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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知识分子政策
刘庆礼
(河北省文物保护中心，河北石家庄 050031)
【摘 要】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是党的各项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陕甘宁边区党和政府贯彻执行了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推动了边区抗日斗争和各项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同时，也为我们新时期知识分子问题的处理提供了借鉴。
【关键词】陕甘宁边区；知识分子政策；影响；现实意义
毛泽东曾指出：“革命力量的组织和革命事业的建设，离开革命知识分子的参加，是不能成功的。”[1]抗日战争时期的知识分子政策是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全民族进行抗战并取得抗战胜利的一个重要环节。就当时各抗日根据地而言，陕甘宁边区最早执行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团结和调动了广大知识分子的革命积极性，有力地推动了边区抗日斗争和各项建设事业的胜利发展。本文拟对陕甘宁边区知识分子政策的主要内容、知识分子政策的影响及其现实意义稍作探讨。
一、知识分子政策的主要内容
抗日战争时期的陕甘宁边区，已成为向全国出政策、出干部、出经验的模范根据地，在贯彻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方面，也为全国树立了榜样。概而言之，陕甘宁边区贯彻执行的知识分子政策包括如下五方面：
（一）广泛团结知识分子。由于抗日战争和边区建设需要大量的知识分子，所以陕甘宁边区党和政府在广泛团结知识分子的问题上，做了大量具体细致的工作。其一，确立以促进抗日战争为团结的目标。边区以是否赞同抗日作为团结的分界线，一切文化人，只要赞成抗日，均应在抗日目标下团结起来。欢迎文化人使用他们的文化武器(如文化、艺术、科学)为抗战直接服务[2]。其二，广泛团结非党知识分子。1939年底边区党委指示:要注意团结非党进步知识分子，使他们能同我们一起为国家民族奋斗到底，凡是无党派的青年知识分子，虽然不具备入党条件，但我们必须用各种方式在思想上教育他们，争取他们，使他们能够真正为民族解放事业而奋斗到底，对那些比较纯洁而年龄不足不能入党的小学生，则应该利用各种群众组织如学生会、民先队、救国会等来团结他们。其三，尊重和团结专门家。专门家是高级知识分子，他们有特殊技能，是革命和建设事业所急需的。不仅团结与尊重党员专门家，而且认为那些不问政治而有正义感、在科技上有所建树的非党专门家也应该得到团结和受到尊重。为了团结专门家积极为党工作，给予保证较好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并善意帮助他们在政治上的进步。分配他们工作时，是以学识与能力为标准，而不是以政治觉悟为标准，并给以他们所主持的工作部门充分的权力和信任，反对那些以“党员”、“上司”、“工农分子、“老资格”自居而又不懂科学技术的领导者去横加干涉，乱出主张或越俎代庖。真正做到主观上有“礼贤下士”的态度[3]。其四，尽量照顾知识分子的特点。知识分子有自己的特点，要团结他们，就必须注意照顾他们的特点。除采取适当方法发表他们的意见外，不必有其它行动上的要求与限制。在工作方式上、生活方式上不必强同，要避免规定许多规则、条例去限制他们的活动。在文化统一战线组织中，不应有很严的集中的组织生活，要保证文化工作者有发表文章、辩论、创作与生活的充分民主与自由，并给他们以足够的单独工作时间；应根据民主的方式来解决各种争论，对他们的缺点的提出，要汪意方式和方法。
(二)政治上信任知识分子。边区政府为来到边区的知识分子创造各种有利条件，创办了干部学校，对他们进行马列主义教育；对有技术专长的知识分子，边区党政军各机关、各群众团体、工厂、学校等单位积极的吸收他们参加工作并成为技术骨干。
对于优秀的知识分子，积极吸收他们加入党组织。1938年3月党中央作出了《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明确提出应把具备了入党条件的知识分子吸收到党内来。从1937年到1940年，边区党员人数由4万人增加到80万人，其中知识分子占有相当大的比例。以抗大第4期为例，这期共招收学员5562人，知识分子4655人，原有党员530人，到毕业时党员增加到3304人，占知识分子总数的70%。
