一刻，我突然想起整整60年前的4月。

    1949年4月，国民政府监察院以“侵占公有财物”、“不计调换折扣的耗损，侵蚀利己”等罪名起诉荣智健之父荣毅仁，指责他把霉烂的大米卖给政府，结果导致了东北战场的失败。5月25日，上海地方法院公开审理荣案，也就在这一天，解放军攻进了上海城。

    60年，甲子一轮回，荣氏父子竟同时处在事业的最凶险处。

    荣家是中国企业史上仅存的百年家族之一。自1902年荣宗敬、荣德生兄弟开厂以来，绵延至今，历三朝而不陨，其间艰辛困顿，不足与外人道，数度面临破产关门的绝地，此次竟在全球危机中再遭一劫。

    以荣家百年沉浮为案例，或可见中国商业家族的起伏脉络。

    兄弟

    1902年3月，一家保兴面粉厂在无锡西门外梁溪河畔的一个土墩上悄悄开业了，它的占地有17亩，工人30个，最显眼的是它有四套法国造炼的大石磨，引擎60马力，磨出来的面粉又细又白，每日夜可出面300包。它的主要投资人是荣宗敬（1873－1927）、荣德生（1875－1952）兄弟，共集资3.9万两白银。荣家兄弟出身贫寒，太平天国起事期间，无锡遭遇战乱，荣氏一门几乎灭绝，其父因为在上海铁铺当学徒才幸免于难，十多岁时，两兄弟就背着一个小包裹到广州、上海等地谋生计。因头脑活络、手脚勤快，他们竟慢慢的有了一些积蓄，到1896年，他们与父亲一起在上海开出了一间广生钱庄，自己当起了小老板。又过了几年，钱庄生意清淡，父亲也因病去世了，兄弟俩决定转行去做面粉厂。

    当时国内已开业12家机器面粉厂，最出名的就是老状元孙家鼐家族开办的阜丰面粉厂，保兴是最小的一家。工厂从一开张那天起就不顺利，当地乡绅告荣家兄弟私圈农田，还投诉他们搞了一根大烟囱正对着学宫，有碍风水。一场官司风波打到了两江总督府，幸好总督刘坤一是个洋务派，把讼书给驳了回去。面粉生产出来以后，销路也很差，头一个月就积压了上千包，因为江南人以大米为主食，面粉销路在北方，荣家兄弟从来就没有跨过江，对那边的市场是“两眼一抹黑”。开厂一年多，其他股东就灰心丧气撤了资，两兄弟只好把名字改成茂新，重新去办了注册。

    天下的生意都是咬牙熬出来的。荣家兄弟渐渐显出了经营上的才干，他们先是物色到了营销上的能人，专门去打开北方市场，他们在销售上还动了很多脑筋，比如在面粉包里随机放进一块铜元，作为“彩头”，给消费者带来意外的惊喜，这种促销花样在很多年后仍然有效。1904年，东北爆发了日俄战争，面粉需求陡然增加，生意一下子就好了起来。两兄弟还十分重视新技术的投入，1905年，他们得知英国的制面设备比法国的要好，马上决定购进六部英制钢磨机器，生产能力顿时翻了一番，不久后，他们得悉美国研制出了新的面粉机，性能更加优良，于是又下决心举债采购。

    荣家兄弟是一对十分奇特的组合，兄长荣宗敬长得浓眉方脸，英气逼人，做起事来雷厉风行，手段霹雳，弟弟荣德生则面圆耳长，慈眉善目，行事慎思笃定，稳健保守。两人在衣着上的区别也很明显，老大喜欢穿西装，整日发蜡闪闪，老二终年是青衫长褂，一付乡绅打扮。这种截然迥异、颇为互补的个性也充分体现在生意上，甚至成为了荣氏事业得以壮大的最重要的保证。

