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平南地王国际查封:第七篇：一个人与一座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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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是幸运之神的一次眷顾，一条卢汉铁路引来的那位“冬常抱冰，夏还握火”的晚清“探花”，坐镇十八载，励精图治：开风气、推新政、办实业、兴教育，终艰难玉成，让一个地处堂奥的封建镇邑一跃成为“驾乎津门、直追沪上”的近代大都会。用一支儒雅之笔写下了武汉近代史上最为辉煌的一页。

时至今天，每当人们徜徉于张公堤，寻迹于抱冰堂，遥想昔年三镇盛况之际，都禁不住勾起对那位“抱冰老人”的绵绵思念：是他，实业兴邦，让中国的重工业之梦不再遥远；是他，点石成金，让武汉后来居上，超越广州、驾乎津门、直追沪上，在武汉近代史册上添写浓墨重彩的一笔。
这是一段“一个人与一座城”的诗史：张之洞创造了武汉，武汉也造就了张之洞，让这位“抱冰老人”功成名遂。
清末洋务重臣
张之洞（1837—1909年），直隶（今河北）南皮人，字香涛，晚年自号“抱冰老人”。少有大略，务博览为词章，记诵绝人。年十六，举乡试第一。同治二年（1863）进士，廷试对策不循常式，以一甲三名（探花）授编修。曾官至湖北学政、山西巡抚、两广总督、内阁大学士、军机大臣。光绪十五年（1889），因督办卢汉铁路，调任湖广总督。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世纪之交，张之洞坐镇武汉大舞台，导演出一幕又一幕“事新政、兴实业、办文教、练新军”的精彩好戏。
张之洞督鄂前，官宦生涯与人生经历已由“词臣”而膺“封疆”，取向亦由“清流”变“洋务”。
19世纪80年代初，张之洞在抚晋之际发布宣言：“盖闻经国以自强为本，自强以储才为先，方今万国盟聘，事变日多，洋务最为当务之急。”他还宣称要“查中外交涉事宜，以商务为体，以兵战为用”，自此始洞察西方“政令、学术”。
两广总督任上，一场中法之战，驱使张之洞更笃信图自强、挽利权，着手建铁厂、枪炮厂，筹建广东海军，创办水陆师学堂。
广州开埠最早，又毗邻港澳，事洋务新政，适逢其时。假如不是那条卢汉铁路，张之洞可能会功成名就于广州。似乎是历史的天平偏向武汉，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后，继任两广总督李瀚章无兴趣于办厂，李鸿章也希望乃兄勿多事，认为张“抑扬铺张”、“大言无实”，料定“恐难交卷，终要泻底”。张之洞则顺水推舟，趁机将拟在广州建厂之机器调至武汉。于是乎，本属广州之良机因一偶然而青垂武汉，继而形成近代武汉超越广州之格局。继上海、天津之后，又一洋务基地与近代工商文教大都会崛起于中原大地。
甲午战争以中国惨败告终，张之洞即给清廷呈上一道《吁请修备储才折》，谏言有九：编练陆军、重建海军、修筑铁路、设枪炮厂、广开学堂、速讲商务、讲求工政、派员出国考察、预备巡幸之所。此折乃其新政总纲。
所谓新政，即践行洋务。张之洞1889年发表之《劝学篇》，力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系统诠释“中体西用”理念。《劝学篇》触摸国政时弊之脉，兼容新旧，稳健明达，又与时俱进，大声疾呼：“西学之中，西艺非要，西政最要”，“政尤急于艺”，实乃洋务之思想蓝图。
