盆栽棕榈树的管理:“十二五”是扩大内需的关键5年

十二五规划建议起草人披露十项重点 扩大内需居首手机免费访问　www.cnfol.com　2010年10月22日 07:47　中金在线财经编辑部　 查看评论 　　“十二五”是扩大内需的关键5年

　　近日，有着改革智囊之称的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迟福林受邀来到南京，在南京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作了以“二次改革与转型”为主题的报告。会后，本报记者对他进行了采访。

　　——对话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迟福林

　　本报深度报道组记者 唐戢

　　“十二五”是扩大居民消费、构建消费大国的关键5年；

　　从国富发展优先，转向民富发展优先，是解决内生增长动力与社会公平的重要途径；

　　由城市化带来的国内投资消费需求的增长，至少可以支持未来10—20年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

　　政府主导型的增长方式弊大利少……

　　二次改革的目标是构建消费大国

　　“农民工市民化”能释放消费需求

　　记者：您为何提出中国应启动第二次改革？

　　迟福林：这主要是基于对中国发展面临的内外环境变化与发展趋势的客观判断。中国从传统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的改革，从总体上说成功地实现了预期的目标，由此使中国从生存型阶段开始全面进入到发展型新阶段。发展阶段的变化和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将逼迫中国加快推进经济发展方式由生产主导型向消费主导型的转变。

　　这个具有历史性意义的第二次“转型”，是由两个基本因素决定的：一是在欧美等发达国家消费需求萎缩将成为中长期趋势的背景下，“大进大出”的经济增长模式必然终结。刺激消费、扩大内需是中国发展方式转型需要面对的紧迫而重大的课题；二是中国的需求结构开始发生明显变化。例如，社会需求结构由生活必需品向耐用消费品升级、由私人产品需求向公共产品需求升级。扩大内需已成为中国发展阶段变化的内在要求。

　　以发展方式转型为主线的第二次改革能否取得实质性突破，不仅关系到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成功与否，更关系到中国今后30年的经济社会能否可持续发展。

　　记者：第二次改革的目标和内容是什么？

　　迟福林：第二次改革的目标是建设消费大国，主线是发展方式转型，基本思路是推进从生产主导向消费主导的转变。第二次改革就其领域而言，不仅涉及到经济领域，也涉及到社会领域和行政管理体制；就其实质而言，不仅涉及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也涉及到社会公共需求转型和政府转型；就其目标而言，不仅涉及消费，还涉及创新、公平、绿色。

　　扩大内需将是第二次改革的重要方向。中国居民消费率由1981年的42.5%下降到2008年的35.3%，消费率长期偏低且不断走低，这与投资过高相关，与城市化进程缓慢相关，但最终根源于传统发展模式中的体制和机制缺陷。

　　迟福林在南大中美文化研究中心演讲。

　　本报记者 唐戢摄

　　记者：城市化与扩大消费有什么样的关系？

　　迟福林：城市是消费的主要载体，加快城市化进程是构建消费大国的战略性选择。2008年中国人均GDP达到3266.8美元，但城市化水平只有45.68%，远低于工业化中后期60%的均值，这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国内消费需求的释放与升级。

　　未来5—10年，中国的城市化将呈现加快发展的大趋势，城市化率至少还有10个百分点左右的提高空间。考虑到乘数效应，估计城市化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能够增加大约1.2万亿元的消费和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可以达到4个百分点左右。由城市化带来的国内投资消费需求的增长，至少可以支持未来10—20年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

　　记者：中国城市化的巨大潜力如何释放？

　　迟福林：当前中国城市化进程存在着严重的制度障碍，尤其是城乡二元结构和行政管理体制的障碍。这是中国城市化潜力尚未完全释放的重要因素。

　　怎样才能把7亿多农民的消费需求释放出来？关键就在于加快城乡发展一体化进程。加快农民工市民化进程，是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的重点，也是启动消费、扩大内需，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有效途径。

　　加快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一是以实行农民工就业落户政策为突破口，放开城乡二元的户籍限制。二是尽快出台全国统一的农民工公共服务相关政策，保障农民工无论在什么地区就业，都能享受该地区的基本公共服务。三是逐步使农民工与城镇居民平等享受基本公共服务。需要注意的是，现阶段不宜硬性要求农民工以放弃土地权利为代价来获得城市的基本公共服务。

　　人物简介

　　迟福林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海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席。

　　上世纪80年代先后从事“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职能”和“民主政治建设”等课题研究；1990年后主持了海南特区的一系列改革课题的研究与实践；1998年后，又主持了“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结构”、“基础领域改革”等重大课题研究；2003年SARS危机期间开始主持“公共服务型政府”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课题。其研究成果在相关领域产生了重要影响。

