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地王国际花园供暖:第六篇：两江淌出一条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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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汉口的茶馆始于何年，尚无从查考。
范锴《汉口丛谈》有载：“后湖之有茶肆，相传自湖心亭始。近若涌金泉、第五家、翠芗、惠芳、习习亭、丽春轩之名为著，皆在下路雷祖殿、三元殿后。其余尚有数十处。”
《汉口丛谈》序言一开头提到癸未年，当是成书时间。范锴系清嘉道年间人士，故此癸未年应是道光三年，即1823年。由此看来，最迟在180多年前，汉口已有茶肆开张，光后湖带就有几十家，其中著名的有6家。
到宣统元年（1909），汉口的茶馆多达250家，占武汉三镇茶馆的60%。张之洞督鄂后，伴随工商业的迅猛发展，汉口的人口日益增加，茶馆生意更为兴旺。至1918年，汉口的茶馆增至696家。10年后又增加到1117家。1931年武汉大水后，百业萧条，大批失业者涌入茶馆，茶馆生意格外兴隆。1933年，茶馆竟增至1373家。其中著名的有接驾嘴心怡茶楼，生成里口的味春茶馆，民生路口的话雅茶楼，永安市场的汉天春茶楼，后花楼街的德意茶馆，江汉路上的洞天居茶楼，以玩雀鸟著称的临城茶馆等等。
武汉沦陷后，汉口茶馆业只残存有250家，从此一蹶不振，直到解放前，武汉三镇一共只有茶馆300余家。
旧时的茶馆，不论大小，只有“清水”与“浑水”之分。清水茶馆以卖茶为主，馆内不唱戏，不打牌。浑水茶馆内，则是唱戏、说书、打皮影戏、标会，乃至打牌赌博皆可。茶馆作为一个特殊行业，主业颇有来头，不少还是青、洪帮中人，抑或依附于封建帮会。若“红黑”两道均不沾边，在当年是难以开成茶馆的。当年的茶客中曾流行不少“口头禅”，颇能反映昔年的社会背景与民间风俗。略举几例：
“不是光棍，不开茶馆”。开茶馆虽本小利大，但常有地痞流氓寻衅闹事，故茶馆老板必以青洪帮或军警宪特头目作后台。
“行时的酒馆，背时的茶馆”。行时即生意好，背时则指生意差。生意好的酒馆固然让食客大饱口福，而生意清淡的茶馆却因它的“真开水”及清静，受到茶客青睐。
“上午皮包水，下午水包皮”。有的茶客喜欢兼营澡堂的茶馆，尤其是隆冬，上午喝茶，下午泡澡堂。如此一天下来，既过了茶瘾，又驱寒取暖，好不惬意。当然，能这样悠闲的，多为有钱人家。
“前世打爷骂娘，今生落得跑堂，吃的是粗茶淡饭，睡的是八只脚的床”。茶馆伙计通称“茶房”或“跑堂”，工作不分白天黑夜，薪水微薄，伙食差，晚上无固定睡床，只好将两张茶桌拼拢当床。可叹他们还迷信“前世有过，今生报应”。
茶馆，无疑是一个“小社会”，它是老汉口的一个缩影。
老汉口茶馆之规模，25张茶桌以上算是一等，15—25张茶桌的为二等，5—10张桌子的系三等，5桌以下的属四等。大茶馆大都集中于闹市区，其茶客多是工商圈内人物；中小茶馆则遍及街头巷陌，茶客亦因地段而别；狭道小街上的茶馆，茶客往往是各类手工业者；沿江沿河及铁路边的茶馆，则是这水陆办货客商及码头装卸工人的休闲之所；而设在公园与游览地的茶馆，则是游客休憩处。
