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亚洲 欧美 12p:胡发云：寻找“总理遗言”案的真相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5/08 04:44:16
胡发云：寻找“总理遗言”案的真相时间:2010-08-13 08:44 作者:胡发云点击:469次
在袁敏笔下，这样一场看似喜剧结尾的故事，却渐渐透出一种深重的悲剧意味
1976年新年伊始，周恩来去世，拉开了一场大戏的帷幕。在这个各类社会活动全由政府统一安排的国度，突然出现了大规模的民间吊唁活动，一时间，满大街都是臂带黑纱、胸佩白花的人，一些单位和个人自发地扎花圈，搭灵堂，写悼文，读祭诗……到了周恩来出殡的那一天，更是神州万里泪雨滔滔了。任劳任怨鞠躬尽瘁的“人民的好总理”去世，触动了最敏感的社会情绪。从最高当局，到底层民众，似乎都看懂了这种悲情的意味。一场悼殇，弥漫出了火药味。
此刻，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进行了整整十年。这场运动，和以往所有的运动不同，不光残酷打击了那些传统的阶级敌人或异己分子，还大规模地伤及政权内部的中坚力量。整个社会的怨怼情绪，汹涌又复杂。社会分裂已经公开化，不同的人群，对时局走向做着不同的解读和预测，并将自己的政治理想和利益诉求，寄于不同的政治人物或政治群体——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四人帮”、军人集团或各种面目未明的社会力量……八亿神州，几乎没有一个人是心情舒畅面色明朗的。
袁敏的《重返1976：我所经历的“总理遗言”案》，就是从这时候开始写的，它像一束光柱回打过去，照亮舞台一角，几个二十啷当的小青年上场了——蛐蛐，瓜子，阿斗，晨光，大耳朵……除了蛐蛐这个高知子弟，其他几个都是红色后代，他们有的当着工人，有的还在兵团或农村插队，他们像许许多多被那个浪漫主义革命美学养育出来的青年一样，身在江湖，心系魏阙，关注时政，纵论天下，他们热血澎湃，渴望过一种崇高美丽的生活。
周恩来的去世，使这群年轻人一直处激动之中。于是，那个叫蛐蛐的青年才俊，在大家多日的议论中得到启示，杜撰了一份“总理遗言”。这是一篇不足千字、以周恩来的口气写给毛主席、党中央的文字。“遗言”豁达又坚定，温暖又感伤，除了周恩来一贯对于主席的爱戴和尊崇，还表达了对当时几乎所有在位的中央领导人的嘱托与期望（王洪文、叶剑英、朱德、邓小平、张春桥……）可以说是一篇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的典范文章。蛐蛐没有告诉大家这是自己的“作品”，大家看了之后，万分激动地将其在亲友间传布出去。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这样一篇游戏文字，会酿成一桩席卷全国的反革命惊天大案，其实，说它像古时的“伪托”，都有些过分，它更像一份给周恩来在这个时代情景剧中代拟的一段多少有些矫情的台词。但是，在1976，这份“总理遗言”，像一粒星火落在干草堆上，瞬间在全国燃起熊熊地火，被各方都做了过度的解读。
正当蛐蛐们为那一篇“杰作”不断产生着巨大影响激动不已的时候，这一群人，连同被认为相关联的父母亲友，一个一个遭到了秘密抓捕——作者的哥哥、父亲和姐姐，蛐蛐和他在杭州市第一医院当院长的父亲；阿斗和他同为领导干部的父母亲，蛐蛐前女友的父亲、省委组织部的一位处长。其中一些人很快送到了北京。开始了短则数月、长则近两年的拷问与监禁。如果没有10月6日的粉碎“四人帮”，他们有的就要人头落地，有的大约会老死狱中了。他们被陆续释放，然后是带尾巴的平反，然后又彻底平反，不久被誉为“反‘四人帮’”英雄，1980年代之后，他们各自走上了新的人生道路。但是在袁敏笔下，这样一场看似喜剧结尾的故事，却渐渐透出一种深重的悲剧意味，主人公们虽然走出了高墙，但身心都已经受到巨大的伤害，至今未能平复。蛐蛐在监狱中因失眠开始服用镇静药物，从此这类药物伴随了他一生，并彻底摧毁了他的肉体和精神，今天已经变成一个在轮椅上昏然度日的老人。所有涉案人，直到现在，也不愿再回望那一段扑朔迷离刻骨铭心的日子。那似乎成为一块不可揭开的历史伤疤。
