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步惊情张晓红色外套:抗战期间在华苏联军事顾问

1937 年7 月7 日，以卢沟桥事变为标志，中国全面抗日战争爆发。从这时起至1941 年12 月太平洋战争爆发，苏联向中国提供了2 . 5 亿美元贷款和大量武器装备，并派出140 多名顾问及700 名志愿空军人员，是唯一向中国提供实际援助的国家。他们中有200 多人牺牲在中国。在此，谨对当年苏联在华军事顾问的基本情况，以及他们在中国抗日战争中的巨大贡献作一介绍，以缅怀那段不平凡的历史。

中国政府请求苏联派遣军事顾问

　　从卢沟桥事变起，日本企图速战速决，几个月灭亡中国。大敌当前，蒋介石和国民政府提出“不屈服，不扩大”和 “不求战，必抗战”的方针，在军事上进行部署，准备应战。可是，由于国民党长期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对日作战准备不充分，并不能有效地抵抗日军的大举进攻，只好一面做抗战的准备，一面向国际社会求援。

　　虽然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战争直接损害了英、美等国的在华利益，但是它们与日本在反苏、反共、反民族解放运动上是一致的，因此对日本的侵略行为采取了绥靖政策。而德国、意大利等法西斯国家，本来就与日本同流合污，自然不可能援助中国。这时，只有苏联表示愿意援助中国。1937 年7 月14 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外交部长）李维诺夫在接见中国驻苏联大使蒋廷献时表示，“苏联愿援助中国”。为声援中国抗日，苏联党政领导人对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给予了积极评价；苏联外交代表在各种国际会议上呼吁各国援助中国，制裁日本；苏联各族人民纷纷写信慰问中国抗日军民，表示站在中国人民一边；苏联有关宣传机构及时传播中国抗战的消息，并举办展览等。同时，苏联还从物资、贷款、军事人员等方面向中国提供了宝贵的援助。为了提高苏联援助的效果，同时也为了应付抗战的紧迫局面，国民政府请求苏联派遣军事顾问来华指导。在此背景下，苏联军事顾问开始来到中国。

　　中国全面抗日战争爆发时，英、法、德、意等国在中国也有军事顾问。其中，以法尔肯豪森将军为首的德国顾问团有30 多人。他们为国民党训练军队、指导作战，主要任务是对付中国共产党和红军。随着日本对华战争的扩大，德国为加强同日本的关系，以保持中立为由，决定召回驻华军事顾问及其他专家。但是，由于其他一些原因，德国和其他国家的军事顾问和专家暂时还未撤离，仍然滞留在中国。国民政府既不希望同上述国家断绝军事外交关系，同时又希望苏联军事顾问担负起指导中国抗战的重要使命。而苏联在支援中国的同时，也不希望影响同西方国家的关系。因此，苏联军事顾问来华后，对外一律以军事外交官的身份活动。

　　1937 年11 月末，德拉特文以苏联驻华大使馆武官的身份来华，开始担任国民政府的军事总顾问。德拉特文一上任就建议中国军队必须由消极防御转入积极防御，使外交上听惯妥协、退让，军事上听惯撤退建议的国民政府感到耳目一新。蒋介石请求德拉特文根据他自己的设想，建立以苏联人为主的新的军事顾问体系。德拉特文根据他自己的军事素养和中国战场的实际情况，建议除在中央军事机关设立军事顾问外，在各战区、一些集团军和各军、兵种也设立军事顾问。1938 年，苏联在华军事顾问体系正式建立。至1942 年初，在华苏联军事顾问先后任职的基本情况如下：

　　军事总顾问：MИ . 德拉特文 （1937 . 11 一1938 . 8 ）括号内为在华时间，下同）、A. И ．切列潘诺夫1938 . 8 一1939 . 11 ）、KM 卡恰诺夫 (1939 . 11 一1940 . 12 ）、B . И ．崔可夫(1940 . 12 – 1942.2 ）。