与此同时，边区党和政府对知识分子给予高度的信任，使他们充分享受到民主权利。1941年10月边区二届参议会，选举和聘请的仅“自然科学研究会”的参议员就有6人。至于文化教育、社会科学工作者等均有代表参加议会，都能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在政治上对知识分子真正做到了一视同仁。
(三)工作上大胆使用知识分子。地处偏僻山区的陕甘宁边区，尽管抗战后实现了政治上的高度民主，但经济文化事业仍然落后。为要把边区建设成为全国的模范根据地，急需各种技术人才，因而就必须敢于大胆放手使用已有的知识分子，充分发挥他们的各种专长。为此，1942年7月13日边区政府提出：对于军事家、工程师、医生等“各类人才，一律以他们的专门学识为标准，给以充分的负责工作，如工厂厂长，医院院长等,而不以他们的政治认识为标准，给以充分的信任”[4]。如边区建设厅1942年整编后，从各方面选拔了有专长的知识分子担任科长或局长；在医药卫生事业中，各医院、医校、疗养院、制药厂等单位，也分别选拔具有专长和在国内外享有名望的医师专家担任领导。还有一批工作技术人员，多数是非党同志，他们在抗战爆发后，陆续来到陕甘宁边区。为了充分发挥这部分同志的才能和积极性，党中央还专门制定了尊重和团结非党干部的政策。因而使大批非党同志在各自的岗位上开创了边区建设的新局面，做出了出色的成绩。毛泽东曾在这段时期发起组织成立了以艾思奇牵头的“延安新哲学会”和以范文澜牵头的“中国历史研究会”。此外，陕甘宁边区还成立过“国防科学社”、“自然科学研究会”等科学文化团体，让知识分子有广阔的施展才华的天地。
(四)生活上关怀、优待知识分子。抗战时期，尤其是1941-1942年，边区的财政经济处在极端困难时期，但边区政府在物质生活上尽可能给知识分子以照顾。1942年5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和边区政府分别拟定了《文化技术干部待遇条例》、《技术人员待遇标准》,边区政府成立了技术干部资格审查委员会，负责技术干部类别的审查工作。《文化技术干部待遇条例》中,文化技术干部按其实际工作能力、现任职务、服务年限等分为甲、乙、丙三类。甲类每人每月发给津贴费15元到30元，伙食标准按小灶供应，住宿可单独一人住宿，衣服每年发给特制单衣、棉衣各一套，勤务员及马匹以尽量便利工作为原则。建设厅技术干部生活待遇,经边区政府第19次政务会通过执行，将本系统技术干部分为四级。一级，凡专门学校毕业,并在所学专门技术工作中服务5年以上，有7年以上专门技术经验,并自修专门技术理论相当于以上程度者,每月津贴95至100元，每年发给单衣两套，衬衣一套，被褥各维持一床，可独住一室，出差应有牲口驮行李，书报人手一份。从以上规定来看,当时一般技术人员的待遇均高于党政机关干部，边区政府对知识分子的生活是十分优待的。
(五)大力培养知识分子。为了造就更多更好的知识分子，以适应革命事业的需要，党克服了种种困难，先后在边区创办了20多所各种类型的干部学校、中等专业学校和短训班。其中主要有:中共中央党校、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马列学院、鲁迅艺术学院、陕北公学、中国医科大学、中国女子大学、自然科学院、延安大学、行政学院、军事学院、民族学院、安吴青年训练班、泽东青年干部学校、职工学校、边区医药学校、农业学校、纺织学校、通讯学校、俄语学校等。这些学校，为党、政、军及其它行业培养了大批有觉悟、有知识、有能力的干部。
为了造就一批革命的知识分子，党提倡并促进知识分子工农化和工农干部知识化。1939年毛泽东在《青年运动的方向》一文中，号召知识分子实行和工农群众相结合，做一个革命的知识分子。为了贯彻党中央这一指示精神，同年底边区党委在《关于吸收知识分子的指示》中指出:“知识分子和农民干部绝不是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而是应该在工作中生活中来交换自己所有的工作经验，逐渐在生活习惯上打成一片。”“工农干部和知识分子，应该互相交换工作经验，互相帮助理论与实际的学习，提高理论的文化的实际工作的水准，总之，知识分子工农群众化，农民干部知识分子化。”为了使工农干部知识化，边区政府抽调大批工农干部到职业学校学习，并把成绩优秀的工人培养成为工程师。在党的号召下，边区广大的知识分子纷纷接近和深入工农群众，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逐渐锻炼成为革命化、工农化的知识分子。而边区广大的工农干部也积极地学文化、学科学技术，一支有文化的工农大军逐渐在形成与壮大。