19世纪末，清政府民贫国弱，处处“落后挨打”，面临丧权灭国之境地。忧心如焚的张之洞，殚精竭虑主持“振兴洋务”之新政，提出“工本商末”、“引进外资”及“借商助官”等一系列主张。之后，便出现近代中国著名的“江楚会奏三折”：
八国联军进逼京津之际，张之洞与两江总督刘坤一、两广总督李鸿章联络东南各省督抚，与外国驻沪领事订立《东南互保章程》九条；
1901年清廷宣布实行“新政”后，命张之洞以湖广总督兼参预政务大臣。张旋与刘坤一联衔上奏提出“兴学育才”四条，仿照日本学制拟定“癸卯学制”，即1903年修订颁布之《奏定学堂章程》，举国始推近代教育体制；
张之洞与刘坤一合奏之第三折名曰《遵旨筹议变法谨采用西法十一条折》，提出“广派官员出国考察，编练新军，改良农业，提倡工艺制造，制订矿业铁路商业交涉等法律，货币改用银元，征收印花税，推行邮政，多译各国书籍”新政之策。
第二折之除旧与第三折之布新，均审慎地遵循张之洞之“中体西用”理念。
“江楚会奏三折”，经一连串上谕，迅即向各地颁发推行，成为清末新政之纲领。
张之洞在湖广总督任上大兴之洋务新政，是中国近代化历程中惟一内容博杂的区域性新政。1889—1907年间，张之洞以他的睿智、胆识和人格魅力集聚出武汉崛起之人和，启动了武汉近代化之列车。
回眸近代中国洋务，无论是曾国藩、左宗棠，还是李鸿章、沈葆桢、刘坤一，虽先于张之洞操持洋务，可谓洋务先驱，但却无一出张之洞之右，他们或四处播种，或顾此失彼。惟有张之洞的洋务新政，全面铺开，四处开花，一以贯之，在奔向近代开放新政的遥迢路途中，留下一串串不可磨灭的足迹。“湖北新政”似乎具备某种超越省域之影响。
张之洞无疑是洋务运动的迟到者，但又是后来居上者，更是近代洋务运动的终结者。其洋务历程，萌发于山西，发端于广东，而收功于武汉。
20世纪60年代初，毛泽东曾说：“讲到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当年的日本首相伊滕博文曾评价张之洞是“中国最能办事之人”。孙中山先生也赞誉张之洞是“不言革命的大革命家”。后人曾有诗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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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洞督鄂之缘起，是因为那条卢汉铁路。这条今天看来并不显眼的普通之路，在清末朝野眼中，或许是一场“地动山摇”般的历史大变革。它不啻为一条新路，一条抽象的影影绰绰于人们脑海中的路，更是一条需要飞越天堑，翻过千重大山的艰难之路。路是路非，晚清朝野争论几十载，喋喋不休。
1864年，英国怡和洋行原股东斯蒂文，曾提出修筑以汉口为中心的清国四大铁路干线计划。动议一出，既遭西方政界冷遇，更为清廷所排斥。
1880年，直隶提督刘铭传上奏，请以北京为中心修建四条铁路。李鸿章亦上奏予以呼应，却旋即遭到朝野上下的猛烈抨击。
民生失计、地脉毁坏、扰乱成法……形形式式的迂腐陈见充斥于奏疏。连曾出任英国副使、坐过火车的刘锡鸿也强烈反对，而且铮铮有词。他在《罢议铁路折》中列举修铁路“势之不可行者八、无利者八、有害者九”，认为西洋的“技艺”与“政俗”配套，“火车实西洋利器”，西方有与之相适应的公司、法律、税收等经济、社会制度，因而能够运行自如，“断非中国所能仿行”。
由于“廷臣谏止者多”，清廷便“诏罢其议”。
大约于1887年，醇亲王奕譞奏请成立中国铁路公司。不久，李鸿章又上折奏请修筑津通铁路。这一动议又引起一批守旧官员群起相抵。他们不仅给李鸿章扣上一顶又一顶“资敌”、“扰民”、“夺民生计”之类的“帽子”，还怒视言修铁路者为“直欲破列祖列宗之成法以乱天下”的罪人。
