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洲冬季旅游线路:我国古代吏治教育考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5/01 21:29:53
中国古代的统治者对肃清作风、考核政绩的吏治都十 分重视。自魏晋起,吏治的职能部门不断得到加强,改专门管理官吏 的机构为吏部,到隋唐成为六部之首,长官为吏部尚书。为肃清官场 风气,惩治作奸犯科,同时又设立了监察政事的御史台(兰台、都察 院),审理被弹劾官员的大理寺(大理院)。这样,就形成了一套行 政管理、司法监督的综合性吏治系统。
人们在经验积累的过程中认识到,除需要不断强化吏治的管理 和监督职能外,还必须有一个从素质上解决问题的措施,于是就形成 了与具体职能相配合的吏治教育。
我国古代的吏治教育以官德为中心,以规范政事为目的。其一,将典型的循吏和酷吏载入正史。其二,借助“笔记小说”,使吏治思想广为流传。其三,以精警的古训格言,劝勉和引导官吏的思想行为。
中国古代的官吏上自三公九卿,下至七品县令,大大小小,各列 其位,构成了统治者的辅弼力量网,国家权力的系列文阶。由于他们 在国家政治运行中具有这样的作用,因而历来的统治者对肃清作风、 考核政绩的吏治都十分重视。我国自魏晋起,吏治的职能部门不断得 到加强,改专门管理官吏的机构为吏部,到隋唐成为六部之首,长官 为吏部尚书。为肃清官场风气,惩治作奸犯科,同时又设立了监察政 事的御史台(兰台、都察院),审理被弹劾官员的大理寺(大理院)。 这样,就形成了一套行政管理、司法监督的综合性吏治系统。
吏治的实施,对官吏的管理和使用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并没有也 不可能完全杜绝官场中的贪赃枉法现象。人们在经验积累的过程中认 识到,除需要不断强化吏治的管理和监督职能外,还必须有一个从素 质上解决问题的措施,于是就形成了与具体职能相配合的吏治教育。
我国传统的吏治教育以官德为中心,以规范政事为目的。主要有 以下几种形式。
其一,将典型的循吏和酷吏载入正史。这是对历代官吏进行教育 的最正规最具体的方式和材料。把那些为政清廉,在政事上有特别建 树的循吏载入史册,这无疑为后世的官吏树立一个榜样;而把那些残 酷苛厉,甚至还有贪婪恶行的酷吏标名立传,也无疑为后世官吏高悬 一面历史明镜。
将循吏和酷吏同时载入正史,是从司马迁开始的。他在《史记》 中专门为他们分别建立了传略。在循吏列传中,太史公共列入孙叔敖、 子产、公议休、石奢、李离五人,他们都是春秋时期人。在酷吏列传 中有具体史实的共列入十一人,他们是:郅都、宁成、周阳由、赵禹、 张汤、义纵、王温舒、尹齐、杨仆、减宣和杜周。他们都是与司马迁 同时代的西汉人,而且后十位是武帝一朝的酷吏。需要说明的是,司 马迁所列的循吏与后人所称的“清官”基本是一致的,都具备两个明 显的特点,一是本身清廉,二是执法严明;对酷吏的理解,与后人所 说的赃官不完全相同。他所列之酷吏,都是应当时加强中央集权要求 而充当的严刑峻法工具,他们对锄除豪强,裁抑权贵,有其一定意义, 但是在中国封建史上,酷吏专政必然使百姓也遭受更加严酷的压迫。 囿于历史的局限,司马迁不可能以后世立场看待这一问题。不过他确 实也指出了酷吏的“以酷烈为声”、“以恶治”的负面效应,特别是 对有些酷吏的不廉行为,还给予了严厉的批评,在最后的“太史公曰” 中指出:“其廉者足以为仪表,其污者足以为戒”。