    荣宗敬大胆扩张，见到机会咬住就上，他的经营哲学是“只要有人肯借钱，我就敢要，只要有人肯卖厂，我就敢买”，是一个典型的激进战略痴迷者。在进口美制面粉机时，需12万两白银，茂新根本拿不出那么多的钱，荣宗敬力主向洋行借款，先付两成，其余两年还清。荣德生有点迟疑，他则认定，“只有欠入赚下还钱，方有发达之日”。1905年，就在面粉厂刚上正轨之后，他当即提出 “吃着两头，再做一局”，再办一家棉纺厂。从此，荣家靠面粉、纺纱起家，“既管吃，又管穿”，构筑出一个惊人的商业王国。当然，他的冒进个性也常常陷企业于巨大的危机之中。1907年，荣宗敬在上海做金融投机失手，造成数万元的巨额损失，连他先父创办的广生钱庄都搭了进去，被迫倒闭关门。生死关头，身在无锡的荣德生捧着自家田单及房屋单契，火急燎燎地赶到上海，以此做保，才把荣宗敬从烂泥中拉了出来。

    后来20多年中，这种危急景象居然发生了多次，荣宗敬舔尽伤口，依然猛打猛冲，荣德生则在后面掩护救难，每每把兄长和公司从悬崖边拉回。就这样，荣家事业在激进与保守之间，十分奇妙而迅猛地扩张。

    日后，荣家子弟枝叶繁茂，其个性往往游走在荣宗敬与荣德生之间。荣毅仁是荣德生的四子，但性格却像荣宗敬，喜好资本运营。1937年，21岁的荣毅仁从圣约翰大学毕业，风华正茂的小荣被老荣派到茂新面粉二厂担任助理经理，他兴致勃勃地草拟了一份计划，准备在全国建几十个面粉厂，形成 “面粉托拉斯”。老荣笑着对他说：“你的疯狂劲头不像我，倒像你大伯。”

    再到第四代，从公开的资料看，荣智健之女荣明方个性又颇似她的大曾祖父，精于计算而勇于博取。此次澳元巨亏，便是由她操盘导致。其强悍个性早在几年前已经毕露，2005年，中信泰富投资的东区海底隧道申请提高过道价格，未能得到特区政府批准，身任董事的荣明方以合约中规定合理经济回报率达15%为由，启动合约中的仲裁机制，把加价申请交予国际仲裁，结果胜诉，获裁定回报率应达15%-17%，之后东隧疯狂加价67%。

    东隧加价事件虽让公司获利颇多，但却受尽香港社会的批评，此次危机爆发，港媒少有同情者，其得也失也，可见一斑。

    激进

    荣家百年，传下很多祖训名言，其中不乏对冲矛盾之处。譬如 “固守稳健、谨慎行事、决不投机”是祖训，“以小搏大，以一文钱做三文钱事”也是祖训。事实上，任何商业之成功，传奇之精彩，往往是激进与保守的均衡艺术。

    茂新面粉厂办了八年之后，到1910年，工厂产量比初建时大了十倍，已经是国内数一数二的大厂了，这时候，两兄弟兵分两路，老二荣德生留守无锡，老大荣宗敬去了上海。1912年，荣宗敬在上海新闸桥开出第二家面粉厂，起名福新。他在股东会上提出，为了扩大再生产，三年内不提红利，所有的钱全部拿出来“滚雪球”。

    为了加快“雪球”的滚动速度，以冒险为乐事的荣宗敬采取了新建、租办和收购等多种手段，在上海滩上，他放出风声，“只要有人愿意把厂子卖出来，我就敢买。”1913年夏天，他租下陷入困境的中兴面粉厂 （两年后全资收买，改名为福新四厂），到了冬天，在中兴厂东面，新建福新二厂。1914年6月，又在福新一厂的旁边吃进土地，建起福新三厂。

    至此，在上海闸北的光复路上，沿苏州河一字排开四家荣家面粉厂，其高耸的烟囱日日浓烟滚滚，机器的轧轧声昼夜不绝，苏州河里运麦装面的船只更是川流不息，景象已是十分壮观。1916年，荣宗敬又远赴汉口，建福新五厂，第二年，租办上海老牌的华资面粉厂华兴，改名为福新六厂。从此，无锡荣氏兄弟的名声轰响于中国商界。