面对争论，清廷于1889年2月下旨沿海、沿江各省督抚各抒己见，结果多数督抚持反对意见，仅少数观望者之态度模棱两可。时任两广总督的张之洞则奏请“缓建津通改修卢汉”。此一奏，却使修路之争从此尘埃落定。他在复奏中力陈，修筑铁路有利国计民生，铁路乃西方近百年来“驯至富强之一大端”，中国“自不得不采彼长技以为自强之助”。接着又从全局之视野，陈述修津通铁路，不如修卢汉铁路，“宜自京城之卢沟桥起，经行河南，达于湖北之汉口镇，此则铁路之枢纽，干路之始基，而中国大利之所萃也。”
他强调，卢汉铁路穿中国腹地而过，不近海口，无“资敌”之患；修铁路“以开通土货为急务”、“首在利民”，并无“夺民生计”之忧。
熟谙世故的张之洞，巧妙利用清末朝野各派嫌隙，其复奏带着浓厚调和色彩。在泄沓的晚清政坛，派系林立，倾轧趋烈。而无能的清廷决策中枢，往往将此等倾轧权作平衡政局、钳制派系之手段。
李鸿章一再奏请建津通路，名曰“津沽耳目切近，尚随等督查训励”，实乃扩充势力范围。慈禧老太后决不会坐视北洋大臣之势力膨胀至足可“震主”的地步。而当时掌控中枢的奕訢则与李鸿章早已貌合神离。
张之洞“调停言路”之奏，似乎与清廷扶植新势力钳制淮系的如意算盘一拍相合。于是一道上谕，既否决李鸿章之动议，又让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督办卢汉铁路。清廷的良苦用心，张之洞怎会不明。这不仅再度唤起他“尽瘁清室”的使命感，也激起他与李鸿章比肩洋务事业之滚烫热情。
自此，张之洞踏上治鄂兴汉之旅，政治上鸿运高照，政坛上挥捭众议，事业上迈向巅峰，成为清末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与李鸿章并称为“南张北李”。
历史的巧合耐人寻味，张之洞督鄂，缘起系路，缘落亦路，真可谓路始亦路终。铁路，仿佛是张之洞生命与仕途之路，也似乎是大清帝国寿终正寝之路。卢汉铁路建成之日，也昭示着张之洞与湖北武汉的18载缘分已至尽头。1906年5月，汉口至北京正阳门全长1214公里铁路贯通，并由卢汉路更名京汉路。清廷惧怕张之洞在湖北成尾大不掉之势，便以明升暗换手法，调张之洞进京，晋协办大学士，擢体仁阁大学士，授军机大臣，兼管学部。第二年，张之洞终结督鄂之旅，沿着这条亲手督办的铁路，赴京出任军机大臣。
之后，由粤汉、川汉铁路激发的两湖和四川民众的“保路运动”，演变成为引发武昌起义的一根“导火索”，并最终导致中国数千年封建帝制的灭亡。
更值得咀嚼的是，张之洞“湖北新政”所孵化的社会生产力、民族资产阶级、新式知识分子、倾向革命的士兵，最终成了封建王朝的“掘墓人”。
远东雄厂乍起
“昔贤整顿乾坤，缔造先从江汉起”。
1889年12月17日，张之洞抵达武昌就任湖广总督，翌日便接篆视事。如此明快举动，显露其入世与崇实之政风。此后而至1907年9月进京入参军机，除两度暂署两江总督、一次短期赴京修订学堂章程外，张之洞督鄂近18年。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里，18年只是短暂的一瞬。而张之洞正是抓住这一瞬间，既督办铁路又大兴实业，建起一批远东旷古未见之雄厂，使武汉一地旋即成为国内首屈一指的钢铁、军工、纺织工业基地。从1909年的武汉地图上尚可清晰看到，当年沿汉江从龟山至赫山一带，分布着汉阳铁厂、湖北枪炮厂等大型工厂，这是张之洞兴办实业较集中之地。
在今天武汉船舶技术学院的家属生活区，尚存当年制造枪炮火药的巨大碾盘和滚石，以及挖有水井以存放炸药的厂房，依稀可见昔日工厂盛况。
张之洞在汉兴办之实业中，汉阳铁厂规模最盛。早在抚晋期间，张之洞即意识到进口洋铁非强国之道，便萌生建立近代化铁厂之念。督粤期间，曾拟在广州城外兴建铁厂，并相继电告出使英国的大臣刘瑞芬与薛福成，向英订购铁炉两座。他移任湖广总督后，随即奏请将铁厂移建至武汉。