茶馆内又有普通席与雅座之分。普通席设条凳，泡下等茶叶；雅座内则有靠椅、躺椅，沏上等茶。一些高档茶馆里，冬季椅子上还铺设狗皮毯子。不过，绝大多数茶馆均极其简陋。当年比较气派的汉口茶馆只有几十家。位于六渡桥的汉南春是三层茶楼，设有100多张茶桌与80个雅座，还设有卓越发室、小卖部，夏季则开放平台，供茶客纳凉，是一家颇负盛名的清水茶馆。著名的浑水茶馆则数德华，也系三层茶楼，其三楼还设有专厅唱戏。
茶客上茶馆喝茶还有不少规矩，如“三茶”就是之一。“三茶”即早茶、中茶与晚茶。早茶从早上开门至晌午，中茶是下午时间，晚茶自下午六时直至晚十许茶馆关门止。一般过了早茶时段，茶客便需“换茶”，付中茶钱。过中茶时间，又得“换茶”付钱。喝早茶的大多在茶馆“过早”（吃早点），一些单身汉常常一起床就上茶馆洗脸漱口，然后泡壶茶。此时，那些提篮卖早点的小孩，已经把饼子、油条摆上桌子，任茶客选用，吃多少算多少。茶客若临时有事离开一会，只需把茶杯靠着茶壶放好，茶馆“跑堂”便知茶客还会返回，就不会收走茶壶，其他茶客也自然不会占此席位。
老汉口茶馆与地方戏结下很深的渊源。《汉口丛谈》曾说到嘉庆年间茶馆中卖唱的叫“唱婆子”。她“青衣布素”，“挚竹篮入市”，似乎是做裁缝的，而实际上却是“善歌小调”的少妇。《汉口竹枝词》中亦曾描绘其“黑漆包头白粉腮，竹筐携去店门开。等闲爱听清平调。十个铜钱唱一回。”
清朝末年，黄孝花鼓戏在汉口颇有市场，但囿于格调官府严禁演唱。花鼓戏班便在茶馆楼上于夜半三更悄悄演出。辛亥首义后，花鼓戏更是在各茶馆中风靡一时，不少茶馆也改称茶园或茶楼，每天座无虚席。当年闻名汉上的有四海生平楼、天一茶园、天仙茶园等。汉剧戏班不仅在茶馆演出，而且艺人们还聚会茶馆，说戏艺，拉家常。汉口六渡桥几家大茶馆即系汉剧艺人云集之所。
1934年，汉口常演出戏剧的茶园、茶社与茶楼计有37家。天一茶园内，既上演汉剧、楚剧，还放映电影。汉宁茶社也是楚剧与电影兼有。满春等14家则专演楚剧，琴鹤等一批茶馆的主打节目是皮影戏。汉口的部分茶馆实际上已经演变成剧场，所不同的是看戏的观众手上拿着一壶茶。
而在一些浑水茶馆中，不仅演戏，还有杂耍与说书的，不时可听到说书人把惊木拍得“叭叭”作响。
老汉口茶馆，在很大程度上起着传播与发扬汉口本土文化的独特功能。
老汉口的戏院
清道光年间，叶调元在《汉口竹枝词》中写道：“各帮台戏早标红，探戏闲人信息通。”可见，1850年前后，汉口人看戏多在各帮会的会馆或公所。但是，关于具体戏目和地点还得事先到处打听。在会馆看戏，不必买票，亦不经常，这与庙会、村舍搭台唱戏一样，自然不能算是正式戏院。
清末民初，汉口的花鼓戏（即楚剧）盛行，汉口的不少茶馆演变为具有戏园性质的茶园。1911年以后，称为茶园或舞台的戏院交叉出现。至1920年前后，茶园逐渐被人淡忘，多数茶园已停锣。今贤乐巷即当年贤乐茶园所在地，而贤乐茶园早在70余年前便已消失。早年茶园继续演戏最终过渡成为戏院、舞台的，只有满春、共和升平楼、玉壶春、玉仙4家。之后，玉壶春改名天仙，玉仙则改称天声。
期间，新开的戏园改称戏院或舞台，有的还冠以一个“大”字，如汉口大舞台、立大舞台等，戏院如雨后春笋般兴建起来。比较著名的有满春、长乐、美成、天仙、天声、大舞台、怡园、新市场、凌霄和老圃等。