《重返1976：我所经历的“总理遗言”案》对这样一段生死劫难，有着细腻生动的描写。尽管作者袁敏与案中人有着密切的关系，带有浓郁的情感倾向，但是她尽力护卫着历史的真实。她的文字温婉而理性，细腻而不琐碎，她以女性的敏锐、学者的执著和编辑的严谨，努力进入到历史的细处和人心的深处。她没有满足于当年的叙说，而是竭力从已经固化的言说中，寻求那些被遮蔽的东西。她像一个古籍修缮者，从一块块残片中，拼接出一些可以读出意义的页面，从一些蛛丝马迹中，看出一些被时间、宣传和记忆涂改过的历史原貌。她遇到了很多没有意料到的困难，一件被那么多当事人在无数次讯问、交代、搜肠刮肚的回忆中陈述过的事件，今天说起来依然迷障重重，是遗忘？是不得不遗忘？当年那些最要命的“恶攻”罪名，控辩双方似乎都无意再提，这一桩全国大案，它最真实的背景是什么？
我曾写信给袁敏：“当年的审查报告有无完整的版本？这个案子的卷宗你看过吗？干预和控制这个案子的最高当局是谁？有无当年的相关文件？蛐蛐等这些涉案人是否在当年做过某种程度的保密承诺？”
袁敏复信说：“你提的问题也是我在采写这本书的过程中努力想逼近并寻求答案的问题，但我无功而返，文件自然无法看到，就是案件真正的来龙去脉实际上至今仍旧是个谜，惟一可能了解真相的蛐蛐儿对此至今仍然沉默。是因为你说的保密承诺还是他本人不愿意说，不得而知。这就是有媒体说我最终还是没有打破历史的迷墙，而我撰文回答：历史的迷墙有时不必打破。因为历史的话语权不在小人物手里，我已经是最大限度地逼近真相了。”
来源:南方周末
[文章来自共识网：http://new.21ccom.net/articles/read/article_2010081315553.html ]
在袁敏笔下，这样一场看似喜剧结尾的故事，却渐渐透出一种深重的悲剧意味
1976年新年伊始，周恩来去世，拉开了一场大戏的帷幕。在这个各类社会活动全由政府统一安排的国度，突然出现了大规模的民间吊唁活动，一时间，满大街都是臂带黑纱、胸佩白花的人，一些单位和个人自发地扎花圈，搭灵堂，写悼文，读祭诗……到了周恩来出殡的那一天，更是神州万里泪雨滔滔了。任劳任怨鞠躬尽瘁的“人民的好总理”去世，触动了最敏感的社会情绪。从最高当局，到底层民众，似乎都看懂了这种悲情的意味。一场悼殇，弥漫出了火药味。
此刻，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进行了整整十年。这场运动，和以往所有的运动不同，不光残酷打击了那些传统的阶级敌人或异己分子，还大规模地伤及政权内部的中坚力量。整个社会的怨怼情绪，汹涌又复杂。社会分裂已经公开化，不同的人群，对时局走向做着不同的解读和预测，并将自己的政治理想和利益诉求，寄于不同的政治人物或政治群体——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四人帮”、军人集团或各种面目未明的社会力量……八亿神州，几乎没有一个人是心情舒畅面色明朗的。
袁敏的《重返1976：我所经历的“总理遗言”案》，就是从这时候开始写的，它像一束光柱回打过去，照亮舞台一角，几个二十啷当的小青年上场了——蛐蛐，瓜子，阿斗，晨光，大耳朵……除了蛐蛐这个高知子弟，其他几个都是红色后代，他们有的当着工人，有的还在兵团或农村插队，他们像许许多多被那个浪漫主义革命美学养育出来的青年一样，身在江湖，心系魏阙，关注时政，纵论天下，他们热血澎湃，渴望过一种崇高美丽的生活。