1890年初，清廷下旨恩准张之洞在汉建炼铁厂。4月26日在武昌成立湖北铁政局，委派蔡锡勇为总办，厂址选定汉阳。在选址过程中，张之洞颇费一番周折。李鸿章倡议近煤设厂，然湖北无大煤矿。盛宣怀提议在大冶近矿设厂，可督察不便。而张之洞则相中龟山北麓至汉水间的一片沼泽地，并最终奏报获准。
其实，张之洞选址汉阳另有远图。若干年后，他才道明意欲在汉江架设铁桥，是为了把卢汉铁路延伸至汉阳而直达铁厂，以便原、燃料及产品运输。当年所定桥址，竟与今日的汉江铁桥惊人一致。
1891年1月，汉阳铁厂基建正式动工，至1893年9月，炼铁厂、熟铁厂等6个大厂与4个小厂相继建成，次年6月投产。汉阳铁厂全部工程约耗白银568万两。炼铁厂拥有100吨和250吨高炉各两座，日产能力200吨，最高年份曾产生铁近12万吨。钢厂有8吨贝色麻砖炉两座，年产钢约6万吨。
这是中国乃至亚洲第一家集冶铁、炼钢、轧钢于一体的现代化钢铁企业，其规模居当时亚洲第一、世界第二，比日本1901年投产的八幡制铁所早建7年。一位外国观察家曾这样描述当年的汉阳铁厂：“烟囱凸起，矗立云霄，化铁炉之雄杰，辗轨机之森严，汽声隆隆，锤声丁丁，触于眼帘、轰于耳鼓者，是为二十世纪中国之雄厂耶！”西方更有人惊呼道：“汉阳铁厂之崛起于中国，大有振衣千仞，一览众山之势。证诸领事之报告，吾人预知其不可量矣。中华铁市，将不胫而走各洋面，必与英、美邦角胜于世界各商场……呜呼！中国醒矣！”
汉阳铁厂气势恢弘，着实耸动中外视听。然官办体制的弊端，致使铁厂自投产即亏损。张之洞心力交困，举步维艰，便于1896年6月1日“招商承办”，委“亦官亦商”的盛宣怀督办铁厂，走上“官督商办”之路，由译员出身的李维格任总稽查。
盛宣怀接手后，先通过招募股东筹得白银500万两，继而在江西萍乡圈地扩建煤矿，并着手改造设备，聘用卢森堡人吕贝尔任高炉长、总工直至副厂长。适逢国内铁路方兴，钢铁需求日增。1908年，盛宣怀与张之洞奏准将汉阳铁厂、大冶铁矿、萍乡煤矿合并，改为商办汉冶萍煤铁厂矿股份有限公司。
这个“采铁、炼钢、开煤三事合而为一”的汉冶萍，成为当时远东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其经营一度颇有生机。至辛亥革命前，约年产生铁8万吨、钢近4万吨、钢轨2万吨。
汉阳铁厂生产的钢铁，大量用于中国早期兴建的京汉、粤汉（今京广铁路）以及津浦等8条铁路，自此结束中国铁路建设之钢轨全部仰给于海外的历史。还曾一度向美国、日本和南洋群岛出口钢铁。
抗日战争初期，汉阳铁厂部分冶炼设备西迁重庆，所余被日军侵占，昔时傲视东亚的雄厂仅留下残垣断壁。
张之洞兴办的汉阳铁厂，其创业之艰辛、成就之卓异、结局之悲凉，似乎昭示着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坎坷历程。值得欣喜的是，新中国建立后，汲取前辈功德与遗教的武汉人，终于在同一片土地上创造出新的辉煌。
武钢接过汉阳铁厂之火炬，将其燃烧得更旺。中国亦以钢铁产量世界第一的雄姿，屹立东方。诚可谓“其始也简，其成也剧”。
张之洞在兴建铁厂的同期，又奏请清廷将原拟在广州筹办的广州枪炮厂移建武汉，创建武汉历史上第一个官办军工企业，始称湖北枪炮厂，后更名“湖北兵工厂”、“汉阳兵工厂”。兵工厂定址于汉阳龟山北侧，初建枪、炮“两厂”，后添设炮架、炮弹、枪弹“三厂”，其装备从德国最大的冶金、军工企业克虏伯公司引进。1895年夏建成投产，月出枪500支、枪弹10万余发、炮弹7000余颗。汉阳兵工厂所生产的闻名全国的“汉阳造”，曾是近半个世纪内中国士兵手中的主要武器。
1898年增设炼钢厂、无烟火药厂，同年底又成立炮弹壳车间。
