狗吧贴吧:抗战之初的川军形象

作者：黄辛建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全国迅速掀起了抗日救亡的浪潮，各界人士积极呼吁全民抗战。次日，中共中央就向全国发出：“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的通电。大敌当前，南京国民政府的爱国将领也热情高涨，纷纷请缨杀敌。深居祖国内陆的川军将领就是其中之一。
　　事变爆发之时，川康整军会议正在重庆召开，参加会议的川军将领听闻事件的发生，无一不表愤慨，纷纷要求率部出征。在全国人民的声援下，他们的爱国愿望很快得以实现。1937年9月1日，川军就迅速分批奔赴抗日前线，在8年抗战中写下了辉煌的篇章。可鲜为人知的是，川军在抗战之初一直为人所轻。1937年，一位美国观察家对出川抗战时的川军有这样一段描述：
　　这种景象真是有趣极了，叫人看得发呆，令人捧腹。他们沿着马路，通过郊区，成群结队，毫无秩序，有的穿着军装，戴着军帽，其余的服装则随心所欲，任意穿戴。但每个人都带着旧式雨伞、茶壶、电筒、毛巾、蔬菜和备用草鞋。这些东西或挂在肩膀上，或者用绳子拴在身上。许多扛枪的人，都把用布包裹着的私人财物吊在枪杆上，那种模样令人联想起迪克·惠廷顿。那些能够乘滑竿或者坐黄包车的，以及那些蓄养禽兽的人，荷着鸟笼，抱着猴子，或是用绳子牵着狗走。
　　我明白，像这种吹吹打打的喜剧般的中国队伍，现在只有在传奇故事中才有了。[1]
　　可以说，当时的外国人对川军大都有这样一个印象：“人所共知，川军是中国军队中最糟的。”[2]
　　在南京中央政府的眼中，川军形象也好不了多少。蒋介石历来非常厌恶川军。1935年8月的峨眉训练团时，他就在一次讲话中愤慨地直斥川军的丑恶：“我从成都乘车到峨眉，在途中遇到某些军官坐滑竿从我车旁经过，仰卧倨傲，毫无革命军人之仪态，形象甚为难看，可见毫无教育。”[3]抗战初期，他也一度认为川军只适合在四川称王称霸。[4]陈诚，历任“剿共”各路总指挥，历来以严于治军著称，也曾声色俱厉地训斥川军：“连外国人都知道，四川军队素质之差，国内外有名，同中国优秀的部队相比，相差甚远！”[5]何应钦在1937年7月6日川康整军会议开幕式上则公开称川军的“质量难于充实”，“有急需提前整理之必要”。[6]抗战之初身为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的程潜本与川军交情非浅，但听说要将川军调到他的战区，也连连拒绝到：“阎老西都不要，你们要送给我？我不要这种烂部队！”[7]
　　川军在同为旁系杂牌部队的其他地方实力派的心目中又是怎样的形象呢？当川军邓锡侯部千里迢迢来到第二战区参加山西保卫战时，身为第二战区司令长官的山西王阎锡山就讽刺川军不但“武器不好，作战不力，是不会打仗的叫花子部队”[8]，还是“抗日不足，扰民有余的土匪军”，乃电请统帅部将川军他调。[9]抗战初期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的李宗仁也认为：“川军习气较坏，官长均视物质享受为当然，不能与士卒共甘苦，各将领间，因为省内长期互战的结果，彼此均积不相能。”[10]
　　民众对川军的评价同样非常低。20世纪30年代中期有人就撰文对这支“双枪军”（鸦片烟枪加老套筒）进行了评价，称他们有“三多”，说“川军一些部队之中，老婆比军官多，军官比士兵多，士兵比枪杆多！”[11]更有人认为川军“技艺太低劣，不敢对外献丑，只能在家里随便胡编一气，冒充能手，骗骗自己人罢了”[12]。
　　可见，抗战之初各界对川军认可程度极低。为何处于抗战之初的川军会得到如此低的评价呢？
　　第一，长期的军阀混战是导致川军形象差的根本原因。
　　辛亥革命之后随着袁世凯的复辟，中国又陷入四分五裂的军阀割据和混战局面。在四川，各派势力也乘机而起，扩充武装，争夺地盘，割据一方，进行了长达二十余年的军阀割据和混战。这期间，川军为各派系军阀所掌控，境内大小军阀拥兵自重，互不统属，常年忙于相互间的争斗。为了巩固乃至扩大自己的防区，军阀在各自的防区内横征暴敛，疯狂聚敛财富，中饱私囊和扩充军队。这一切，使得原本就很薄弱的四川工业，横遭摧残，商路阻隔，百业萧条。而素有“天府之国”之称的四川农业，也在军阀的反复蹂躏之下，一度走向崩溃，到20世纪30年代初期，“四川农村崩溃已为铁的事实，而崩溃之程度，且较中国之任何省份为尤甚”。[13]四川的农业、工业和商业走向极度萧条乃至崩溃的同时，川中各派的军队却急剧扩大，军费也飞速增长。军队从民国初年的1万人，扩大到1932年的近60万人；军费则由610万元增至近亿元。[14]军阀间的不断战争和无尽的掠夺，给四川的社会经济和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极大的破坏。
　　二十多年间四川军阀多次的兼并战争都是掠夺性、非正义性、分裂性的战争，是四川全面萧条的根源，这也从根本上主导了抗战初期各界人士对川军总体的评价。
　　第二，“围剿红军”的惨败是导致川军形象不好的近因。
　　1932年12月，正当“二刘战争”激战正酣之时，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乘虚由陕西进入四川，迅疾解放通江、南江、巴中地区，并于次年2月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面对红军的突然降临，四川军阀田颂尧集合38个团共近4万人的兵力对川陕革命根据地发动了三路围攻。这次围攻历时4个月，最后以田的惨败而告终，其军队损失过半。此后，红四方面军又相继发动了三次战役，几乎全歼刘存厚部，重创杨森和田颂尧的军队，缴获大量武器弹药、物资。川陕革命根据地随后成为仅次于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全国第二大苏区。同时，贺龙率领的红二军团也歼灭了部分川军，建立了川黔边游击区，与川陕革命根据地形成呼应之势，并于1933年10月会合。
