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州京城皮肤医院:试论绥远抗战对蒋介石内外政策的影响

绥远抗战，是1936年11——12月以傅作义领导的国民党35军为主的中国军队在绥远省东部、北部地区抗击日伪军侵略的著名战役，是继淞沪抗战、长城抗战以后中国军队在局部抗战时期又一次抗击日军侵略的著名战役。此次抗战，挫败了日军吞并绥远、建立“蒙古国”的狂妄计划，鼓舞了全国人民抗日士气，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进一步发展，成为卢沟桥抗战的先声。 傅作义，山西荣和县（今山西省临猗县）人，是著名的抗日爱国将领。“九一八”事变后，傅作义担任绥远省主席兼35军军长。当时蒋介石推行“不抵抗政策”，而主张使用外交的政策迫使日本停止对中国的侵略。结果反而助长了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步伐，而国民党的很多高级将领，面对日本的步步紧逼，却委曲求全，甚至不战而溃。比如：张学良丢失东北、汤玉麟放弃热河等等。而相对于国民党的很多高级将领所不同的是，面对绥远危机，傅作义将军却显示了大义凛然的民族爱国气节，他多次主动请缨，要求给日伪军以应有的打击，并且他做了各方面积极的准备工作，使绥远抗战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在这里我们着重探讨一下。本人认为其影响主要表现在对内和对外两个方面。一、绥远抗战对内削弱了蒋介石“剿共”的力度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1932年的“一二八”、1933年的热河失守、长城抗战等等这些中国的局部抗日战争的结果我们可以看到几乎无例外的都是以中方的失败而告结束，失败的主要原因还要归咎于南京国民政府所采取的“不抵抗”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国策。蒋介石采取这些措施的理由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他认为日本的综合国力比中国要强大，使得中国根本没有办法同日本抗衡；第二、共产党的发展壮大使他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惧；第三、依靠“国际联盟”以公理对强权，谴责日本从中国撤兵。鉴于此，蒋介石一直把共产党红军及其根据地当作自己最大的攻击目标。他先后发动了五次对红军及其共产党根据地的“围剿”战争，最后迫使红军实行战略转移，长征到达了陕北。为了彻底消灭红军，蒋介石派张学良率领东北军、杨虎城率领十七路军集结在西安附近和红军作战，企图再一次消灭红军。1936年9月底，两广事变一结束，蒋介石便准备大规模地进行重新剿共战争。他马不停蹄匆匆调中央军北上，到12月初，到达前线的军队共有二百六十个团，兵力应在三十万上下。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绥远抗战的胜利使得蒋介石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地步。他非常不满意绥远抗战的是傅作义此次战争的胜利为他的剿共战争制造了空前的麻烦：绥远战争滞缓了新的剿共战争的进行和发动。主要两支剿共部队将近十三万的东北军、四万人的西北军已经在暗地里同红军达成停战协定，张学良、杨虎城还打着支援绥远抗战的旗帜，到十月底撤下了除洛川一带以外所有的同红军的防线。与此同时蒋介石也面临着指挥乏术的危机：在宁夏、甘肃，马鸿逵部在与红军西路军作战过程中，双方都伤亡惨重。因此，真正能和红军作战的只有中央军的十多万人。而蒋介石迫于局势派往西北的汤恩伯的第十三军（两师长为王万龄、王仲廉）、门炳岳的骑七师，外加独立旅七旅，这些部队人数大约在两万人上下，只占能作战部队的五分之一左右。同时，因为傅作义的绥远部队东调抗日，伊盟、河套一带门户洞开，这使得蒋介石不得不派嫡系关麟征部前往接防，以防被红军北出蒙古和苏联，这在无形中又分散了兵力。果不其然，11月22日，红军在山城堡围住胡宗南一个旅，而近在咫尺的东北军却作壁上观，致使该旅被红军全歼。远望在平地泉的汤、门两军却远水不解近渴，蒋介石追悔莫及，却无可奈何。绥远抗战对剿共战争的影响不仅仅单纯是蒋军人数上的削减，更重要的是，在绥军与日伪军拼死血战之时，硬要其他部队进行剿共，会使整个剿共大军人心涣散。门炳岳的骑兵第七师暂属张学良管辖，在剿共战争中一向畏缩不前，但是一朝赴绥，士气陡然高涨，在冰天雪地里日夜兼程，提前从杀虎口入关。绥远抗战打乱了蒋介石的军事计划，等他于12月上旬在西安再度召开剿共会议，重新部署兵力时，张学良、杨虎城已经开始行动，对他实行了“兵谏”，使他的剿共计划竟成了泡影。二、绥远抗战对外促使中日谈判破裂从1935年11月末以来，中日双方代表陆续进行了多次会谈。1936年9月，日本政府提出由张群和川樾举行正式会谈，一揽子全面解决双方在过去遗留下来的全部问题。日本方面在谈判中始终坚持“中日共同防共”等六项条件。而在最初谈判中，张群也提出了“取消塘沽、何梅协定”的六项反面要求。由于日方态度强硬，并在暗中唆使日伪军在绥东、丰台等地不断闹事，更因为三大红军主力会师陕北，蒋介石急于抽身剿共，因此，国民党政府的态度表现出了软弱和妥协。十月八日，从庐山回到南京的蒋介石接见了川樾，川樾要求蒋介石，“承认日本提案为调整邦交的根本大纲，再和张群就细节进行协商”。蒋介石当下表示，“要以十分的诚意和日本方面对话”。 从此后，双方的谈判开始取得进展，中国方面在做出了很大的让步之后，到十一月十日的第七轮谈判时，日本方面称，“中国的妥协案大致明确了”。 