    荣宗敬是一个疯狂的扩张主义者，他办厂有两大手段，一是求多，一是求新。他的经营哲学在下面这段话中透露无遗：“造厂力求其快，设备力求其新，开工力求其足，扩展力求其多。因之无月不添新机，无时不在运转。人弃我取，将旧变新，以一文钱做三文钱的事，薄利多做，竞胜于市场，庶必其能成功。”在讲求规模效应的同时，他在质量上也是不惜血本，工厂购置的制面设备都是当时最先进的美制机磨和600筒面粉机，他又根据中国小麦的特点，对打麦机、荞子机和圆筛等设备进行了技术改进，使得面粉的质量和产量都高于同时的外国工厂。

    荣宗敬在上海等地拳打脚踢，弟弟荣德生在老家也没有闲着，当时无锡有五家面粉厂，1914年，他收购惠元面粉厂，改为茂新二厂，不久又租办了泰隆、宝新两厂，于是，五家工厂有四家归入荣氏囊中。

    短短五年中，荣家手握十家面粉厂（其中八家自有，两家租办），每日夜可出面粉4.2万袋，已是无人可敌的“面粉大王”。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欧洲工业停滞，面粉军需却暴增，中国面粉以价格低廉、产量可观而一跃成为全球新出现的采购市场，荣家的“兵船”牌面粉远销到欧洲和南洋各国，因质量稳定，它成了中国面粉的“标准面”。

    在面粉上陡成霸业的同时，荣家的棉纱工厂竟也同步急进。

    创办于1905年的振新纱厂到1912年时，已经很赚钱了，每年可得利润20余万元。1915年，荣宗敬在上海郊外的周家桥开建申新纱厂，购英制纺机36台，第二年投产开工，正赶上欧战期间的需求饥渴，上海的棉纱价格大涨，从每件90余两狂涨到200两，出现了“一件棉纱赚一个元宝”的暴利景象，申新在开工后的三年里，棉纱产量从3584件增加到9811件，棉布产量从2.9万匹增加到12.8万匹，盈利更是惊人，从开办当年的2.06万元增加到22.2万元，三年增长十余倍。

    荣宗敬还干了一件让中国商界很长脸的事情，1917年，他出40万元买下上海一家原本由日本商人经营的纱厂，改名为申新二厂。自1884年，“红顶商人”胡雪岩斗丝惨败后，上海棉纱业先为英美商人控制，后成日本公司天下，如今，中国企业竟有气魄和能力收购日本企业，一时成了埠上让人津津乐道的新闻。

    三难

    中信泰富此次遭劫，有很多媒体认定“荣家谢幕”，而我则不做如是想。因为，检点荣家百年史，这远远不是最凶险的一次。至少，有三次危机比今日更为惊心。

    1934年，受全球经济危机影响，中国经济陷入空前大萧条，纺织业是当时中国最大、最重要的制造产业，自然首当其冲。

    当时申新纱厂约占全国民族资本棉纱厂纱锭数的20％，布机数占28％，茂新和福新的面粉厂规模占全国行业的1/3左右，占上海市的1/2，其旗下企业总数达21家，已是当时国内规模第一的民营实业集团。荣宗敬曾很得意地对友人说：“当今中国人，有一半是穿我的、吃我的。”

    而荣家事业的迅猛发展靠的是疯狂的举债扩张战略，申新资产共值6898万银元，而负债达6375万银元，处在一个十分紧绷的状态中。转眼间，市场突变，荣家首当其冲。到1934年初，荣家面粉工厂全面停产，申新各厂也风雨飘摇，荣宗敬在信中说，“花贵纱贱，不敷成本，织纱成布，布价仅及纱价，销路不畅，存货山积”。到1934年3月，上海所有银行已无一家肯对荣家放款，连荣氏参股的16家钱庄也关上了大门。荣宗敬一度急得要自杀，他的好友陈光甫和宋汉章两人在荣宅陪他一宿，温言相劝，才算是没有走上绝路。

