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year old sex小女孩:女知青

随着上山下乡运动的偃旗息鼓，知青早已实现了社会角色的转换，融入到社会的各个阶层。从这个意义讲，“知青”已是一个历史的名称。问题在于，知青群体在经历二十多年来的复杂分化过程后还保留着许多有形或无形的联系，特别是近年来，随着大批知青内退、下岗成为新时期社会中的弱势群体，知青问题又重新凸现出来，而对于官方来讲，这个问题又重新具有了某种敏感性。与此同时，“知青”意识也有抬头和蔓延的趋势，尽管已两鬓白发，即便是陌路相逢，一句“知青”，就足以使彼此产生心灵的沟通、情感的认同。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知青”仍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很现实的名称。

研究知青问题，为什么要突出女性？换句话说，为什么要从性别的角度来研究知青问题呢？因为我觉得，过去说到历史，说到传统社会中的男女不平等，大家都没有异议，那么在共产党时期男女是不是平等了？特别是，在“文革”时期是不是平等了？“文革”是最热衷标榜男女平等的时代了，什么“妇女是半边天”，“男同志能做到的女同志也一定能做到”，为了这些宣传还人为杜撰了一系列的样板，各行各业都有，可实际情况又怎样呢？

我在研究知青史的过程中，倒不是刻意关注女性，而是因为女性的问题最突出，使你不得不重视。比如同样是知青，女知青受迫害的程度远较男知青严重。1973年国务院知青办曾对24个省、区做过不完全统计，在2.3万余起迫害知青案件中，奸污女知青案约占70%。这是1969年以来的情况。“文革”后期，这类现象仍很突出。比如辽宁省的一个报告称，1973年9月至1976年1月，全省发生迫害知青案件1300余起，其中奸污女知青案占86%以上。事实上，迫于封建文化传统与专横权力的双重钳制，女知青在受到迫害后大多隐忍不发。她们远离城市，远离父母，而在闭塞的农村和偏远的边疆，无论是政治权力、社会舆论还是文化传统，始终以男性为主导。

再比如婚姻问题。“文革”的政治背景和到农村安家落户的独特形式，注定了知青婚姻关系的缔结无法依循生活的常规。我把当时的知青婚姻分成三种类型：一种类型是知青与知青类型，第二种是知青与城市职工类型，第三种是知青与农民结婚类型。在三种类型里，占主导地位的是知青与农民的结合；而在这种类型中，居大多数的又是女知青嫁给男农民。为什么造成这种畸形婚姻？我理解有如下原因，首先是官方的鼓励政策，它把婚姻政治化了，把这说成是缩小所谓“三大差别”的一种途径，为此还树立了以大学生白启娴为代表的一批典型。实质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女性屈从男权的一种表现。其次是社会中血统论的泛滥。当时的官方政策讲究阶级路线，出身不好的青年普遍受到歧视。许多女知青为了改换门庭，只好嫁给男性的贫下中农。在一个以男性为主导的社会，血胤的延续从来是以男性为依据的，你嫁给贫下中农了，那你的孩子就是贫下中农，用农村的话叫“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用女知青的话说，就是“出身不由已，婚姻可选择”。这句调侃式的话语凸显了这种婚姻的政治意义，同样是女性依附男性的一种表现。

再比如就业问题。“文革”中间，插队知青中男女同工不同酬现象非常普遍，工厂招工实行的也是性别歧视政策，致使大批女知青长期滞留农村，一些地方“女多男少”现象愈演愈烈。“文革”后期，一些地区甚至出现所谓的“三八点”，知青点剩下的都是女性，男知青早早就走了。大龄女知青不能就业，引发出新的社会问题，许多人为姻缘难觅而倍感苦恼，从未体验过初恋的激情，青春已离她远去。总之，同样是知青，付出代价最大、遇到更多困难、遗留问题更多的是女知青。