《史记》之后的另一部史学巨著《资治通鉴》,其中也提供了丰 富的吏治教育材料。司马光和他的助手们在通览历史材料的基础上, 经过考据订正,删繁就简,以编年史的形式,纂成了上自战国下至五 代的294卷史籍,记载了1362年间的所谓“贤君”、“令主”、“忠 臣”、“志士”、“仁人”。从吏治要求讲,书中录有的两类官吏, 当然也具有史典性标准。宋神宗在本书的序言中就明确说,他命这位 龙图阁直学士主持编著这部史书,论次历代君臣事迹,其目的之一就 是要载明“循吏之条教,断之以邪正,要之以治忽”。
在以后的重要史籍中,几乎都继承了这一传统,在正反两方面有 影响的官吏,都要青史标名,流芳遗臭,以教育后者。
其二,借助“笔记小说”,使吏治思想广为流传。笔记小说,是 我国古文中的一种专收集记载人物趣闻的短小文体。此类笔记,是以 记述人物故事和历史琐闻为主的,自然也就较集中地反映了某个历史 时期士大夫阶层的言行和政事得失,加之阅读便捷,可读性强,吏治 思想便得到广泛传播。
笔记小说影响最大的,是南朝宋时的刘义庆编撰的《世说新语》。 它主要收集汉末到东晋士大夫阶层的懿行嘉言,十分看重品德情操, 在“德行”、“政事”、“方正”、“汰侈”、“谗险”等三十个分 类中,德行被列为第一。其中讲述豫章太守陈仲举新上任刚到治所地, 便要先去访贤,并向下属训导以周武王德政的“席不暇暖”篇;讲述 临川郡守周镇返都城时,全部财产只有一只难以避风雨的破船,如此 清廉故事的“胡威之清何以过此”篇;讲述荆州刺使殷仲堪身居显贵, 而丝毫不改变以往朴素习性的“焉得登枝而捐其本”篇等等,都表现 了极高的官德。作为一本注重反映现实的笔记小说,也有不少衬托高 行大德的反面人物。但无论正面人物,还是反面人物,都是精心选择 典型细节和代表性言行,把赞赏或讽刺寓于栩栩如生的精粹故事中, 因而《世说新语》也就成为魏晋以降士大夫阶层爱不释手的鉴赏读物。 这是它在吏治教育中发挥作用的一大特色。
影响仅次于《世说新语》的《隋唐嘉话》和《唐国史补》,是唐 代两部前后相接的历史琐闻笔记。刘的《隋唐嘉话》起自齐、梁, 终于唐开元年间,而李肇的《唐国史补》则从开元年间起,到长庆年 间止。前部笔记的宝贵之处,恰好反映了唐朝兴盛时期在吏治方面的 诤言直谏之风。最精彩的是唐太宗和魏征的君臣故事,著名的有“太 宗罢朝”、“鹞死怀中”等篇目。魏征在最高统治者面前敢于冒死直 言,确实在鉴别政事得失方面树起了一面镜子,因而在魏征死后,太 宗总结出了“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 为镜,可以明得失”这样流传千古的经验。同时,做官应当刚直不阿, 也随之成为吏治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唐国史补》笔记形成,有中 唐后藩镇割据、宦官弄权的背景,因而书中反映的跋扈损权、贪婪害 政,便成为吏治教育的又一内容。著名的“颜鲁公死事”、“刘沮迁 幸议”、“鱼朝恩讲易”等篇目,可以说是这一内容的最生动形象的 展开。而在这种情况下,官场又相应地出现腐败之风。“崔昭行贿事” 、“王锷散财货”、“御史扰同洲”诸篇,以警醒的笔触揭露了官员 公开受贿、贪婪成性,甚至连对下面吏治负有监察责任的御史官,在 巡视各地时,也大肆勒索、豪夺无度的丑恶现象。