当辛亥首义志士，尤其是张之洞所操练之新军，举着“汉阳造”推翻满清王朝之际，归于九泉的张公或许会惊愕自己“无心插柳”却竟然“柳成荫”！
1890年，张之洞于武昌文昌门外江滨设立官办湖北织布局，耗银百万两，历时三年建成现代化的纱厂与布厂，这是武汉近代纺织企业之开端。织布局拥有纱绽3万枚，布机千张，日出纱百担。“所织布匹坚洁适用，所纺棉纱坚韧有力”，销路颇畅，购者争先恐后。
之后又陆续建纺纱官局、缫丝官局、制麻官局，形成集群式纺织工业组织——“布纱丝麻四局”。四局建设历时16年，耗银计500余万两。后招商承办，相继有应昌、开明、福源、民生等公司承租经营。四局之设，大大增强武汉一地棉、麻、蚕丝制品竞争力，其纱布丝产品一度全部经由上海出口海外。四局之设，开武汉建设组群式近代纺织业之先河，亦为20世纪武汉成为全国纺织工业基地打下了桩基。
张之洞还在武汉白沙洲及武胜门兴建起两座造纸厂，在汉阳赫山建针钉、官砖二厂，在武昌保安门外创武昌制革厂。
在张之洞的扶植下，一批民营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出。
1897年，浙江宁波商人在今汉口卢沟桥一带置地，创办汉口燮昌火柴厂。张之洞批准该厂享有10年专利权。火柴厂建成后年产火柴1亿盒，成为当时全国最大的火柴厂。
1906年，宋炜臣邀集10名巨商发起筹办水电公司，筹集股本300万银元，取《易经》中“水火既济”之意，成立“商办汉镇既济水电股份有限公司”。张之洞大笔一挥获准，同时命湖北官钱局认股30万银元，并大赞宋炜臣系有为之士。
水厂与电厂三年建成后投入使用。水厂建于汉口宗关上首，至1923年夏已达到每日700万加仑供水量。水厂之设，在当年中国，无论是时间之早，还是规模之大，均堪称翘楚。《夏口县志》曾不无自豪地大加抒发：“吾国近时创办……自来水殊不多。观上海虽有此，其规模迥不汉口若也。”
水厂配套的那座位于中山大道的水塔，在很长一段时间领汉口建筑高度之最，成为汉口的标志。
电厂建在汉口大王庙，共有5部电机，发电总容量达到10500千瓦。在当年沪、京、穗、汉四大城市的民用电厂中，既济规模首屈一指，占当时全国民营电厂总量的三分之一。
1907年，宋炜臣等民族实业家又在汉口谌家矶创办扬子机器厂，用汉阳铁厂炼出的钢铁制造桥梁、岔轨、锅炉、铁路车辆、船舰等，并有船坞和滑道。一度成为武汉最大、全国第二大的机器厂。
张之洞督鄂期间，武汉三镇新建的官办与官商合办企业，约占全国总量的四分之一，居全国之冠，一跃成为晚清全国最重要的机器工业中心之一，钢铁、军火等门类在远东地区也长期居领先地位。
至武昌首义前夕，武汉有较大型的官办、民办企业28家，资本额达1724万元，在
全国各大城市中居第二位。
新政遍地开花
张之洞督鄂18年，不仅大兴实业，还顺势而上，把那以“中体西用”为理念的洋务新政发挥得淋漓尽致，武汉渐成“古今一大变革之会”。
办教育、练新军、应商战、劝农桑、新城市……洋务新政在武汉三镇遍地开花，硕果累累。凭借张之洞上下呼吁、左右罗掘、励精图治的18年缔造之力，武汉终于以一隅之地驾乎天津而直追上海后尘。张之洞督鄂，无疑是武汉迈向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界。
张之洞移督湖广是督办卢汉铁路，故他治鄂期间对修建铁路用力甚勤。在张之洞督办下，京汉铁路于1906年通车，使正处长江与铁路交叉点上的武汉，兼得舟楫之利、铁路之便，货物流通更加畅快，地位更加凸显。
正是京汉铁路上隆隆行驶的火车、长江上轮船鸣响的汽笛和汉阳铁厂高耸入云的烟囱，才使中国社会的近代转型之路显得具体可感。