“文革”的收场，曾燃起千百万知青追求新生活的希望，他们在经历重返故里的短暂喜悦之后，很快卷入了一场又一场人生的拼搏，待业就业，结婚生子、学习进修、评薪晋级……当这一切似乎接近就绪时，自己已鬓染白霜，精疲力竭。社会角色转换了，巨大的努力付出了，但对许多女知青来说，面临的新老问题依旧严峻。

首先仍是婚姻问题：社会上一大批“老姑娘”，就出自我们这个群体。“文革”中的坎坷经历，使她们永久失去了择偶成家的机会。这部分人的处境有目共睹，同情者也只有徒叹奈何而已。

那么，已婚女知青又怎么样？有人说，“在成功的男士背后，总有一个贤能的女性”。我要指出的是：在一个落入弱势群体的女知青身后，往往掩藏着一段失败的婚姻。韶光易逝，青春不再，回城后寻觅迟暮的爱情谈何容易？几乎所有与农民结婚的女知青，除了极少数例外，都以“覆巢之下安有完卵”为结局，至于她们的第二次婚姻，也未必美满。我最近在北大承担了一个课题，就是做知青口述史，采访了若干落入弱势群体的知青，多数在婚姻上有过不幸的经历。我可以举一个典型例子，有一个北京知青，她两次婚姻，第一次嫁给了农民，当然是个好小伙子，很能干，善于经营，可就是好赌，这一个“赌”字就闹得她家破人亡（王和：就这样还是好小伙子！[众笑]）前些时候她结了第二次婚，找了一个智力有残缺的小伙子，比她小了11岁。为什么要找他？这个女知青回到城市后连支一张床睡觉的地方都没有，为了能有个栖身的地方，她先在温泉疗养院照顾一个癌症病人，病人还是个瘸子，她就跟他同居，结果那个人不久去世了，她又没地儿住了。后来就有人给她介绍了我前面提到的那个小伙子。小伙子因为小时得过大脑炎，留了后遗症，父亲为了他能成家，把自己的一间小平房作为遗产留给他。女知青和他结婚总算有了一个安身的地方。这个女知青在生活中表现得很坚强，也很乐观，知青朋友们曾为她的第二次婚姻举办过一次盛大的婚礼，这件事还上了报纸和知青网站。不管怎么说，我觉得她的婚姻经历都是很值得同情的。

婚姻的不幸不单是由于经历的坎坷，跟官方政策还有一定关系。在知青返城问题上，官方政策往往朝令夕改，特别是几个大城市，对已婚知青返城尤其苛刻，只接收原籍是本市的，如果她的配偶是外地人，那么对不起了，说声“白白”，你们自己想办法吧。许多知青从子女前途考虑，只好选择离婚。真离婚的，假离婚的，离婚后又复婚的，尽管没离婚却依旧人各一方的。这些问题，酿成了数不清的悲欢离合，恩恩怨怨。后来，有的城市看到知青办离婚手续的越来越多，为了限制返城人数，又规定离婚时间必须在某年某月以前的才算有效，近期离婚的一概无效。就是这样翻云覆雨，人为造成许多悲剧。

今年四月我在上海采访“文革”前赴新疆的老知青，听到这样一个事情：女知青杨月华为了子女的前途，几年前回到上海，她的丈夫是外地人，户口进不了上海，只好办了离婚手续。她回到上海后，日子过得异常艰辛，靠当保姆维持家计。一个男孩子老大不小了，好不容易找了个对象，是外地打工妹。自己没有房还可以租间破房凑合，儿子没房可是无法成家，当妈的怎能不着急？但是又无能为力。头春节，她感到彻底绝望，心一横从二十层高的地方跳楼自尽了。杨一向为人和善，有爱心，跳楼前还把主人家的小猫小狗喂得饱饱的。兔死狐悲，物伤其类，她的死，在知青中引起很大震动。