其三,以精警的古训格言,劝勉和引导官吏的思想行为。我国自 古以来就非常重视古训对政事的指导作用。远在殷代,当朝宰相傅说 议政时曾建议帝武丁说:“人多求闻,时惟建事,学于古训,乃有获。 ”稍后的西周,周公训诫成王留下了一篇录要《无逸》,其中也说:“ 故人犹胥训告,胥保惠,胥教诲……”可见古人遵循古训之殷切。随 着时代的推进,具体执行国家政务的各级官吏,自觉以历代相传的古 训格言惕厉自己,渐渐演变成吏治教育的另一种有效形式。
与吏治教育有关的古训格言很多,这里只作小辑举例:关于立德 为上的有“授有德,则国安”、“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再次有 立言”、“山河之固,在德不在险”、“怀德惟宁”等;正大光明的 有“正则静,静则清明,清明则虚,虚则无为无不为”、“志正则众 邪不生,心静则众事不躁”、“官不及私昵”、“公事不私议”、“ 法不阿贵,绳不挠曲”等;清廉养性的有“远利而尚廉”、“苟伤廉 而愆义,亦虽爱而必捐”、“弊政之大,莫过于贿赂行而征赋乱”、“ 利之处在,忘其所恶”、“骄奢生于富贵,祸乱生于疏忽”等;知足 节制的有“知止而后有定”、“富在知足,贵在求退”、“利足而迷, 负石而坠”、“欲虽不可去,求可节也”、“不作威,不作富,靡 有后羞”等。这些古训格言都是来自于所谓的“经”、“史”、“ 子”、“集”经典,具有训导的特殊庄严感和简明性,有利于直接针 对自己的言行自律,尽力达到“学古入官,议事以制,政乃不乱”的 效果。
吏治教育形式,不止上面讲到的三种。譬如文学和戏剧中专门表 现忠臣或清官的作品,同样具有吏治教育意义。但它的教育作用不是 如上那样直接,而是通过艺术感染间接获得的,而且所取素材又往往 来源于上述典籍,因而我们在研究中暂作从略。
我国的传统吏治教育,从根本上讲是为当时的统治者服务的,其 文化内含必然留有阶级烙印和历史局限,这是我们需要认识的。如果 我们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对此进行一番全面审视,那么除抛 弃之外,其中具有哲理性的思想以及有效形式,也是值得合理吸取并 借鉴的。
人们在经验积累的过程中认识到,除需要不断强化吏治的管理 和监督职能外,还必须有一个从素质上解决问题的措施,于是就形成 了与具体职能相配合的吏治教育。
我国古代的吏治教育以官德为中心,以规范政事为目的。其一,将典型的循吏和酷吏载入正史。其二,借助“笔记小说”,使吏治思想广为流传。其三,以精警的古训格言,劝勉和引导官吏的思想行为。
中国古代的官吏上自三公九卿,下至七品县令,大大小小,各列 其位,构成了统治者的辅弼力量网,国家权力的系列文阶。由于他们 在国家政治运行中具有这样的作用,因而历来的统治者对肃清作风、 考核政绩的吏治都十分重视。我国自魏晋起,吏治的职能部门不断得 到加强,改专门管理官吏的机构为吏部,到隋唐成为六部之首,长官 为吏部尚书。为肃清官场风气,惩治作奸犯科,同时又设立了监察政 事的御史台(兰台、都察院),审理被弹劾官员的大理寺(大理院)。 这样,就形成了一套行政管理、司法监督的综合性吏治系统。
吏治的实施,对官吏的管理和使用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并没有也 不可能完全杜绝官场中的贪赃枉法现象。人们在经验积累的过程中认 识到,除需要不断强化吏治的管理和监督职能外,还必须有一个从素 质上解决问题的措施,于是就形成了与具体职能相配合的吏治教育。
我国传统的吏治教育以官德为中心,以规范政事为目的。主要有 以下几种形式。