    6月28日，荣宗敬派人到无锡向弟弟求救，族内有人担心，去救上海申新会把无锡的产业也拖进泥潭。荣德生执一茶壶在手说：“我与哥哥好比这个壶，一经破裂，虽持半壶在手，亦复何用。”他当夜把家中所有的地契和有价证券全部收罗起来，第二天清晨就赶到上海，在陈光甫、宋汉章的斡旋下，中国银行和上海银行联合借款220万元，这才稍解燃眉之急。

    但是，区区200多万元仅够荣家多吸几天的氧气，当时申新总公司每年的通税和利息支出就在1000万元以上。1934年7月4日，申新公开登报，宣告“搁浅”。

    就如同这一次对冲巨亏之后，荣智健北上向中信集团求援一样，当时的荣宗敬也只有向国民政府告救。时任中国银行董事长宋子文曾经想一口吃掉申新，他用十分轻描淡写的口气对荣宗敬说：“申新这样困难，你不要管了，你家里每月2000元的开销由我负担。”

    荣家那次逃生，靠的又是陈光甫仗义出手，申新与中国、上海两行订立“委托经营签约书”，才保住了所有权。荣家兄弟如同两个溺水之人，日日拼死扑腾，一直熬到一年多后市场转暖，才终于熬出生天。

    荣家第二次大危机发生在1938年。抗战爆发后，日军攻陷长三角。荣家经略了30多年的庞大产业聚集于上海和江苏，全数都在日军的炮火覆盖之下。淞沪会战时，日军与抵抗的十九路军在闸北和沪东一线展开激战，荣家的几家工厂都在战区内，均为日军攻击的目标。战事中，无锡、上海两地企业设备被毁纱锭18.7万锭、布机2726台、粉磨36部，荣家产业三去其二。在如此绝境之中，荣德生的女婿李国伟西迁内地，再度创业办厂，总算保住一点血脉，到了八年抗战胜利后，荣家再次复兴。

    荣家第三次倾家荡产，则是在1956年。在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毛泽东提出让私人资本在中国 “绝种”，荣家在大陆的所有工厂在一日间全部公私合营，收归国有。一直到22年后，荣毅仁复出创办中信集团，才又一次开始了财富生涯。

    与以上三次危机相比，此次荣智健辞去中信泰富董事长一职，其资产缩水33亿美元，但是他仍然在中信泰富拥有超过11％的股份，只要不涉嫌刑事纠纷，日后的东山再起，或有可期。

    政商

    荣家被称为“红色资本家”，其与政府及国营资本的关系千丝万缕，十分耐人寻味。回望百年家族史，可稍稍理出一些端倪。

    荣氏子弟对官商经济一直非常警惕。早在1934年，荣德生的大儿子荣伟仁就在一封信中披露了家族担忧：“政商合办之事，在中国从未做好，且商人无政治能力策应，必至全功尽弃。”

    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大兴国营事业，将很多日商大纱厂合并为国有的中国纺织建设公司，荣德生以老资格实业家的身份向政府上书，他忧心忡忡地写道：“日本纱厂接收后，全部改为国营，亦是与民争利，以后民营纱厂恐更将不易为也。若论国家经济，统治者富有四海，只须掌握政权，人民安居乐业，民生优裕，赋税自足……若措施一差，误入歧途，虽千方百计，终难平稳。因知富强非难事，只在用之当与不当耳。能用民力，不必国营，国用自足。不能使用民力，虽一切皆归官办，亦是无用。因官从民出，事不切己，徒然增加浪费而已。余近见政府措施孽谬，有失民心。”