最初，这些戏院上演的几乎全是花鼓戏，后来，随着汉剧、京剧的日益发展，戏园无形中有了比较明确的分工：满春、天仙、凌霄、怡园、老圃多演楚剧；美成多演汉剧；而友益街的大舞台、新市场内的大舞台（今江夏剧院）则以演京剧为主。有的还开始从事电影放映。
汉口大舞台的招牌先后被两家用过。先是在1919年稍前，今中山大道与北京路交汇处所建立的大舞台。位于友益街的今人民剧院，原名也是汉口大舞台，因地处法租界，故也称法租界大舞台。之前，它曾名共舞台，由原共和升平楼（茶园）改造而成。这家戏院在舞台、观众座席等方面改造颇多，率先彻底废除泡茶、实行对号入座，专演京剧。1932年又座位由纵向为横向，这在汉口是第一家。许多国内著名剧团与名角都曾在此出演过京剧。
满春戏院在今满春路集贸市场内。满春取自宋代叶绍翁“春色满园关不住”诗句，20世纪30年代院内犹悬“满园春色”四字金匾。它开业于20世纪初，在漫长的岁月中，演出过京、汉、楚等剧。早年麒麟童周信芳曾用七龄童艺名在此献艺，汉剧泰斗余洪元、吴天保及众多汉剧名角居此登台。30年代初，楚剧名演员沈云陔、高月楼、李百川等荟萃于此，名噪一时。当年的花鼓戏，是很能吸引观众的，因为它符合一般小市民的口味，人们一天工作劳累之后，可以从中得到一些乐趣。
长乐大戏院即今前进三路楚风剧场，20世纪30年代初，以汉剧行当齐全著称，并将汉剧艺术推向鼎盛时期。当年从一末胡桂林，二净朱鸿寿，三生吴天保，四旦邓云凤……直至九夫、十杂，俱属一流阵容。还有一个以武生夏桂斌为首的武行班子。他们白天唱折子戏，晚间演连台本戏《薛仁贵征东》。1945年后，长乐更名为民乐。
美成戏院在今清芬路汉剧院内，它素有盛誉。该院创建于1913年，取名“丹桂舞台”，汉剧名伶余洪元、余洪奎、周小桂、张花子、李彩云等经常轮换在此演出。30年代初改名美成戏院，除演汉剧外，楚剧名角陶古鹏、黄汉翔、江南蓉、严楠芳等也曾在此献艺。抗战胜利后的1947年，汉剧名演员周天栋、徐继声、刘金屏、袁双林等组成“栋联汉剧团”，进入美成戏院演出。戏院仿效上海，设有布景房，上演了机关布景连台本戏，如《岳飞》、《张汶祥刺马》、《血滴子》和《火烧红莲寺》等剧，观众如潮，场场爆满。
汉口“新市场”（今民众乐园）落成于1919年阴历五月初一，是一座无与伦比的大型游艺场，场内剧种之多，竟由《汉口新市场日报》介绍，报纸在门口的售票处按日零售。当年，“新市场”内有汉剧、京剧、新剧社、坤班（女子京戏）、大八线戏（木偶戏）、电影、游艺等场所，许多国内外艺术团体和著名演员经常来此演出。苏俄、西欧等国杂技艺术即于20年代初引进我国。国内的一些著名杂技艺术团体，如韩秉谦的“寰球魔术团”，韩敬文的“巧板眼”，马守义的“假板眼”，以及轰动一时的“爱国强体武术团”王福班大力士兰华峰，能举重1500斤等等，他们均在民众乐园作过精彩表演。
场内的大舞台（今江夏剧院）有座位2011个，观众最多时可达3000人。最先在大舞台演出的，是以名演员余洪元为首的汉剧戏班，十大角色俱全，在此演出达两年之久。演出期间，观众踊跃异常，不仅座无虚席，而且站立者踵趾相接，几无隙地。后来，京剧名流接踵而至，并成为京剧的演出基地。闻名全国的京剧界泰斗梅兰芳、金少山、马连良、李万春、周信芳等相继荟萃大舞台，演出连台本戏风靡一时。30年代以后，大舞台一直演出京剧，除名角演出外，常上演机关本戏，如《彭公案》、《西游记》、《八大剑侠》等。《彭公案》长达25本，演期竟达一年多。