　　各军、兵种的首席顾问：1 ．空军：П ．Ф．日加列夫、Г . И ．特霍尔、П . H ．阿尼莫西夫、Ф．П．波雷宁、B . П．罗加乔夫、T . T ．赫柳金。2 ．工程兵：A ．П．卡利亚金、И . П．巴布罗夫、A . П．科瓦廖夫。3 ．坦克兵：П．Д．别洛夫、H . K ．切斯诺科夫。4 ．炮兵：H . Б ．戈卢别夫、Я.M ．塔邦钦科、И. A ．希洛夫。

　　中央机关和各战区首席顾问：И. П．阿尔费罗夫、A . A ．阿利亚布舍夫、П．中．巴季茨基、A . K ．别列斯托夫、H . A ．鲍勃罗夫、A . H ．博戈柳博夫、A . B ．瓦西里耶夫、C . П．康斯坦丁诺夫、P . И ．帕宁、П. C ．雷巴尔科等。

　　援华空军志愿队：领队П: B 雷恰戈夫，政治委员A . Г ．雷托夫。　

　　苏联军事顾问都是功勋卓著的军中英雄

　　鉴于欧洲形势的严峻，苏联面临东西两面受敌的威胁。为了提高在华军事顾问的地位，使中国抗日战场卓有成效，从而使日军无力北进苏联，苏联政府尽力将能力强的军事指挥员派到中国。同时，中国抗日战争的复杂与残酷，迫使蒋介石多次向苏联政府要求派能力较强且熟悉中国情况的军事顾问来华。他甚至向苏联政府要求，再派大革命时期担任过广州国民政府军事总顾问的加伦来华。因此，派遣来华的苏联军事顾问都参加过十月革命后的苏俄国内战争和反外国武装干涉战争，都是苏联军队中职务较高的优秀指挥员。军事总顾问德拉特文来华之前是苏联红军师长，切列潘诺夫是苏联国防人民委员部国防部）监察组组长，卡恰诺夫是师长，崔可夫是中将、集团军司令。此外，几任军事总顾问在此之前都曾到过中国。


切列潘诺夫，1938 年8 月王1939 年11 月担任国民政府军事总顾问。
　　崔可夫，1940 年12 月至1942 年2 月担任国民政府军事总顾问，后被授子苏联元帅军衔。
　　日加列夫，1937年至1938 年担任中国空军顾问，后被授子苏联空军主帅军衔。

　　德拉特文(Дpaтвин,M . H . ) , 1893 年生，参加过十月革命后的苏俄国内战争和反外国武装干涉战争。1925 年第一次来华，在黄埔军校讲授通信课程，后任国民革命军通信顾问。中国大革命失败后返回苏联。毕业于苏联工农红军军事学院。1937 年11 月至1938 年8 月，担任国民政府军事总顾问。

　　切列潘诺夫(ЧepenaHoB ,A．H . ) , 1895 年11 月9 日生。从1915年5 月起在沙俄军队服役，1916 年毕业于伊尔库茨克第一准尉学校。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当时任上尉连长。1917 年12 月加入赤卫军。在苏俄国内战争和反外国武装干涉战争时期，在西北方面军和西方面军参加作战，先后任团长、旅参谋长和旅长。1923 年毕业于苏联工农红军军事学院。同年，第一次来华，参加黄埔军校的创建工作，任广州国民政府军事总顾问加伦的助手，随国民革命军参加过北伐战争。1926 年加入苏联共产党布）, 1927 年6 月任步兵师副师长，1929 年6 月任师长。此时，由于张学良领导下的东北地方政府同苏联关系恶化，导致仲东路事件’曝发，切列潘诺夫率部参加了中东路之战。1935 年7 月起，先后任苏联国防人民委员部国防部）监察组副组长、组长。1938 年8 月至1939 年11 月，担任国民政府军事总顾问。

　　卡恰诺夫KaчaHOB , K.M . ) ，又名沃尔根，中国大革命时期曾来华。抗战时期来华前，任苏联红军师长。1939 年11 月至1940 年12 月，担任国民政府军事总顾问。

