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ulnulu cc福利:“武汉事件”在中央文革小组激起的波澜

“武汉事件”在中央文革小组激起的波澜

王广宇

一

“武汉事件”是指1967年7月20日正在武汉处理两派联合的中央代表团成员王力，被武汉的群众组织“百万雄师”和独立师的一派殴打、扣押的事件。中央文革小组获知这个消息后，从上到下大为震惊。周恩来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马上开会研究营救王力的措施，刚从武汉回京的周总理又折回武汉。与此同时中央文革小组多次给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打电话，要他负责寻找失踪的王力下落，陈再道表示无能为力；而他确实也不知道是哪个组织把王力绑架走的。然而，中央文革则认为，武汉事件的后台就是陈再道，因为他是支持“百万雄师”的。

为了及时掌握周总理去武汉营救王力的进展情况，中央文革办事组和总理值班室保持了热线电话联系，互相通报营救王力的进展情况。

在武汉，周总理精心地制定了营救王力的方案，在武汉空军等部队的协助下，终于把王力营救出来，并将其安全地送到武汉空军驻地。7月22日，周总理和去武汉处理问题的代表团谢富治、王力等一行，分乘两架专机在北京西郊机场降落。

中央文革小组为了庆贺王力安全返京，组织了一个保密极严的欢迎仪式，参加欢迎仪式的都是北京高校的“响当当的”造反派，如北航“红旗”、北师大“井冈山”、北大“新北大公社”、清华“井冈山兵团”、地质学院“东方红”的负责人和部分红卫兵，《红旗》杂志社的工作人员也参加了欢迎，到机场欢迎的有几千人。

考虑到营救王力的过程要保密，周总理乘坐的专机先行在机场降落，周总理下飞机后到候机室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见面会合，然后又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一起到机场欢迎谢富治、王力等中央代表团。谢、王乘坐的那架专机在机场上空盘旋了一阵后才在机场降落。欢迎仪式的气氛非常热烈，仿佛是欢迎打了大胜仗、载誉归来的英雄。王力穿了一身不太合体的灰色的空军干部服，由人扶着走下飞机。因他的脚被打伤，周总理和江青在两侧搀扶着他，一瘸一拐地接受集聚在机场的人群的热烈欢迎。欢迎者高呼口号“欢迎王力回到北京毛主席身边”（其时，毛主席已从武汉飞抵上海而不在北京）。

二

王力回来的当天晚上（7月22日），关锋急如星火地向办事组布置，马上组织人马起草《告武汉人民书》。关锋给《告武汉人民书》定了几条原则精神，具体内容说由起草班子发挥。他说，“武汉事件”是一起有组织、有预谋的反革命事件，它的矛头就是对准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策划这次反革命事件的是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派，要点陈再道的名。

关锋要求要多组织几个摊子，分头同时起草，明天（23日）早晨各摊子把初稿交上来，由小组（指中央文革）统稿。按照关锋的要求，我组织了4个摊子：办事组、记者站、15楼关锋身边的工作人员、《红旗》杂志编辑部。我向各起草小组负责人传达了关锋关于《告武汉人民书》的内容要点，参加起草的负责人仍然感觉这些原则不够具体，特别是对武汉事件的过程和背景毫无所知，很难动笔。我只好请办事组工作人员“武汉事件”的亲历者、同时也被打伤的张根成，向各起草小组的负责人讲述了“武汉事件”经过，使大家了解一些背景材料。各起草小组是否都按时交了稿，我不了解，可能个别组交了稿。据说，起草小组的稿子基本没用，由陈伯达、关锋等人另起炉灶亲自写的，并把标题定为《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以下简称《给武汉军民的一封信》）。

“武汉事件”使中央文革小组认为，事件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军队和群众中的一些“保守势力”，对“文化大革命”的抵触和反抗。武汉军区和他们支持的“百万雄师”敢于殴打、扣押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当时的名义是“中央代表团”）是非同寻常的事件，一定会有军队里高层操纵支持参与策划。于是一方面以中央名义把陈再道、钟汉华调到北京交代检查，另一方面就是追查“武汉事件”的背景，深挖可能参与策划的相关人员。陈再道调来北京，驻进京西宾馆。

当天，北京文艺界的部分造反派到京西宾馆游行示威，喊“打倒陈再道”的口号，并扬言要冲进京西宾馆，揪陈再道。保卫京西宾馆的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从京西宾馆打电话向周总理报告称，卫戍区虽然已经采取保护陈再道的措施，把他藏在电梯间中，但万一造反派冲了进来，也很难保证陈再道的安全。周总理主持的中央文革碰头会决定，急调中央文革文艺组主要负责人金敬迈代表中央文革前去京西宾馆说服、劝阻造反派不要冲京西宾馆，要他们撤走。后来，在京西宾馆多次开会批斗陈再道等，逼他们交代是怎样策划“武汉事件”的，还让他们作“喷气式”，把陈再道等折腾得精疲力竭，大汗淋漓。有一次，陈再道无奈向在场的康生求援说：康老，念我为党和革命奋斗了40多年，请不要再折磨我了，我确实没策划。康生不予理睬。江青还叫身边工作人员到京西宾馆看批斗陈再道等人的情况。

三

1967年7月25日，以中央名义在天安门广场召开百万人大会，欢迎谢富治、王力回到毛主席身边。林彪、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全体成员参加。北京的各群众组织造反派头头，北京高校的“五大领袖”和北京市革委会的领导成员都上了天安门城楼。这个大会实际上是声讨陈再道等所谓“军内一小撮”的大会，也是展示所谓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伟大胜利的大会。这次大会的意义非同寻常，其最突出的作用就是引起了全国性的“揪军内一小撮”的反军浪潮。