周恩来的去世，使这群年轻人一直处激动之中。于是，那个叫蛐蛐的青年才俊，在大家多日的议论中得到启示，杜撰了一份“总理遗言”。这是一篇不足千字、以周恩来的口气写给毛主席、党中央的文字。“遗言”豁达又坚定，温暖又感伤，除了周恩来一贯对于主席的爱戴和尊崇，还表达了对当时几乎所有在位的中央领导人的嘱托与期望（王洪文、叶剑英、朱德、邓小平、张春桥……）可以说是一篇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的典范文章。蛐蛐没有告诉大家这是自己的“作品”，大家看了之后，万分激动地将其在亲友间传布出去。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这样一篇游戏文字，会酿成一桩席卷全国的反革命惊天大案，其实，说它像古时的“伪托”，都有些过分，它更像一份给周恩来在这个时代情景剧中代拟的一段多少有些矫情的台词。但是，在1976，这份“总理遗言”，像一粒星火落在干草堆上，瞬间在全国燃起熊熊地火，被各方都做了过度的解读。
正当蛐蛐们为那一篇“杰作”不断产生着巨大影响激动不已的时候，这一群人，连同被认为相关联的父母亲友，一个一个遭到了秘密抓捕——作者的哥哥、父亲和姐姐，蛐蛐和他在杭州市第一医院当院长的父亲；阿斗和他同为领导干部的父母亲，蛐蛐前女友的父亲、省委组织部的一位处长。其中一些人很快送到了北京。开始了短则数月、长则近两年的拷问与监禁。如果没有10月6日的粉碎“四人帮”，他们有的就要人头落地，有的大约会老死狱中了。他们被陆续释放，然后是带尾巴的平反，然后又彻底平反，不久被誉为“反‘四人帮’”英雄，1980年代之后，他们各自走上了新的人生道路。但是在袁敏笔下，这样一场看似喜剧结尾的故事，却渐渐透出一种深重的悲剧意味，主人公们虽然走出了高墙，但身心都已经受到巨大的伤害，至今未能平复。蛐蛐在监狱中因失眠开始服用镇静药物，从此这类药物伴随了他一生，并彻底摧毁了他的肉体和精神，今天已经变成一个在轮椅上昏然度日的老人。所有涉案人，直到现在，也不愿再回望那一段扑朔迷离刻骨铭心的日子。那似乎成为一块不可揭开的历史伤疤。
《重返1976：我所经历的“总理遗言”案》对这样一段生死劫难，有着细腻生动的描写。尽管作者袁敏与案中人有着密切的关系，带有浓郁的情感倾向，但是她尽力护卫着历史的真实。她的文字温婉而理性，细腻而不琐碎，她以女性的敏锐、学者的执著和编辑的严谨，努力进入到历史的细处和人心的深处。她没有满足于当年的叙说，而是竭力从已经固化的言说中，寻求那些被遮蔽的东西。她像一个古籍修缮者，从一块块残片中，拼接出一些可以读出意义的页面，从一些蛛丝马迹中，看出一些被时间、宣传和记忆涂改过的历史原貌。她遇到了很多没有意料到的困难，一件被那么多当事人在无数次讯问、交代、搜肠刮肚的回忆中陈述过的事件，今天说起来依然迷障重重，是遗忘？是不得不遗忘？当年那些最要命的“恶攻”罪名，控辩双方似乎都无意再提，这一桩全国大案，它最真实的背景是什么？
我曾写信给袁敏：“当年的审查报告有无完整的版本？这个案子的卷宗你看过吗？干预和控制这个案子的最高当局是谁？有无当年的相关文件？蛐蛐等这些涉案人是否在当年做过某种程度的保密承诺？”
袁敏复信说：“你提的问题也是我在采写这本书的过程中努力想逼近并寻求答案的问题，但我无功而返，文件自然无法看到，就是案件真正的来龙去脉实际上至今仍旧是个谜，惟一可能了解真相的蛐蛐儿对此至今仍然沉默。是因为你说的保密承诺还是他本人不愿意说，不得而知。这就是有媒体说我最终还是没有打破历史的迷墙，而我撰文回答：历史的迷墙有时不必打破。因为历史的话语权不在小人物手里，我已经是最大限度地逼近真相了。”
来源:南方周末
[文章来自共识网：http://new.21ccom.net/articles/read/article_2010081315553.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