　　崔可夫(Чуйков, B . И. ) , 1900 年1 月31 日生。1917 年在喀琅施塔得水雷手中队当见习水兵，1918 年参加平定莫斯科“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反革命叛乱，1919 年加入俄罗斯共产党布）。苏俄国内战争和反外国武装干涉战争期间，先后在南方面军任副连长、在东方面军任副团长、在西方面军任团长，因作战英勇荣获红旗勋章2 枚。1927 年秋第一次来华，任黄埔军校顾问。当时，中国大革命已经失败，故不久即回国。1929 年至1932 年，任红旗远东特别集团军司令部处长。1932 年9 月任首长进修班主任，1936 年12 月任机械化旅旅长，1938 年4 月任步兵第五军军长。1938 年7 月起，先后任白俄罗斯特别军区博布鲁伊斯克集团军级集群司令、第四集团军司令，指挥集团军参加了西白俄罗斯解放进军。1939 年至1940 年苏芬战争期间任第九集团军司令。1940 年12 月至1942 年2 月，担任国民政府军事总顾问。

　　各军、兵种，战区军事顾问也都是久经沙场的老将：

　　巴季茨基(БaTицKий 。П．Ф) , 1910 年6 月14 日生，1924 年参加苏联红军。1924 年至1927 年，经哈尔科夫市‘镰刀和锤子’工厂保送，在乌克兰军事预备学校学习。1929 年毕业于骑兵学校，1938 年毕业于伏龙芝军事学院。来华前历任排长、连长、总参谋部特别事务协理军官、摩托化旅参谋长和师参谋长。苏德战争爆发前在中国担任军事顾问。

　　博戈柳博夫（Бoглюбo в , A . H . ) , 1900 年5 月16 日生，1918 年参加苏俄红军。参加过苏俄国内战争，在东部战线和高加索战线作战。1920 年毕业于高级军事部署学校，1924 年毕业于高级军事通信学校，1931 年毕业于伏龙芝军事学院，1938 年毕业于总参军事学院并留校任主任教员。苏德战争爆发前在中国担任军事顾问。

　　日加列夫（ЖигаpeB , П．Ф) , l900年11 月6 日生，1919 年参加苏俄红军，1922 年毕业于特维尔骑兵学校，1927 年毕业于飞行观察员学校，1932 年毕业于茹科夫斯基空军学院。1933 年至1934 年任卡恰军事飞行学校参谋长，1934 年至1936 年任航空兵大队长和航空兵旅旅长。1937 年至1938 年，率领苏联志愿飞行员在中国作战并担任中国空军顾问，显示出高超的指挥才能。

　　卡利亚金（Калягин , A ．Я．) , 1900 年生，1919 年参加苏俄红军，参加过同邓尼金白卫军、波兰地主武装、彼特留拉集团的作战。1938 年5 月至1939 年11 月，在中国担任工程兵总顾问。

　　波克罗夫斯基（ПoKpoBcKий , K . M . ) , 1914 年生，1937 年参与了组织西班牙共和国的无线电通信工作。1939 年至1940 年，在中国担任通信总顾问。

　　波雷宁（Пoлынин，Ф. П．) , 1906 年10 月生，1928 年参加苏联红军，1929 年毕业于飞行理论学校，1931 年毕业于奥伦堡飞行员和飞行观察员学校，1935 年毕业于空军学院首长进修班，1936 年1 月任航空兵支队长。1937 年11 月至1938 年4 月，以志愿者身份来华，担任中国空军顾问。

　　雷巴尔科（Рыбалко , П. C . ) , 1894 年10 月生，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1919 年参加苏俄红军，参加过苏俄国内战争和反外国武装干涉战争。1926 年任骑兵连连长，1928 年至1931 年先后任团、旅政治委员，骑兵旅旅长。1934 年毕业于伏龙芝军事学院，任山地骑兵师副师长。1937 年至1940 年，先后在波兰和中国任武官，在华期间并担任中国军事顾问。


　斯柳萨列夫（СлюcapeB , C . B . ) , 1906 年生，1930 年毕业于卡钦军事飞行学校。1938 年5 月至1939 年2 月，在中国担任轰炸机指挥员，并亲自参战。

　　塔邦钦科（ТабунчеHKo Я．M . ) , 1907 年生，1938 年至1939 年作为高射炮兵顾问来华。

　　赫柳金（XpюKиH , T . T . ) , 1910 年6 月生，1932 年参加苏联红军，1933 年毕业于卢甘斯克军事飞行学校。1936 年至1937 年在西班牙共和国军队中任轰炸机飞行员，后任航空兵中队长。因作战勇敢，获红旗勋章。1938 年，任援华志愿空军航空兵大队长、轰炸机群群长。因完成任务出色，1939 年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