还有就是下岗、失业问题。当年的“老三届”女性，如今已是50—56岁左右的年纪。不要说这些人，比她们小5到10岁的人，基本上也都下岗。其中很大部分，是当年的女知青。许多企业的改革，重点不是放在难度很大的制度改革，而是大刀阔斧裁减员工，首当其冲被“砸饭碗”的就是中年女性。依旧是男女下岗、退休年龄上的双重标准，而她们在几十年工作中作出的贡献和应得的权益，往往得不到回报和保障。一场深刻的社会改革，不可避免会产生它的受益者和受损者，问题在于，对于那些受到严重损害的弱势群体，是否还存在一个社会公正的问题？

最后两句话，做为结尾，一是希望妇女研究更多地关注现实，更多地关注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另外一个，希望在知青问题上，史学研究和妇女研究会有很好的合作。谢谢大家！

提 问

彭兆荣：我的问题是，如果你能够证明某一个地方女知青嫁给当地农民的多，这究竟是证明了她的性别优势，还是弱势？因为这样可以改变她的身份，而男知青却做不到这一点，这可能恰恰证明了她的性别优势。

徐新建：对这些知识青年的研究当中，你为什么要选择口述这样一种文体？现在做妇女史使用口述这种方法，是假定很多妇女没有文化，不能写字，需要一些学者帮助她们去记录她们的声音。可是这些知青的情况不同，他们是有知识有文化的，为什么对这些知识青年选用口述史？我想问，这是偶然的还是有意的？这当中有什么考虑在里面？

高世瑜：我提的不是什么问题，想稍微有一点补充。你在谈到知青女性时讲到了现在下岗内退问题，我也是很偶然的，在有了性别视角以后才发现这个问题的。1977年“文革”以后，女知青受教育的权利和自我发展的权利跟男性完全不同。你看七七级大学生就能看出来，它那个班里面吧，往往是大哥哥小妹妹。你想，当时的“老三届”都已经将近30岁，女知青们往往是为人妻为人母，很难再进大学，如果夫妻两个人都是知青，往往保全了男方，因此一般七七级中“老三届”女性很少，老高中的女生尤其少，因为那时已经是28到30岁了。最终导致了她们下岗和内退，成为弱势群体，跟以往受教育权利的丧失有直接关系，因为她没有技术，没有学历。

彭兆荣：还有一个问题，这些女知青的性别认同和她们对知青群体的认同，哪一个更强一些？也就是说，她们的性别认同会不会弱化她们对知青群体的认同？

（其它问题略──编者注）

答问与讨论：

刘小萌：昨天提的问题比较多，有些属于今后研究的问题，这里只能做些概括的回答。

第一个问题：关于知青婚姻，我归纳为三种类型，那么怎么归纳出的这三个类型？依据是什么？对于知青问题，我们主要还是从文献学角度来研究。关于历年知青婚姻人数，国务院知青安置办以省、区为单位有比较系统的统计，可是具体到婚姻类型，却没有完整的报告。为了弄清楚知青婚姻类型，我花了不少时间，有关数据是从不同文献搜集来的，比如关于吉林省知青的婚姻类型，在该省《劳动志》中是有一个统计的，这是省一级的。地区一级的统计则是从河北省保定地区得到的，这个地区的档案比较详细地记载了知青婚姻情况，多少男知青跟女农民结婚，多少女知青跟男农民结婚，它都有一个统计的。至于县一级的统计资料就比较多了。现在不是出了大量方志嘛，也提供了不少这方面的数据。我根据不同地区、不同行政级别的文献资料，得出的知青婚姻类型和比例关系是基本一致的，从而印证了女知青嫁农民现象的普遍。这当然是就插队知青而言，不包括兵团和农场的知青。这种统计方法我在书里做了说明，尽管不是很理想的方法，却是目前条件下唯一可行的方法，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为什么研究知青史要做这个口述？过去我跟定宜庄做知青史研究，主要根据文献。因为有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知青办作为国务院的一个行政机构，它在各级政府都有相应分支幷形成大量档案和文献，内容丰富，浩如烟海，所以在这方面运用传统史学方法研究具有很大优势。我写《中国知青史》截止到1980年，上山下乡作为一场运动就是在这一年基本结束的。当时（《中国知青史》1998年出版以后－编者注）不想再写下去了，可是后来发现遗留的问题非常多。两年前一位上海知青给我写了一封信，有一句话比较尖锐：你在书里说“上山下乡运动已经结束了”，对你们是结束了，可是对我们这些在困境中挣扎的人来说，这是一个永远的噩梦。后来我们也逐渐意识到这个问题，决定再写一部《中国知青史》的续篇，重点写知青返城后二十年来的坎坷历程。这样就遇到一个问题，知青办已经撤销了，也没有大量的文献档案可供参考，你如果要进行这项工作，就需要结合新的研究方法，也就是通过知青口述，搜集大量鲜活、具体的口碑资料，幷与文献档案相互参照。

