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丰物流官网:胡林翼理财

从“胡林翼理财”说开去

胡林翼是晚清名臣之一，曾在贵州任过安顺、镇远、思南、黎平等地的知府。《清史稿》评价他：长于综核，干济冠时。他不仅知兵、识才，还善于理财。当他初任湖北巡抚时，湖北大半沦没于太平军，号令不出三十里,库储一空，百物荡然，然而胡林翼通过改漕章、通蜀盐、整榷务等手段，岁入四百多万两银子。更为惊奇的是胡林翼“以湖北瘠区养兵六万，月费至四十万之多”，而“商民不敝，吏治日懋”（《清史列传》，第3352页）。也就是说，胡林翼理财，并不是横征暴敛，搜括民财，相反是在萑苻遍地、兵连祸结之秋，通过苦心经营，将“糜烂众弃之鄂”变为“富强可宗之鄂”（《曾国藩全集·书信三》，第2239页）。
由此，我想到，各地要促进经济社会跨越发展如何才能“不差钱”。当前,我们正处在十二五规划开局的关键时期，加快发展，需要巨额的资金支持。如何不断破解难题加快科学发展，胡林翼理财的故事给了我们很好的启示。胡林翼理财紧紧抓住的是两条：
一是建章立制，清理积敝，杜绝中饱。当时，作为清代漕八省之一的湖北，漕粮的征收积弊尤重，各级官员层层勒索,中饱私囊,结果是“民力既不能堪”，而国家正供，“往往征收不足”。正如胡林翼所说：“维正之供，概归中饱，小民穷困，流亡逋逃”，于是他经上奏朝廷批准后，从建章立制入手，革除各级衙门漕规、房费、差费等陋规，以及由单、串票、样米、号钱等浮费，并减定漕务章程，一律改折征收，此举禁止了贪官污吏大量浮勒，又抵制了不法大户将田赋负担转嫁给小户，结果，仅漕粮一项，“计为民间减省一百四十余万串，为国帑实筹银四十二万余两”（《奏陈漕务章程办有成效疏》郑敦谨编《胡文忠公遗集·奏疏》卷三十，第8页）。此外，他还禁止其他苛捐杂税，清理市场积弊，整顿行规，严惩奸商，放宽商民经商的限制，为受灾地区蠲缓钱粮等，达到了增赋而“裕民力”之效。
二是整饬吏治，转变风气，选贤任能。胡林翼认为，理财先要得人，“不务察吏，则乱之源不清”，因而“每于理财之中,暗寓教民察吏之法”。他说：“国家之败，皆由官邪”，“台湾、西域、川、楚教匪，皆由官吏贪婪”，“民乱必由官贪”，“州县亲民之官，一吏胥之不能制，即不免于率兽以食人，尚何能与民众分忧耶？”因而对庸劣官吏，他总是毫不留情给予参劾。在湖北巡抚任上，劾参镇道府厅以下庸劣官员数十员。在整饬吏治的同时，他视延搅人才为急务，“无一时一事不以人才为念”。他认为，“国之需才，犹鱼之需水，草木之需土”，“得人者昌，失人者亡”，“得一正士，可抵十万金”。在用人上，他首先看重的是气节，“惟泊于仕宦与绿营旧习者，皆屏勿进。其人忠朴有志节，虽无巨绩，揄奖必逾其量”。在选人上，他认为：“天下无不可造之才，“人材以陶冶而成”，“要以衡材不拘一格”，当时的左宗棠、郭嵩焘、曾国藩、李鸿章、李续宾、李续宜、阎敬铭、罗遵殿、严树森、毛鸿裔、石清吉、王国大、邢高魁、佘吉昌、金国栋、卫荣光等，都曾受过他的举荐。正是由于他的选贤任能，使湖北吏治耳目一新，人才之胜，冠于全国。如他看重的阎敬铭，就是晚清著名的理财家。他所举荐的人，大多数后来也成了独当一面的人物。
反思胡林翼的这种做法，其实也不是他的独创，而是前有古人，后有来者。正如胡林翼所说，他是“法刘晏理财用士人”之语，而后来的湖广总督张之洞大办实业，抵御处侮，“所筹饷数甚巨，既不恃原有之库款，亦不责民间之所本无，大率取于中饱私规。”也是取法于胡林翼理财之法，“利民利国，独不利于中饱之蠹。”可见，正确用人理财，杜绝中饱，实在是一个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所在。
作为一名纪检监察干部，我常常在想，贪腐者所得到的部分其实是很少的，而给国家和人民造成的损失往往是无法估量的。杜绝贪污中饱的意义，挽回直接经济损失倒还是次要的，更重要的是顺民心，得民意，为经济社会发展去除桎梏，促进生产力的活跃。刘晏理财思想的核心就是以“养民为先”，这个道理很深刻的。
实际上，用人与理财，是治国理政的不二法门。任何一个积极有为的执政者都必须在这上面作认真思考，在这两个问题上处理得如何，往往标志着施政者的能力和水平。而施政者本身的清廉与否，则直接决定着用人理财的成效。我想，各级领导干部都应该读一读胡林翼理财的事迹，从中汲取经验教训，对更好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不无裨益。（张荣鑫）