　　巴季茨基，曾在中国任军事顾问。
　　雷巴尔科，曾在中国任军事顾问。
　　波雷宁，曾任中国空军顾问。
　　赫柳金，曾任援华志愿空军航空兵大队长。

　　蒋介石说：苏联顾问到来后，中国军队打仗比以前打得好了。

　　1941 年12 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国民政府由于对苏联的依赖，对苏联在华军事顾问比较尊重，对他们的建议也比较重视。苏联军事顾问凭借其特殊地位，在制订军事方案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南京失陷之前，国民党军队中一些高级将领主张南京不应设防，免遭更大的战火破坏，以蒋介石为首的则主张坚守。南京失陷后，面对日军的大举进攻，国民政府中吠踏步后撤”的意见又占了上风。不仅民间工厂纷纷迁往西南，国民党军队也大批转移。德拉特文来华后，建议中国军队必须由消极防御转入部分反攻。

　　根据苏联顾问的建议，国民党军在台儿庄战役中适时发起反攻，获得了巨大胜利。一贯骄横的日本侵略军没有料到中国军队此时竟如此勇敢。尽管台儿庄战役获胜，但由于徐州一带无险可守，国民党军最终仍不得不继续向西撤退。

　　为迟滞日军的进攻，掩护党政机关和民间工厂撤退，苏联顾问建议利用大别山、都阳湖和长江两岸的有利地形组织防御，进行武汉会战。国民政府采纳了苏联军事顾问的建议，以长江北的第五战区和江南的第九战区，共130 个师及海、空军各一部，约100 万人投入会战。从1938 年6 月至10 月，武汉会战持续4 个月之久，成为中国抗日战争战略转变的重要一役。在战术方面，苏联军事顾问针对国民党军存在的问题给予了正确的指导。国民党军的建设，长期以德国、日本军队为蓝本，强调阵地战、击溃战、－决战。由于中国军事力量薄弱，既要积极抗击日军，又要保存实力，不能拼消耗，因此，传统的战术必须适应新的战争形势的变化，必须进行改进。切列潘诺夫认为，对付日军的进攻，战术上应该虚实结合，以智为上策，反对单纯的“堵塞”。与其在日军可能通过的狭窄地段上设防，以一部分部队与敌人作战，而另一部分部队则消极地等待“轮战”，不如以一部分部队正面阻击敌人，另一部分部队则迂回设伏，然后实施反突击。国民党军队在南昌会战和三次长沙会战中运用这一战术，获得成功。尤其在长沙会战中，日军虽然发起三次进攻，但都被国民党军击退。

　　在制订切实可行的作战计划中，苏联军事顾问发挥了主要作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中国抗日战争中的大小战役、战斗，几乎都有苏联军事顾问参与。援助国民政府的苏联军事顾问不仅起到参谋、咨询的作用，而且还直接参与制订作战计划和协助指挥了一些重大战役。据可查资料表明，1939 年至1941 年的三次长沙会战、1941 年下半年准备发起的宜昌战役，均有苏联军事顾问参与策划或指挥。

　　1938 年8 月，切列潘诺夫来华时，正值武汉会战进行之时。当国民政府在考虑下一个会战地点时，切列潘诺夫建议在长沙阻击日军。他主张放弃单纯的防御，将适时出击与阵地坚守相结合，在长沙外围布兵，并派军事顾问到前线指导。但国民政府并没有信心，在日军尚未到达长沙之前，就已做好纵火弃城、将长沙付之一炬的准备，即实行所谓的焦土抗战”。为制订切实可行的作战计划，苏联军事顾问经常同国民党军有关部门共同研究，反复论证，多方听取意见，甚至进行实地考察。以崔可夫为首的顾问团，为制订宜昌战役的作战方案，曾长途跋涉到宜昌一带考察。对于苏联军事顾问的工作，国民党将领十分钦佩。蒋介石也说：苏联顾问到来后，中国军队打仗比以前打得好了。