1928年，“新市场”更名“汉口民乐园”。之后楚剧艺人江南容、王醍民等新加夜市楚剧演出。还请来“山东大鼓”名家黄莺山演出《徐庶走马荐诸葛》一折，娓娓动听，博得四座掌声。一批汉剧名老艺人曾演出汉剧《群英会》。在电影放映方面，也相当活跃，一般是好片必放，首轮片必映。
抗日胜利后，“新市场”改名“民众乐园”。建国后，以著名演员崔嵬为首的工作组进驻民众乐园，从此真正成为大众百姓的乐园。
怡园在今江汉路无线电商店，专演“髦儿戏”，完全是坤角演出。当时名震一时的坤角，有王克琴、恩晓峰、张文艳、碧天霞等。老圃戏院位于今江汉路老圃正街与横街一带，其前身是爱国花园，内有东舞台、西舞台等几处剧场，早期演京剧时，京沪两地名角在此同登一台。老圃在20世纪20年代印发的戏单名曰《老圃日刊》。
1918年落成的九重大戏院（今解放电影院），曾一度移名威严大戏院、中央大戏院，后来专门放映外国影片，收费颇高。1933年上映美国影片《乱世春秋》，票价每张高达两块半大洋。今武汉电影院建于1931年，初名为康登大戏院，是当年规模较大的影剧院，曾一度更名汉口大戏院、大华大戏院、明星大戏院等。今中原电影院是浙江商人陈松林以8万银元于1931年建成的，当时叫上海大戏院。而现在新华电影院的前身则是当年专作歌舞表演的汉口大戏院。
老汉口的各戏院，多按时令排演戏曲，如端午演《白蛇传》、七夕演《天河配》、中秋演《唐明皇游月宫》等。这些应时剧，观者踊跃，有时人们也喜欢看一些新剧，如《大香山社会》、《潘烈士投海》、《情天恨》等剧，都很受欢迎。
老汉口的酒肆
老汉口有“五多”：茶馆多、戏院多、酒肆多、烟馆多、青楼多。各类酒肆餐馆遍及要衢巷陌，湘川的麻辣，下江的甜淡，岭南的海鲜，北方的面食，还有欧美的西餐西点，无不应有尽有。
20世纪30年代，国难当头，日寇步步进逼，前方浴血奋战，而汉口旧法租界内仍是歌舞升平，曾有诗讥曰：“升平歌舞仍如旧，破碎河山渐觉寒。汉口繁华何日了，灯红酒绿夜阑珊。”
当时，汉口多数酒肆餐馆均标榜南北大菜，包办筵席。著名的吟雪大酒楼以鱼翅席出名，系上等酒席，价格16银元四拼盘，采用双拼形式，实际八样，不外乎鸡鸭与猪肉卤制品。十大菜，两道点心，四盘水果。大菜首先推出海参元子，即大海参条子与大肉元混合烩成，再继之桂鱼片。红烧鱼翅则在上完四五道菜后端出，热气腾腾的一大盆，每人添一小碗分食。然后是挂炉填鸭，像北京填鸭制法，也是一大盆分而用之。又将鸭皮烤脆，切成小片，附以烤制之小块面皮，包裹而食。再上小炒数样，如腰花、肚片之类。最后是象征“有余”或“大全”的糖醋桂鱼与全鸡或全鸭。本帮家常的黄焖元子、红烧青鱼等，一般不得上席。两道点心在中间穿插而上，为糊油包子与油炸起酥面点。吟雪大酒楼每日开数十桌鱼翅席，其鱼翅、海参皆由上海直接进货，而不在汉口海味号采购。食客中各界人士均有。抗战前省一中教师每逢周末必来此聚餐，每人出资2元，吃完酒席有的还去法租界大舞台听马连良唱京戏，再折返武昌。
蜀珍与味腴两家酒楼档次更高，皆系四川商人所开。蜀珍称酒家，在今洞庭街原上海电影院旁。味腴号别墅，在岳飞街口一栋小洋房内。味腴较蜀珍更奢华，一桌酒席非20银元不承接，来者多为达官显贵巨富。每日只开数桌，一般不超过10桌。如此高价位，一般人可望不可及。味腴酒菜极其精细，既有爆虾仁、爆双脆（肚尖与腰花合爆）、炖银耳鸽蛋，也有鱼翅海参。两处均有豆瓣鲫鱼，却伴以四川特特制豆瓣酱烧制，本系蜀中名菜。最珍稀的要数炒山鸡片，其肉比家鸡更鲜嫩可口。武汉沦陷时期，汉口名妓9岁红每遇有客邀约，必指名去味腴吃宴，可见其阔绰奢侈。