“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吾言“民而购之”。

         可以确定，中国古代是没有经济这一词的，买卖是有的，但地位低下，被韩非子指为“五蠹”之一，到了清朝或许有点改观吧，但地位也并不是受尊敬的那个行列。自然，要谈中国古代人的理财观，那应该是相当的难，至少我个人历来这么认为。中国的古代国家收入很简单：土地税和人头税，到明清才重视起来交易税，成为国库的重要来源。所以谈中国古代人的理财观，只能谈个人的赚钱方法，才能略来统统这个理财观——说白了就是如何钱生钱和如何花最少的买到最多的或是最有效用的。        第一个要提的，当然是陶朱了，就是那个一直被认同为与范蠡一个人的赚钱高手。“忠以为国，智以保身，商以致富”，如果陶朱的确是范蠡，如果陶朱真的存在，如此评价自然不为过。谈财，必然要谈以何生财，否则何处去理？由名字看，陶朱当是脱不开烧陶这个行当，古人多以地、事或是做什么的来定姓，并以母族之姓以延续宗族，据说是为了避免近亲结婚。这么看，说陶朱是制陶的，当有可信。而小陶烧陶，应该是比较会用心，所以烧出来的东西比别人的经用，销路也就大好，想必也有薄利多销的方法，完成了原始积累，想来也就扩大经营，最终成为了商贾大家，而以当时的社会生产力，以及他教育儿孙的方法，其理财想必不出“积少成多，积腋成裘”而已，也就是多赚钱，少花钱，财聚之。所谓“治产积居”，并以教子孙守业，所谓“善治生者，能择人而任时”，以经营之道而理财。        第二个应该说说吕不韦。“来往贩贱卖贵”，一语即中其理财观——搞投机，赚差价，得巨资而再如此往复。与赢异人之交，正是其理财观的体现，“此奇货可居”，道出了千百年来中国人的政治经济观——搏政治是以小得大，权钱交易当始于吕不韦。其他毋庸言矣。        第三个要说的应该是一个阶层，也就是豪族。自汉以降，以商敛财而显，却不能进贵族之阶，成为豪族兴起的主要动因，出生没有贵族的因子，就是穿上龙袍，也没人认他是皇上不是。田余庆以“王与马共天下”将这个问题分析得十分透彻，不用俺无知小子多费键盘，说什么劳什子富甲天下的作古人物。只要想想我们常说的“土豪劣绅”，就知道这些人的成分，只是关于他们对社会发展的贡献如何评价，我想还要按历史的观点而不是阶级的观点来评价。明人钱士升说：凡富家必有庄田，有庄田必有佃户，佃户力田完租，以便富家办纳粮税，而因收其余以养人口。至于穑事方兴，青苗不接之际，则富家每出母钱以贷之，而商贾之拥厚资者亦以质库应民之急。且富家之用物也宏，凡养生、送死、宾客、游观之费，百工力役皆仰给焉，则是富家者固穷民衣食之源也。（《定人心消乱萌疏》，载光绪《重修嘉善县志》卷31奏疏，光绪十八年刊本。）可见这个豪族阶层，以拥有田地为主要的收入来源，以依附的农户为劳力资本，理财观念不外乎“人多力量大”，保住固定资产就是拿稳了聚宝盆。       第四个可以说说清以来的晋、徽二商，这是默默利用地缘的相对优势，最终发展成绝对优势，成就了富裕之家的生活，让家族的力量不再只是江南之地所独有。关于他们的故事，现在看来是显学，就是百度的李彦宏最终也逃不出要承认他有晋商的“遗风”，我不知道对他的这种自认是来自遗传还是产生遗笑。所以我不必说什么，但他们的理财观念，不外乎“以信立人”“勤俭持家”，看准时机，一把投下，保持经营规模与祖训（第一代发财人的言行），只要孩子不败家，就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