高翔、王和：知青的档案数据到哪里去了？是转到别的机构还是销毁了？

刘小萌：各级知青办撤消后，相关档案多数归入档案馆。从中央到省、地市一级档案馆，都收有大量知青档案。还有一些档案转到了劳动局。可惜的是，县一级的知青档案因管理不善，大多散亡。我曾到老家的县劳动局调查过，唯一剩下的档案就是知青花名册，巧的很，第一个就是我妹妹的名字，哪年来的，哪年走的。总之，知青档案浩如烟海，留给后人研究的空间非常大。

定宜庄：知青档案数量很多，但特别零散，搜集整理要耗费巨大的精力和财力，是个人所难胜任的。

刘小萌：关于知青现状，政府基本上没有文献可以参考，因为它不再把知青做为一个特定的人群。它可以把下岗女工作为关注对象，虽然里面有很多的知青，但是它不会把这部分人单独抽出来考察。在这种情况下，你必须依靠口述数据来补充。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你会发现，文献有文献的不足，口述也有口述的局限，两者应该互相补充，扬长避短。说到口述的局限，我有较深的印象。有人指出过口述中的失忆现象，其实不单是失忆问题，还有一个有意掩饰的问题，这是口述的明显局限。顺带提一句，对女知青做口述采访，由我这样一个男性来做，可能也有一定问题。

李小江：我就是想问你这个问题，因为我们做口述史也遇到这个问题。看文献不存在性别问题，男的女的都可以，具体到访谈，性别因素特别重要。你谈到婚姻家庭，会涉及到很多隐私，可你是男的，她愿意跟你谈这些事吗？

王子今：也许就愿意跟他谈呢！（众笑）

定宜庄：还真是这样，有好多同性之间不愿讲的话，她们就愿意跟他讲。

刘小萌：我跟定宜庄多次讨论这个问题。我采访的一个女知青，有一个非常隐私的事儿，下乡前受过性侵犯，那个人对她非常好，她根本没有任何防范。她跟农民结婚，按我过去的理解，那原因再简单不过了，一个是出身不好，一个是生活太艰难，没有别的东西了，可她谈到这个问题，说那么快在农村结婚，跟当初的性经历有关。可是到底有多大的关系，她也不好说，我也不好问。这个事件一直到现在还缠绕着她，她总说：我就弄不明白，这个经历对我怎么产生了这么大的影响？可是到底产生了多大影响，我也不清楚。同样弄不清楚的是，如果换个女性采访她，她会怎么谈这个问题？

李小江：这个问题可以深入讨论，它这里面很可能涉及到性需求问题。所以有些话题是男人可以追问的，还有一些话题是女人可以追问的，反过来就不行。

刘小萌：另外还有一位女知青，经历也很典型。她在兵团时遇到一场山火，三个女生扑火，结果二死一伤。死的两人中，一个出身好的追认为党员，授予烈士称号；一个出身不好的就略去不提了。她就是受伤的那个，被烧残毁容，可是她毕竟还活着。领导和职工非常同情她，一次一次推荐她上大学，可是因为出身问题拖了好几年，直到1975年才上了大学。对一般人来讲，命运可能就从此改观了，可是她呢，就因为毁了容，从参加工作直到现在，社会的歧视几乎如影随形。在单位，每一次外出进修的机会、学习的机会、开会的机会，从来不给她。一次次的伤害，给她的心灵留下难以抚平的创痛。她多次自费整容，受了不少罪，不仅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周围的那些人们。如今她孤身一人，疾病缠身。最担心的问题就是可能下岗。她把这些情况毫无保留都对我谈了。