    荣德生的这段表述可圈可点，至今是普世道理，可惜不为当政者闻。

    新中国初创时，对国民党政权深深失望的荣德生父子决意留在大陆，从此开始了与新政权的合作之旅。当时，三十出头的荣毅仁曾经对共产党的治理能力颇为怀疑，他曾说，“共产党军事一百分，政治八十分，经济打零分”。此话一度流传甚广。而在日后，他表现得心悦诚服，对各项政策均积极配合。

    荣家是当时国内最大的资本家。1954年，国家对私人企业施行“赎买定息”的政策，国家根据核定的私股股额按期发给私股股东固定的股息。全国拿定息的在职私营业主为71万人，吃息代理人为10万人，这81万人就是残存的资本家阶层。其中，上海市公私合营企业中的私股为11.2亿元，几乎占总私股的一半。私股在500万元以上的五个大户中，有四人属于荣氏家族，第一名是荣毅仁的堂兄荣鸿三（他在香港），占975万元，荣毅仁则占第三位，他在8个城市拥有24家纺织、印染、面粉和机械工厂。

    1956年，中国对私营企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仅仅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就让所有私企全部收归为国营化。私营企业家积极配合了政府的决策，其中，北方的代表人物是乐松生，他是百年药号同仁堂的总经理，南方的领头者则是荣毅仁，一时人称“北乐南荣”。

    1956年1月10日，毛泽东南下到上海申新棉纺织印染厂视察，他对时年40岁的荣毅仁说：“你是大资本家，要带头。现在工人阶级当家作主了，老板换了。”随后他问：“公私合营后生产怎么样？”荣回答说：“比以前要好。”在视察后，荣毅仁当即代表上海工商界集体给毛泽东写信，表示要在6天内实现上海全行业公私合营。新华社记者问起荣毅仁今后的打算，他回答说：“我的企业已经实行公私合营，还准备实行定息的办法，这样每年利润更有了保证。我已经在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上表示了决心，我一定把所得的利润以投资企业和购买公债的方式，用来支援国家的建设。我个人愿意在任何工作岗位上来尽我的责任，做一个对国家、对社会主义有贡献的人。”

    第二年的1月，在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二届一次会议上，荣毅仁当选副市长，这是荣氏家族自创业经商以来，第一位子弟担任政府公职。据回忆，在代表大会期间，国务院副总理的陈毅亲自南下为荣毅仁助选，陈毅对代表们说：“我匆匆赶回来，因为毛泽东给了我一个特殊任务，要我和上海的朋友商量一下，请投荣毅仁一票，把他选上副市长。”

    就在那段时间，毛泽东与陈毅等人议论国内著名的资本家时说：“这荣家是我国民族资本家的首户，在国际上称得起财团的，我国恐怕也没有几家子。”荣毅仁的“红色资本家首户”称号由此得来。

    谁料，在当上副市长不久，风云突变。1957年夏季，全国掀起反右派运动，全国有55万人被打成“右派”，工商界是首当其冲的“重灾区”之一。在铺天盖地的大运动中，连一向积极配合国家政策的荣毅仁也被波及。他被认为与几个“小开”相从甚密，常常在一起搞“星二聚餐会”，是“搞小圈圈的人，密谋策划，拉帮结派，在工商联和民建中排挤左派、打击积极分子”。荣毅仁悲观地认定，“这次我们一些代表人物大概要完蛋了”。后来，是毛泽东亲自出面保他，才算没有受到公开批判。两年后，侥幸过关的荣毅仁被调离上海，赴京出任纺织部副部长。

    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荣毅仁作为“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被彻底打倒。他在全国工商联机关食堂的锅炉房运煤和打扫所有厕所，他经常遭批斗，食指被红卫兵打断。其独子荣智健被下放到极其偏远的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改造，每天和民工一起抬石头，挖土方，搬机器设备。他因此说：“我觉得我一生中对我影响最大的是文化大革命，‘文革’前我可以说是没有吃过什么苦。”