其一,将典型的循吏和酷吏载入正史。这是对历代官吏进行教育 的最正规最具体的方式和材料。把那些为政清廉,在政事上有特别建 树的循吏载入史册,这无疑为后世的官吏树立一个榜样;而把那些残 酷苛厉,甚至还有贪婪恶行的酷吏标名立传,也无疑为后世官吏高悬 一面历史明镜。
将循吏和酷吏同时载入正史,是从司马迁开始的。他在《史记》 中专门为他们分别建立了传略。在循吏列传中,太史公共列入孙叔敖、 子产、公议休、石奢、李离五人,他们都是春秋时期人。在酷吏列传 中有具体史实的共列入十一人,他们是:郅都、宁成、周阳由、赵禹、 张汤、义纵、王温舒、尹齐、杨仆、减宣和杜周。他们都是与司马迁 同时代的西汉人,而且后十位是武帝一朝的酷吏。需要说明的是,司 马迁所列的循吏与后人所称的“清官”基本是一致的,都具备两个明 显的特点,一是本身清廉,二是执法严明;对酷吏的理解,与后人所 说的赃官不完全相同。他所列之酷吏,都是应当时加强中央集权要求 而充当的严刑峻法工具,他们对锄除豪强,裁抑权贵,有其一定意义, 但是在中国封建史上,酷吏专政必然使百姓也遭受更加严酷的压迫。 囿于历史的局限,司马迁不可能以后世立场看待这一问题。不过他确 实也指出了酷吏的“以酷烈为声”、“以恶治”的负面效应,特别是 对有些酷吏的不廉行为,还给予了严厉的批评,在最后的“太史公曰” 中指出:“其廉者足以为仪表,其污者足以为戒”。
《史记》之后的另一部史学巨著《资治通鉴》,其中也提供了丰 富的吏治教育材料。司马光和他的助手们在通览历史材料的基础上, 经过考据订正,删繁就简,以编年史的形式,纂成了上自战国下至五 代的294卷史籍,记载了1362年间的所谓“贤君”、“令主”、“忠 臣”、“志士”、“仁人”。从吏治要求讲,书中录有的两类官吏, 当然也具有史典性标准。宋神宗在本书的序言中就明确说,他命这位 龙图阁直学士主持编著这部史书,论次历代君臣事迹,其目的之一就 是要载明“循吏之条教,断之以邪正,要之以治忽”。
在以后的重要史籍中,几乎都继承了这一传统,在正反两方面有 影响的官吏,都要青史标名,流芳遗臭,以教育后者。
其二,借助“笔记小说”,使吏治思想广为流传。笔记小说,是 我国古文中的一种专收集记载人物趣闻的短小文体。此类笔记,是以 记述人物故事和历史琐闻为主的,自然也就较集中地反映了某个历史 时期士大夫阶层的言行和政事得失,加之阅读便捷,可读性强,吏治 思想便得到广泛传播。
笔记小说影响最大的,是南朝宋时的刘义庆编撰的《世说新语》。 它主要收集汉末到东晋士大夫阶层的懿行嘉言,十分看重品德情操, 在“德行”、“政事”、“方正”、“汰侈”、“谗险”等三十个分 类中,德行被列为第一。其中讲述豫章太守陈仲举新上任刚到治所地, 便要先去访贤,并向下属训导以周武王德政的“席不暇暖”篇;讲述 临川郡守周镇返都城时,全部财产只有一只难以避风雨的破船,如此 清廉故事的“胡威之清何以过此”篇;讲述荆州刺使殷仲堪身居显贵, 而丝毫不改变以往朴素习性的“焉得登枝而捐其本”篇等等,都表现 了极高的官德。作为一本注重反映现实的笔记小说,也有不少衬托高 行大德的反面人物。但无论正面人物,还是反面人物,都是精心选择 典型细节和代表性言行,把赞赏或讽刺寓于栩栩如生的精粹故事中, 因而《世说新语》也就成为魏晋以降士大夫阶层爱不释手的鉴赏读物。 这是它在吏治教育中发挥作用的一大特色。