　　“十二五”是二次改革与转型的历史起点

　　记者：您认为，在“十二五”期间，第二次改革与转型面临哪些重大战略任务？

　　迟福林：“十二五”是我国下一个30年改革发展的起步5年，是第二次改革与转型的历史起点。“十二五”是扩大居民消费、构建消费大国的关键5年。在出口导向模式不可持续、投资主导不可持续的特定背景下，“十二五”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出路在于加快推进相关改革，扩大居民消费、构建消费大国。2009年我国最终消费率仅为48.6%，而发达国家一般都在70%以上。如果“十二五”能够在形成有利于扩大消费的收入分配格局上取得重要突破，未来10年左右，居民消费率将从当前的35%左右提高到50%—55%左右，最终消费率从不足50%提高到60%—65%，使得消费成为经济内生增长的主要动力。

　　“十二五”也是推进城市化的关键5年。我国已进入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但由于制度安排因素尤其是行政区划的壁垒，使城市化进程还远远滞后于工业化进程。城市化的滞后，又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服务业的发展，这使中国扩大内需、构建消费大国缺乏载体。城市化是未来发展的一个大战略，若能使城市化率从当前的47%提高到55%左右,将为扩大内需提供巨大的支撑。

　　“十二五”还是实现城乡一体化的关键5年。“十二五”的一个重要任务是打破城乡二元的体制机制，走以城乡一体化为目标的健康城市化道路，着力改革户籍制度、农村土地制度、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及城乡公共资源配置方式，为城市化奠定良好的基础。

　　此外，“十二五”也是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推广低碳经济、实现绿色发展的关键5年。

　　由“国富”转向“民富”才能扩大内需

　　政府主导型增长方式弊大利少

　　记者：您多次提到扩大消费，改变投资主导的增长方式。但现实中，政府投资往往手笔巨大，而很多老百姓在花钱上却有着很多顾虑。在这种情况下，解决内生增长动力的途径在哪里？

　　迟福林：我曾经提出一个问题：“国富优先”还是“民富优先”？在私人产品严重短缺、多数社会成员处于贫困的阶段，实行国富优先发展十分必要，因为它可以使国家有能力改变社会的贫困状态。问题在于，当总体上解决了温饱问题，进入公共产品短缺成为突出矛盾的发展型新阶段，如果仍然坚持“国富优先”，就容易带来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国家生产力增长优先并快于民众消费能力的增长，导致社会总需求不足，使经济发展缺乏内生动力；二是国富民不富，并导致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在这种情况下，“国富优先”就应该让位于“民富优先”，而“民富优先”与民富国强的目标并不相悖。一方面，民富带来民众消费能力的提升，扩大了社会总需求，由此促进经济可持续增长；另一方面，新阶段的民富，在有利于解决公平发展的同时，创造了发展的动力和活力。

　　记者：实现“民富”的关键在哪里？

　　迟福林：关键在于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我在“两会”中有一个提案，叫《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即城乡人均收入在“十二五”翻一番，年均增长不低于15%。

　　我认为这完全可以实现，第一，我们有连续10年8%左右的实际收入增长；第二，我们现在初次分配当中要适当提高比例；第三，我们政府要适当干预、确立每个地区发展水平下的最低保障或者最低工资标准；第四，重要的是再分配，就是教育、医疗这些基本公共服务城乡的均等化；最后还有一个结构性调整，就是税制、个税的调整。这些综合措施，再加上3个点左右的通货膨胀率，我想15%的倍增计划是可以实现的。

　　记者：“十二五”期间，政府主导型的增长方式面临怎样的变化？

　　迟福林：现行的地方政府主导型的增长方式的主要特点是：以追求GDP总量为主要目标；以扩大投资规模为主要任务；以土地批租和重化工业项目为重要特点；以行政干预和行政推动为主要手段。这样一种地方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在提高经济总量中有重要的历史作用。

　　但是今天，推进发展方式转型的主要目标是公平与可持续发展，基础是消费主导。就是说，发展方式从追求总量转变为公平与可持续发展，政府主导型的增长方式弊大利少，非改不可。

　　在我看来，“十二五”的改革是以政府转型为重点的改革，我讲的“第二次改革”，也是以政府转型为重点的改革。从现实情况看，我国发展方式转型需要彻底改变政企不分的体制，政府不应当也不需要继续扮演经济建设主体的角色；需要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政府干预和政府作用必须建立在市场基础之上。政府向公共服务转型，必然成为我国发展方式转型的推动力，由此终结以GDP为中心的增长主义，自觉走公平与可持续的科学发展之路。 (本文来源：南京报业网-南京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