二、知识分子政策的影响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党和政府贯彻执行了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极大地调动了知识分子献身革命事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涌向边区、加入到革命队伍中来，促进了边区各项事业的蓬勃发展。
(一)吸引了大批知识分子涌向边区
陕甘宁边区的知识分子政策及其在具体实践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对知识分子无微不至的关怀，吸引了大批知识分子、华侨知识青年涌向边区。正如《解放日报》社论所言:当着“大后方文化界人士不能安于工作,甚至于不能生活”的情况下，“在边区，特别是延安，却聚集了很多全国有名的艺术家、理论家、科学家以及大批的知识分子，学术研究空气一天比一天高涨。”[5]就具体数字来看，“在延安的新知识分子中，中直机关和军队系统，共约4万人，大多数是1937、1938年进来的。”[6]可见抗战初期陕甘宁边区的知识分子政策是成功的，延安成为革命圣地也不是偶然的。时任军委卫生部长的饶正锡回忆：“1938年到1940年,新参加八路军的卫生干部，就陕甘宁边区而言,使卫生技术干部约计增加了30%。以职别来区分，医生占53.4%，护士占40%，制药技师占6.6%。以国别来区分，本国占90%，朝鲜、加拿大、印度、美国、德国各占2%。这些新的技术干部，都毕业于国内外专门学校，有着丰富的医学知识和工作经验。”[7]素有“巴黎回来的女绅士”之称的陈学昭之奔赴延安最能体现边区知识分子政策的吸引力。“她是标准的名门出身的小姐，而又是经过沙龙空气陶冶出来的作家，她最后选择了延安这一条路”，在当时让很多人大跌眼镜[8]。甚至连华北大汉奸王克敏的侄女也千里迢迢奔赴延安。
“当时在陕甘宁边区工作的有化学家恽子强、医学家傅连璋、无线电专家李强、机械工程师沈鸿、化学家钱志道、地质学家汪鹏、农业技师唐川、玻璃工程师林华、石油工程师陈振夏等。”[9]另据付乃时回忆，比这个数字还要多一些。截至1940年，当时先后来到延安的科学家和科技人员有长沈鸿、钱志道、赵一峰、陈康白、屈伯传、徐驰、聂春荣、吴衡、武可久、李强、恽子强、乐天宇、陈凌风、唐川、李世俊、阎沛霖、孙鸿儒、康迪、林山、李苏、林华、孙德山、杨作材、董文立、华寿俊、张朝俊、黎雪、谌亚选、向明、朱明凯、方粹农、郑重、奚康敏等[10]，还有一批医学界、工业界的外国友好人士和华侨。
（二）促进了边区工业建设的发展
由于边区党和政府实行了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采取了尊重、信任、关怀、重用等方针，知识分子尤其是外来的技术人才埋头苦干，在边区首创了几个工业部门，在工作中勇于创新，革新了工业技术，提高了生产效率，为边区带来了先进的管理经验,使边区从头开始的工业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绩。抗战胜利前夕，边区形成了自己的工业体系,几年之内，建立起了纺织、造纸、兵工、机器制造、炼铁、制革、被服、火柴、肥皂、玻璃、制鞋及基本化学工业等80多个国营工厂。1940年边区只有700多名产业工人，1942年发展到4000人，1944年发展到12000人。产品包括马兰纸、火柴、钢铁、原煤、服装、鞋袜、食盐等必需品，这为打破敌人的封锁，坚持抗战奠定了物质基础。当时有人描写知识分子之于延安“好似基督徒之于耶路撒冷,回教徒之于默加”,“倘全国如此,我相信这个民族一定像飞机一样,在五十年工夫克服五千年的一切落后。”[11]
（三）提高了边区医疗卫生事业的水平
在延安中央医院工作的毕道文大夫，是在中共知识分子政策的影响下，回国参加抗战的一个华侨代表。毕道文医术高明，不但擅长内科，而且对妇产科亦有相当的造诣。有几位不生育的农妇,经过毕大夫的治疗，居然受孕生下了胖娃娃。在几十年前的解放区，能治不孕不育这种疑难杂症，简直是奇迹，毕道文成了边区百姓心目中的“送子观音”。延安东区中央印刷厂医生阮雪花和白浪,自1943年后半年起至1944年春给群众治病977人，得到边区政府奖励，分别被授予“面向群众”和“治病救人”的牌匾。中医李常春任延安保健药社社长时，竭尽全力为群众服务，不分早晚寒暑或节假日，有患者求治，从不托词推诿。他诊疗细心，医术高明，仅据1944年1月至4月统计，经他诊治的患者有1600多人。他为群众节约30余万元，被边区政府誉为“模范中医”。延安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医生徐根竹，治疗陕北地方病“吐黄水病”很拿手，效果显著，使患者重获健康，极受百姓爱戴，被边区政府命名为“模范医生”。这些边区医务工作者积极投身于卫生事业，努力工作，刻苦钻研业务，提高了边区医疗卫生事业的水平，是广大知识分子全心全意献身边区建设的真实写照。