水陆两路并进，交通运输业空前发达，遂奠定武汉现代交通运输格局。此前美国旗昌轮船公司及英、法、德、日等国轮船公司已以汉口为中心，开辟长江航线，经营轮运。1905年，日本大阪商船会社开辟汉口至神户、大阪直达航线，使汉口港成为国际港。
至清末，由汉口驶向国外的轮船，已可直达德国汉堡、不来梅，荷兰鹿特丹，埃及塞得港，法国马赛，比利时安特卫普，意大利热诺瓦等。
1875年招商局在汉口设立轮船公司，标志着民族轮船运输业在汉口的立足。以轮运为主导的水路航路的开辟，使长江航道变成黄金水道，也使武汉自古以来的水运优势跃上一个新台阶。
作为自古以来的一大商埠，汉口在19世纪末成为国内最大的米谷集散中心。虽在全国四大商埠中位列第三，但进出口额仅数十万两、数百万两不等。张之洞督鄂后，按洋式组建商业机构，创设商务公所，创办商务学堂及商务报纸，兴建两湖劝业场，又开办铸钱局、官钱局，铸造银币、铜币，印刷纸钞，统一混乱的币制，继而免厘轻税，极大地刺激了商贸兴盛。
至1903年，武汉进出口额已突破1200万两，1905年更突破3500万两，1904年间接贸易进出口突破1亿两大关。以至当年曾有人惊呼：“汉口商务在光绪三十一二年间，其茂盛较之京沪犹驾而上之”。
张之洞在办“办洋务”的过程中多次发出“才难”之叹，“尝谓中国不贫于财，而贫于人才”。而“人才之贫，由于见闻不广，学问不实”。于是，他兴学求才作为洋务首要，企求“学术造人才，人才维国势”。在新式学堂的创办、流学生的派遣、洋操洋械新军的组训方面，张之洞也走在全国各省前列，因而在朝野赢得“通晓学务”的声誉。
1869年，张之洞任湖北学政时，曾建经心书院于武昌文昌阁，次年改迁星火堂右。他走马上任湖广总督的第二年，便整合原经心书院旧地，在武昌营坊口亲手创建“两湖书院”，学业包括课经解、史论、诗赋、杂著等，开武汉近代教育之先河。一些近代著名人物如黄兴、唐常才等都曾是两湖书院的学生。
1893年张之洞在武昌创立了“自强学堂”，设方言、算学、格致、商务4门课程，生源限于两湖人士。这便是武汉大学的前身，它比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还要早5年。闻一多、叶圣陶、朱光潜、郁达夫等一批人文学科的大师级人物，先后从这里走出。
“造真材，济时用”。张之洞致力于改书院、兴学堂、倡游学，在武汉建立较完备的近代教育体制。他创办的算学、矿务、武备、农务、工艺、师范等一批新式学堂，足以奠定武汉近代教育之根基，成为人文武汉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今天闻名全国的华中师范大学、华中农业大学、湖北省图书馆、武汉市多数重点中学，甚至包括省实验幼儿园，均可溯源于张之洞时代。
在“游学”方面，湖北是晚清派出留学生最多的省份之一。至1905年，仅留日鄂籍学人就达1700余人，居全国之冠。张之洞督鄂期间，武汉业已成为新式教育中心和国人瞩目之区。湖北新式学堂一度成为中西部各省样板，其教科书亦为数省购用。
张之洞的文教兴革，也成为鄂东乃至湖北近世人文荟萃的最直接动因。现代鄂籍文化名人，大都出自张之洞兴办的新式学堂或改制书院，或由其派遣出国“游学”。
方志学家王葆心曾就读两湖书院，文字学家黄侃由张之洞亲自安排，资助官费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化学家张子高，地质学家李四光，著名诗人闻一多，法学家张知本，考古学家黄文弼，均由武汉各式学堂或书院毕业后，分赴美日深造。
如果说，曾国藩及其湘军把湖南山乡农家子弟带向全中国舞台，为近世湖南人文之盛奠定基石。那么，张之洞开端的文教兴革及大规模留学派遣，则使鄂籍学人走上中国乃至世界文化殿堂。
假如没有张之洞，没有张之洞开创之人文机遇，一代人文大师徐观复先生，也许只是终老湖北浠水之一乡绅抑或私塾先生罢了。