　　红军在四川的迅速发展壮大，引起了四川军阀的恐慌。刘湘在击败刘文辉后，于1933年10月4日正式就任“剿匪总司令”，调集111个团，共约二十万兵力，分兵六路对川陕革命根据地展开围攻。双方的围攻与反围攻历时10个月，红军最终取得彻底胜利，大败川军。随后，中央红军也因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开始长征并进入四川。惨败之后的川军，在后来围追堵截红军时就只敷衍了事，而未再认真围剿。
　　工农红军驻留四川，在当时成了川军实力的试金石。测试结果是川军损兵折将，溃不成军，刘存厚、罗泽洲的部队几乎全部被消灭，田颂尧屡遭重创，其他军阀也元气大伤。川军在红军面前的完败，成为川军素质低下、形象不佳的直接表现。
　　第三，出川抗战准备不充分，也是川军形象受损的重要因素。
　　参加抗战，四川最初拟订抽调14个师，并限定必须在8月底前开拔，但最终推迟到9月1日才正式出发；又由于后勤供给毫无保障，在行军过程中发生了一些违反军纪的情况。这成为战前川军形象不佳的又一表现。
　　1935年2月10日，在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支持下，刘湘主政的四川省政府正式成立，结束了四川长达二十多年的军阀割据状态。新的省政府成立之后，由于在围追堵截红军中川军屡次失利，蒋介石“深感川军虽然队伍庞大，但战斗力很低，实有对川军进行裁军整编之必要”[15]，并且他也希望通过整军促使川军国家化，将四川军队纳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统一指挥之下。为此，抗战之前的川军一共进行了2次整编，分别是1935年8月开始的第一次整编和1937年七七事变前后进行的第二次整编。七七事变爆发时的川军第2次整军原定于8月15日结束；虽然加紧进行但直到8月下旬才得以完成，直接推迟了川军奔赴前线的计划。
　　出征费用上，与其他省份不同，川军出川抗战的经费来源多由自筹——这在当时四川遇到1936—1937年这种罕有的大灾荒和屡经战争蹂躏的前提下，就显得异常困难。[16]出征之时，几十万川军“士兵们没有水壶，每人背一个竹筒筒；没有背包，每人背一个竹夹背”[17]。很多人还为家人留下遗嘱。他们身穿破旧的军衣、短裤、草鞋，手握“老套筒”步枪，背着大刀、斗笠、背包……第一纵队沿川陕公路北上，第二纵队顺长江东下出夔门。[18]多数部队系步行，远道跋涉，沿途又没有补给兵站，只有就地购粮和补给枪支弹药，导致违纪事件时有发生。初入山西之时，太原已经失守，川军就曾在“慌乱之中，沿途遇有晋军的军械库，便破门而入，擅自补给”[19]。
　　不过，川军在抗战之初多受指摘的情况随着川军在抗战中的英勇作战而迅速得到根本改变，就连一向看不起中国军队的日军也称四川军队为：“国军旁系的有力部队。”[20]经过8年抗战，川军彻底改变了自己在世人心中的形象，“较国内任何部分军队亦无愧色”[21]。
　　
　　注释：
　　[1]格雷厄姆·佩克：《穿过中国墙》，转引自[美]罗伯特A·柯白著，殷钟崃、李惟健译《四川军阀与国民政府》第147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
　　[2]卡尔赫：《中国军队》，转引自上书第31页。
　　[3][5]郑光路：《川人大抗战》，第22页，第23页，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5月。
　　[4][7][9][10][19]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第532页，第531页，第531页，第532页，第531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12月。
　　[6]周开庆：《民国川事纪要》第16页，（台湾）四川文献出版社，1974年。
　　[8]周公辅：《界河之战》，四川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四川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合编《川军抗战亲历记》，第50页。
　　[11]费问津：《绥宣大陷及其收复》，《独立评论》1934年2月26日。
　　[12]周开庆：《民国四川史事三编》第85页，（台湾）四川文献研究社印行，1979年5月。
　　[13]吕登平：《四川农村经济》，第569页，商务印书馆，1936年。
　　[14][15]段渝：《抗战时期的四川》第4页，第147页，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8月。
　　[16]四川省档案馆：《川魂——四川抗战史料选编》第220-221页，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05年。
　　[17]郭汝瑰：《郭汝瑰回忆录》第126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
　　[18]《四川军阀史》第508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8月。
　　[20]何聘儒：《二十六师抗战纪要》，四川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四川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合编《川军抗战亲历记》第251-252页。
　　[21]龙藤：《李家钰将军事略》第152页，成都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成都文史资料选辑（10）》。
　　
　　作者：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成都）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