8月初，中央决定，陈再道继续在京西宾馆交代检查，同时将武汉军区下属各省军区、独立师、军分区的主要领导人调集北京，在西苑宾馆办学习班，学习中央文件，对照检查军队在“文化大革命”中立场和支左的态度，总结“武汉事件”的经验教训。中央文革小组派出办事组的部分工作人员到学习班为学员服务并兼作联络员，学习班还临时办了一份反映学员学习情况的简报。

大概在7月份，中央还决定，派李富春、关锋组成中央代表团，带上北京高校的造反派红卫兵前去东北，解决东北三省的打派仗、军队支左和大联合问题。按王力、谢富治去西南区的模式（按：王、谢他们就是从四川被总理叫到武汉帮助解决问题的），关锋从清华大学、北师大、北京地质学院的造反派中物色了几个红卫兵参加代表团。此外，他还收集了一些有关东北三省“文化大革命”运动以及各派别的情况，并派了几个人以记者名义去鞍山市打前站，了解情况。不知何故，代表迟迟未能出发，连关锋都有点纳闷。8月末，关锋被隔离审查，这件事无疾而终。

四

关于参与策划“武汉事件”的后台，中央文革小组通过各种途径获悉，徐海东和张体学有重大嫌疑。据掌握的情报，在“武汉事件”前，原湖北省长张体学和北京的徐海东频频接触，张曾去徐家七八次之多。于是，中央文革主管办事组的小组成员戚本禹受命追查“武汉事件”后台。首先造声势，布置北航“红旗”红卫兵到西山军委负责人驻地游行示威，喊“打倒陈再道”的口号。随后又让北航“红旗”红卫兵去揪正在中直招待所保护性学习反省的张体学，让张体学交代他和徐海东的关系，每次去徐海东家都谈了什么问题等等。中央文革还让北航“红旗”去徐海东家查抄策划“武汉事件”的黑材料。

虽然采取了上述措施，中央文革小组追查“武汉事件”后台的收获不大，没搞到什么材料。张体学的交代和“武汉事件”不沾边，抄徐海东家也没抄出什么黑材料。揪张体学、抄徐海东家两件事，后来周总理曾派联络员去北航，要他们放回张体学，还让查抄人员归还从徐家抄出的文件、物品。

8月26或27号的一个晚上，关锋突然到钓鱼台16楼办事组值班室要找中央《给武汉军民的一封信》的签字原稿大样。办事组工作人员矫玉山和李奎林到保密室查阅未见登记，他们在办事组保存的文件档案中也没查到。关锋又从王力办公室（在16楼2层）下来，再次急如星火地催要，并责怪矫、李二人工作不力。关锋对矫、李二人说，有人在中央《给武汉军民的一封信》的签字稿上加了字，是谁加的？矫、李二位一头雾水，不知所云，因为《给武汉军民的一封信》已经下发快一个月，又不是办事组经办的，都是由陈伯达、关锋身边工作人员校对发排后交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办事组马上从中央办公厅机要局调来了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小组名义下发的《给武汉军民的一封信》的签字大样。本来，这封信是陈伯达、关锋亲自写的，然后由15楼的工作人员发排的，办事组对这一过程毫无所知。关锋无端责怪矫玉山、李奎林，是毫无道理的。

从中央办公厅调来的《给武汉军民的一封信》大样后，矫玉山、李奎林先看了一下签字大样改动情况，在大样上只有陈伯达、王力改动的字迹，王力在信中提到“武汉地区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一句中“党内”后边加上“、军内”，即一个顿点两个字。这是在什么时候，在什么情况下加的，为什么加，办事组一无所知。况且“党内和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提法，经常在文件、社论中出现，已经习以为常，不以为非。从“文化大革命”开始中央发的“五一六通知”就用了“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为什么为加上“军内”走资派，王力、关锋如此惊慌？——后来才知道是毛主席对“军内一小撮”这种提法不满意了，说“不策略”。

当把签字大样调来时，我刚从人民大会堂开会回来。矫玉山、李奎林让我把刚从中办调来的签字大样，送给正在楼上焦急等待的王力和关锋。我上楼把签字大样递给了关锋。关锋翻了一下大样，惊讶地对王力说：“老兄！是你的字迹。”说着把大样递给王力看，王力早把这件事忘了，他愣了一下说：“我加的？”然后翻看了签字大样说：“噢！这是我和陈伯达在一起改的。”在大样上也确有陈伯达在别处改动的字迹。

王力、关锋这时无话可说。随后，王力对我说：“查清楚就行了，不必大惊小怪的！”我回到值班室，矫玉山、李奎林问我，“他们说什么了？”我告诉他俩：“王力说，查清楚就行了，不必大惊小怪的。”矫、李二位当场就发脾气说：“你们小组成员自己出了差错，拿我们撒气，以后再这样，我们也造反。”

1967年8月至1968年1月王、关、戚（即王力、关锋、戚本禹）先后被打倒。宣传“揪军内一小撮”的《红旗》杂志纪念八一建军节40周年的社论，受到毛泽东的批评，作为《红旗》杂志总编辑的陈伯达自欺欺人地说他没看过，而把责任完全推到王力、关锋身上。总之，江青等人推卸罪责，给别人扣“反革命”帽子，这是他们在文革中为摆脱某种“困境”和达到某种目的经常采用的手法。

文史精华 2008年第3期