　　为了持久抗战，苏联军事顾问特别重视国民党军的军队建设，首先指导整顿了指挥体制。抗战开始后，大大小小的各路军阀虽然暂时统一于中央政府，但长期形成的封建割据积重难返。当时，国民党军内既有中央系，又有地方实力派，内部隔阂很深，无法统一指挥，抢占地盘的事件时有发生。切列潘诺夫建议改组军队，使各军兵种、各战区协同作战，全部服从统一的指挥部署。经过整顿，初步改变了国民党军一盘散沙的状况，使国民党军实现了空前的统一，增强了抗日力量。

　　接着，苏联军事顾问指导整顿了国民党军的情报工作。此前，蒋介石也深知情报工作的重要性。十年内战期间，国民政府在从德、意、日等国引进法西斯统治的同时，还聘请这些国家的顾问为其培训大批情报、特工人员，建立了“军统”、‘中统’组织。但是，这些组织主要是对付爱国民主力量，尤其是对付中国共产党的，精力并没有放在国防建设上。日军大举进攻时，国民党苦心经营多年的特务组织失灵，部队打仗往往像‘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一样，处处被动，步步危急。有鉴于此，切列潘诺夫建议，必须尽快加强军队的情报工作，尤其是需要采取侦察行动，不断骚扰日军。经过增加经费、培训人才、重新编组，国民党军的情报工作较有成效地运转起来，保证了作战的需要。


　斯柳萨列夫（СлюcapeB , C . B . ) , 1906 年生，1930 年毕业于卡钦军事飞行学校。1938 年5 月至1939 年2 月，在中国担任轰炸机指挥员，并亲自参战。

　　塔邦钦科（ТабунчеHKo Я．M . ) , 1907 年生，1938 年至1939 年作为高射炮兵顾问来华。

　　赫柳金（XpюKиH , T . T . ) , 1910 年6 月生，1932 年参加苏联红军，1933 年毕业于卢甘斯克军事飞行学校。1936 年至1937 年在西班牙共和国军队中任轰炸机飞行员，后任航空兵中队长。因作战勇敢，获红旗勋章。1938 年，任援华志愿空军航空兵大队长、轰炸机群群长。因完成任务出色，1939 年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

　　巴季茨基，曾在中国任军事顾问。
　　雷巴尔科，曾在中国任军事顾问。
　　波雷宁，曾任中国空军顾问。
　　赫柳金，曾任援华志愿空军航空兵大队长。

　　蒋介石说：苏联顾问到来后，中国军队打仗比以前打得好了。

　　1941 年12 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国民政府由于对苏联的依赖，对苏联在华军事顾问比较尊重，对他们的建议也比较重视。苏联军事顾问凭借其特殊地位，在制订军事方案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南京失陷之前，国民党军队中一些高级将领主张南京不应设防，免遭更大的战火破坏，以蒋介石为首的则主张坚守。南京失陷后，面对日军的大举进攻，国民政府中吠踏步后撤”的意见又占了上风。不仅民间工厂纷纷迁往西南，国民党军队也大批转移。德拉特文来华后，建议中国军队必须由消极防御转入部分反攻。

　　根据苏联顾问的建议，国民党军在台儿庄战役中适时发起反攻，获得了巨大胜利。一贯骄横的日本侵略军没有料到中国军队此时竟如此勇敢。尽管台儿庄战役获胜，但由于徐州一带无险可守，国民党军最终仍不得不继续向西撤退。

　　为迟滞日军的进攻，掩护党政机关和民间工厂撤退，苏联顾问建议利用大别山、都阳湖和长江两岸的有利地形组织防御，进行武汉会战。国民政府采纳了苏联军事顾问的建议，以长江北的第五战区和江南的第九战区，共130 个师及海、空军各一部，约100 万人投入会战。从1938 年6 月至10 月，武汉会战持续4 个月之久，成为中国抗日战争战略转变的重要一役。在战术方面，苏联军事顾问针对国民党军存在的问题给予了正确的指导。国民党军的建设，长期以德国、日本军队为蓝本，强调阵地战、击溃战、－决战。由于中国军事力量薄弱，既要积极抗击日军，又要保存实力，不能拼消耗，因此，传统的战术必须适应新的战争形势的变化，必须进行改进。切列潘诺夫认为，对付日军的进攻，战术上应该虚实结合，以智为上策，反对单纯的“堵塞”。与其在日军可能通过的狭窄地段上设防，以一部分部队与敌人作战，而另一部分部队则消极地等待“轮战”，不如以一部分部队正面阻击敌人，另一部分部队则迂回设伏，然后实施反突击。国民党军队在南昌会战和三次长沙会战中运用这一战术，获得成功。尤其在长沙会战中，日军虽然发起三次进攻，但都被国民党军击退。