张之洞还趁机练新军，将军队编为一镇一混成协，即第八镇、第二十一混成协，计有官兵15000余人，全部用新式枪炮及西洋器械装备，聘请德、日教官充当军队教习。
为配合新军建设，张之洞又在武昌创办将弁学堂、武备普通中学及陆军小学堂。这三所军校成为培养新军各级武官的大熔炉，也为后来的武昌首义造就一批军事骨干。
办学堂、办新军、办工厂，凡有兴作，第一步便是筹措资金。到处需要钱，到处都向总督衙门伸手要银子。“银钱”两字，令张之洞焦急、忧虑。“银钱短缺”的重荷，实在压得他透不过气来。于是，怀着满腔洋务宏图的张之洞，便找来一个“金窖银库”。一股金融业热潮随之在武汉掀起。
外国银行纷纷于汉口设立分行，一批国内银行亦伺机抢滩汉镇。现代银行与传统钱庄、票号、钱铺，共同构筑起武汉的金融大厦，成为武汉工商业发展之重要支撑。
武汉在20世纪长达42年的时间内，一直占居全国第二大金融中心的位置。汉口的银根松紧，市价涨落，曾一度直接波及周边诸省。
武汉四面环水，堤防无异于城市的生命线。张之洞先于1899年动工修建武昌沿江大堤，使武昌城区面积大幅扩展。
1904年，张之洞主持修建汉口后湖长堤，即今天之张公堤。此堤耗白银80万两、历时两年建成。这条全长17公里的大堤，使汉口水患大大减轻，后湖一带涸出土地18万亩，使汉口市区面积扩大几倍，近代汉口城区格局基本形成。
旧日武汉，“街道仄狭，岁久不修，遇雨或积水或泥淖难行”。张之洞亲拟分年修路计划，先于武昌修宾阳门至洪山马路，使城内外顿改旧观。通令临街建房务必让出“官街”三尺，申言“倘有不遵，虽修以后亦必勒令拆除”。
1905年2月，张之洞设汉口马路工程局，着手筹建后城马路。张公堤建成后，原汉口城墙已失防水功能。张之洞于1907年命令拆除并改建马路。这条马路上起硚口，下迄江汉路，名为后城马路，即今中山大道上中段。这是武汉最早出现的标准近代马路。以此为主干，修建马路十几条，通向四面八方。
张之洞开创了武汉城市公用事业与管理之始。在督鄂期间，相继建成沪汉、京汉、粤汉、川汉、湘汉5条有线电报干线，武汉迅即成为全国电报网络中心之一。1899年，汉口电报局开始兼办电话业务。至1902年，汉口、武昌分设电话局，这是武汉市内电话之发端。1904年成立由“地皮大王”刘歆生任董事的湖北电话公司，这是全国商营电话之始。
电报、电话的开通，使武汉与各地联系更为便捷。云集武汉的各大商号，普遍设分号于沪、穗，专司进出口业务，总号则坐镇武汉遥控指挥。
张之洞鼎力扶植的既济水电公司与竟成电气公司的营运，不仅促进着近代机器工业产生和发展，也让市民生活领域开始向近代变迁。
在城市管理上，最著名的便是仿效日本创设警察。1902年，张之洞奏请于武昌创设警察局，并推及汉口。先招警察580名，清道夫202人。同年挑选警察弁目20名赴日本学习警务。次年在阅马场设立警察学堂。武汉警察渐具雏形。
“堤岸高广，街衢清洁。设小车以便来往，募壮丁以资巡缉。置机器船以浚淤泥，种树林以资荫息，安电灯以照行旅。开华商美利之源，壮海表繁昌之象”，这是张之洞的市政理想图景。
如果说，张之洞兴办近代工厂因不懂西技，长官意志作祟，导致效益不佳而颇遭非议的话，那么，他的市政兴革举措，却是长袖善舞，有口皆碑。张之洞兴办的武汉市政工程，虽逾百年，但尚是并未完全消逝的历史，迄今仍在这座城市遗留着其明显之胎记。
张之洞在清末资本主义强行“输入”的刺激下，坐镇武汉18年“开拓风气、勤笃务实”。这种主动的本土回应，无疑成为加速武汉早期现代化进程的根本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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