另有一批大众化的酒肆餐馆，如燕月楼、会宾楼等。燕月楼在中山大道临近法租界处，多办喜庆酒宴，一开就是10余桌，每桌8元左右。菜肴较普通，黄焖元子、烧青鱼均可上席。位于三民路铜人像附近的会宾楼，档次与燕月相近，专门承办同业公会成立或改选之类的筵席，汉口各行业同行公会每年改选一次，选毕必在会宾楼办酒席，最少4桌，还呈报备案，请汉口市政当局遣员指导。
今江汉饭店即当年的汉口德明饭店，主要经营西餐。武汉沦陷时，伪立法委员雷闳肆之子雷景源即选择德明举行婚礼，场面宏大，新郎着礼服，新娘披婚纱，从饭店门口步入，乐队即奏婚礼进行曲。伪汉口市长石星川允当证婚人，仪式完毕后，百余宾客在两条长桌上进西餐。抗战后，冠生园也经营酒席，而且颇为讲究。台布洁白，杯筷精致。服务生为男青年，着一色洁白制服。酒席头道菜为爆炒虾仁，颗粒极大，洁白如玉，犹如珍珠一盘，色香味俱全。冠生园其他名菜还有叉烧与腊味等，属粤菜风味，均选上等材料而制。
老汉口还有许多低档的酒肆，如陲基巷的老大兴、景阳楼，皆属徽州菜系。4元钱的菜，一桌人便可酒足饭饱。菜肴不外乎粉蒸肉、黄焖元子、烧鱼块等。两家酒店尚有零拆碗菜，便于一人独食或两人对用。另有三鲜面，面条用老方法制成，即用粗竹竿压制而成。面条极硬，一只大海碗，盖满三鲜，年轻人一碗即饱。价格5角，小商小贩尤乐食。
当年的汉口还有惟一的一家素菜馆，名曰“菜根香”，在江汉路冠生园一带。当年汉口流氓大亨杨庆山六十大寿即假座“菜根香”举行拜寿庆典，吃素酒席。“菜根香”楼下亦经营经济客饭，一钵饭、一盘菜，另加一碗汤，只需5毛钱。其菜多为芹菜、干子、面筋合炒而成，汤则为冬瓜汤。一般穷公职人员与学生多为上客，还感觉别有风味。
老汉口的会馆公所
会馆和公所是同乡或同行的人们为了互助和自卫而建立的一种松散的社会团体。全国各地有许多这样的组织，它是明清之际经济发展，商业繁荣的产物，直至民国初伴随近代社团之兴起，它才逐步走向衰落。
汉口自明成化年间汉水改道后，渐渐发展成为一个商业重镇，出现了“本乡人少异乡多”，“九分商贾一分民”的现象。这些外来商贾，按地域行业结成帮派，如湖南帮、宁波帮、四川帮、广东帮、江西福建帮、山西陕西帮、徽州帮、药帮、钱帮等，各帮活动和议事的地方便称为会馆或公所。由商人出资建屋，其建筑互竞豪侈，以显示本帮的实力和地位，叶调元《汉口竹枝词》曰：
一镇商人各省通，各帮会馆竞豪雄。
石梁透白阳明院，瓷瓦描青万寿宫。
作者自注云：“阳明书院即绍兴会馆，梁柱均用白石，方大数抱，莹腻如玉，诚巨制也。江西万寿宫，瓦用淡描瓷器，雅洁无尘，一新耳目。汉口会馆如林，之二者，如登泰山绝顶，‘一览众山小’矣。”
叶调元所谓“汉口会馆如林”，到底是多少？据1920年《夏口县志》的统计，汉口各会馆、公所约200处。经1912年成立的汉口各会馆、公所联合会会长江顺成、余士熙调查统计，汉口一带会馆公所确有建设年代者有123所，年代不详者56所。这些会馆、公所，推举有会首、会董进行管理，下设庶务、管账、文牍人员等协办日常事务。
会馆、公所的传统功能主要包括祀神、义举、公约、自卫、娱乐这五个方面。