张群代表的国民党政府同日本方面谈判时，作出了以下方面的让步。首先是关于反对国共合作的问题，“全部的虽未能达成协议，然关于某一点，亦有意见一致者”。 其次，在华北特殊化问题上，“中日双方协力速谋开发经济之原则，已有头绪”。其他悬案事项，“除中日航空联络问题，尚有多少问题外，其他如招聘日本顾问，取缔不法朝鲜人，低减关税等，不仅意见一致，关于事件之解决，南京政府大体容纳日本之要求。” 由此可见，这是一次甚于接受二十一条的大出卖，他默认了日本武装侵略中国领土的合法化（在华北，政治合作尚待商谈），加上承认其他条件，中国领土将被割除六分之一（虽然事实上已经被日军所占领），国家主权将丧失殆尽。国民党政府不仅在谈判中，而且在实际行动中做出了姿态：它打算重开成都事件所牵扯的成都总领事馆。11月17日，在蒋介石政府派代表参加的情况下，“中日合办”的航空机关惠通公司举行了开幕典礼。众所周知，无论在国内还是国际，历史上都是以战争的胜负来决定谈判的主动与被动。以前《淞沪停战协定》和《塘沽协定》就是在这种背景下签订的。这次也不例外，但是这次不同的是，中国取得了胜利，这就增加了中日谈判中中国方面的筹码。当时很多人就认为，“目前的中日交涉，一面要看我们的态度，一面要看绥远的战果。” 在国民党政府妥协逆流猖獗之时，傅作义能力挽狂澜，以绥远抗战的辉煌胜利为砝码给蒋介石集团敲响了警钟。一方面，它使南京政府的军政要员认识到：用日本武装装备的日伪军未必就不可能被战胜；抗日救国的军心民心未必可侮，倘若继续卖国可能会失去民心而被要求抗日的浪潮所吞没；更主要的一方面是，日本对绥远新的侵略行动惊破了蒋介石想用多出卖些主权，来换取较长时间苟安的迷梦，使他不得不重新考虑在谈判中已经承诺过的条件而最终毅然停止了张、川一级的谈判，坚持在绥远战事结束前，不愿再进行外交谈判。这时恰逢百灵庙大捷的消息传来，国民党政府当即派外交部秘书段茂澜前往绥东实地收集日本卷入绥远战争的证据，11月3日，段茂澜回到南京，对所获材料经过整理后，应中方之邀，12月3日，中日双方进行了第八轮会谈。在此次会谈中，张群一改常态，不仅矢口否认了过去谈判中双方已经达成的协议，称：“备忘录有说而未录者，有未说而录者”。 并且以外交部声明的方式再次抗议日本侵略绥远和在山东青岛登陆的事件。面对日本的强硬态度和无理要求，张群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关于取消上海、塘沽两个停战协定，取消冀东伪组织，停止走私并不得干涉中国的缉私，停止不法飞行，取消冀东伪军等五条关于调整邦交的希望条款。双方各持己见，遂不欢而散。事后，日本外务省发表声明书，在陈述了中日谈判数月中已经取得的进展情况后，又痛惜地说，“然南京政府，因适发生绥东问题，借为口实，谓此事如不解决，难使南京交涉成立。” 表示否认既往谈话之态度。“对川樾大使之屡次申请，张部长且又避不晤面之意，因此川樾大使，认借与南京政府无关系之时（指绥远抗战）使交涉迁延，徒使事态亦趋纠纷而已-------”。 十二月四日，国民党政府也训令行政院，“无论任何原因与各省长官签订之协定，中央不能承认其发生效力”。 蒋介石的态度的突然转变，激怒了日本，12月5日，日本政府首脑举行联席会议，决定“支持驻华官宪，迫使中国方面就张川谈判中达成的协议以文字形式签字。”日本还恫吓，“倘国民政府仍不认可，应断然中止交涉，并讲求适切的自卫态度”。 1936年12月3日，以中日政府间自“九一八”以后唯一的一次、长达一年之久的谈判完全破裂而载入史册。蒋介石以日本人参与绥战为借口，断然采取了导致谈判破裂的行动，并一口否认了自己已执行了数年的“塘沽”、“何梅”、“秦土”等卖国协定的合法效力，这对于抗日救国的民族大业是有利的。当时日本外务省就哀叹：“绥远事件给在南京的川樾、张群会谈以极坏的影响”。英国政治家却兴高采烈地评论，“中国人吃耳光后不予赔笑脸，此为1931年后之第一次”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绥远抗战确实对当时蒋介石的内外政策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中日谈判破裂后,随着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国共双方实现了停战,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政府之间的矛盾再也无法以谈判方式解决了。中日两国都在拼命扩军备战，终于在1937年演变成为了全面战争。所以，中共中央当时就将这三件事情并列，说：“绥远局部抗战的胜利，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国民党三中全会的转机，都给了日本帝国主义以沉重打击。” ［作者简介］刘凤茹（1966-），女，河北南和县人，毕业于河北师院历史系，副教授，主要从事现当代史的研究工作。参考文献［1］王桧林．中国现代史参考资料［M］．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6 ［2］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傅作义生平［M］．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6 ［3］章伯丰．抗日战争［M］．四川大学出版社，1997,8 ［4］郭贵儒．中国现代政治史诸问题初探［M］．东方出版社，2001，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