三、知识分子政策的现实意义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党和政府对知识分子的工作取得了成功的经验。回顾历史，总结经验，对我们做好新时期知识分子工作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一，建设一支高素质的知识分子队伍
目前，我国的知识分子队伍数量和整体水平，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还有很大的差距，加速培养和建设一支高素质的知识分子队伍成为一项十分紧迫的战略任务。要吸收陕甘宁边区知识分子工作的成功经验，营造生动、活跃、民主的学术氛围，鼓励探索和创新，给广大知识分子施展才华的宽广舞台，帮助他们提高自身素质，成为德才兼备、品学兼优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者。
首先，要着力培养和大胆使用青年人才。我国拥有一大批德高望重的老科学家、老科技工作者，他们为我国的革命和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永远值得我们尊重和爱戴。随着时代的前进，一大批青年人才迅速成长，这是科技创新的希望所在。世界科技发展的一些重大突破，往往是由年轻人提出来的。因此，我们要大力培养、任用年青人才，让他们充分施展才华，勇于创新。
其次，要建立和完善有利于知识分子发挥聪明才智的体制。要加大对人才的投入，建立一套培养人才、稳住人才、吸引人才的激励机制。
第二，在知识分子政策问题上一定要走法律化、制度化的道路
法律化、制度化建设是民主政治建设的基本内容，也是新时期处理知识分子问题的一个重要途径。在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曾先后公布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文化技术干部待遇条例》、《技术人员待遇标准》等，初步把知识分子问题纳入制度建设的轨道，其经验值得称道。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有关文化、教育、科技等方面的立法工作进展神速，极大地保障了我国文化教育科技事业的发展，但强制力还远远不够，特别是有关知识分子的专门立法甚感缺乏。
第三，大力发展教育科技和文化事业，为知识分子才能的发挥提供良好的客观环境
知识分子是促进文化教育科技事业发展的主力军，没有大量的高素质的知识分子，文化教育科技事业的建设与发展就是一句空话。文化教育科技事业的大发展，不仅能提高全民族的道德和文化素质，促进知识分子队伍的壮大，而且能在全社会范围内形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社会氛围，为知识分子尤其是高级知识分子才能的发挥提供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
注释：
[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641.
[2]张闻天.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A].张闻天文集[C].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57.
[3]陆定一.大量吸收与正确对待专门家[N].解放日报，1942—1—21.
[4]中共中央书记处.六大以来（下）[C].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30.
[5]奖励自由研究[N].解放日报，1941-6-7
[6]党校教育史研究组.延安中央党校的审干工作[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73.
[7]饶正锡.军委卫生部在陕北[M].北京：战士出版社，1983：202.
[8]赵超构.延安一月[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1992：143.
[9]王鸿生.中国历史中的技术与科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1：285.
[10]付乃时.回忆延安自然科学院[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367.
[11]何思敏.论抗大[J].抗大动态[M].动员社出版，1938:508.
【刊发在《华章》2010年第10期】
孙德山副部长和八路军老战友在陕西延安毛泽东主席故居前摄影留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