    1978年，邓小平复出，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期。与邓关系交好的荣毅仁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欧洲最杰出的中国问题专家、法国学者玛丽·白吉尔曾经回忆过一个细节：1979年9月的一天，她坐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办公大楼里，等待一个重要官员的接见。她看到：“这位官员从门外进来，后面跟着五六个随行人员，从他的外表看，似乎要比其63岁的实际年龄年轻一些。他身穿一件直领、贴袋的中山装——这是中国官员惯常所穿的服装，但他所显露的那种灵活、步姿和举止，却使我骤然联想到美国商人。他插在胸前口袋的镀金钢笔和戴在手腕上的百达翡丽手表，以及脚上穿的意大利皮鞋，就足以使人意识到，这位官员非同寻常。”跟白吉尔见面的这位官员就是荣毅仁。

    荣复出后，就向邓小平建议：“从国外吸引资金，引进先进技术，似有必要设立国际投资信托公司，集中统一吸收国外投资，按照国家计划，投资人意愿，投入国家建设。”这就是中国国际投资信托公司的由来，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它扮演了中国引进国际资本的中介角色。

    而荣智健则南下香港，与一群解放前逃亡在外的荣家子弟会合。他从创办一家总股本为100万港元的爱卡电子厂起家，靠独享的进口贸易权迅速做大，荣氏父子从此成为中国富豪榜的常客。中信集团为国资委直属企业，在那个国有垄断资本高度集中的集团中，私人得以拥有股份，且能以阳光化的方式成为中国首富，荣家确为仅有之孤例。

    富贵

    回望荣家百年，宛若重读了一遍中国近现代的商业史。其兴衰轨迹，既有独特之处，又有共同规律。

    在《跌荡一百年》一书中，我曾经写过这样的一些文字：“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里，中国的官吏和精英阶层一直致力于国家的重建与民族的复兴，而悲剧性的是，每隔三十到四十年，这一进程就会被外乱或内患所打断，这使得中国的企业史成为了一部缺乏传承感的历史——在那些国运衰竭的时代，他们的未来毫无希望可言，但是却从来不乏对国家的热诚。商业上的智慧以及长期的实务浸淫则让他们往往有着比政治家、革命家更为现实的立足与眼光。即便是在最无奈的绝境，他们仍然期望用自己的力量实现尽可能的进步与和平。他们曾经扮演过进步势力的最坚定的支持者，或者在某些城市，他们一度成为主角，他们有机会改变国家和自己的命运。他们也有软弱的一面，在某些重要的历史时刻，他们做出了完全错误的选择，从而把自己的命运带入了泥潭。他们始终不知道如何处理自己与强大的政府机器的关系。”

    这些感慨和思考，大抵都与荣家有关。

    在荣智健黯然辞职的今天，荣家何日再起，谁也不能精确预料。展望来日，我却突然想起荣智健祖父荣德生晚年的一则轶事：

    1948年春天，《国史大纲》的作者、无锡籍历史学家钱穆应邀到荣德生创办的江南大学任教，他住在荣巷楼上，每到周六下午，荣德生夫妇都会从城里来，住在楼下，周日下午离开。晚饭后，他们必定会在楼上或楼下畅谈两小时左右。

    钱穆问荣德生：“毕生获得如此硕果，有何感想？”荣答：“人生必有死，两手空空而去。钱财有何意义，传之子孙，也没有听说可以几代不败的。”接着，荣德生提到他在南通修建的一座大桥，他说：“一生惟一可以留作身后纪念的就是这座大桥，回报乡里的只有此桥，将来无锡人知道有个荣德生，大概只有靠这个桥。”

    1952年7月，荣德生在无锡病逝，终年77岁，葬于无锡梅园北面的舜柯山麓。他去世前做的最后一件工作是，为自己修订了一本《乐农自订行年纪事》。他的随葬品是一套线装的地舆学书和一只随身多年的镀金壳钢机芯打簧怀表。三十年来再没有遭遇挫折的荣智健，以及他那些衔着金汤勺出世的子女们，在此刻读到这些先人故事，该有何种顿悟？

    梅园烂漫，开谢有序，白云苍狗，何为富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