定宜庄：我有一个体会，因为我也做过男性的口述，也做过女性的口述。女性在和女性谈话时，与跟男性谈话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男性很难判断她的话是真是假，如果是女人，就很容易判断。

刘小萌：可能有这种情况，特别是你婚姻很美满的话，去跟一个不幸的女性谈论家庭婚姻问题，恐怕会比较困难。

李小江：但她跟男的讲，会有移情问题，就是弗洛依德讲的移情问题。

刘小萌：还是换个比较轻松的话题吧。 关于知青内部不同群体间的认同问题，我举一个例子。我去上海找知青调查采访，那些从新疆兵团回来的老知青给我提了一个问题：“你觉得上海人怎么样？”我心里对上海人确实有些“偏见”，既不愿撒谎又不愿直言出来伤了彼此和气，就说“我老婆是上海人，可是我跟单位里的上海人不怎么交往。”话音未落，没想到他们齐声赞同：“你这话说对了！”他们说：上海人不把我们看作上海人，管我们叫“新疆人”。我们跟他们也不是一路的。这些知青在跟我谈话过程中始终自称“新疆人”，因为他们有新疆的长期经历，他们的行为方式跟李伯重所论的那种上海“小男人”完全是两回事，非常豪爽，非常真诚，非常好客，跟北方人真是没有什么区别。我去上海调查时，就住在一个没有工作的上海知青家里，三口人两间房，住的条件差了一点，可是他们一家人盛情相邀，非让住在他家，每天就像什么“贵宾”似的供着，那种真挚的情感让我特别感动。所以我觉得，知青内部的认同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跨越性别、地域、职业以致社会地位的。我在各地采访时还发现，知青间比较容易宽容相待，即便彼此的经历、政见大相径庭。在赤峰采访柴春泽，他是“文革”中毛远新树立的典型，我在《知青史》中用了不少笔墨写他当时的表现，但那时是把他当作一个政治符号对待的，所以笔下很不留情。现在经过面对面的交流，发现他身上有很多优秀的地方，是我以往所不了解的。我们成了很好的朋友。吃饭时我开玩笑说：“你是极左，我是极右，咱们现在坐到一块了。”他给我打电话，也是一口一个“大哥”，挺亲的。我交的哥们姐们不少，多数都是知青，这就是彼此的认同。

李小江：我还有一个问题，你和定老师都是做清史满族史研究的，现在做当代史研究，有什么不同的感觉？因为你们有传统史学的功底，做过一段当代史研究以后，我想你们肯定跟其它人感觉不大一样。

刘小萌：是不大一样。我们的知青史都是业余做的，当然也耗费了大量精力。目前的中国当代史研究，严格讲还缺乏学术的氛围，为现实政策提供某种诠释，与独立的科学研究完全是两码事。我们当初写知青史，的确希望用严谨的治史方法对当代史研究形成一点冲击。几年过去了，实际效果如何，不得而知。

定宜庄：让思路在古代史和现代史间往返穿梭，可以收到一种互补的效果。好比刚才我说到烈女的时候，立刻会联想到“文革”中官方树立的大批知青典型，对于知青典型的宣传，跟历史上统治者对烈女的褒奖，有不少似曾相识的地方。就是说，从古到今，很多事情是可以触类旁通的。

[ 刘小萌，1968年从北京赴内蒙古牧区插队，后上技校，当工人。1978年考入大学，先后获史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曾任日本东北学院大学大学院史学科客座教授、台湾东吴大学历史系客座教授。本文为作者2002年8月在大连大学“历史、史学、与性别研究”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和答问讨论纪要。]

文章来源：南加州中国知青协会《知青》第5期，2003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