影响仅次于《世说新语》的《隋唐嘉话》和《唐国史补》,是唐 代两部前后相接的历史琐闻笔记。刘的《隋唐嘉话》起自齐、梁, 终于唐开元年间,而李肇的《唐国史补》则从开元年间起,到长庆年 间止。前部笔记的宝贵之处,恰好反映了唐朝兴盛时期在吏治方面的 诤言直谏之风。最精彩的是唐太宗和魏征的君臣故事,著名的有“太 宗罢朝”、“鹞死怀中”等篇目。魏征在最高统治者面前敢于冒死直 言,确实在鉴别政事得失方面树起了一面镜子,因而在魏征死后,太 宗总结出了“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 为镜,可以明得失”这样流传千古的经验。同时,做官应当刚直不阿, 也随之成为吏治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唐国史补》笔记形成,有中 唐后藩镇割据、宦官弄权的背景,因而书中反映的跋扈损权、贪婪害 政,便成为吏治教育的又一内容。著名的“颜鲁公死事”、“刘沮迁 幸议”、“鱼朝恩讲易”等篇目,可以说是这一内容的最生动形象的 展开。而在这种情况下,官场又相应地出现腐败之风。“崔昭行贿事” 、“王锷散财货”、“御史扰同洲”诸篇,以警醒的笔触揭露了官员 公开受贿、贪婪成性,甚至连对下面吏治负有监察责任的御史官,在 巡视各地时,也大肆勒索、豪夺无度的丑恶现象。
其三,以精警的古训格言,劝勉和引导官吏的思想行为。我国自 古以来就非常重视古训对政事的指导作用。远在殷代,当朝宰相傅说 议政时曾建议帝武丁说:“人多求闻,时惟建事,学于古训,乃有获。 ”稍后的西周,周公训诫成王留下了一篇录要《无逸》,其中也说:“ 故人犹胥训告,胥保惠,胥教诲……”可见古人遵循古训之殷切。随 着时代的推进,具体执行国家政务的各级官吏,自觉以历代相传的古 训格言惕厉自己,渐渐演变成吏治教育的另一种有效形式。
与吏治教育有关的古训格言很多,这里只作小辑举例:关于立德 为上的有“授有德,则国安”、“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再次有 立言”、“山河之固,在德不在险”、“怀德惟宁”等;正大光明的 有“正则静,静则清明,清明则虚,虚则无为无不为”、“志正则众 邪不生,心静则众事不躁”、“官不及私昵”、“公事不私议”、“ 法不阿贵,绳不挠曲”等;清廉养性的有“远利而尚廉”、“苟伤廉 而愆义,亦虽爱而必捐”、“弊政之大,莫过于贿赂行而征赋乱”、“ 利之处在,忘其所恶”、“骄奢生于富贵,祸乱生于疏忽”等;知足 节制的有“知止而后有定”、“富在知足,贵在求退”、“利足而迷, 负石而坠”、“欲虽不可去,求可节也”、“不作威,不作富,靡 有后羞”等。这些古训格言都是来自于所谓的“经”、“史”、“ 子”、“集”经典,具有训导的特殊庄严感和简明性,有利于直接针 对自己的言行自律,尽力达到“学古入官,议事以制,政乃不乱”的 效果。
吏治教育形式,不止上面讲到的三种。譬如文学和戏剧中专门表 现忠臣或清官的作品,同样具有吏治教育意义。但它的教育作用不是 如上那样直接,而是通过艺术感染间接获得的,而且所取素材又往往 来源于上述典籍,因而我们在研究中暂作从略。
我国的传统吏治教育,从根本上讲是为当时的统治者服务的,其 文化内含必然留有阶级烙印和历史局限,这是我们需要认识的。如果 我们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对此进行一番全面审视,那么除抛 弃之外,其中具有哲理性的思想以及有效形式,也是值得合理吸取并 借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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