各乡帮、商帮会馆、公所，经常通过祀神使旅居异乡的游子或处于激烈竞争中的商人、手工业者，增加心理上的安全感。而且同乡或同行共同祭祀保护神。同乡中江西人信奉许真君，福建人信奉妈祖，山西人信奉关帝等；同行中祀祖师，如木匠信奉鲁班，织工信奉机神，药材商则信奉药王等。各类祭祀活动无疑可以增进同乡、同行的感情，使大家通达义理，同心协力。了解祀神是会馆、公所的一项重要功能就不难明白，当年汉口的许多会馆、公所何以直接以神殿名称来命名，如江西会馆称万寿宫，山陕会馆称关帝庙，船帮公所设在西来庵，鹾商公所设在大王庙，豫章公所以九华庵为办公和集会之所。
旅居他乡的游子，最怕孤单伶什，生老病死无人相助。而会馆、公所之建立，往往先从暂厝、归葬等慈善事业发起，故互相扶助是会馆、公所的又一重要功能。如宝庆会馆的日常活动中就有济助同乡、安葬死者、开办学校等事宜。许多会馆、公所都重视开办学校培养自己的子弟，故一些会馆、公所还以书院命名，如阳明书院即绍兴会馆、钟台书院即咸宁会馆、新安书院即徽州会馆、凌霄书院即粮行公所、三才书院即命理公所（算命者的组织）、琴溪书院即川邑正记船帮公所。
会馆、公所作为一种社会组织，有共同制定的规章制度，对于其成员遵守这些规章制度也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同乡会性质的会馆、公所所议定的规章制度，主要是关于集体祭祀、社会公益和守望相助一类的规定。而行业性的会馆、公所则是商议同业规则的场所。所议定规章制度以勒碑的形式公布，对违犯者予以严厉的惩罚。这类碑刻，汉口仍有部分残存，如江西会馆万寿宫石碑，还有前述的药王庙两块购地契约碑。
会馆、公所在同乡、同行遇到外来的压迫、攻击时则会发挥团队自卫的作用。如湖南宝庆帮最初所建的宝庆码头，由于帮内船只尚少，往返路程远，所需时间长，没有留人留船长期看，被徽帮乘机占据，不让宝庆帮商船靠岸。宝庆会馆就纠合本帮船民，与徽帮进行浴血械斗，两帮为争取宝庆码头进行了长达一个世纪的激烈争斗。直到19世纪初，宝庆会馆请同籍京官侍读学士刘光南出面干预，刘氏凭借权势连放三箭，划定宝庆码头与宝庆帮船民居住区，还亲自书写宝庆码头木牌插于界线。退出码头的徽帮并不甘心，富商巨贾操纵安徽籍白莲教转来的部分船民，组成襄（阳）徽联盟，于咸丰年间与宝庆帮展开一场空前的大械斗，械斗持续一整天，双方死伤无数，结果以徽帮败北告终。宝庆帮还乘机不断扩大地盘，把上起大水巷，下至沈家庙，内至广福巷的大片地域据为己有。此后，两帮争讼一直未停，宝庆帮常因湘籍军政巨头的支持而胜出。1921年，宝庆码头区域内建成六街八巷，至1937年区域内人口增至四五万人，比当年的新化县城人口还多，确实盛极一时。
会馆、公所还具有娱乐功能。岁时伏腊，演剧酬神，同乡叙桑梓之情，同行联樽酒之欢。所以一些会馆、公所均建有戏台、看楼，留有大片空地作为游乐场所。皮业公所后来竟能改为长江大戏院，盖因为它原先就有这样的功能。有的会馆、公所按园林风格建筑，为人们提供游览、休息的场所。陶云汀为长沙会馆所撰楹联就是这种情景的反映：
隔秋水一湖耳，看岸花送客，墙燕留人，此境原非异土；
共明月千里兮，记夜醉长沙，晓浮湘水，相逢好话家山。
（未完待续）
下篇：两江淌出一条街——汉正街及老汉口风情（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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