　　在制订切实可行的作战计划中，苏联军事顾问发挥了主要作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中国抗日战争中的大小战役、战斗，几乎都有苏联军事顾问参与。援助国民政府的苏联军事顾问不仅起到参谋、咨询的作用，而且还直接参与制订作战计划和协助指挥了一些重大战役。据可查资料表明，1939 年至1941 年的三次长沙会战、1941 年下半年准备发起的宜昌战役，均有苏联军事顾问参与策划或指挥。

　　1938 年8 月，切列潘诺夫来华时，正值武汉会战进行之时。当国民政府在考虑下一个会战地点时，切列潘诺夫建议在长沙阻击日军。他主张放弃单纯的防御，将适时出击与阵地坚守相结合，在长沙外围布兵，并派军事顾问到前线指导。但国民政府并没有信心，在日军尚未到达长沙之前，就已做好纵火弃城、将长沙付之一炬的准备，即实行所谓的焦土抗战”。为制订切实可行的作战计划，苏联军事顾问经常同国民党军有关部门共同研究，反复论证，多方听取意见，甚至进行实地考察。以崔可夫为首的顾问团，为制订宜昌战役的作战方案，曾长途跋涉到宜昌一带考察。对于苏联军事顾问的工作，国民党将领十分钦佩。蒋介石也说：苏联顾问到来后，中国军队打仗比以前打得好了。

　　为了持久抗战，苏联军事顾问特别重视国民党军的军队建设，首先指导整顿了指挥体制。抗战开始后，大大小小的各路军阀虽然暂时统一于中央政府，但长期形成的封建割据积重难返。当时，国民党军内既有中央系，又有地方实力派，内部隔阂很深，无法统一指挥，抢占地盘的事件时有发生。切列潘诺夫建议改组军队，使各军兵种、各战区协同作战，全部服从统一的指挥部署。经过整顿，初步改变了国民党军一盘散沙的状况，使国民党军实现了空前的统一，增强了抗日力量。

　　接着，苏联军事顾问指导整顿了国民党军的情报工作。此前，蒋介石也深知情报工作的重要性。十年内战期间，国民政府在从德、意、日等国引进法西斯统治的同时，还聘请这些国家的顾问为其培训大批情报、特工人员，建立了“军统”、‘中统’组织。但是，这些组织主要是对付爱国民主力量，尤其是对付中国共产党的，精力并没有放在国防建设上。日军大举进攻时，国民党苦心经营多年的特务组织失灵，部队打仗往往像‘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一样，处处被动，步步危急。有鉴于此，切列潘诺夫建议，必须尽快加强军队的情报工作，尤其是需要采取侦察行动，不断骚扰日军。经过增加经费、培训人才、重新编组，国民党军的情报工作较有成效地运转起来，保证了作战的需要。


苏联军事顾问还亲自在军校任教和深入基层训练部队。当时著名的训练基地有兰州、湘潭两地。1938 年以前，苏联志愿飞行员在中国基本上是驾机单独作战，后来在苏联教练员的帮助下，训练中国飞行员的工作进展顺利。到1939 年夏，经过苏联教练员训练的中国飞行员有1045 人，领航员81 人，射手兼无线电员198 人，各种航空技术人员8354 人。抗战期间，经苏联顾问直接训练或教授的中国军人约有9 万人。鉴于中国空军飞行员逐渐成熟，后来在对日空中作战采取中苏混合编队，取得了辉煌的战果。如1938 年在武汉进行的三次空战，是中苏空军最早的几次配合，击落日军飞机47 架。至1940 年，中苏空军又并肩在信阳、岳阳、杭州、南昌、南宁、广州、台北等地成功地进行了多次空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